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有一次在北京和朋友餐敘，一桌子人都與文學沾邊，席間說話的時候比動筷子的時候還多，天南地北、天上地下無所不及。偏偏有人問我：“成都這個城市這些年越長越高，還妖嬈，你寫了那么多成都，隨便聊聊。”我還沒有開始說，另一個朋友搶過話頭：“你還是說說重慶吧，你寫了那么多重慶。”我有點不知所措，也有點竊竊自喜，看來成都和重慶已經在我身上留下了文學的記憶。

關于這兩座城市，有個細節連我自己都沒有注意到，還是身邊朋友發現的。我從成都到重慶，會跟朋友們說：“我要回重慶。”從重慶到成都，我也會跟朋友說：“我要回成都。”往返都是一個“回”字。這個字的微妙之處在于指認了我生命的“原鄉”。

我四十五歲之前在重慶，之后到現在都生活在成都。我是重慶成為直轄市以后到成都工作的，算是跨省調動。成渝兩地是一對“歡喜冤家”，同源、同根，而又“相愛相殺”。這個“殺”字沒有一點貶義，而是兄弟之間孜孜不倦的“口水仗”。比如，重慶人不喜歡成都人說話軟綿綿的，成都人不喜歡重慶人說話硬邦邦的。然而一脈巴蜀文化，與長江流域的荊楚文化、吳越文化所構成的三大地域性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大版圖上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巴與蜀，從古至今就是一體化的區域，在外地人眼里，成都和重慶的文化沒有多少區別。

蜿蜒1345公里的嘉陵江，在四川境內就有800公里，像一部長卷，最后斷句在重慶朝天門，與長江匯合。我出生在嘉陵江北邊的紅土地上，祖輩、父輩和兄弟姊妹都在兵工廠工作。我從小聽靶場槍聲長大，與生俱來崇尚重金屬的質感。巴蔓子將軍在七星崗上的血性，釣魚城固守家園的英雄主義，是每一個重慶人都引以為傲的。而成都的恬淡、舒適滋養的云淡風輕，則以另一種情懷與重慶互補。重慶的“干燥”與成都的“溫潤”面目清晰，我在重慶的“干燥”到了成都以后，有了明顯的變化，人越來越和顏悅色，越來越慈祥，我成了成渝兩地的合體人。

我的寫作近乎執拗，一直把成渝兩個城市作為故鄉，以“根”的指認、深挖和梳理，繼而確立和構建自己故鄉的文學譜系。重慶與成都，不僅是生命的棲息地，更是我對人類和世界的認知、我的所思所想成形的原鄉，也是我肉身的七情六欲和嬉笑怒罵的集散地。我努力給自己的寫作畫出一道清晰的線條——我，我的家；我與身邊的人和物事，我的家與我們的家指認的基因和血脈。讓這個線條漸漸豐滿，漸漸長成有血肉、有呼吸的根，根須無邊界延伸至我蹚過的時間之河，以及還未抵達的未來之境。尤其是21世紀以來，我對這個方向愈加堅定。在《巴與蜀：兩個二重奏》《家譜》《時間筆記》《一蓑煙雨》等作品中，我能看見它的根須之上，一天天地枝繁葉茂。坦率地說，我的“根系”寫作，不是描摹故鄉的局部、全部，而是強調它與人的關系，注重作為個體的寫作者探尋影響自己生命軌跡的“根”。

1300多行的長詩《重慶書》，在《詩刊》雜志發表已經20年，至今在很多場合還被人提及。這是我“根系”寫作的一部重要作品，我在居住和工作過的嘉陵江邊、解放碑、天官府、滄白路進進出出，時而是歷史上的我，時而是現實中的我，一部《重慶書》是故鄉重慶給我最大的獎勵。800多行長詩《三星堆之門》在《人民文學》雜志發表也有20年。到了成都工作后，我7次前往三星堆。有一次下午從博物館出來，在鴨子河邊一個人坐守落日，腦海里一遍遍過濾遠古留下的遺產，閉上眼睛就能看見那些朝中威儀和民間煙火，我與之無尊卑、無貴賤、無障礙地交流。這樣的假想讓我感動至今。

成渝兩個城市都是我的“原鄉”，而且我在嘉陵江和古蜀道上認證血緣和生命的基因。

“水做的朝天門，長江一扇/嘉陵一扇，嘉陵以一瀉千里的草書/最后的收筆插入長江腹中/我第一聲啼哭在水里，草書的一滴墨，與水交融”。這是長詩《水經新注·嘉陵江》里的一節，也是我和嘉陵江血緣認證的一節。這幾句寫了很久，擱置了很久，一直在等待這首長詩的謀篇布局。嘉陵江經陜、甘、川、渝長途奔襲，拖的泥、帶的水，與煙火人間“相濡以沫”。我從朝天門、北碚、合川、武勝、南充、閬中、蒼溪、昭化一直往上走，邊走邊記，感受太多的歷史人文和自然景觀，親近那些數不過來的小鎮、城閣，舊瓦上的故事都很有質感，江邊密密麻麻的小船像一幅畫，或含蓄或粗野的情歌撩撥的都是心跳。

其實，寫嘉陵江有很多冒險，最大的冒險就是結尾的那首《重慶》。我把非詩性的重慶十七道城門的名字，悉數羅列在詩里。這十七道城門有的還在，有的不在了，很多老人也記不全、說不清，但是它曾經的輝煌是不能省略和割舍的。把每一道門的名字鑲嵌在詩中，可能要傷害整首詩的詩性。原本可以放棄這種冒險的，但最終還是冒險了。“嘉陵江斷句在重慶，/十七道城門八閉九開，收放自如。/東水門望龍門翠微門太平門人和門儲奇門，/金紫門鳳凰門南紀門通遠門金湯門定遠門，/臨江門洪崖門西水門千廝門，與恭迎天子的朝天門，/抬舉了一座城。”有了前后幾句的呼應，十七道門的每一道門不但不能舍棄，反而增添了強烈的厚重感。我想，這就是重慶的英雄主義和血性給我的勇敢。

長詩《蜀道辭》寫作的念頭由來已久。從地理概念上，很具體的古蜀道主要是長安連通成都、重慶的一條路，堪稱世界交通史上的奇跡。“爾來四萬八千歲”，我的“精神返鄉”必須追蹤這里。先北后南、由西至東兩個走向，截取褒斜道、米倉道、金牛道、子午道、荔枝道、夔門，落腳在成都和重慶。劍門關、明月峽棧道、翠云廊、皇澤寺、七曲山大廟、李白、杜甫、荔枝貴妃、夔門……成渝兩個城市的精神內核在我胸中翻江倒海。說《蜀道辭》里的歷史承載和歷史想象來自故鄉賦予我肉身的溫度和精神，一點兒不為過。

前不久，我駕車回了一趟重慶，竟然上錯了道，沒有走最新、最近的成安渝高速，而是駛入成渝之間的第一條高速路。只能將錯就錯。這條路上的車輛已經很少了，沿路的風景依舊，有點久別重逢的感覺。行至桑家坡，我停下車來，前后左右一番打量，幾分鐘只看見一輛車從重慶往成都方向一閃而過。二十多年前，我前往成都報到時走的就是這條路，記得當時也在桑家坡停了很長一段時間，身后是漸行漸遠的重慶，前方是還未抵達的成都，感慨萬千。而現在似乎已經沒有那些感慨了。成都與重慶就是我的前庭和后院，隨進隨出。此時此刻，想起《蜀道辭》的幾句詩，“蜀道南北東西向遠，山河無不牽連/甲胄卸了，藍天和白云奢侈/快馬拉的風正在高速”。是啊，時間越來越緊迫。險阻和關隘已經不是以前的模樣，我相信每一次突圍，都將豁然開朗。

（作者：梁平，系中國詩歌學會副會長、四川大學中國詩歌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