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哪怕相隔40年，劉老師依然記得那天清早的情形。

天蒙蒙亮，田野里蟲鳴聲此起彼伏。煤油燈下，15歲的女孩匆匆吃下一大碗西南山村逢年過節才有的醪糟荷包蛋。那樣的香甜，每一絲都讓她能在往后的若干年里回味。鄉里來接她的人已經到了，車就停在院外。女孩是十里八鄉的驕傲，是鄉里唯一考上地區師范學校的“女狀元”。那天，是她新生報到的日子。女孩上車，母親一邊把裝了餅子和煮雞蛋的小布袋塞給她，一邊大聲叮囑：“女子，以后的路得靠自己走了，要爭氣，要‘跳出農門’！”女孩一邊擦眼淚，一邊使勁兒點頭……

中師三年級，劉老師還是“小劉”。小劉得到了去市里實驗小學實習一個月的機會。她跟著帶教老師，一邊虛心學習，一邊努力尋找實踐時機。一開始，這里的帶教老師信不過幾個實習生，生怕打亂自己的教學計劃，或是在某些重要活動上橫生枝節，只把她們作為教學助手。但小劉是幸運的，她的表現得到了帶教老師的信任，一個月的時間，就獨立上了8節課，還幫忙組織教師文藝會演活動。原本，她是不參加合唱的，但臨到比賽前一周，有個女老師恰好腿受傷請假退出，于是小劉補了她的缺。穿著表演服站在合唱隊伍里，有那么一瞬間，小劉覺得自己就是學校老師中的一員，周遭的合唱者都是自己的同事，不論是兩鬢斑白的，還是扎兩條麻花辮的，或是燙著時髦卷發的。實習的日子過得飛快，離開時她才回過味兒來：我只是一個中師生，未來尚不明確。

畢業時，與年級里大多數同學一樣，小劉被分配到家鄉的一所鄉村小學。這所小學的名字好聽又洋氣，卻坐落在深山里。從學校回家，步行加坐車，需要3個鐘頭。

“一般情況下，地區師范學校的畢業生分配，都是‘從哪里來回哪里去’，但分到相鄰縣域也常有發生。這樣來看，我回了家鄉，也還好。”小劉對人說。

據不完全統計，20世紀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中師生里，農村生源總體占到了85%左右。1983年開始，大約16年的時間里，中等師范學校的培養目標都是“面小向農”——著力解決農村小學師資不足的問題。所以，除了已有“婆家”的委培生，其他學生要真正離開農村到城市工作，概率不高。那時，不僅小學，甚至中學師資也非常匱乏，像小劉這般承前啟后的83級中師生則是一塊塊基石。資料顯示，有的83級中師生不僅教過小學一年級，也教過高三補習班。

還記得，那天下午太陽很大，大半個教室都被金色的陽光籠罩，小劉身上也像鑲了一道金邊。她等著那個重要時刻的到來。班主任用很快的語速宣讀了分配方案，周圍很安靜，沒有人交頭接耳。小劉一時沒有回過神，長久地坐著不動彈，直到班長走過來輕輕撫著她的后背，說：“以后有時間我過去看你。”

班長是她的戀人，一個來自城市、早有“婆家”的委培生。

他后來沒去看過她，他們幾乎再沒有交集。這似乎也印證了校園戀情的曇花一現。10多年前，師范學校舊址被別的單位接收，要推倒重建之前，同學們還相互邀約著去留影紀念。她去了，他也去了，他們都帶著孩子，都想著讓孩子看看父母原來讀過的、當年堪比重點大學的中師。

二

走了將近一小時的陡峭山路，18歲的小劉總算看到了今后將要長期執教的小學。3間平房外搭一間小小的灶房，教師宿舍在相隔50多米的山坡上。那三間被用作教室的房舍看上去頗有些年頭，歪歪斜斜的，一根橫梁都彎曲了。墻面的白灰已經盡數脫落，露出墻體里的黃土和竹篾，一堆燒柴用的干樹枝就靠在墻邊。一位頭發花白的佝僂著腰的老人，垂著手，站在平房前的空地上，這是校長，他在這里專門迎候她。

“我姓穆。其他3名老師還在上課。”校長向小劉做了自我介紹。

這所小學一共6名教職員工，校長、4位任課老師，加上一個負責采購和做雜活的大姐——她是附近的村民，氣力大，又肯干。校長和老師一樣上課，同時還要兼任總務和會計。這所學校承擔了周邊幾個村子的小學教育任務。因為師資和校舍有限，兩個年級近60人擠在一個教室里。一年級和二年級在一處，三年級和四年級在一處，五六年級又在一處。教室里，老師講一年級的內容，二年級學生就默默地溫書做作業。反過來也如是。

在校長帶她放置行李之前，小劉特意走到那排校舍邊，隔著窗上的木欄看教室里的情景。狹小的教室里，年長的鄉村教師在歪斜的黑板上寫著算術題，底下一排排坐得密密麻麻、連挪動身體都不大方便的學生們聽得異常認真，高一個年級的則埋頭一絲不茍地做著上一堂課留下的作業。與她曾見習過的城市小學不同，這里沒有人交頭接耳，也沒有人走神或做小動作。孩子們的年齡差距一眼就能看出，這片深山里的孩子們入學普遍很晚，讀書不易且奢侈。

從踏入這所山村小學開始，“小劉”就成了“劉老師”。

初時，劉老師教語文、數學和美術，手工勞動課則和美術課合在一起。在劉老師到來之前，這里沒有教師能說普通話，他們都是操著一口鄉音在教語文，課本上拼音這一大段自然只能略去。劉老師四處搜羅紙板，然后用靈巧的雙手把聲母韻母做成圖案擺件，甚至還用自己珍藏的水彩顏料給它們涂上了不同顏色。她從拼音發音教起，然后是拼寫規則。“jqx小淘氣，吃魚要吃魚眼睛……”用素白手帕扎著低馬尾的劉老師繪聲繪色帶著孩子大聲讀，卻不知有人悄悄透過朽壞的木窗給師生拍下幾張照片。

或許是劉老師畢業那年“義務教育法”正式實施，又或是那幾張悄然流傳的照片造成的某種震撼，校舍改建的資金終于下撥了，兩間搖搖欲墜的土坯房在1988年暑假變成了結實又寬敞的5間磚瓦房，此外還保留了一間相對堅固的土坯房繼續用作教室。如此一來，每個年級都有一間專門屬于自己的教室——六年級的人數最少，只有20來個人，所以六年級的教室在保留的那間較小的土坯房里。

暑假來臨，穆校長和劉老師走村串戶動員適齡兒童讀小學，同時做一些固執短視的家長的工作——那時村民外出務工收益不少，有人拿著在廣州港資工廠打工掙到的錢蓋了新房，一些艷羨不已的父母便想著讓十來歲的孩子輟學出門。也因為這樣，越到高年級，學生數量越少。

“幺叔，你知道嗎？明娃14歲不到，小學都沒畢業，出去打工是違法的，警察要抓的。國家規定娃娃一定要讀到初中畢業。”劉老師嚇唬那些一心只想掙錢的家長。

九月份開學，一年級比上一學年又多招了20多個人，六年級的課堂又留住了8個學生。這個學期，學校又來了兩個中師生，其中一個來自美術師范班。劉老師任教的課程有了調整，她教語文、思想政治和新開的生理課，同時擔任五年級的班主任。

在山里的那幾年，劉老師難得回趟家。她哥哥帶著村里人一起修的那個大水庫里，一條鯉魚有四五斤重。哥哥心疼妹妹，總在她回來的節假日弄回一些魚，給她補補身體。劉老師常常帶著幾條鯉魚或鯽魚返校，然后抽空做成咸魚，在宿舍前的那塊小壩子上晾成金黃的一串。如果是在初春季節，那個小壩子會掛著兩排淡黃的蘿卜干，宿舍墻根下也一溜兒擺著四五個大小不一的泡菜壇子，里頭是蒜、青菜和脆紅蘿卜。咸魚和各色腌菜做成以后，劉老師拿出大部分送到灶房，請大姐給孩子們的午餐加菜。

也有讓劉老師最高興的事兒——就那么一個大山深處的村小，在市里組織的作文比賽、美術比賽都拿過獎。

20世紀90年代后期，學校附近幾個村子的人陸陸續續往外搬，一方面是年輕人出門打工掙了錢，在縣城置了房子，把老人孩子接出了生活不便的深山，另一方面是國家的“退耕還林”啟動，縣里把世代居于山中的居民安置到了山下。

待到劉老師所在的村小遷移到山下的鄉場邊時，山里的人家幾乎搬空了。這所鄉村小學還合并了另一所小學，從2002年秋季學期開始，一年級招收兩個班，每個班40多個人。2006年，采草藥的人到山里去，說里面有黑熊、山貓和獼猴，野豬更是成群結隊。

三

劉老師的丈夫老張是鄉里農技站的技術骨干。他們相識于一次家訪。那是1991年，劉老師到一個輟學的五年級學生家里，勸說他的父親讓他復學，在屋里談了將近一個小時未果。

“別人家的孩子都出門掙錢去了，我家孩子為啥不去？”學生父親態度很橫。

那天，恰逢老張到果園指導村民修剪枝條，學生父親聽到院門外有人吆喝，也匆匆趕過去。不甘心的劉老師跟在他身后，一路追過去，不停地跟他講道理，可那個倔強的莊稼漢就是不愿搭理她。

在一棵柑橘樹旁，劉老師見到了老張，一個高個子、面皮黑黑卻極精神的人，他在樹旁的空地支起了一個小黑板，一會兒拿起一支粉筆在上面畫圖，一會兒又操起剪刀給大家現場示范，哪幾根枝條應該去除，哪幾根枝條應當保留。技術員老張的講解，雖然力求通俗易懂，可依然時不時會夾上幾個專業詞語，學生父親不明就里，只得感嘆“如今種樹都得有文化”。不想他說的這句話被老張逮住了。老張笑著講：“現在這個時代，莊稼漢都要多學習文化知識。”劉老師趁機給學生父親做工作：“你也知道了，現在種樹都得有文化，大城市肯定就更不用說了。你家兒子到大城市去，沒有文化怕也掙不到錢呀！不如先讓他多讀點書呢。”經過一番苦口婆心地游說，那個男人終于同意讓孩子回到課堂。

回學校的路上，老張和劉老師碰上了。她感謝他無意中幫了一個大忙。

“能幫到你這個敬業的老師，我非常榮幸！”老張笑瞇瞇地說。

劉老師和老張屬于“閃婚”，認識半年就結婚了。30多年來，老張一直為家里有一個好老師而開心。他是1984年畢業的農專生，縣里鄉里都稀罕的人才。老張曾經有很多次機會調到縣城里，但為了照顧劉老師，都主動選擇留下來。

劉老師很難著家。除了上課，就是在辦公室給孩子們講題，或者是去家訪。老人、孩子基本都是老張管，劉老師晚上回家直接吃飯。周末家里時不時有學生過來，也是老張負責張羅飯菜。

“這個男人能干呢！”劉老師夸老張。

四

劉老師也有過調進縣城教書的機會。那是2014年，她取得函授本科文憑之后。

那年，劉老師提著那口跟了她30多年的舊箱子，到省城參加集中學習。她乘著一輛滿載的客車從鄉里往縣里趕，在一側是懸崖的盤山公路上，客車為了避讓一輛迎面而來的小車，側翻在懸崖邊。車禍發生的那一刻，她并沒有特別的感覺，甚至沒有意識到車翻了，只是突然感覺一陣眩暈，然后自己就斜躺在車窗邊了，胳膊和膝蓋火辣辣地疼。那口箱子跟碎裂的車窗玻璃一樣，被摔得四分五裂。待到她艱難地爬出車廂，站在路邊，才震驚地發現客車的車頭已經懸在半空中，剛被人從駕駛室里拉出來的司機渾身哆嗦，站不起來。但好在所有人都平平安安。第二天晚上，在省城師范學院的宿舍里，劉老師一邊用碘伏涂抹已經開始結痂的創口，一邊云淡風輕地給老張說起昨天發生的事——因為怕家里人擔驚受怕，所以劉老師并沒有第一時間告訴他。

“沒事就好，沒事就好。不是有句話嗎？歷經大難，必有后福。”長吁一口氣，老張才小心翼翼開口，“大難不死”被他改成“歷經大難”。他原本要陪劉老師去縣里，可臨時來了任務沒去成。他實在不敢想象妻子在車禍現場飽受驚嚇的樣子。他很是自責。

“大難不死，必有后福。”劉老師呵呵笑著。

在集中學習期間，函授生們也被組織著去參觀了省會城市里的幾所知名小學。每參觀一處，劉老師又拍照又記錄。但她并不向往成為這里的教師。用劉老師的話來說，人這一生的選擇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是的，剛從中師畢業的那幾年，她也想過調動工作，初戀的影子還留存在心里，何況現實與“跳出農門”的落差，實實在在擺在眼前。隨著時間的推移，學生的笑臉和家長的懇切漸漸成了她執著的全部。后來，她嫁給了要一直跟農村農民打交道的農技員，心也就安定下來。“教師最開心的事，就是找到自己存在的價值，以及被學生和家長認可并需要。”參觀中，一位老教師的話說到了劉老師的心坎上。

省城夜晚的璀璨燈火，總讓劉老師想起沒有路燈的漆黑鄉道和打著電筒走夜路背課文的孩子，以及鄉場邊那棟紅磚小樓——一樓廚房的柔和燈光下，老張剛剛把散發特殊香味的木姜子放到燒著魚的鐵鍋里。

幾個月后，劉老師拿到函授本科文憑的同時，也收到了工作調動的通知——她即將調到縣里新成立的某實驗小學任教，這是教育局綜合考察遴選的結果，據說只有4名村小教師獲得這樣的機會。

剛開始，她沒有想好去還是不去。但孩子們或者說家長們的消息倒很靈通。語文課代表送作業到辦公室，小心翼翼地問道：“劉老師，聽說您要走？”她愣了愣：“誰告訴你的？”“我媽說的，她說您要調到縣里更好的學校，您走了，我們就要換老師，我們不想換老師。”那個小男孩說。

劉老師告訴他，這件事并沒有確定，不要擔心。聞言，男孩開心地蹦回了教室。

“換老師”這個事，那些年在劉老師所在的村小頻繁發生。要不就是才來任教沒兩年的師專生脫產“提升學歷”了，要不就是好不容易弄來的師范大學生被“調走了”，要不就是有經驗的老師去了縣里。從一年級到六年級，已經少有一帶到底的班主任。當然，劉老師已經連續帶了幾屆。

那一段，村里的人見到劉老師就詢問她調動工作的事，一般開口都是“祝賀祝賀”，但家長們會在“祝賀”之外，表達對“繼任班主任”或“繼任語文老師”的擔心。每逢有人問起，劉老師就微笑著回答：“這事沒定。”

老張是支持劉老師調走的。他覺得妻子在教學方面的稟賦和成績，需要也值得更好的平臺。他告訴妻子，不要猶豫，現在孩子快大學畢業了，老人身體健康，想去就去。

“我不大想去。我怕住進縣城睡不好。”劉老師對老張說。

一個多星期后，劉老師專門找到校長，說：“我過幾年就要滿50了，這個年紀到新的學校不合適，機會留給年輕人，我就在這里貢獻最后的光和熱。”

可就是最后幾年，劉老師工作的地方還是發生了變化。

因為縣里引進了兩個大型食品加工企業，其中一個緊鄰劉老師所在的鄉，由此帶動城鎮人口不斷增多，該鄉也在兩年的時間里由“鄉”改“鎮”。城鎮化使農村家長們長了見識，更想讓孩子多讀書，也更稀罕城里的好學校。2019年，最后一屆六年級畢業，村小并入鎮中心校——由于國家和地區的大力支持，無論硬件設施還是師資力量，這個寄宿制學校都不比縣里的小學遜色。劉老師終于住進了繁華的鎮子里。

《中國農村教育發展報告2020—2022》顯示：2022年相比2012年，全國留守兒童減少了1071.87萬人，降幅高達47.2%。

“我在這里教書已經快40年了。最早在大山深處的村子里，后來到鄉場邊，如今在鎮上。但無論怎么走，都沒有離開過這片熟悉又熱愛的鄉土。”劉老師說。

（作者：李燕燕，系重慶市作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