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百脈讀書會是由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顧廣梅教授近年來創立主持的師生共讀平臺，學術指導機構是山東師范大學文學與創意寫作研究中心，成員主要有文學院三、四年級本科生和中國現當代文學國家重點學科、學科語文的研究生。讀書會力求引導同學們讀好書、會讀書，以閱讀者和研究者的雙重身份與當代文學的現場展開多維對話。

顧廣梅（主持人）：今天我們共同研討的是當代作家麥家老師的長篇小說新作《人間信》。這部作品從故事的講法到故事的內里都沖擊力十足，小說的結構創新、內容創新、語言創新建立在作家不凡的敘事功力上，充分顯現了長篇小說本身的文體魅力和審美價值。作家以堅實而超越的文學精神，以內在抒情和外在寫實兼具的文學話語，于歷史之下深潛、沉吟，又于心靈之上流連、繾綣。小說中的男與女、老與少，都力求還原其在歷史破碎和心靈傷痕中的本來面目，而小說的精神重量無疑落在了沉甸甸的人性考量和自我救贖之路上。

孫嘉蔚：欲望的歷史與心靈的真實

《人間信》書寫了一段沉睡在“我”心靈深處的歷史。小說中個體視角的歷史敘事消解了“正史”的崇高與莊嚴感，家族與個人成為了歷史的核心命題，從抗戰到“文革”后的單線歷史變成了“我”記憶中的無數碎片，歷史意義也在其中逐漸模糊。“我”與阿山道士的對話透露了抗戰時期日軍入侵村子的歷史事件，但它卻在敘述中淪為阿山道士樹立威望的權柄，此處反諷性的敘事話語蘊含了強烈的個人化歷史意識，第一人稱視角又增強了歷史的現場感，使人不禁質疑所謂的“歷史真實”是否如此荒誕不經？

在講述家族與人物命運的演變中，麥家將“偶然性”作為關鍵因素融入敘事。“偶然”導致爺爺意外離世，引發了家族的衰敗；“偶然”走丟使我遇到了干爹，多年后在二哥的影響下與家族決裂；“偶然”救下的日本孩子同樣改變了父親一生的命運。整部小說的情節發展都依賴于偶然性因素，而在“偶然”背后，失去權威的歷史話語已經無力回答命運的質詢，麥家因此重尋并審視了決定個體命運的根本動因——人性的欲望。小說中的“父親”即是被欲望支配命運的典型形象，“我”的命運悲劇同樣植根于人性深處不可調和的欲望矛盾。由此，小說中的歷史變為了欲望的歷史，麥家將對命運的思考引向了潛藏在歷史地表之下的人性欲望。

在這個意義上，《人間信》就是一封寫給自我心靈的書信，“偶然”和“欲望”同命運交織纏繞，窺探出個體在其中的痛苦掙扎與靈魂拷問。最終，在質疑和消解了歷史真實之后，麥家試圖探尋一種歷史敘事的新維度，一條重建在歷史的碎片之上的通往“心靈真實”的道路。

許諾：重寫傷痕——人性與命運的雙重激蕩

《人間信》以人物為順序，由一個人物引出另一個人物，以“我”為關聯點講述了一個家庭四代人半個多世紀的命運浮沉，探討了個體在歷史進程中的人性掙扎與命運抉擇。文本中主動提起盧新華的《傷痕》，有意與前文本對立，于相似的故事設置和走向中表現差異，而在與歷史形成距離的今天重寫傷痕，重述創傷，無疑顯示出了作家向人性深處開掘的努力。《人間信》歷史敘述的客觀性指向作家通過“我”對個體感受的客觀記述，這與《傷痕》中敘述王曉華的客觀感受一致，但在復雜的歷史背后，《人間信》包含《傷痕》所沒有觸及的人性陰暗和掙扎，于是《人間信》在吸收轉化前文本的同時，也完成了對前文本的消解。如果說《傷痕》是歷史戲弄了人性和命運，那么《人間信》無疑是以強調人的主體性來對抗客體性，個體順從歷史而選擇了自己的命運。從這個角度說，《人間信》同樣也是對《傷痕》的增補，在“我”認為不能和王曉華相提并論的同時，已經將“我”和王曉華放在了天平的兩端衡量彼此的過失和罪惡。“我”的肌肉從傷疤上長出來，傷口有自己獨特的光，無論“我”有沒有罪惡、追悔與否，歷史已然跳脫了過去而面向未來，而人能選擇自己的未來，就像在王曉華大步走向燈火通明的南京路時，蔣富春也抱著奶奶飛往明天。

張晨宇：創傷深處的詩歌

與父親的矛盾糾葛，是伴隨“我”一生的情結。小說將精神與肉體的創傷，以暴力的形式呈現了出來。暴力事件推動了“我”與家庭的決裂，“我”的創傷史也是關于疼痛的歷史。“創傷”總是與尖銳的、冰冷的金屬意象聯系在一起，尤其是“刀”的意象：小說中多處提到一把三角銼刀，它與父親的形象形影不離。奶奶曾說父親像一把刀，他的冷酷讓這個家遍體鱗傷。除此之外，小說還提到了匕首、砍刀等意象，“刀”象征著創傷的來源，它們聯系著“我”的復仇意識。但命中注定“我”的復仇會失敗，每一次刀刃都陰差陽錯地指向了自己。創傷伴隨著深刻的無歸屬感，“父母姐妹都還活著，卻已是孤兒一個”。小說中還有“鐵釘”的意象，鐵釘是家族創傷的記憶，每一支都殘留著斑斑的血跡和眼淚。鐵釘以一種古老的、暴力的方式制造創傷，它既是一種憑證，也是一個錨點，允許“我”和“我”的父輩迷途知返。

小說中寫道：“奶奶以前常對人講，人心是肉長的，現在他從養傷過程中體會到，肉是靠心長的。”精神與肉體有一種同源同構的關系，傷口愈合的過程也意味著精神上的和解。隨著歲月的推移，創傷并沒有消失，而是轉化成了像疤痕一樣不痛不癢的形式。“我”漸漸看到，年輕時的復仇讓母親和小妹承受了巨大的苦難。因此“我”選擇回歸家庭，為自己和父親贖罪。在這個過程中，“我”才真正走出創傷的束縛，走向了成熟。《眾聲》中有一段摘錄：“如果屋里的燈全都熄滅/你能用傷口放出的光/把它穿戴起來。”《人間信》就是這樣一首從創傷深處掙扎出來的詩歌，它告訴我們：如果傷口是一道裂痕，那么它可以是光透進來的地方。直面創傷是痛苦的，卻是走向治愈的必經之路。

孫怡可：家是在人間的信約

“家是在人間的信約，予人牽制又系著希望。”就像是來信和回信的關系，卷上是因，來信訴說對人生的迷茫、痛苦，卷下是果，回信說明一切已經時過境遷。一個家族四代人的愛恨情仇通過“我”與“另一個我”以一種書信的聯系方式得到和緩書寫，帶有孩子不染世俗價值判斷標準的客觀，掂量著人性深處里的一些東西。

信是消息，是承諾，是即使分開也受到血緣牽絆。閑話的方式，或者說，從一件事自然流動到另一件事敘事很符合“信”的特性，松散、漫無邊際，但是親切、真實，是用真實的情感寫成的文本。小說結構看上去很散亂，經常離開主題進入一個閑話里面。在一個個閑話的小故事中，人的特性自然顯露，另一方面，小故事黏附在人身上，例如父親“潦坯”的特質，并沒有隨著時事發展而本質改變。

回望童年，《人間信》就像是麥家寄給故鄉的一封書信，又或者是家的呼喚給了他創作的信念，使他“觸及到深處的深處，甚至觸及到最痛的地方”，又從悲苦中掙扎出來，回到這悲歡離合的人間。

王新研：眾聲之聲——敘述者與作者間的對位與錯位

小說在《我·另一個我》《我們·長恨歌》兩章中分別有從“我”到“他”又復歸于“我”的人稱變換，相應的視角也有著從旁觀者到第二自我的轉變。小說產生的多種聲音于終章《眾聲》合流，至此主人公蔣富春與作家麥家及小說中隱含的作者合一。敘述者“我”跳出小說本身成為作者，而麥家又與小說中的蔣富春合為一體繼續講述故事，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小說與現實之間的界限。麥家創造了蔣富春，蔣富春也投射出麥家對時代、人性的困惑和對答案的嘗試性思考與回答，兩者相得益彰。前文將敘述者與作者錯位，通過對“我”成長史與心靈史的回溯，為終章發聲做好鋪墊。《眾聲》將作者與敘述者對位，展現出麥家本人的思考。對父親的告發是對人性的背叛還是英雄之舉？親情、愛情、友情、鄉情帶來的是力量還是傷痛？不可言說的沉默有發聲的機會嗎？生活中的錯誤、缺憾、痛苦有辦法彌補嗎？麥家拋出一系列疑問并嘗試給出回答。不可言說的可以保持沉默，感到痛苦就把與父親的關系暫時封存。生活就是存在著缺憾和痛苦，但傷口可以釋放出光。終章《眾聲》的存在，為蔣富春、麥家提供直接發聲的平臺，從側面展現出作者與敘述者合一的必然性，這也展現出麥家巧妙的構思與對小說形態的有力把握。

倪忻悅：敘述視角轉化下家庭倫理與社會倫理的沖突

小說的敘事視角所展現的并不僅是作家的形式技巧，在其背后還隱藏著更加深刻的倫理內涵。布斯在《小說修辭學》中提出：“當人的行動被賦予形式......創造出來的形式就永遠不能與人類的意義相分離，其中包括每當人行動時就隱含于其中的道德判斷”。在《人間信》中，作者巧妙地運用了卷上和卷下的敘事結構，卷上以“我”的第一視角展現了家族命運在特殊年代之下的風云變幻，卷下則通過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的轉換表現“我”的成長與掙扎。父子之間的矛盾沖突在家族成長小說中并不是十分罕見，但小說卷下以視角轉換所帶來的家族倫理和社會倫理的交錯敘事尤為值得關注。在父子矛盾的核心情節，“我”舉報了父親，在“我”看來，“我”是家庭的英雄，更是社會的英雄，但母親卻帶著家人當眾打了“他”。這種家族內部倫理道德觀念與社會倫理之間的巨大裂縫形成了主人公內心的裂縫，不斷促使著主人公走出家庭和內心的困境，尋找自我的救贖。

王子晗：“我”的背后站著一群女性

小說營造了一個父權制主導的現實主義鄉村世界，父權制意識形態成為文本的幕后發言者，控制著鄉村秩序和文本走向，為敘述者營造了父權制主流話語的成長環境。然而，敘述者表現出對父權制的反抗，構建了一個散發著母性光輝和反抗精神的女性群像組成的“母系社會”。

對于敘述者而言，奶奶既承擔了作為父親的哺育者角色，也承擔了作為封建大家庭掌門人的角色，代替了男性的傳統位置，以反傳統的姿態構建了一個“母系社會”框架，母親成為奶奶失蹤后的“母系社會”代言人，幫助“我”達成了成長的最終和解，這種以女性力量構建社會的場面，塑造了敘述者眼中以家族為單位的“母系社會”；其次，隱含于女性群像敘述下的“菩薩”與“張天師”的信仰對抗成為貫穿全文的一條暗線，這種父權與母權的對抗成為文本的隱藏話語，母系部落戰勝了了父系部落，“母系社會”由此得到二次構建；最后，敘述者在奶奶的回歸中流下了最后一次淚水，完成了成長閉環，也完成了敘述者眼中“母系社會”的最終構建。

“我”的背后站著一群女性，但“我”只能背對“她們”。由敘述者的成長經歷可以看出，他對母系社會的皈依主要來自于對父權制壓迫的逃避和反抗，母系社會只是敘述者的避難所而非真正的心靈歸屬，敘述者還是潛在地受父權制意識形態的影響，無法逃離他的性別本能。因此，敘述者的性別立場處于一個中間地帶，他既受母系觀念的影響，也不可逃離父權制意識形態的塑造。

程霖：括號造就的舒緩節奏與微妙視角差異

括號在敘述中的頻繁使用，是《人間信》文本結構上的一個顯著特征。括號的大量使用，有力促成了麥家在打破小說與散文界限上的追求。更多的句內括號造就了文本迂徐舒緩的語調，如襯字之于散曲。括號中的內容往往是一個名詞，或解釋地域方言中的獨特詞匯，或是特殊年代中特殊詞匯的通常對應詞，或為故事中人物屬性的補充。原本應借助注釋、專門寫一個句段來說明的信息被濃縮為一個括號，與原句緊密連接，既避免了嚴謹說明方式所難免的疏離感，又將細節深化，更貼近生活本來面目。少有可獨立成句的括號內容，則附于短句之后，保持了整個文本節奏的舒緩，使得敘述者與讀者始終平等言說，任心而談。

麥家為括號賦予了豐富而獨特的作用。可對群像神態作簡練精確的描摹，對人事作比喻；也可專門說明人盡皆知的常識，借反諷形成幽默筆調；或是將故事情境下不宜明確的信息外置，以保證敘事與真實生活的貼近。

最獨特之處在于，括號所提供的敘述視角，實與“我”，及轉為“他”之后的敘述者視角不同。如“聽說”“聞所未聞”等詞出現在括號內，對正文的敘述進行了說明，與敘述者拉開了微妙的視角差異，成為更貼近隱含作者的另一重敘述者。這打破了正文看似是回憶性全知視角的假象，將“我”從全知者下沉至經由親身經歷與他人講述后，再進行回憶的同故事人物，也是表述命運與個人意志糾纏的全新書寫方式。

王娟：語言的獨特妙用

在《人間信》的書寫中，作者多處使用了一種獨特的語言現象，將一句話切分成多個片段一一展現，在視覺上，短句的使用具有強烈的沖擊力。放眼望去，目之所及遍是逗號、句號等標點符號，與這些標點符號一起出現的是留出的空白，這些空白將文字隔開，使得冗長的文本有所起伏。一段段短促的小文本各自都是一個整體，拼合起來就沒有一大段長文字的累贅感，顯得十分靈動。

在這種句子中，各個小節之間的邏輯關系有時與順序相反，先將一個故事的主干敘述完成，而后對其進行補充說明，對某些細節的特定強調引導讀者想象補充的細節，生動真實的畫面緩緩在眼前展開。這種短句的使用遍及作品全文，成為了《人間信》獨特的語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