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當代文學現場中代際概念的推出及后續的各種指認大體上塵埃落定。作為文學思潮弱化的衍生物，代際話語的理論后果呈現出某種收縮性。簡單來說，我們從受益方更能看出這種收縮性。這其中不難發現，“80后”批評家群體和“90后”小說家群體是兩大主要的受益群體。盡管“90后”小說作為一種群體性文學癥候加以綻放，但也不妨引入傳統的地域視角，比如“90后”小說家群體中的河南現象就比較顯眼，他們中有鄭在歡、小托夫、智啊威、王蘇辛、甄明哲、魏市寧、丁奇高、王文鵬等人。數量的優勢帶來了陣容的整齊，而且在期刊、出版層面占據了較高的出鏡率，有好幾位作者業已出版了自己的小說集，比如鄭在歡、小托夫、智啊威這三位。河南“90后”小說的崛起，也展示了河南作為小說大省的深耕傳統和強烈后勁。

源于城鄉轉換的通道不同以及童年經驗的不充分性，“90后”小說群體在小說主題呈現上與之前不同的代際群體形成了顯著的差異。這其中，代際沖突和對立的凸顯是比較突出的一個點，它高頻率且較為集中地呈現在不同“90后”小說作者的作品中。在陳春成的短篇《夜晚的潛水艇》中，“我”最終從一個幻想“天才”泯然凡俗。這是一個個體被社會同化的過程，而在這個殘酷的成長故事中，父輩是抹殺想象的直接執行者。李唐的長篇《身外之海》中，主人公的許多特質都源于父親的影響，人物少年和青年的成長中，充斥著來自父輩的巨大影響和對父輩的不滿與對抗情緒。周于旸的小說集《馬孔多在下雨》中有大量涉及代際沖突的內容。智啊威則以更夸張的面目呈現代際之間的鴻溝。在短篇集《解放動物園》中，父輩與子輩的沖突不以直接的矛盾顯示，而更多地隱藏于觀看父輩時的怪異眼光。

《解放動物園》共收錄17個短篇小說。如果將之對照鄭在歡2017年出版的《駐馬店傷心故事集》，我們就會發現一些有趣的事實。首先，他們筆下的敘述主體依然是鄉村經驗的流續，依然是前現代生活的折痕。從時間段上看，他們的童年經驗區域集中在1990年代，從代際概念加以考察，他們很有可能是最后一代書寫鄉土經驗的作家群體，因為，中國的城市化率突破百分之六十之后，工業化、信息化提速所導致的社會秩序的轉型以及個體身上“世界化影像”的形成，皆是發生在21世紀。新世紀之后成長起來的作家，即使出身鄉土，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鄉土不再構成蒼穹的全部，而僅僅作為天空的缺口而被打量和觀照。故而，他們作為最后一代較為完整地書寫鄉土經驗的作家群體概率甚高。其次，鄉土世界盡管呈現出某種封閉性，然而附著的個體經驗永遠都是獨特的。對于鄭在歡而言，那種粗糙的生活質感，那種霸蠻的生存狀態，揭開了地域經驗下沉積多年的民風內容。其短篇小說的紀實性來自對自我少年經驗的回望與開掘。而對于智啊威而言，小說中周遭世界里變形之物的分布，則是童年經驗的曲折投射。或者可以這樣說，鄭在歡筆下的人與物以故事性的面貌出現，而在智啊威筆下，人與物則以符號性的姿態傾泄，比如汾河和小羊莊，它們出現的頻率非常高，意味著作家意欲以此為材料，搭建一代人的“故土世界”。總體而言，少年經驗會自動趨近成人世界，而童年經驗，往往有著內向化、心理化的特性。

《解放動物園》收錄的短篇小說體例上大多在萬字左右，從敘事的推進來看，可以用“蒼穹以變形的方式落下”這句話加以概括。比如《尋父記》中，父親以黑豬的形象與母親敘話，《去羊莊捉鶴中》中在人們的言辭中突然消隱的羊莊，《鳥類報告》中村民變成一群鳥雀在兒童的視野里飛起，《少年在天上飛》中駕著吹鼓了肚子的青蛙在天上飛的少年，《解放動物園》中變成鵝的母親，此類因人與物互換而產生直接變形的場景甚多，也構成了具體作品中突兀的細節。除此之外，還有間接變形的方式，比如《世世無窮》《一條困擾我一生的腿》等篇章中的亡靈敘事，常態敘述嵌入亡靈敘事之間，在某些關鍵的地方情理邏輯被按下了暫停鍵，情節反轉之后步入詭秘的時空關系。智啊威是以詩人身份進入文學大門的，近年來方轉身進入小說創作的航道，對于陌生化手法，可謂輕車熟路。因此，陌生化的手法加上變形的處理方式，使得集子里的小說頗有先鋒敘述的味道。不過，若是深入其變形的童年經驗的后方，也許就會發現，與其說其筆下的現代派手法來自對西方前輩們的模仿，不如說是這些手段呈現出作家對童年經驗的忠實，非如此，就無法抵近童年經驗中最深刻的心理折痕處。另外，在變形和高度想象力依賴的方法后面，涉及兩代人的關系內容，皆嵌入了代際對立沖突的隱含主題。作為題外之音，父輩的變形意味著理解溝通的困難，意味著疑惑和陌生的關系對應。

這部集子中的小說基本上都是在童年視角下展開的，包括幾篇作品中出現的亡靈敘事，同樣也歸屬于童年視角。作家對變形的傾心，從其本質上看，是對童年創傷性經驗反應的結果，臨床心理學中的催眠和講述，皆有助于撫平自我經驗中的創口，文學，就某種心理癥候而言，也承擔了治愈的功能。智啊威筆下的童年創傷經驗高度集中于鄉村留守兒童安全感的喪失層面，作為讀者不必猜測作家代入了多少自我的心理創傷經驗，毋庸置疑的是，這部小說集中多數篇章皆表現出因安全感的喪失而帶來的兒童的應急性反應。故而，作為依賴的對象，祖父祖母輩的病與亡，或者家中牲畜的死亡，皆會給他帶去轟然倒塌或者滿世界昏暗的影像，這些影像就是童年經驗的創傷之源，它們往往以變形的方式在成長過程的夢中閃回疊加。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作家的筆下，基本沒有涉及兩性間的情愛關系，甚至相關異性的想象空間皆是極度扁平的，作品中出現的異性基本上被母親、奶奶、姐妹等人倫關系所替換。此外，小說中的死亡場景和死亡意象異常豐富，密度堪比余華的《呼喚與細雨》，死亡場景之所以頻繁展示也是為了集中展示童年經驗中的創傷性部分，死亡帶來的恐懼感、不安全感對于兒童來說無疑是空前的，每一次的撕裂，皆是永恒的撕裂。另外，他的諸多短篇小說中的父輩形象與祖輩形象形成了某種反差性關系，變形的對象極少落定在祖輩上面。以上列舉的例證，皆直接對應了留守兒童不安全感的指向性內容。總體而言，父輩形象走向符號化，這里面不僅隱含著“90后”作家解構傳統道德、文化體系的指向，而且在極端經驗的表達里，還嵌入了將父輩形象實體加以抽離的意向。從某種意義上，這種獨特的藝術表達也是對父輩在童年生活中長期缺席的控訴，寓意了這一代小說家與父輩的徹底疏離。小說并不能構成法律文書，卻可視為一種判詞而存在，其精神內涵不言而喻。對于部分曾經身為留守兒童的“90后”小說作者而言，祖輩始終陪伴在身邊，也因此，其實體形象始終在蕩漾，他們構成了真實的人間投影。而作為抽象的父輩卻走向了空洞的能指，因此，新時期文學以來常見的父子兩代人相愛相殺或者批判審視為內容的代際沖突，過渡到“90后”小說群體筆下，父子間的代際沖突產生了明顯的變異，他們中的部分人，以抽空父輩形象實體為藝術表征，徹底否決了父輩的存在。這種極端經驗的表達，離不開19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加速進入轉型期的大背景。

在河南另外一位“90后”小說作者王文鵬筆下，雖然他的小說比之智啊威，總體上傾向于寫實，不過，父輩的形象往往缺席，兩代人的關系往往以母子或者母女關系的形式加以呈現。在王文鵬筆下，父輩形象的缺席呈現為或早逝、或入獄、或離家出走的狀態，這三種狀態皆指向父輩的不在場。尤其是在小說主人公婚戀、立業等人生的關鍵步點上，父輩的不在場帶來的空落感無疑是巨大的，這也隱喻他們在心理上必須遺忘父輩才能獲得自身成長。缺席是一種更加隱晦的處理方式，缺席指向空白，而這種空白恰恰是兩代人對立沖突的產物。短篇小說《鴿子回巢》在情節設置上卻走向反轉，作家以姥爺的病與死作為切入點，帶入“我”與父輩的關系，“父親”早年好勇斗狠，中年后依靠電工身份賺錢養家，而“母親”鐘愛麻將和跳舞，并在迷戀跳舞后不久與農中的體育老師私奔，徹底離開“我”的生活，盡管姥爺至死依然鐘愛“母親”，然而她依然在姥爺死后處于失蹤狀態。父子兩代人皆有過改邪歸正的經歷，然而“父親”中年之際罹患白血病，而“母親”的離家出走恰恰發生于“父親”病重時期。在這個小說里，“我”對于“母親”集合了冷漠、恨意還有牽掛的復雜情感。不管怎樣，至親不在場所帶來的傷害無法修補和彌合。在王文鵬的其他作品里，就具象的母子、母女關系來說，雖然沖突的因素并不顯著，但是在世界觀和生活方式上，讀者可以輕易讀出截然不同的后果。上述林林總總，足以說明代際沖突主題在“90后”小說群體中的普遍性和個性化處置方式。

無論是相關留守經驗，還是父輩形象的不在場，都使得90后小說作者的成長經驗中有一段空窗期，進而積淀了諸多壓抑性經驗。反映到小說創作中，則是兩代人形同陌路的關系。若再加以引申，以智啊威為例，留守兒童海量的存在，既是一個現實問題，也是一個心理問題。1990年代，恰是第一代留守兒童規模性出現的時期，時至今日，這一批人剛好進入而立之年。他們的故事，他們的焦慮和孤獨感，需要借助某種講述方能夠具化為形狀，并通過端詳和撫摸，才有可能平緩沉落，而《解放動物園》，就是這平緩沉落的結晶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