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江蘇淮安青年徐鼎銘與一女子相戀結婚，得知夫人的舅舅是魯迅的學生——臺灣大學教授臺靜農，他開始幾十年如一日地搜集臺靜農的一切資料信息，與海峽兩岸及香港、澳門臺靜農的同事、友人、學生通信。當時，臺靜農的大名在內地還很陌生，他鍥而不舍地在報刊發文宣傳介紹臺靜農。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徐鼎銘開始與父親舒蕪通信，至二〇〇四年四月十八日止，十年的信匯集了很多歷史、文化、政治信息與觀點看法，感謝徐鼎銘先生將所有信復印并寄給我。

父親的第一封回信長達五頁：

先為臺靜農先生一九四八年自臺北贈父親的陳子龍詩作注，又解答幾個有關臺靜農的史實，然后委婉地提出問題：

宣傳靜農先生，實為要務，有熱心如先生者出而任之，甚善甚善。編電視劇，竊以為恐有困難。靜農先生中年以前雖三入牢獄，綜其平生，究竟缺少戲劇性的波瀾，這樣的電視劇不易悅眾目。但這也許只是我的過慮，先生研究既深，想必有以克服之也。

……

綜論靜農先生生平，極是。但“誤入臺灣后，又入囹圄”云云，有二疑點：一、抗戰勝利，臺灣光復，那時去臺灣，與在國統區內去任何地方一樣，沒有特別的含義，似說不上‘誤入’與否的問題，那時，應聘去臺灣大學及臺灣師范學院教書者甚多，魏建功、李霽野、李何林都去了。后來他們陸續回了大陸，只有靜農先生因家庭人口太多，負累太重，走不動。二、所謂靜農先生在臺“又入囹圄”，從所未聞，先生何處得來？尚祈見示。（1994.6.28）

父親去信后，徐回復，大概文中仍保留“誤入臺灣”四字，父親再回信時用了一個“仍”字：

關于“誤入臺灣”的提法我仍認為不妥，1946年抗戰剛勝利，臺灣是中國政府剛從日寇手中收回的國土，那時，由四川出來去臺灣，同去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廣州……任何國統區一樣，毫無性質之分，談不到“誤入”與否的問題。若說“誤入”，似乎那時去臺灣便是有問題的，起碼是某種不智之舉了。問題只在后來走不了，那時因家累太重之故，也沒有誤不誤的問題。

關于“再入囹圄”，承示臺先生被監視的材料，這我是早已知道的，但住在自己的寓所中被監視，不可稱為“入囹圄”。入囹圄，只限于被抓去關在監獄（囹圄）或其他臨時的變相的監獄。所以我看你上次的信中說臺先生在臺灣曾“再入囹圄”，很是奇怪，以為從所未聞也。你這次信說“被監控的對象”，這個提法的分寸就合適了。（1996.7.8）

以上兩詞的糾正都涉及“史”的準確。“誤入臺灣”恐怕還代表了很多一九四九年后出生的人對一九四六年臺灣的認知。寫傳記不易，尤其名人學者的傳記，牽扯歷史面、知識面甚廣，哪一方面了解不夠透徹，用詞就易出偏差。此糾正也許有相當普遍性。

我們順時間線再看信中其他內容：

一、臺靜農與陳獨秀

父親信如下：

獨秀流寓四川江津，先在縣城，后在鶴山坪。臺先生在江津縣白沙鎮以學生的身份與陳往來（盡管臺先生在北大讀書時，陳氏早已離開北大，但仍是作為師生的關系），陳氏當時的身份，是公開合法的普通一居民，蔣政權對其雖暗中或仍注視，但并不把他當作主要敵人。因為，1938年延安已正式宣布陳氏為“托匪、漢奸”（現在說那是康生干的，但當時則是由中共中央宣布的），蔣政權也就不太注重他的“原中共總書記”的身份了，當時臺先生與陳氏往來，并不需要顧忌蔣政權方面，倒是當時重慶左翼文化界當中，有人抓住這個把柄，攻擊臺先生是“托派”，散布流言蜚語，不過也未發生太大影響。

總之，臺先生與陳氏的關系，純是師生關系，今觀陳氏的書札，所談的只是生活和學術，毫不涉及思想政治。我們可以從中看出臺先生如何尊敬老師，用老話說，就是“篤于師門”，不必把這個作為根據，從政治上著眼。臺先生之堅決反蔣，高風亮節，事例甚多，正不必以其與陳獨秀的關系為證。鄙見如此，尊意以為如何？

中國近幾十年來歷史，極為復雜。國共兩黨關系，更是千變萬化。抗戰期間的大后方，一方面是法西斯統治，以監獄刑場待革命者與進步人士，但另一方面，八路軍辦事處、新華日報社等，公開合法地存在，許多左翼文化人，其中有不少是半公開（甚至大半公開）的共產黨人，仍然公開合法地在活動。從國民黨看來，獨秀已是“死老虎”，不算什么了。重慶的一些左翼文化人，常常公開出入于特務嚴密監視下的“周公館”（即八路軍辦事處），并不因此而有什么危險。如果說臺先生保存著與陳獨秀的書札，就要冒著“被捕的危險”，那實在太過了，至于獨秀這批書札，自有學術文化上的重要價值，自無問題，但那是另一問題。（1997.3）

父親詳析了當年的歷史及陳獨秀的身份變化：從中共總書記“蛻變”為“托匪、漢奸”。國民黨對“死老虎”不再提防。陳獨秀又成為普通合法居民、文人學者。臺與陳這時期的交往應算“篤于師門”而非“冒著被捕的危險”。當時對陳獨秀的壓力不是來自“國”。更指出歷史的驚悚，千變萬化與細微曲折。

二、左聯

父親表示歷史上曾有兩個“左聯”：

上海成立的“左聯”中，肯定沒有臺先生，但北平有“北方左聯”，略似分會，而實與上海“左聯”無甚聯系，臺先生要參加也只會參加“北方左聯”，但究竟參加與否，也不得而知。臺先生后來不寫小說，長期間不被看作“作家”，只看作教授、學者（與魯迅的關系則是師生關系），這一點是應該弄清的。上海“左聯”發起人中，“左”的傾向很嚴重，葉圣陶、鄭振鐸都未被邀參加，連郁達夫也只是因為魯迅極力主張才勉強被邀，其他可想而知。

是否參加過“左聯”，今天來看，不足為一個人光榮與否的標準。為忠于事實計，在沒有確證之前，似乎還以不推論臺先生參加過左聯為是。先生以為何如？（1994.9.24）

三、入黨（雙方交流的重點）

父親的信如下：

靜農先生是否加入過共產黨之事，我毫無所知，沒有聽他本人談過或暗示過，也沒有聽他的老朋友談過或暗示過，既然說是此說出于陳漱渝先生，是否直接寫信向陳先生一問？信寄北京魯迅博物館即可。（1997.4.22）

六個月后，父親的信如下：

關于臺先生是否曾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問題，拙見有以下八點：

一、最要者，是找到直接的確證。

二、此外，任何人的任何回憶、追述、轉述、涉及……都不能作為根據，只能作為參考，其本身皆待核實。

三、更不能推論，推論更不能建筑在“可能”上。

四、接觸過共產黨人，不一定受其影響；受其影響，也遠不等于入黨。

五、小說中寫了“時代的先知們”，與作者是否入了黨，并無關系。

六、沈兼士是文字學家，一生與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無關系，抗戰初，在淪陷了的北平，他做的是國民黨的地下工作，非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至于更早，他在北大國學研究所做臺先生的老師時，則什么地下工作也沒有做。

七、魯迅逝世時，送奠儀者多矣，奠儀只是奠儀，與“支持中共”無關。

八、（臺）托人將陳獨秀《小學識字教本》油印本帶回大陸，是給魯迅博物館存，與“支持中共”更無關系。

尊見以為何如？（1997.11.4）

八條意見幾乎都在講所列材料與想得出的結論無關，從邏輯上排除了不合考據原則的主觀推論。

兩年后父親的回信如下：

又承見告臺先生與中共地下黨人的關系，皆我所未知，深受教益。我所知道的只有靜農先生的痛恨國民黨反動統治，同情中國共產黨，與左翼人士關系密切這些，這是一般的政治態度。至于他早年是否加入過中共地下組織，則一向沒有關心，也從來沒有聽他談過這方面的話。先生所問的種種，我都無以奉達。

我想，作為傳記研究，這些當然都是應該弄清楚的，但臺先生一生，主要是學者、書法家、教授，其主要價值所在，早年作為小說家，也是主要的。至于早年是否加入過中共，與他的價值成就無關，有之不足以增加其價值，無之亦分毫不減少其價值，所以，似當憑材料說話，有多少材料，說幾分話，不必一心孤詣，非搜出他參加中共的線索不可，先生以為何如？（2000.2.6）

此信后，徐鼎銘回信，告知他的資料來自劉亞雄、陳漱渝，父親回復：

我認為陳氏之說，只能認為他個人的看法，尚未能成立論。（一）此說并未得到臺先生的肯定。臺先生只肯定他當時“接觸”過共產黨人，接觸過，當然不等于加入過共產黨。（二）劉亞雄回憶的情況也不清楚。如果是正式的轉組織關系，應該是說：“你的組織關系，到北平找臺靜農同志去接，找臺靜農同志，可以通過范文瀾找到。”而劉亞雄回憶的話：“可以找到臺靜農同志，這樣就和北平黨組織接上關系了。”則意思不清，也可以解釋為通過臺先生，再找到組織關系。（三）即使劉亞雄回憶的話，是臺先生當時已是中共黨員的意思，那么，也仍是“孤證”，考據的原則，總是“孤證不立”。何況這一條孤證，并沒得到臺先生本人的肯定。我甚至認為，臺先生答復陳漱渝的話，很像是否認此事之意。

總之，我認為，就問題本身而論，尚待進一步研究，未可據此定論，而對于臺先生來說，還是有此不足為榮，無此不足為辱，不必一定非證明有此事不可。鄙見如此，高明以為如何？（2000.2.25）

信中未引臺靜農答復陳漱渝的話。一九八九年九月陳漱渝先生赴臺灣探親，五次拜訪臺靜農，一次于無人時曾問臺老是否中共黨員，陳漱渝寫：“臺老沉吟良久，未給直接答復，只是委婉地說：‘這都是半個世紀以前的事啦。反正那個時候，我接觸的不是共產黨人就是左翼人士。’”

我目前看到的就是這段話（此段文字網上多篇文章引述）。

從父親的回信可看出，徐鼎銘很想考證出臺靜農是黨員。既有入黨一說，想弄清楚也是情理中事，現有必要把此事捋清，脈絡如下：

一、劉亞雄回憶；二、臺靜農回復陳漱渝的話；三、現有新材料，二〇二〇年二月《現代中文學刊》載葉孝慎的文章《燃燈人之殤——說臺靜農研究中的空洞或盲點》，他提出新證——

我的手里有1969年5月9日的王冶秋親筆所寫材料。

王冶秋在他1969年5月9日的親筆材料中明白寫道：“臺靜農約在1926年一度入黨，但不久即退出。”

具體分析：

一、劉亞雄回憶：“可以找到臺靜農同志，這樣就和北平黨組織接上關系了。”父親與葉孝慎都認為不能將此作為臺靜農入黨的證據。也許有人問，若他不是黨員，與黨接關系為何找他？那可打個比方，你想和某保密單位聯系，我說：你找到甲，就能和那單位聯系上。你由此說甲是那單位的人，那只是你的猜測，我并沒說，他可能只是與單位領導熟悉說得上話，而證據不能以猜測為準。

二、“反正那個時候，我接觸的不是共產黨人就是左翼人士”，據此能確定臺靜農是黨員嗎？還是舉個好懂的例子：“你是北京人嗎？”答：“反正我接觸的不是北京人就是與北京有關的人。”你說他是還是不是北京人？反正他沒正面回答，你就只能再找其他資料核實。

三、“臺靜農約在1926年一度入黨，但不久即退出。”這就信息明確了，是目前最直截了當的，從“不久即退出”似乎還可以理解為何臺靜農未直接答復。

一九八九年，兩岸自由往來，在老友李霽野的學生陳漱渝面前，承認是否入黨應無風險。按一般常情，若真入過黨，一直沒退，可直接說“是黨員”；若沒入過，也可直接說“沒入過”，恰恰因為入過又退了，個中原委幾句話說不清，所以“沉吟良久”，模糊答之。從這角度可說葉孝慎提供的材料可信度高，算“直接的確證”，劉亞雄的回憶也可供參考了。

當然，若有人想深究，還可進一步探究臺靜農的入黨介紹人、入黨地點、組織活動等，鑒于“加入不久即退出”，也許沒時間參加組織活動，但介紹人和入黨地點還是能考證出的，再有一證也可不為孤證。

梳理完入黨線索，結合保存陳獨秀信札是冒被捕的危險、與推論臺靜農是“左聯”，我們就發現，徐鼎銘很想在革命框架下敘述臺靜農，對此，父親鄭重表示：“臺先生一生，主要是學者、書法家、教授，其主要價值所在，早年作為小說家，也是主要的。至于早年是否加入過中共，與他的價值成就無關，有之不足以增加其價值，無之亦分毫不減少其價值。” “是否參加過左聯，今天來看，不足為一個人光榮與否的標準。”“有此不足為榮，無此不足為辱。”

通信全過程，父親屢提此觀點，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是父親認為重中之重要提醒的，即臺靜農的主要價值一直在學術而不在政治。

其實，父親也并非無視政治，他在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信中說：

靜農先生一生，是有一貫政治傾向的，即反對一切黑暗反動政府（先是北洋軍閥，后是蔣介石國民黨）的，尤其是他后來痛恨蔣黨，我所深知，所以我完全理解他后來陷在臺灣的痛苦心情。但說他是“早期的革命活動家”是否恰當，我不敢斷定，我不知道他青年時期究竟參加過什么實際革命活動沒有。曾聽他的朋友說，他大學時期，曾一度相信過無政府主義，詳情不知，我猜想也許只是思想上一種影響吧。

父親只是希望凡事要有確證，這是平實的知人論事的態度。

四、寂寞型與轟動型

父親的信如下：

上海教育出版社要為《回憶臺靜農》一書在京舉行首發式，自是好事，屆時我如得通知，當然前往參加。但是，老實說，我對此類事不甚熱心，平生至今未參加過任何一本書的首發式，書的顯晦，首先決定于質量，其次要看機遇，不是首發式之類搞得熱鬧就行的。電視上那么多首發式，看得都疲了，也未聞哪一本書是靠首發式而暢銷的。何況臺先生一生，不逐浮名，自甘寂寞，紀念之道，也以三五真正了解他景慕他的人在寂寞之中靜靜地從事研究為宜，不必大吹大擂，大轟大嗡，更無須期望什么“很大的社會轟動”，什么“刮起臺風”，那都不是臺先生所喜。臺先生后半生在臺灣，并非他的心愿，他不能算是“港臺人士”，今天如果借什么“海峽兩岸交流”之名，把他卷進這一股風里吹起來，臺先生在天之靈會堅拒峻辭的。這些想法，我蓄之已久，常常覺得與先生的想法有些出入，現在寫出來，尚請指正。（1995.2.23）

因與臺靜農的相知相交，對“社會轟動”“刮起臺風”等遐想，父親用了“臺先生在天之靈會堅拒峻辭”這樣的話。初看似潑冷水，但實則中肯，很必要。半年后，他們的通信又涉及此事，父親進一步闡明觀點，說得很實在，近于苦口婆心：

關于紀念臺先生事，我想說幾句坦率的話：

臺先生是一代書法宗師，學人楷模，先前是有重要貢獻的小說家，但是，他自己一生不逐時名，不走要津，不包裝推銷自己，所以，他不是可以炒得熱起來的人，錢鍾書先生說，真正的學問，只能是荒江之濱，二三野老之間的事。我很欣賞這幾句話，盡管這幾句話本身已成了“炒”來“炒”去的材料，有些叫人膩味。而臺先生倒是證實這幾句話的最好的典型。您對臺先生的敬愛，您竭力宣揚介紹臺先生的熱心，我一直很感動。但是，恕我坦率地說一句，您畢竟距離當今文化學術圈子遠一點，太不了解“圈內”的“行情”，不知道臺先生這樣的人，已注定只能是今后很少數人永遠懷念的對象，永遠會活在荒江之濱三數野老之間，卻不是可以引起什么“轟動”，刮起什么“旋風”的人，當然，也許有什么特別大有力的人在特殊機緣下可以辦得到，但你我之微力，皆萬萬不能也。《新文學史料》出過紀念特輯，人民日報社出過散文集，陳子善先生編過紀念集，這就已經是今日大陸上能辦到的極致了。過此以上，我們都不必妄求，且恐非臺先生之靈之所喜。這些想法，和您開始通信時就有，但恐怕潑您的冷水，沒有說。中間也曾稍微說過一點，但未蒙鑒納，且似認為我欠熱心積極。現在我想，這些年來的事實，也許可以證明我說的是平平常常的實情，故敢再瀆陳之，仍希鑒納，恕其唐突，為感。

遼寧教育出版社有大規模的《新萬有文庫》（新世紀萬有文庫）計劃，第一輯廣告已見各報，日前有主事者之一來談，打算第二輯收入《臺靜農論文集》，待與其繼承人洽商著作權問題云。此即是屬于今后少數人之間永不會忘卻之一例也，特以奉聞。（1996.9.10）

此信后，徐鼎銘仍沒解開心結，父親又復信：

前信也許言之未詳，我說的是，靜農先生是真正的學人，他本人就是真正的“靜者”，杜撰一個名詞來說是“寂寞型”的，直白地說，就是“炒”不熱的。所以，我只是說，我們不必用了某種近似于“炒”的方法，去求達到“轟動效應”（即使有大能人，能把他“炒”熱，也非先生在天之靈之所安）。至于“鍥而不舍”地去蒐集資料，進行研究，二三同好中交流，有真正價值的研究成果的發表，當然是值得做，應該做的，是“人應該有點追求”“書是為自己讀的”，這與逐求社會轟動不是一回事，我豈有絲毫反對之意哉。所謂“大陸以外并非如此”，我不知其詳，但近據臺灣大學一位老教授云，臺大中文系年輕教師中，已有不知臺靜農為何如人者矣。我以為這倒也無須感慨，規律就是如此。（1996.9.22）

父親評價臺靜農“一生不逐時名，不走要津，不包裝推銷自己”，對這樣的學者，政治的、世俗的錦上添花都沒必要，踏踏實實宣傳他的學問就好。這是對一位學者最高的評價。以上信還可看出，年輕人的激情碰上老年人的理性，歷史上這類例子很多。

徐鼎銘的思慮也引出父親對學者的分類：“轟動型”“寂寞型”。

二〇〇〇年，父親又有一段深情的話：

臺公逝世，不覺遂已十年，念之驚心。我本來沒有想過要寫紀念文章，因為要說的話，已在兩篇文章里說盡，一時還沒有新的話說，但既承函促，想了一想，也許屆時可以寫寫關于怎樣才是對他最合適的紀念方式這個問題。蓋人之留遺于社會者不同，社會所以紀念他的方式，亦各不同。有人逝世轟動一時，馬上就被忘卻；有人會年年隆重紀念；有人則只能為不多的人所紀念，但不會被遺忘，而且紀念者會逐漸增加，我以為臺公就是最后一種。我想探究一下其中的道理。（2000.8.17）

二〇〇二年底，徐鼎銘多方奔走的臺靜農百歲紀念會流產，他憤慨不已，父親極為同情，寫信安慰：

“有人會年年隆重紀念；有人只能為不多的人所紀念，但不會被遺忘。我以為臺公就是最后一種。”“臺先生能長久留存在少數學人心里，就很好了。”這些話以前都說過，現在大概可以再說一遍。也許可以有些意義。

至于地方官之流，本來只是借此打名人牌，以為臺灣人都是財神。財神請不來，戲自然不必唱。也沒有什么可怪的。原來我們信以為真，還是我們自己太幻想了。您說是不是？

二〇〇九年，父親去世，他最終沒能探究他想探究的道理。

六年后，二〇一五年十月，《臺靜農全集》由國家出版基金資助，由海燕出版社出版，這應該是對“臺先生能長久留存在少數學人心里，而且紀念者會逐漸增加”預言最好的社會回響。

以上，是父親繼兩篇懷念臺靜農先生的長文之后，最后寫的與臺靜農相關的評論，全部信闡述了如下觀點：

一、考據如無確證，寧可取其無，不可信其有，堅守考據原則，有幾份證據說幾分話。

二、臺靜農屬于在學界被少數人永遠紀念的“寂寞型”學者。

三、臺靜農是一代書法宗師，其學問成就、人品，堪當學林楷模，這樣的學者無須政治浮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