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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部文學學術專著的細讀和評價，有一個重要的進入角度，即從學術問題、學術知識、學術方法和學術價值之間的互動關系中，去把握其中的新問題、新資源與新結論。“問題系統、知識系統、方法系統和價值系統這四個層面的劃分與辨析，對于學術史研究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它們分別指向研究者的學術動因、思想資源、言說理路和研究目的”（張光芒：《論中國現代文學學術史的建構及可行性》，《當代文壇》2018年第4期），這即是文學學術史的審視路徑。這一審視路徑，有利于探析時代文學發展的基本話語邏輯，探究時代文學的小說理念、創作觀念、批評的批評與研究的研究中的資源與方法等的具體面向，進而有利于科學評價時代文學發展中的思想價值標準和審美品格問題。

周新民教授的學術著作《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研究》是對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的變遷進行發現、闡釋與“批判”的集大成之作，是中國當代文學學術史研究的重要收獲。該著作從小說傳統話語的承襲與現代性話語的演進等角度出發，總結不同時代下的作家創作談言說、學者小說探究和學者的時代文學思潮探析等文本中所呈現的小說的“理論”發展史，探析并闡釋不同時期小說理論的主調，揭示出既屬于本土又具有現代屬性的小說理論話語表達。總體而言，通過對中國當代小說的理論發展史的爬梳與闡釋，總結不同時期小說理念與價值的具體呈現與發展流變，體現出周新民對不同歷史時期的小說本位話語的具體思考，是本著作的主要特色。

著作共四編，采用的是總分的論述結構。第一編即綜論，主要透視、探析如下三大問題：中國當代小說理論承襲與嬗變規律，作為美學追求和創作原則的“現實主義”的具體形態，小說理論的社會功利性與審美無功利性。后三編按1949年至1976年、1977年至1990年代初、1990年代中期至新世紀的三個分期進行詳細闡述，系統論述不同時期小說理論的重要議題、核心問題。后三編在學術問題上主要解答了不同時期小說創作的總體美學風格、不同時期小說批評與研究所側重關注的話題與問題，即集中辨析了主題、語言、題材、人物、情節、思想性、藝術性、本土性、現代性、倫理價值、敘述修辭、意識流、結構主義、新批評、大眾文化、女權主義、新歷史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等“小說理論”的基本議題。在周新民這里，當代小說理論的發展變遷，是由眾多學者與作家的精深而細致的探究建構起來的，他們是：胡風、趙樹理、茅盾、馮雪峰、蔣孔陽、唐弢、柳鳴九、汪曾祺、王蒙、楊絳、劉心武、張德林、程德培、趙毅衡、張抗抗、季紅真、李慶西、黃子平、李陀、南帆、楊義、吳功正、陳平原、陸貴山、陳曉明、傅修延、李劼、李潔非、李建軍、周政保、耿占春、劉醒龍、關仁山、談歌、何申、雷達、曹征路和李云雷等。上述學者與作家是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的直接見證者和參與者，他們的論述與觀點，是周新民著作在學術知識上關注的重要對象之一，即批評的批評和研究的研究所關注的對象，為周新民著作提供了討論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的全局性視野。

著作在小說理論建構的資源取徑上是多維、多元的。一方面，在《文藝報》《文學評論》《文藝月報》《學習與批評》《文藝學習》《蜜蜂》《文藝研究》等文學評論類報刊之外，周新民非常注重對文學創作類報刊上刊發的討論小說基本問題的文章的梳理與闡釋，從中提煉總結出具體歷史階段下的具體小說理論主張。如《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華日報》《北京日報》《北京晚報》《解放軍文藝》《解放日報》《天津日報》《新港》《長江文藝》《萌芽》《鐘山》《北京文藝》《天津文藝》《上海文學》《四川文學》《福建文學》《天涯》《十月》《作家》《山花》《文匯報》《文學報》等。這類報刊在討論小說議題上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強調對創作經驗和小說主體等文學內在問題的討論。另一方面，周新民非常注重對作家小說集的前言、后記，以及作家訪談錄中所體現出的小說理念、創作觀念的提煉與品析。換言之，本著作的小說理論建構主要倚重于不同時期學者和小說家關于小說理念、創作藝術技巧等方面的具體言說，言說的對象既包括小說內在的基本問題，又包括小說與外在世界復雜關系等諸問題。因而，本著作所持守的資源取徑即關注對象，既包括體現小說理念的重要文學現象，又包括體現小說理念的重要創作文本，還包括重要小說批評文本和重要小說家創作談文本。這種多元化的資源取徑，確保了著作對于小說理論的總結與闡釋的嚴密與翔實。

周新民對“小說理論”的細分標準是新穎、獨特的。著作對廣義的“小說理論”作了進一步分解，分為具有無功利性審美屬性的“小說學”，和具有社會歷史功利性追求的狹義“小說理論”。這種細分建立在小說的純文學意義與文化政治意義對立統一的基礎上，強化了文學內與外的兼顧、審美與思想的并存，且肯定了“小說學”是對具有共有屬性的小說話語的抽象與凝定。在周新民眼中，“小說學”指的是那種在一定歷史階段具有穩固性和共識性、指向小說內在規律、“體現當代小說理論自身理論建設的思考”（周新民：《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8頁）的小說理論話語。即“小說學”是小說理論的子概念，前者專門性地關注于小說本身的理論建構，而后者在前者的基礎上，還涉及小說與外在歷史社會關系的探究。“小說理論是一個歷史性的概念，小說理論具體的構成，如人物理論、情節理論、主題理論、形式理論等，都是一定歷史時期具體社會政治、文化、經濟相碰撞而產生的理論命題”。“舉凡小說批評、理論家關于小說的各類探究、小說家的創作談、小說家和批評家的對話、小說家的筆記等，都屬于小說理論的范疇”（周新民：《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9頁）。周新民對于“小說學”與作為上位概念的“小說理論”這二者的基本內涵的限定，使得本著作在小說理論發展史的具體問題的討論上、在具體學術問題的設定上，有了明晰的主題與方向。因為，“小說理論”的發展史研究，首先應當明確小說自身獨特規律的捕捉和闡釋，聚焦于對小說基本構成要素的新變的考察，應當著眼于小說這種文類的內在機制的更迭或回歸的探索。

理想形態下的每一個時期小說理論的言說，都應有豐厚的文學事件和創作現象等作為支撐。周新民著作關于小說理論的建構，并非簡單地重復表述西方文藝思潮的中國接受、旅行和變異的闡釋，而是通過歸納、總結、分析不同時期最為突出的創作風潮、最具代表性的創作模式、影響巨大的文學流脈等“事件”背后的小說理念、創作觀念問題，來探尋屬于這一時期的主流的小說理論的多重呈現。換言之，本著作在闡述由小說批評而提煉總結來的小說理論時，更加關注小說相關文本本身所呈現的價值形態、審美追求及其背后的理論呼吁，以此來與一般的文學史、批評史和思潮史的表述區別開來。如1949—1976年間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1980年代的“東方意識流”創作和1990年代的“現實主義沖擊波”、底層寫作和新都市小說創作等，這些創作是本著作進行具體的小說理論發展史闡釋的重要依據。

本著作在對小說理論發展史進行歸納和闡釋時，有兩個重要分類角度，即思潮文類的角度和言說主體的角度。就前者而言，本著作將小說理論歸為四類：現實主義小說理論、抒情小說理論、形式本體小說理論和“文化—形式”小說理論。從中國當代小說的具體歷史時期區分來看，這四個層面是此消彼長、承襲革新的關系。就后者而言，本著作又依據言說者的身份、思維方式、理論深度的不同，將小說理論建構分為學者的建構和作家的建構。所謂學者的建構，即文學批評者和研究者就小說創作現場、文學現象和小說基本問題進行探究所得出的理論觀點。所謂作家的建構，即作家在創作談、演講、對話和序跋等作家批評文字中所集中表達的對小說內外在問題的真知灼見。“小說批評和小說家的理論性作品，共同構成了小說理論的基本內容”。“從一定程度上來看，現有的文學史研究常常有意無意地割裂了小說家的理論性作品和文學作品之間的有機聯系，無形之中縮小了當代文學的研究領域。鑒于此，把小說家的理論作品納入研究視野，展開比較系統的研究，力求在小說家具有理論性色彩的作品和文學作品之間找到有機聯系，是豐富當代文學研究的必要手段，也是拓展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的重要舉措”（周新民：《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頁）。在小說理論建構的疆域中，作為“亞理論”的作家“思考”本應擁有一席之地；小說家思想觀念的創新，是小說創作革新的重要基礎。從拓展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的研究領域的角度來看，本著作對小說理論作家維度的爬梳與品析，呈現出建構方法上的創新，著作突出了小說理論建構的作家本位的重要地位，強調了小說家創作談等作家本位言說對小說理論的重要生成價值。建構方法上的創新，是本著作具有學術創見的重要依據。

“現實主義”的何謂與何為，是中國當代小說發展史上的核心命題，亦是中國當代小說理論建構的關鍵議題。一般而言，“現實主義”作為創作觀念、作為時代文學精神、作為藝術追求與作為精神追求是不一樣的，“現實主義”不僅是創作方法與原則，還可以是一種創作價值、態度。這就賦予了“現實主義”以“廣闊的道路”。而小說理論觀照下的“現實主義”，更加具有言之不盡的特點。周新民在本著作中分時期地對小說與現實的關系、作為小說理論的“現實主義”等議題作了清晰的闡述。總體概括，1976年至今，小說創作與小說批評領域對于真實的理解，不再如同1949年至1976年間，即不再將“現實”“真實”作為一個本質性的、整全性的概念，“現實主義”內涵的理解不再庸俗、機械，而是擺脫了庸俗的社會政治學話語的束縛，逐漸走向多元，小說逐漸回到追求自足和小說本位的理想狀態。從注重故事，到注重人物性格、心理，到對某一種理念、某一種認知、某一種感覺的書寫，再到呼吁小說創作應當干預社會、關注外在現實，是新時期以來小說理念革新的基本特征。

在具體展現小說與現實的關系、作為小說理論的“現實主義”等問題時，本著作從歷時的三個層面出發，細致地呈現出不同時期小說理論的駁雜與幽微。其一，在1949年至1976年間，“偏重從抽象理念的角度理解‘現實’的現實主義小說理論基本上處于壓倒性地位，而偏重感性經驗的‘現實’常常處于被壓制的狀態”（周新民：《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7頁）。這一歷史階段的小說創作，強調小說在形式追求與內容表達上的一致。其二，1980年代的小說創作追求藝術感覺至上、生命感覺至上，該階段的小說創作觀念帶有顯著的對于上一個歷史時期的悖反。小說這一美學文類，得以從庸俗的社會政治學話語的牢籠中擺脫出來，小說本身的自足性得以強化，學者和作家開始注重小說的抒情性敘述腔調、形式追求和小說的內在審美傾向性，更加看重經驗的真實，更加注重對瞬間感覺的書寫，更加強調情感、哲思、情緒、心態和生命意識等經驗表達在小說中的位置。打破詩歌、散文與小說之間的界限，并淡化講故事是1980年代小說理念革新的一個重要表現，形式與內容是可以分離的，“小說形式已經不再被看作小說內容的附屬，也不再是小說的第二存在了”（周新民：《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2頁）。因而，周新民作了如下的總結與判斷：1980年代的小說理論是關注于小說的形式本位、語言本位、敘事本位和符號價值等方面探索的理論。周新民接著指出，所謂對中國文學傳統的發現和挖掘，即“漢語傳統的發現是20世紀80年代小說理論的一大成就”（周新民：《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0頁）。在抒情性方面，1980年代的小說創作不注重故事、人物，而更加注重意境、感覺，強調小說語言的典雅、富有古典漢語的神韻。此時，小說成為展現創作主題的意識的媒介，而不承擔外在社會生活等功能與意義，這類小說即詩化小說或散文化小說。其三，對于1990年代至新世紀的文學與現實之間關系的定位，周新民指出，固然抵制商業文化、大眾文化，為提倡“純文學”提供了重要語境，然而，“純”天然地內嵌著精英話語思維，其在文學理念預設上實則與社會現實相脫節，“純文學”遠離了對社會現實問題的關注，偏離了現實主義文學精神的基本要求。并且，“純文學”的追求與小說創作關注現實的要求之間并不矛盾，且干預社會、思考社會現實問題，依然是文學創作的重要主題。“純文學”的弊端，為“現實主義沖擊波”創作模式的出場提供了合法性。“‘現實主義沖擊波’的小說創作潮流以‘平民意識和平民色彩’為價值訴求，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中國‘純文學’的創作理念”（周新民：《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18頁）。作為結果，“對‘純文學’系統的批判，導致了小說觀念進一步傾向于‘歷史意識’與‘人文精神’”（周新民：《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19頁）。對“純文學”的警惕，強化了文學與現實之間的關聯性。這也就為新世紀重啟現實主義、呼吁文學“向外轉”（張光芒：《論中國當代文學應該“向外轉”》，《文藝爭鳴》2012年第2期），提供了一個先在性語境。此外，周新民在肯定“現實主義沖擊波”這種創作對于小說理論的貢獻價值之余，也尖銳地指出了這類創作的不足，即缺乏對個體的觀照、缺乏人文關懷、價值觀混亂等，理想的小說創作模式應當是反照相式的、反經驗式的。

本土小說理論除了外爍力量即模仿與借鑒西方文藝思潮之外，本土文化這一內生力量在其中如何扮演角色，扮演何種角色？如何定位中國當代小說理論建構的主導性作用？莫言小說創作不僅有福克納、馬爾克斯的影子，還有地方民間文化、《聊齋志異》、齊文化“語怪力亂神”等中國版神秘主義的影子。因而，可以說莫言的創作不僅是幻覺現實主義的，還是巫幻現實主義的。這就突出了本土巫文化這一內源性創作資源對莫言創作的影響。看似源于西方的創作新潮流，實則有著本土文化的內核，如意識流小說、尋根小說、魔幻現實主義小說等。小說理論建構上的本土屬性的開掘，是實現在本土發現“有文學的文學理論”（肖明華：《“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歷史、形態與公共性》，《貴州社會科學》2020年第11期）的重要途徑。周新民基于中國文學的抒情性傳統，揭示了“東方意識流”小說與西方意識流小說的區別在于前者的意識流有強烈的社會現實動因，“在非理性哲學那里，內心世界和外在世界完全不一樣，和外在客觀世界完全不相關。正是對外在客觀世界的抗拒、不信任，才有意識流產生。而在中國，意識流所啟發的內心世界、內心意識，顯然具有中國獨特的歷史背景”（周新民：《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7頁）。西方意識流是獨立于外在世界的，而由于中國特定歷史的現實處境原因，個人的精神變得扭曲，這就使得要理解中國式意識流產生的原因，需要聯系外在世界。即“東方意識流”不僅是內心自由流動的反映，還是外在社會“傷痕”的內心表達。因而，從破除西方文藝思潮的權威地位、探索本土小說理論建構的本土文化因子等問題上看，周新民的著作貢獻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