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1990年代前期，李子云與柯靈夫婦每月都在復興中路瑞金路口的一爿小飯館午餐，有道點心“飛餅”，頗得柯靈夫婦青睞。我受邀幾乎每次參加，聆聽他們閑談，深受教益之馀，也會說些自己的想法。李老師正籌辦《上海文化》，又策劃現代文學史料叢書“世紀的回響”，邀請施蟄存先生為顧問，有時讓我捎信；在她的“將20世紀現代文學史作巡視性回顧”的感召下，我居然躍躍欲試。她為我分析，建議我從搜集施氏舊稿起步。柯靈先生對我鼓勵有加，當我提起他在《夢中說夢》里為施先生仗義執言，他說，早就想寫寫施先生，可還沒動筆；眼下對施先生的研究，處于小說創作的階段性評論，與他對上海文學作出的杰出貢獻不能相稱；他的雜文寫得尤其好，可惜沒結集，如今編印舊稿的叢書很多，而他的舊作都沒趕上。

其實1980年代，香港劉以鬯主編“新文學叢書”就曾向施先生約稿，施先生原擬編《舊篋集》，也是舊稿遲遲未能檢得而錯過。雖然我有近似想法，尚在懵懂狀態，經李老師、柯靈先生點撥，心里好像有點清晰，從而想起施先生教我，治學“閱讀面要廣，見多才識廣，基礎大金字塔才高”。我開始熱心于施先生的文學作品，從新詩、散文到小說，得到什么就讀什么，還購置一套《現代》影印本。從那時起，凡在報刊上讀到有關施先生的報道、評論，我都作復印剪貼，這個儲備資料的習慣，讓我后來很受用。

兜了一大圈，視野變寬了，可要起步研究，學力尚有不及。如何獨辟蹊徑，尋找適合的研究路向，讓我頗費思忖。雖然有應國靖《施蟄存傳略》《施蟄存年表》，可這項研究的基礎資料遠遠不夠充分，還沒出現真正意義上的拓展性研究；大約就是我見施先生勸人“不要多寫關于我的文章，寫的人多了，變不出新論來，就沒多大意思”的由來。

當時位于南京西路的上海圖書館，包括徐家匯藏書樓報刊庫，都遷至淮海中路。新館設有近代文獻閱覽室，等候借閱的時間大大縮短，我如魚得水，讀到沈從文《我們怎么樣去讀新詩》《論中國創作小說》，另有他主編的《大公報·文學副刊》上有關施先生小說的書評，那些熱情的批評，激發了我的勇氣與興趣，準備以文獻為目標，有系統地搜集、整理有關原始文本材料，為進入考索與解讀的領域打下基礎。

1998年初春，承三聯書店吳彬女史高誼，推薦我參與林祥主編的“世紀老人的話”叢書的撰寫，由此拙著《世紀老人的話·施蟄存卷》問世。書內“小傳”“訪談實錄”，都用心寫作，且注意系統性敘述。按叢書體例，有個千字的“大事年表”，可我一發而不可收，撰寫了三萬字的《施蟄存年譜初編》，附于書尾。當時撰述頗有拓荒體驗，長期以來，有關施先生的資料龐雜零散，記錄有同有異，個別說法互為牴牾的也有。為此費時三年，業馀時間大半都在圖書館度過，從找尋素材入手，點滴累積；而具體問題，很多是在施先生幫助之下，逐一探究梳理，如生辰，名、字、學名，中學畢業時間，任教多所學校的薪水情況，還有多種未完稿、未刊稿和遺失稿題名，以及編《大晚報》副刊之經歷，不可勝數。當時囿于叢書體例、篇幅，未能詳盡，可作為研究性文本，印行二十馀年來，在寫作方法、過程和搜輯史實的開拓層面上，姑且有些自得。接著撰著《世紀老人的話·賈植芳卷》，亦寫作《賈植芳年譜初編》附于書末。對我來說，不僅是迎難而上的課題，也能促使自己更好地掌握研究方法，提升專業的學術能力與識見。

二

此后手頭并沒空落，因尚存搜集到而來不及在“年譜初編”上使用的材料，想到如何避免在研究中的隔靴搔癢現象，越來越有感于基礎層面上的資料貧乏。我想，如果有一部相對翔實的年譜，則可為這座研究大廈打下堅實地基。我就在“初編”的基礎上，開始編撰“年譜”，可很快就因準備不足而做不下去。

蔣天樞編撰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堪稱典范之著，老輩恂恂謙厚地在題識里寫道：“所知粗疏缺略，不敢名曰年譜，故題編年事輯。”如此學術風范，不僅使我尊崇，且指明這類文體從屬年譜，也可說是年譜類的分支體裁。經再三考慮，按照初始定位的作為研究性文本，以及規劃設計的撰述體例、編纂方式，確定書名為“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

早在1989年元宵節后，起潛老人赴美開會前夕由京返滬，我侍方行先生在老人書齋晤談，見案上李仲閣編《中國歷代名人年譜目錄》內有顧老作的序，出于好奇便借回迻錄。至初秋，吳織老師告訴我顧老已返滬，我即趨謁，老人為我作了講解。這篇序，對我以后的撰述產生了影響，給了我很多啟迪。這年秋冬間，我赴京，在中國書店購得羅爾綱《困學集》，這本“為學記”所介紹的治學經驗，樸素、細致又敞豁的風范，吸引了我。返滬后讀至1930年他從中國公學畢業后“幫人家做抄錄工作”，這“人家”具體指導他作校勘辨偽，勸他研究中國近代史。“人家”是誰？很好奇。1996年初次拜訪羅老，請教時問及“人家”，他邊笑邊取出《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賜下。后來羅文起老師寄下《湘軍兵志》，我購讀《羅爾綱文選》等，受教頗夥。當建構“編年事錄”之撰作方法時，想到羅老的考證之法，對古代紀傳體、編年體和紀事本末體，在編纂上取長補短地改變，確立“綜合體裁”的撰史新方法，值得效法。

我擬訂以編年體例為經，以紀實體裁為緯，考索事跡細節，把適用的零碎材料組織串連起來，構成其畢生行誼，置于二十世紀歷史大框架中來展現，體現自我思考、認識，以及探究史實的價值取向；并希望這部研究性紀實文本，能夠類比年譜而更易讀，又類似傳記且編年更規整；在撰述上“事錄有據，錄有所源”，擯棄“演義筆法”，做到聽聞的就是聽來的，見諸資料的就是抄來的；假如繪聲繪色得像自己親聞、親見和親歷似的，豈非穿窬。

所搜輯的材料，除了施先生的日記、書信和作品之外，尚包括文學史、學術史、教育史、出版史、地方史、抗戰史等相關資料。其與魯迅、周作人、茅盾、郭沫若、郁達夫、朱自清、沈從文等往還，像信件、筆記、傳記、年譜、全集，凡目力所及，有的放矢地引錄要旨，如“《莊子》與《文選》”“第三種人”“《關于〈明天〉》”等史實，可一目了然。并摘錄陳年報刊評論，包括非常年代的另類史料，還適度摘引舊時小報之流言，進行辨識，可觀所處情勢。諸如此類皆采取綜合應用、有機互證之法，激活已入囊中的材料，融合敘述于編年之中，盡力依據歷史文本和時代語境作貼切運用。

這期間圖書館查閱顯然是重中之重，多少有點“讀書破萬卷”的抱負，以求實踐讀書得間、博洽多聞的志愿，目標是把施先生的著譯和所刊文章的版次、期號、篇目、署名，查究清楚。雖說撰述“編年事錄”，可撰述過程恰似在編一份施先生的全集篇目。又從施先生的出生地杭州起，蘇州、松江、慈溪、長沙、貴州、云南、香港、福建等，凡他經過之處，均為尋訪蹤影必到之站，并寫作《遺留韻事：施蟄存游蹤》，編輯整理《北山談藝錄》《云間語小錄》《北山談藝錄續編》《唐碑百選》《閑寂日記、昭蘇日記》《施蟄存序跋》《雨的滋味》《從北山樓到潛學齋》并出版。這些階段性成果，如同構造大廈那樣添磚加瓦，都為我的撰述打下穩固地基。

如此費了十二年的工夫，奮力得125萬字，撰成《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201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初版后，我仍為增訂而持續閱讀文獻，日積月累地搜集資料。同時選編《北山譯雨》《文飯百衲》《施蟄存詩卷》，編定《施蟄存集古文錄》擬目，可皆因延宕而錯失出版良機；好在拙編《北山樓金石遺跡》得以印行，更使我增訂拙著的信心倍增，可稱“糧草先行”。

三

正在著手增訂“編年事錄”的2018年秋間，接到杭州師大人文學院洪治綱院長邀約，命我撰著《施蟄存年譜》，真是喜出望外。我早有志于撰述施氏年譜，畢竟“編年事錄”與年譜是不盡相同的兩種文本形式，編纂要求與目的顯然迥別，而學術規范和方法卻大同小異。

年譜以及編年事錄都為傳統的史學體裁，就是以爬梳文獻、揭示史料來弄清并還原歷史人物的本來面目，通常以編年體記載人物生平事跡，依據譜主或傳主的文章著述、文獻資料所載記錄，加以嚴謹考訂，甄別真偽，合理取舍，進而按時編次。相對而言，從承繼文史學傳統性來論，編年事錄這類文體的編撰方法，與年譜息息相通，撰述周詳，敘述多直接引文，旨在構建史實現場感；更重要的是可對傳主生平細加考索辨析，是賦有考證特征的研究性傳記文本。而從傳統年譜的體例、規范、考索方面來論，則要求更規整、更精練。行文往往述而不作、敘而不議，句型句式更為簡明精準，提綱挈領，言簡意賅；對譜主行誼有相對的明確、肯定性，屬于樹碑立傳式的文本。

歷來撰述年譜的學術傳統，非常重視“精審”功夫，“用繡花針的細密功夫來搜求考證他們的事實，用大刀闊斧的遠大識見來評判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則是我所期盼的著述境界，于我又是一項學術挑戰，心愿謹慎從事。我將2012年后所得的十來袋素材，細加整理出適用的電子文檔資料，擇取重要并精準應用，正式投入撰作“編年事錄增訂本”，依然體現研究性理念、紀實性方法，強化引文之原則，著力豐富內容、細節，繼續校勘相關文本；既反映他所處時代氛圍和學術思潮，也觀照不同時期變化的批評語境。經過多年的探索，我越來越認識到魯迅文本性的影響是空前巨大的，與社會潮流緊密相聯，也在增訂時體現了我置重時事背景與文化環境于這方面的研究。

此番增訂所使用的材料，大都已進入公共領域，基本上是棲息在圖書館、數據庫，或散落于市肆網站；也有最近新出、新見的材料，起初露面模糊或隱蔽，過數年后流轉方露真相，皆為我撰述的增益良機。

畢竟聞見有限，在恪守“不知為不知”之訓的同時，明白貪多求全并不可取，撿到籃里未必是菜；而搜采信札、日記以及未刊私稿、手抄稿更需辨證，因其文體主觀感情色彩相對濃厚，時有發生離實際相去甚遠的情形，盲從的后果極為可怕；還要警惕低級庸俗的小報書刊之造謠，如果是非不分，為著獵奇搜求隱私，輕信侮辱性謠傳而抄引入譜，勢必跌落以訛傳訛的泥沼而詆毀譜主。編纂豈能道聽途說，一份證據說一份話，亦適用“疑罪從無”原則。這就要披沙簡金般的辨偽考據，致力于擷取精華的剪裁功夫。

“編年事錄增訂本”對原先的失察失誤皆嚴肅糾正，刪減近10萬字，增補了60萬字，成稿177萬字，為致敬施蟄存先生誕辰120周年，已由華東師大出版社印行。我再在此架構上梳理譜主行跡，參照傳統年譜的范式從事寫作，致力于嚴格的清晰的文本轉變、敘述調整和妥善撰作，耗時近六年撰成《施蟄存年譜》，得50萬字，最近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

四

從施蟄存“年譜初編”“編年事錄”“編年事錄增訂本”到“年譜”，在這二十馀年間，正是圖書館檢閱方式的轉型期，由抄寫、復印、相機翻拍、手機拍攝到輕松下載；由查檢目錄卡片、一頁頁翻閱原刊、一盒盒觀覽縮微膠卷到電子屏檢索，直至訪問數據庫。一路走來，享受便捷，衷心希望各類數據庫更加公益性地開放。但數據庫僅僅是服務學術的工具，研究質量上不可因速成而下降。

謝泳長期關注網絡時代的治學，觀點坦率，“輯佚工作的收獲很多，中國現代文學尤甚”，“其中的許多工作是通過機器來的”，“機器瞬間能找到的史料，嚴格說就不是史料，是現成知識，現成知識只能是解決新問題的輔助史料”。因此，應有起碼的學術追求和目標，不能滿足于一般的輯佚，何況凡進入公共領域的材料都具共享性，無佚可輯，大可不必搶跑道。大家注意到“如今檢索這么方便，研究者斷章取義，胡亂發揮，是常有的事”，遑論有待于不斷完善的階段性著述，草率編印的偽本更不用說。倘若優劣不辨，盲目引用，極易沾染移花接木之疾。謝泳又說得通透：“有些學者，總能長篇大論，但細心的讀者會發現，那些長篇大論和高頭講章，總是要在別人已見史料或者原創結果上的延伸。”果如是乎？“演義筆法”泛濫，因襲徒標字數，則獺祭饾饤，助長了學術的泡沫化。

葛兆光指出“對于他人的論著只選擇看與自己所需要的部分，甚至把他人的論著當作‘資料轉運站’”，“完全不顧上下文語境，很少體會他人的研究思路、資料取舍、分析立場”；又談及“很多人不按照規矩、堂堂正正來讀書引書，而是拍拍腦袋，好像都是自己的新發現，甚至把別人說的話題做的課題拿過來，包裝包裝，改造改造，就算自己的”。有次在圖書館與我敬重的“冷板凳”長者攀談，不知怎的竟說起“文抄公”“文剪公”“文竊公”，老人家忿然說：“捧著我的書在竊思路、剽材料、偷字句，卻虛張聲勢、不懂裝懂，如何為人師表？”聞之軫慨。雖說“誰沒有年輕過”，可在繼承發展前輩的學術成果方面，應該理性地體味不同研究環境和條件的差異，學習前輩那種披荊斬棘地探索未知領域的精神，連偉大的牛頓也有“因為我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名言。可見，應切實提倡嚴格的學術倫理、樸實健康的研究風氣。

有位學刊編輯在談及刊物質量下滑時說，當治學基礎與素養明顯不足時，在急功近利動機的驅使下，數據庫使用不當也會發生負作用，有的作者在面對唾手得來的檢索結果，會大驚小怪，望文生義地生搬硬套。他戲言，起初是“輯佚大兵”壓境學術報刊，近年“找碴大軍”伏擊學術陣地，罔顧過去式的階段性成果，抓來當活靶子瞄射，“更有一批人，完全不按學術基礎和規則，以一知充百知，拿放大鏡在別人身上找碴兒，只要找到一個碴兒，就證明我比你高明”（葛兆光《在舊傳統和新時代之間》）。因而時鬧違背常識、一知半解的笑話。

看來關鍵是“蘿卜干飯”還要吃、“冷板凳”還得坐，以深入研究的學問支撐來檢索所需素材，注重運用新見史料得出自己嶄新的學術見解。我的體會是，要有大量閱讀文獻的基礎，只有讀書多，才能見識廣，才會激發問題意識，產生研究的驅動力。這樣就需要充實的資料論證，再在數據庫的協助下搜集潛在資料，把握源與流、表與里、因與果的內在關聯性，通過整體與局部、現象與本質的分析，著力打通新見材料在基礎層面與深度研究之應用，進行客觀的學術史評估，以寬廣視角去解讀、分析、判斷，感悟具有探究價值的論題，體現自我的鉆研賦能。

回望撰述歷程，尚有意猶未盡之感。憶及1998年暑間看望施先生，他抬頭就遞來手上的書，說“胡從經送來的新書，你看看后面的跋”。讀了立刻想到先生早已有的誨教，而經過這些年體驗，則更明白。清人郎梅溪謂：“若不多讀書、多貫穿而遽言性情，則開后學油腔滑調、信口成章之惡習矣。”為學豈能如此，我的撰述向往走治學的“漁人之路”，期待像張文江教授解釋的那樣“行行復行行，包含著漁人一路的精進”，“‘忘路之遠近’極要”，而“山口‘初極狹才通人’，正是進入桃花源前的艱難境地，所謂‘黎明前的黑暗’，堅持走完最后的數十步，終于‘豁然開朗’而到達目的地——‘桃花源’”（《漁人之路和問津者之路——〈桃花源記〉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