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這15宗少年犯罪的刑事案件讓我難以忘懷。這些案件都很小，案情都不復雜，但每一宗都曾令我心顫。為澆灌這15朵早謝的花兒，我用盡了全力。在參加司法部、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和團中央聯合舉辦的扶貧品牌項目“‘1+1’中國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動”時，我被派遣到廣西某市擔任志愿律師一年，為當地群眾提供法律咨詢服務1000多人次，辦理各類法律援助案件68宗，其中為未成年人辯護的刑事案件15宗。

這里說的是其中一個小案件。

一

一天，市法律援助中心給我指派一宗刑事上訴案件。

案情大致如下：鄧朝發（化名。以下人員均為化名）的堂弟鄧朝業在學校受到同班同學朱永昌欺負，跑回村向堂兄鄧朝華報告。鄧朝華二話不說，帶領堂兄弟鄧朝民、鄧朝業、鄧朝松等人，拿著扁擔、廢鐵管等家伙來到學校毆打朱永昌。警察趕到，鄧朝華、鄧朝民、鄧朝業3人被警察當場抓獲。鄧朝發、鄧朝松兩人脫逃。

5個月后，縣法院以故意傷害罪分別判處鄧朝華有期徒刑4年，鄧朝民有期徒刑兩年半。鄧朝業因未滿14周歲，無罪釋放。

半年之后，鄧朝發和鄧朝松經親屬勸說到公安局自首，隨后被捕。檢察機關以故意傷害罪起訴，建議判處鄧朝松有期徒刑1年4個月至兩年兩個月，判處鄧朝發6個月至1年3個月。

縣法院經過審理，判處鄧朝松有期徒刑兩年兩個月，判處鄧朝發有期徒刑1年6個月。

鄧朝發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我有點詫異。故意傷害致人重傷，只判處有期徒刑1年6個月，判得并不重。而且被告人是投案自首的，應該也是認罪認罰的。那么，他為什么要上訴？

因為指派資料里沒有上訴狀，我找不到上訴人上訴的理由。

二

去法院閱卷后，帶著好奇心，我去看守所會見上訴人。

鄧朝發比想象的滄桑，并不像未成年人。

我告訴他，我是司法部派到縣里的志愿律師，市法援中心指派我為他做二審的辯護律師，問他同不同意。

鄧朝發沒回答我同不同意為他辯護的問題，而是怒發沖冠：“騙子！所有人都是騙子！騙我自首，騙我說可以輕判！”

我吃了一驚，被誰騙了？

我還沒來得及說一句話，鄧朝發怒道：“檢察院量刑建議是判6個月至1年3個月，法院憑什么判1年6個月！”

他怒目圓睜，脖子和太陽穴兩邊的青筋歷歷觸目。“叫我自首，我自首了！叫我賠，我賠了！被害人都寫了諒解書，我也認罪了！我是偶犯，是未成年人！”他扳著指頭一項一項列舉他的從輕情節。

原來如此！這就是他上訴的原因：被“多”判了3個月！

我慢慢思量，理順一下思路。

鄧朝發發泄完，喘著粗氣，奇怪地問：“律師你怎么不說話？”

我反問道：“你說完了？”

鄧朝發又梗起脖子：“反正就是要求二審法院把一審多判的3個月改過來。要求在檢察院的量刑建議幅度內判，這過分嗎！”

“不過分。”我緩緩開口，“法律賦予你上訴的權利，你認為一審判決不公平不公正都可以上訴。”

我已經清楚，鄧朝發對一審判決認定的事實沒有異議，對法律適用也沒有異議，只不服多判了3個月。被冤枉，被不公正對待的感覺，在他心里將永遠過不去，會成為他一生的包袱。這已經不是多判或少判了3個月的問題，而是因為這3個月，構成了他對整個司法制度的偏見。

這就是本案的關鍵，如果不處理好這個問題，只怕短短“3個月”，會斷送了他一生的前程。

我在思考如何幫他去除這個心魔。

我慢慢說：“不過，有話你要好好說。你見到人就這樣暴怒，會把別人趕走的。如果你的意思別人都不想聽清楚，又有誰能幫你去解決問題呢？”

鄧朝發果然轉得快，放松頭顱說：“我這不是心里急嘛，憋屈得慌。”

“我知道你憋屈。”我勸道，“可你也應該冷靜下來好好想一想，偌大一家法院，難道就為你一個人不公平不公正去多判你3個月，去專門整你？”

鄧朝發低了頭，不再吭聲。

最后我說：“你的案我會去調查，調查清楚后，我再來見你。”

三

其實本案案情清晰，所有犯罪事實都有證據，被告人也都承認。上訴人的法定和酌情從輕情節，一審法官量刑時也都考慮了。手上沒有新的證據可以推翻一審認定的事實，要讓二審法院改判，基本不可能。我現在要做的就是先弄清楚，為什么法院判決和檢察院的量刑建議有3個月的差異，能夠解釋得通，就能驅除上訴人的心魔，內心不再仇恨。如果能做到這一點，這個官司也就“贏”了。

第二天，我去法院找鄧朝發案的一審法官廖靜怡。

廖法官是縣法院刑庭專門審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法官。我來到服務地后，已經辦理了好幾宗未成年人案件，都是廖法官審理。我們彼此相互尊重。對于我提出的辯護意見，她會充分考慮，合理部分都被采納。我提出的調查申請，她也都會安排。對于廖法官的判決，我也很服氣，挑不出不公正不公平的地方。一宗兩宗也就罷了，七八宗下來，我就十分敬重她的人品。

我說明來意，廖法官也很詫異：“鄧朝發上訴呀？都快刑滿釋放了，還上訴？”

我笑道：“他說你多判了他3個月呢。”

經我要求，市中級人民法院才將鄧朝發的上訴狀傳真到縣法院。上訴狀寫得很專業，措辭激烈，直接說報復社會。

我對廖法官說：“我想聽聽你怎么說？為什么他會覺得多判了他3個月？我剛剛去會見了他，像只小豹子那樣吼著呢。如果不能為他解釋清楚，去除他的心病，一頭撞進死胡同。這輩子就毀了。”

“這個案子我還記得，應該沒有算錯。”廖靜怡打開柜子找檔案。她一項一項列出鄧朝發應該從輕和從重的情節，對照省高院和最高院的量刑標準和指導意見，認真加減。服務地省高院有一份非常詳盡清晰的量刑標準指導意見，每宗案件廖法官執行得都很到位。

她一面計算一面解釋：鄧朝發雖然有自首這個減輕情節，但也有“被害人是未成年人”和“持械作案”等幾個從重情節。同時鄧朝發這個案跟其他案不同，同案犯鄧朝華和鄧朝民已經先判了，當時定的基準刑就是3年，后面判的這兩個被告，基準刑必須一致，不能改成兩年或4年。

我站在她身邊看她計算。她計得認真仔細，沒有半點遮掩和敷衍。

最后，她把計算結果寫出來，說：“就是1年6個月哦。”她把清單遞給我，“我也沒有權利給被告人減去3個月啊。”

我拿著長長的加減清單，像看一份責任和擔當。

四

3個月是如何“多”判出來的，已經清楚了。在向鄧朝發解釋之前，我還要向他的父母解釋清楚。只有所有人都明白了，才能消除誤會，去除心魔，重新建立起對整個司法制度的信任。

鄧朝發父母和10多個男男女女一起來到我辦公室。

鄧父很后悔動員兒子自首，說：“說得好好的，會輕判。檢察院也是建議最高判1年3個月，怎么法院就判了1年6個月呢！這不是不講理嗎！”

鄧母坐在他身邊，比鄧父生氣：“早知這樣，就不叫他自首了，在外邊打工還能賺幾個錢呢。”

我請鄧家父母坐在我對面，問：“被打那孩子傷著哪兒了？”

鄧母說：“傷著頭了，我們5家各出了6000元。總共幾萬元呢，都是我們出的錢。”

我說：“還好，花了幾萬元就能把人治好，要是再傷得重一點，那孩子被打死了，你們會怎么辦？”

“這……這……”鄧母被嚇了一跳，臉色變了，“這不是沒死嘛。”

“所以啊，你們還是幸運的，這孩子沒被打死。要是他死了，你的孩子也得死。你沒把孩子教好，他把人家打成這樣，判1年半你就覺得判重啦？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你以為不讓他回來自首，他就可以安心在外打工賺錢啦？要是被抓回來，就不是判1年半了！”

鄧家父母自覺理虧，無話可說。

我話鋒一轉，說：“我是律師，是幫你兒子做辯護的。你兒子的案我已經調查清楚。對照法律規定，我計算過了，法院沒有多判。你們想看看這1年半是怎么算出來的嗎？”

鄧家父母遲緩地點點頭，半信半疑。其他人也圍攏了過來。我指點著法律和案件事實，像廖法官一樣，一面按量刑標準逐項演算，一面耐心解釋。最后把清單交給他們傳閱，說：“1年6個月就是這樣得來的，每一條都有依據。”

“清單”在十幾個男女手上傳閱后，大家開始悄悄議論：“這樣看，真沒有冤枉他。”

“1年半也可以了，阿華判了4年呢！”

“阿松也判了兩年兩個月，他都沒有上訴。”

鄧父突然抱著頭，蹲在門邊：“可是，檢察院不是最了解情況嗎？他們都說……”

我打斷他的話：“檢察院只是‘建議’，案件要經過法院審理才能裁判，我們要根據事實和法律去判斷。所以專門請你們來，把道理告訴你們。大家心里清楚了，才不會感到冤枉，心里要好受一些。”

鄧父訥訥道：“唉！道理也是明白了，法院沒有冤枉咱。只是，只是……我不是想讓他早點回家嗎，他、他兒子還等著他養呢！”

這時候我才知道，原來17歲的鄧朝發已經是一個1歲孩子的父親了。

五

接下來，我打電話給二審法官，嘗試著和他溝通。

我表述了對一審判決的理解，但也表示了對案件結果的擔憂。希望二審法庭能從社會效果方面考慮，盡量將上訴人的刑期減至1年3個月，或宣告緩刑，以消除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

法官放足耐心聽我把話說完，然后和緩地用很專業很冷靜的口氣說：“你說的社會效果，我們當然會重視，法院也不是無情地。但一審判決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程序合法，二審中上訴人又不能提供新證據，改判沒有法律依據。”

我明知不能為而為之，一時間語塞，雙方都沉默了起來。電話里發出嗡嗡的電流聲，我以為法官已經掛了電話。

誰知對方又出聲了：“這樣吧，我們去縣里開庭。在法庭上我們仔細把法律和事實說清楚，讓上訴人心服口服。”

我連連道謝。這是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案子，事實清楚，證據充分，本可以書面審理的。但因為我提出了社會效果問題，怕當事人產生負面影響，二審法官決定開庭審理。我不由得感慨，多少人在為一個少年操碎了心。

一周后，我拿著辯護詞去看守所會見鄧朝發。

我對他說：“你的案我查清楚了。國家有非常明確的量刑標準，一條一條對照著來計算，這樣判下來的刑期大致錯不到哪里去。你愿意聽我仔細介紹和演算給你看嗎？”

鄧朝發點頭說愿意。

我就拿了紙，算一條，舉到鐵窗前讓他看。最后算出判1年6個月的刑期是怎樣得來的。

鄧朝發盯著我手上滿滿一頁清單，張著口出了好一會兒神，才說：“原來是這樣啊？那還有什么話可說。能夠算得清楚，我就服。”

我說：“之前你不清楚，心里委屈，我理解的。現在清楚了，心里就不要有怨氣了，好嗎？咱們自己做錯了事，自己承擔責任，你說是不是？”

然后我和他聊天，告訴他，他的父母、鄉親來找過我，來為他求情。他父母還告訴我，想他早日回家撫養孩子。

六

10天后，市中院在縣法院開庭審理鄧朝發的上訴案。我出庭應訴，鄧家父母作為法定代理人也出庭，坐在我身邊，整個庭審過程都沒有發言。鄧朝發也沒有多說，聽得很認真，回答法官問話條理清晰。

又過了10多天，我收到中院的裁定書：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我再去看守所見鄧朝發，問他對裁定書有什么看法。

鄧朝發苦笑道：“還能有什么看法，這不是早已知道的結果嗎？”他低下頭，看著自己的手指，悄聲說，“還能接受。”

他抬起頭，告訴我，昨天一審的法官和檢察官來看過他，向他解釋了判1年6個月的理由。他說，“其實沒什么了，已經清楚了。只是她們說你特別為我擔心，為我說了好多話呢。”我始終微笑著，盯著他雙眼聽他說。

會見結束，鄧朝發被看守帶走。走出門口時，他回過頭沖我一笑，說：“謝謝您。”

看著鄧朝發離去的身影，我雙目濕潤了。

我想，前世我一定是這里的一位教師，為了澆灌這些早謝的花蕾，我最易動真情。在法庭上，我希望通過辯護為這些少年窮盡所有從輕情節，盡力爭取輕判。我更希望用苦口婆心、用和藹慈祥、用熱切關懷，去打動他們，使其從此走上正道。如果說教師最欣慰的，莫過于看到弟子金榜題名。而轉換了角色的今世的我，看到少年痛哭流涕，知錯而改，便是最欣慰的時刻。

因為我知道，花兒已重新綻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