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前言

2015年左右，朱山坡開始以故鄉為藍圖，通過《風暴預警期》《蛋鎮電影院》幾部小說構建獨屬于他的敘事空間“蛋鎮”。有別于“高州”“米莊”這些朱山坡早年構建過的南方鄉鎮敘事空間，“蛋鎮”更像是一次避免趨同的文學轉向，它的存在，同時奠定了朱山坡“建構一個‘新南方’文學空間的抱負”，楊慶祥曾指出，“‘蛋鎮-電影院-風暴’是一種三位一體的存在，”蛋鎮的獨特，始于對“電影院”與“風暴”內化，并且尚無弗屆。中心既定，邊界便得以不斷開拓。作為在地性書寫中獨樹一幟的代表，朱山坡首發于《花城》2024年第6期的長篇新作《蛋鎮詩社》不僅是“蛋鎮”中新南方氣質的自我延續，同時也強調著蛋鎮于他個人而言的重要性。可以說，《蛋鎮詩社》這一“人類有史以來最短命的詩社”的資料匯編，既是在地的，也是切己的。從中不難看出，朱山坡試圖以這樣一份抒情式雜糅文本，凸顯個人、文學在生活、歷史前式微時“尊嚴猶存”的雄心。誠如王德威所言：“‘抒情’不是別的，就是一種‘有情’的歷史，就是文學，就是詩。”由此可知，《蛋鎮詩社》不僅僅是一份金光閃的個人抒情史，而且是一份反映八十年代詩歌之于社會的現實處境史。

一

《蛋鎮詩社》中，“嵌入式”文本之龐雜令人出乎意料，內里脈絡的互文則相認展現出作者強大的細節把控能力。小說以“詩社”為主體，“金光閃”為主角，蛋鎮為背景，嵌入散記、詩歌、來往信件等文體，在章節布局同樣講究，每章章節名以“電影學名詞”為標題，行文每與題旨切合。這些雜糅的文本強調編委會、闕振邦、蝙蝠、李提香、謝敬逸、姜美好等詩人群體在場性的同時，進一步增強“金光閃”這一個人的在場，又由金光閃來佐證“作鳥獸散”的詩社非但不狼狽，而且是“金光閃”的。

《蛋鎮詩社》由前言引入，共分五個部分，第一部分由六篇紀實散文、一份講話、一份公告、一份審訊記錄和五篇公開信件組成，以金光閃作為第一視點講述了關于詩社創立的兩個緣起故事：偶遇落魄瞎子，在對方離去前受教，明白要有一雙善于發現詩意的眼睛；向偶像段頌告白，段頌問金光閃是否要一起創立蛋鎮詩社，在金光閃的遲疑中，段頌離去，第二天被發現吊死在鳳凰樹上。兩個詩人對金光閃的啟蒙教益以及離去的形象，不免讓人想起奈保爾《米格爾街》中那位用生命寫詩的B·華茲華斯，無獨有偶，畢飛宇在評價《米格爾街》時曾提及：“好作家可以把短篇集子寫成長篇。”，而這也正是朱山坡在《蛋鎮電影院》《蛋鎮詩社》中所采取的敘事策略。在這樣的敘事技巧中，故事繼續推進，以闕振邦為第二視點，旁觀金光閃籌備“詩社”的過程，并不無荒誕的使蛋鎮第一位女詩人登場——兩個閑逛的人遇到了正在路邊蹲著的女人，認為對方很有詩意，于是向前邀請對方，結果發現對方正在拉屎，金光閃說，“他第一次見到拉屎拉出詩意的女人”，這句話無疑是朱山坡的“坡式幽默”在作祟，在這樣似乎惡趣味的視角下，蛋鎮第一位女詩人“蝙蝠”橫空出世，金光閃和闕振邦、蝙蝠共同成立了蛋鎮詩社，并為詩社立匾。而后，三人繼續尋找詩人，找到了要等棺材降到十八塊再死去的韋三根；彼時在翻朦朧詩，離開蛋鎮之后升官發財又踉蹌入獄的漆光明；因為刻詩在橡膠樹上而被關進監獄七天的拖拉機手張昆明以及居于深山坐在輪椅上只有金光閃見過的姜美好幾位詩人，這些詩人共同組成了最初的蛋鎮詩社群像，而后使得不同敘述者的出現形成可能，輔佐緊隨其后的第三視點敘事——這一視點聚焦在事件上，由這些被前文托出的多人撰寫多類文體，合并講述詩社成立后“全民寫詩運動”“詩歌嘉年華”“給獅頭山增高兩米”“違法創辦《蛋鎮詩報》”幾個標志性事件。詩社一時興起，突兀而生，以“違法偽造準印證”倉促告終，唯余有幾份信件，作為第一部分的收尾存在，既回應前言中“一切都會煙消云散，一切都將永垂不朽”的語句，同時也更像是世人對蛋鎮詩社的某種荒誕定性：有人甘心如薺，有人嗤之以鼻，有人置之不理，最后付諸東流。

小說的第二部分“金光閃蒙太奇”回歸金光閃的個人視角，全文聚焦在金光閃人生中的零碎時刻：在撈不出金子的糞水里徒然勞作；與形形色色世間女子的相遇或重逢；喜歡的女人嫁給了另一個詩人、自己從商徹底遠離詩歌；曾經為了拿錢辦詩報差點參與搶劫銀行的往事；存在于幻想中的臨終現場、以及在段頌紀念碑前的發言。這些散亂的蒙太奇構成了金光閃自述的人生，結尾演講稿的出現使得小說形式又一次歸于“六經注我”，既是對“段頌”的紀念，其實也是對詩社，對金光閃短暫人生的隱喻：“我的靈魂在遺留下的詩歌當中”，同時還完成了貫穿全文的關于詩歌地位的思考——“彼之糞水，我之黃金。”在這樣的“要么請進來，要么滾出去”的氛圍中，關于詩社“糞水黃金”的兩種性質得以闡明，人物的愛與憎也圍繞這兩個基點彰顯。

小說的第三部分“笨拙地長鏡頭”再次將視點歸還回姜美好、闕振邦等人，記述這些人的散亂前史并更細致入微的復述金光閃創辦詩社的過程。需要注意的是，第三部分中，小說的互文性質得以進一步強化，金光閃對墓地物色的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回扣“等棺材降到十八塊再死”，“背誦《墓床》”的情節，尾附的隨筆與《金光閃年譜》，則進一步重現“金光閃獨自登山尋找姜美好”的往事，用以襯出金光閃在“詩社”中有多獨木難支。朱山坡小說中最見筆力之處在此凸顯，詩社情節的回顧敘述的并非只是零散的重復，更多在以縮影化的世界復現整個蛋鎮詩社的荒誕面貌與詩意氛圍。誠如段義孚所言：“整體中的一部分，能反映出整體的意義。”關于詩社的零星散章，能夠向讀者更好的描摹整個詩社的模樣。

在小說的第四部分“平行剪輯”中，原先強關聯的文本變得相對獨立部分起來，幾篇故事獨立成篇，每篇主旨都體現著詩社存在對蛋鎮產生的某種影響，與曾經影響蛋鎮數十年的電影院相同，只短暫存活五個月的詩社，竟也對蛋鎮居民產生了不一樣的作用。這些人事作為詩裨益或改變人生的象征，得以平行呼出：一個被拐賣到蛋鎮的文盲越南女人開始學習文字被詩人周濟之教會分行，當她想要加入詩社時，卻發現詩社已經解散，最終這個女人在識字后覺悟，逃走不知所蹤；又如，昔年金光閃在電影院前賣詩報，發誓收購電影院，多年后收購已經沒落的電影院時，卻說出極度鄙夷詩歌的話語；如當年，蛋鎮詩社之所以面臨審訊從而解散，是因為成員漆光明臨行前寫下的一封舉報信；又如意大利作家在蛋鎮短暫停留，閱讀《蛋鎮詩報》又匆匆離開的行記；關于蛋鎮詩社的街頭隨機采訪……這些文本使得蛋鎮對于詩社以及“詩歌”的參半毀譽進一步坐實，實際上是第一、二部分的再次呼應，行文至此，朱山坡的意旨已經明顯，他努力將《蛋鎮詩社》的文本呈現成為一份具有“復沓”“多聲部”等技巧的音樂性文本，這些音樂性讓《蛋鎮詩社》展現出更強的抒情感，正是朱山坡這種在歷史中抒情，“事功為可學，有情則難知”的呈現，使得這部充滿稗官野史氣息的作品擁有了某種接近史詩氣質。

小說的第五部分是兩份具有逆敘感的文本，由詩社成立社論、創刊詞附四首詩歌組成，這些文本本應在資料匯編的最開頭出現，卻成為某種“遺言”。慶賀的言說與抒情使得蛋鎮詩社“短得像一只蟬”的生命更具凄涼與荒誕的氣息。

二

通讀全文，不難發現，《蛋鎮詩社》的敘事重心始終在“詩之于個人”的思考上，龐雜群像全都落歸于有血有肉的個體本身，這些個體卻又交織璀璨，映照整個蛋鎮。這些不容忽視的個體之思，既是朱山坡的現實關照，同時也是某種意義上的自我歷史探尋。

在小說第二部分，“金光閃”的個人前史中，“蛋鎮”人接近與遠離詩歌的經過，不免讓人想起朱山坡自況的詩歌接近與遠離詩歌的兩段經歷：

加入了漆詩社。這時候我才知道，‘漆’是一輛公共汽車，遠未滿座，誰都可以上，不會寫詩也無所謂，先加入再學，先上車后補票。而這些詩人，個個能量非凡，因此漆詩社搞了不少活動。一時間，漆詩社的活動從民辦變成了公辦，浩浩蕩蕩。電視臺、報社的記者長槍短炮跟著，甚至警車開路，所到之處，酒肉相待，熱鬧非凡。此時，這個世界上只有兩種人，一種是詩人，另一種不是詩人。

現在，漆詩社很久不聚會，很久不出版刊物，很久不談論詩歌，很久不仰望星空……無可奈何花落去，仿佛我們重新適應了沒有詩歌的生活，之前我們說過的“沒有詩歌，生活連狗屎都不如”、“不追逐權勢，只專注于給生活上漆”、“沒有詩，寧愿死”統統作廢。我們之中的核心成員也已經各奔東西，除了微信偶聯，很少往來。

——（朱山坡《一個地方詩社的興衰—漆詩社紀事》,

《南方文學2017年第5期）

而在《蛋鎮詩社》結尾的那一首詩中，朱山坡用詩歌抒情，寫到“晨跑使得我強壯，如果沒有人叫醒，我不可能那么強壯。”這是全文最直接的“注我”：沒有長期的詩歌寫作訓練，朱山坡明顯得益于詩的敘事風格將被弱化，不會再“這么強壯”——作為朱山坡寫作生涯的起始，詩歌對朱山坡的影響從來不容小覷，他小說中那些標志性的詩化語言、招牌般的坡式幽默，似乎都從詩而來，并且并不輕易棄他而去。他自己也曾提到“讀詩才能讓自己的語言不斷創新、精煉、豐富，更主要的是避免語言格式化、庸俗化。”如今，以小說的形式記述這些關于詩的前史，既是作者在朝花夕拾，也是作者自己獻給詩歌的一曲的挽歌。

當然，《蛋鎮詩社》作為一個注我的詩人之作，自然忽略了一些“穿插式”不可避免的聯系扭斷感，這樣的扭斷感不足為懼，是因為它的扭斷源于情感上的一氣呵成。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寫道：“在簡單的情節與行動中，以“穿插式”為最劣。所謂“穿插式的情節”，指各穿插的承接見不出可然的或必然的聯系。拙劣的詩人寫這樣的戲，是由于他們自己的錯誤；優秀的詩人寫這樣的戲，則是為了演員的緣故，為他們寫競賽的戲，把情節拉得過長，超過了布局的負擔能力，以致各部分的聯系必然被扭斷。”

朱山坡寫“這樣的戲”，大抵可以歸屬到“好戲”的范疇之中，必然的“扭斷”，實則能感受到其中千絲萬縷的氣韻相通。巴赫金說，“任何文本只是在與其他文本的相互關聯中才有生命。”早在長篇小說《蛋鎮電影院》中，朱山坡就嘗試通過“短篇互文”的形式使碎片文本相互關聯，合成長篇，而在《蛋鎮詩社》這一朱山坡的二次嘗試中，我們可以窺見作家的野心勃勃。朱山坡通過“資料匯編”的形式“六經注我”。這樣的寫作手法使得《蛋鎮詩社》在觀感上遠比此前的《蛋鎮電影院》更為零碎，但草蛇灰線自有其生長方式，作者這種不甘囿于文體問題的大膽嘗試，反而形成某種正向效果——這些多文體文本使得諸多散章聚焦服務于意義本身，保證《蛋鎮詩社》的藝術主旨能夠“百川東到海”，始于作者而歸于讀者。

在《蛋鎮詩社》的后記里，朱山坡也對小說之所以采取“資料匯編”式的寫法進行了詮釋，他提到“他并非不屑線性敘事，只是有時候對嚴格遵守‘公序良俗’小說規范的寫作感到厭倦。我試圖用一種蓬松、雜蕪、不規整的方式講述一段過往，像經營一塊菜園，菜苗固然重要，但對雜草也很珍惜，讓它們各自生長，彼此映襯，一枝一葉皆是春色。”在這一理念下呈現的《蛋鎮詩社》，顯然與此前相較規整的《風暴預警期》有明顯差別，同以短篇小說集成的《蛋鎮電影院》相比，又更顯雜亂。然而這樣的雜亂并非無章，反而能讓人窺見其中井然有序的宿命感。《蛋鎮詩社》中的人物群像，之所以荒誕得生機勃勃，正因為其中人物各自懷揣生存法則，他們幾乎一致的拿起“詩歌”作武器，或者丟下“詩歌”落荒而逃，以此努力達成對宿命的規避或不可避免地陷進更深的宿命軌道之中。因為段頌帶來的詩，他們的人生也像行文中看似隨意出現的雜亂副文本般，宕開一筆，橫生枝節。人物與人物的結局，時而如同藍月亮熱愛戲劇，因此受辱一般綿綿不息，時而又如同段頌與金光閃短暫見面而后赴死一般加速呼出。充沛的情感以多余而無用的詩情作為潤滑劑，順暢地支配著《蛋鎮詩社》中的群像，讓文體的變化不再僵硬。金光閃的詩歌，支配著被拐的女人逃離小鎮、支配著姜美好在輪椅上漆上蛋鎮詩社四個字，卻又最終燒掉自己所有的詩，也支配著《郭梅六記》中的郭梅放走名為“藍蝴蝶”的風，使它追逐愛情。

同時，似乎自成一家的《蛋鎮詩社》，與朱山坡此前小說中的核心意象“電影院”、“風暴”也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系，這更彰顯著朱山坡構筑“蛋鎮三部曲”的野心：在區別于《蛋鎮詩社》獨立成篇的《郭梅六記》中，金光閃找到因為臺風來到蛋鎮而開始“儲風”的郭梅，勸她寫詩，而在以電影名詞劃分部分的《蛋鎮詩社》中，詩人們在電影院“搜尋”漆光明，晚年“似乎”拋棄詩歌的金光閃投資電影院，又不得不讓電影院歇業三年，瀕臨倒閉的這些情節，讓“電影院”這一與“詩歌”同樣曾經與一個時代中掀起熱潮的事物，在《蛋鎮詩社》中被喚醒，作為與“詩歌”宿命相仿的對照而存在。這樣的設定，又不免讓人想起《郭梅六記》中的章句——“兩只瓜在風中搖晃，互相碰撞，卻永遠不能走到一起。孤獨得讓樹都為它們可惜。”我們無從得知時代是否會惋惜電影院與詩這兩只相哀相悼的瓜，卻能夠明顯感知到，《蛋鎮詩社》中的“作者癡”與“其中味”。

在朱山坡這些使得人事物各自關聯，交相輝映的布局之下，“蛋鎮詩社”的創立史得以放肆譜寫，而在這樣的放肆中，“蛋鎮百姓”與“蛋鎮”實則又都因循著一飲一啄，莫非前定的軌道，形成因詩社交集歸攏的荒誕群像。同時，朱山坡的個人心史，也得以在群像中呈現。在“六經注我”之際，朱山坡也沒有忘記自己同時也在“注六經”，“為了演員的緣故”，最大限度的向我們呈現了一個熱愛詩歌、崇尚電影的時代。他熟稔的運用著“電影院”“蛋鎮”與“詩社”這些與他息息相關的元素攬鏡自照，在完成《蛋鎮詩社》時，也完成了一種內省式的寫作歷程總結。

結語

博爾赫斯對自己的寫作生涯總結道，“某人給自己指派的任務是描繪這個世界。經年累月，他用省份、國家、山脈、海灣、島嶼、魚群、房屋、設施、星辰、馬匹和人們的形象填滿了一個空間。臨到生命終了之時，他發現他兢兢業業編織的那些如迷宮般的縱橫線條，描畫出的是他自己的那張臉。”而在閱讀《蛋鎮詩社》的過程中，作者的形象始終在文本中若隱若現，提醒讀者用心去感受《蛋鎮詩社》里那些在荒誕中閃爍的詩心。在這樣一本“資料匯編”里，朱山坡“六經注我”的氣魄可以被明確感知，而作為“六經”存在的蛋鎮未來如何，朱山坡也已經在《蛋鎮詩社》之中給出了他自己的答案：“蛋鎮開始了……從荒蕪走向茂盛，從角落走向世界，從現在走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