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25年9月23日起，魯迅經歷了長達105天的頭痛發熱，由此帶來的肉體病痛和生命危機感影響深遠：其作品內外充滿“熱”“冷”表達，有熱到發冷的的雜文，有外冷而內熱的散文詩，也有《往星中》《走向十字街頭》《藝術的表現》《從藝術到社會改造》等討論天人苦樂、“靈與肉”交爭的譯文，透視“在人間”“兩個世界”“象牙之塔”“文學與社會”等關系中的兩極對峙。學界對魯迅文學與疾病關系的研究不少，但大都矚目于魯迅小說中的疾病隱喻和身體敘事，對疾病體驗與魯迅文學的整體轉向把握不夠[1]。還原魯迅疾病體驗和他的譯作、創作的文本甚至是文字關聯，從“冷”“熱”“補藥”“瀉藥”視角來認識魯迅生命體驗和“精神界之戰士”的人間具體性，可以更好地理解魯迅文學在1925年“從肉向靈”的戰略性調整，即“用唯物論盡向深奧處鉆過去，則那地方一定有唯心論之光出現”[2]。

魯迅1925年

一、“中國的病證”

1925年9月23日，魯迅日記“午后發熱，至夜大盛”；此后一天，魯迅在《<望勿“糾正”>附記》末尾落筆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身熱頭痛之際，書”。身熱頭痛是癥狀，具體何病則未記，魯迅按寒熱失調或者消化不良導致的熱毒病癥處理，因為24日記“服規那丸”。規那丸即奎寧丸，魯迅日記中也有記為雞那丸的[3]，可解熱，能“令瀉”，與中醫類涼藥、瀉藥一類的專門治熱病的藥功能相類，是魯迅家的常備藥。魯迅1913年10月，11月，1914年5月， 1914年10月，1918年10月中，都有服規那丸退熱的記錄。一次一兩顆或三四顆不定，五顆是最大量的記錄。周作人亦有服規那丸瀉火的日記，如1917年5月8日記：“晴，上午往北大圖書館，下午二時返。自昨晚起稍覺不適，似發熱，又為風吹少頭疼，服規那丸四個”。同月11日：“陰，風。上午補服丸五個令瀉，熱仍未退。”[4]

“發熱”在魯迅日記中常見，9月23日這次發熱持續時間很長，對魯迅的思想和文學影響很大，為方便言說，不妨稱為“九二三熱”。第二天24日，記服規那丸，未寫量。29日魯迅給許欽文寫信，說“大約是疲勞與睡眠不足之故，現在吃藥，大概就可以好罷”；30日又致許欽文，“病也好起來了”；實際上，“九二三熱”不像往常，相當頑固，“好起來了”不過是魯迅的樂觀說法。10月的1、3、5、8、14、17、22、29日日記，都有“往山本醫院診”。11月8日致許欽文信：“我病已漸愈，或者可以說痊愈了罷，現已教書了。但仍吃藥。醫生禁喝酒，那倒沒有什么；禁勞作，但還只得做一點；禁吸煙，則苦極矣，我覺得如此，倒還不如生病。”11月“往山本醫院診”的日記有三次；12月“往山本醫院診”有四次。可以說，1925年9月23日后到1926年初，魯迅都是在大大小小反反復復的“熱”的狀態中寫作的。巧合的是，這段時期的作品多和“熱”“病”“夜”以及柔弱而頑強的“魯迅”生命形象有關：11月3日的《弟兄》，有“猩紅熱”語；12月3日《<出了象牙之塔>后記》有“一帖涼藥”語，落款是“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十二月三日之夜，魯迅”； 12月31日《<華蓋集>題記》出現“沾水小蜂”“靈魂的荒涼和粗糙”“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記于綠林書屋東壁下”等語。本年關于九二三熱的最后一次的“往山本醫院診”是 12月26日，魯迅喟嘆“病葉呵”的《臘葉》便是這日做的。到了1926年1月的3日、5日兩次“往山本醫院診”后，“九二三熱”才算是“好起來了”，持續了近四個月。在此期間，做于“夜”“深夜”中的文章是名副其實的“熱風”。魯迅在1925年最后一天夜里的《<華蓋集>題記》中說，“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經耗費在寫這些無聊的東西中”。正如一個多月前《<熱風>題記》中“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話，是如魚飲水“冷”“熱”自知。

熱中的魯迅，深知“一帖涼藥”的好處，對肉體，也對精神；對自己，也對中國。本年12月3日他在《<出了象牙之塔>后記》中說，“著者所指摘的微溫，中道，妥協，虛假，小氣，自大，保守等世態，簡直可以疑心是說著中國。” 12月18日寫的《十四年的“讀經”》中的“敷衍，偷生，獻媚，弄權，自私，然而能夠假借大義，竊取美名”，和《<出了象牙之塔>后記》中的“微溫，中道，妥協，虛假，小氣，自大，保守”，連用語措辭、標點符號、話語語氣都一樣。翻譯和創作，外國與中國，因為熱的“病證”一樣，因此是可以服用他“移來”的這一帖涼藥的。

當我旁觀他鞭責自己時，仿佛痛楚到了我的身上了，后來卻又霍然，宛如服了一貼涼藥。生在陳腐的古國的人們，倘不是洪福齊天，將來要得內務部的褒揚的，大抵總覺到一種腫痛，有如生著未破的瘡。未嘗生過瘡的，生而未嘗割治的，大概都不會知道；否則，就明白一割的創痛，比未割的腫痛要快活得多。這就是所謂‘痛快’罷？我就是想借此先將那腫痛提醒，而后將這‘痛快’分給同病的人們。[5]

魯迅早期的翻譯是補藥性質的，性“熱”，如作為“文術新宗”的《域外小說集》，為補中國朝氣不足之癥，所謂“中國譯界,亦由是無遲莫之感矣”。《說鐳》《月界旅行》等也是，意在“拿來”“古源”所無、中國所需的新營養，做國民精神的補氣養元之用。但是在1925年“九二三熱”前后，魯迅的翻譯就成了類似規那丸一樣的涼藥、瀉藥，以瀉火敗熱為主，有警示病證、分享治愈的痛快之效，如《出了象牙之塔》和《壁下譯叢》中諸文。巧合的是，魯迅此時所做雜文也多是涼性的清熱藥：11月18日《十四年的“讀經”》，所清之熱是：“讀經”“尊孔，崇儒，專經，復古”“以孝治天下”“以忠詔天下”“以貞節勵天下”。11月22日《并非閑話（三）》，所清之熱是“純潔的”“動機”；《堅壁清野主義》所清的熱，是“幾樣主義”“正本清源”“澄清天下”“中國的婦女”的“解放的路”；11月23日《寡婦主義》的熱，是“速成師范”“賢妻良母主義”“神道設教”“儒行”；12月8日《這個與那個（一）》的熱，是“欽定四庫全書”；12月18日《“公理”的把戲》的熱，是“公理”“道義”“名流”“正人君子”；12月22日《碎話》的熱，是“領袖”“正人君子”“思想”“公論”；12月28日《這回是“多數”的把戲》的熱，是“多數”“通品”；12月29日《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的則是“費厄潑賴”。

魯迅的翻譯服務于他以文學改造社會的意圖，從提供思想、文化、主義、理論等等補品，變為先瀉熱毒后補營養，這是魯迅的一個轉變。熱毒不去，補品反而有毒，“自問茍僥幸卒業，或不至為殺人之醫”[6]，這一對意在救人反而成殺人醫生的悲劇的自覺，導致魯迅從留日時期的思想建設和五四時期的文學創作轉向后五四時期的“雜文自覺”[7]。“說到中國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掃蕩廢物，以造成一個使新生命得能誕生的機運”[8]。立人立國，不破不立，在破舊中立新，此論由魯迅1909年的《破惡聲論》始，貫穿至1925年全面落實，尤其是“九二三熱”后。以熱文為涼藥，先敗火后滋補、涼熱并用的意圖，互文于魯迅這個時候的著譯文章。

熱，不但是魯迅的生命與魔障斗爭的癥狀[9]，也是他的人生選擇。在給許欽文的信里，魯迅提到安特萊夫的四幕戲劇《往星中》的時候，他說“我以為人們大抵住于這兩個相反的世界（《往星中》的兩個世界，一個是天文學家向往的廣大神秘的、冷而平和的自然世界；一個是其子所關注的“熱，然而滿有著苦痛和悲慘的人間世”）中，各以自己為是，但從我聽來，覺得天文學家的聲音雖然遠大，卻有些空虛的。”[10]天文學家的冷或者是真的，合科學的，但魯迅選擇熱而苦的人間世。魯迅并非不求真，只不過求的是具體的以人為主體的真。對他來說，真理如果沒有主體，即便完美無缺，那也是假而無趣的，正如天上大如車輪的花朵[11]。他寧愿在有瑕疵甚至大缺陷的主體中尋求真理，這樣的真理不完美但真實、能“攖人心”。我們知道，早期魯迅追求真理的態度是極端的“惟向所信是詣”（《破惡聲論》）。這種不計后果的追求和魯迅所謂“反抗絕望”的反抗，其實是一回事，共同統一于一個“詣”字。詣者，追求真理之行動、“指歸在動作”之“動作”也。不同的是，《摩羅詩力說》《破惡聲論》時代的魯迅，追求的是《往星中》的父親式真理，以為真理存在于與人無關的冰冷的自然世界，行者魯迅“指歸在動作”，不在人——無論體格健全與否。此時期的魯迅，冷靜、冷漠，“并非迫切而不能已于言”。但“九二三熱”前后，魯迅的“動作”變成了不問成敗的戰斗[12]，魯迅作于此時期的《過客》，冷靜但不冷漠，遵從自心的呼喚也感激小女孩的好意，因而具有冷熱過渡的色彩，可看做對詣字的新解。魯迅此時的求真，從《往星中》冷漠的父轉為熱烈的子，堅持真理的人間具體性，行者魯迅轉為反抗絕望者魯迅，決絕的冷漠中，亦有對“國民”——無論精神愚弱與否——的同情。在6月18日的《忽然想到（十一）》中，魯迅說，“我也另捐了極少的幾個錢，可是本意并不在以此救國，倒是為了看見那些老實的學生們熱心奔走得可感，不好意思給他們碰釘子”。這些人，這些事，在魯迅筆下充滿“人間至愛者”的溫度：“幾個小學生”“幾張小紙片”“幼稚的宣傳文”“弱小的腕”“帶體溫的銀元”。這是他“人間世”立場的自然顯現，此前“聽將令”，做《吶喊》，譯域外小說，此后扶持青年做文章，編刊物，出叢書，做《我要騙人》，參加政治社團，“引以為榮”的“同志”，都是這樣的弱者甚至愚者，是《往星中》“兩個相反的世界”中的“熱，然而滿有著苦痛和悲慘的人間世”。

這個“人間世”首先是中國。1925年11月3日，在《<熱風>題記》中，魯迅提問“中國的病證究竟如何”。“中國的病證”在魯迅文學中首次出現。棄醫從文的魯迅，慣于以病為對象，以文學為診斷、為藥救：1902年和許壽裳討論“理想人性”“病根何在”[13]，1919年《<吶喊>自序》提出救治精神疾病的“第一要著”，1925年4月8日致信許廣平，要做“攻打病根的工作”[14]，12月3日《<出了象牙之塔>后記》中說“同病的人們”。 無論是病還是藥，都是精神性質的，這都是我們已知的。但“中國的病證”，是他在“九二三熱”的疾病體驗中提出的，此前此后，他在譯著和創作中大量書寫“物質”“精神”“肉”“靈”“天國”“地獄”“人間世”“空虛”“苦痛”等“兩個相反的世界”。從個人的病聯想到“中國的病證”，對魯迅來說不是新鮮事，但從冷色調的精神文本到冷熱調和文本的轉向，不僅是文學方法的變化，也是魯迅整體文學觀的戰略調整，值得注意。

魯迅的選擇源于有他的“生命之火”[15]，這導致他處處遇冷的華蓋運。其實，并不是魯迅的周圍格外冷，以至于他非得“所欲常抗”不可，實在是作為熱源“生命之火”的他，除非遇到同樣是熱源“生命之火”的一二“知己”，其所遇冷似乎是他這個心系家國興衰的熱心人的宿命[16]。魯迅文學源于魯迅的生命之火，能點燃火種，卻不能點燃“沙石”。魯迅在《出了象牙之塔·藝術的表現》和《兩地書原信·十五》中都說過類似的話。“因為施行刺激，總須有若干人有感動才有應驗，就是所謂須是木材，始能以一顆小火燃燒，倘是沙石，就無法可想，投下火柴去，反而無聊。”[17]周圍火種少而沙石多，導致魯迅所遇常冷。和他熱人冷命相契合的是，魯迅的熱在文字上往往出之以冷，冰冷。說冷熱話，做冰火文，“于狂歌浩熱之際中寒”，形成魯迅特有的極熱與極冷合為一體的奇詭文風。

1925年11月3日，在做《弟兄》的同一天，魯迅做《<熱風>題記》，說“但如果凡我所寫，的確都是冷的呢？則它的生命原來就沒有，更談不到中國的病證究竟如何。然而，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相去本不及一張紙，對于周圍的感受和反應，又大概是所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我卻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反而稱之曰《熱風》”。如前所述，魯迅是冷空氣中的熱源，是灼人的生命之火。所以，站在魯迅一方，無論他說的是冷嘲，是熱諷，都是他生命之火的熱的產物，名副其實的“熱”之諷。何況從9月23日到寫《<熱風>題記》的時候，他已經“熱”了整兩個月了。他一再給朋友說熱的原因是“睡覺少”，而他的“夜”并不屬于“睡覺”，他一再在夜里寫作。《<熱風>題記》后依然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之夜，魯迅”。第二天日記，“晴。上午往中大講。往山本醫院診。”

這種冷熱體驗，是魯迅好用反語的一個內因。周作人在《魯迅的雜文》中說，魯迅長于以字句上的冷毒寫其用心的火熱，“發掘病源……掘到根柢里，所謂誅心之論，本心乃是為的要中國人好，這在一般的人是不大能夠了解的，因為他的熱忱與憤激，使得他的話不但顯得尖銳，而且有時似乎刻毒。”[18]魯迅文學，聲每出以默，熱每出以冷，意每出以反。正如魯迅所謂“含笑的淚”。“大的笑的陰蔭力，有著大的悲。不是大哭的人，也不能大笑。”“笑里有淚”“見了漫畫風的作品，而僅以一笑了之者，是全不懂得真的藝術的人們罷。”[19]

反語不僅僅是藝術，也是盔甲，以冷說熱，如以冰包火，對旅行于無處不在無所不染的沙石語境中的魯迅文本形成一層話語保護。魯迅在翻譯《出了象牙之塔》時沒有翻譯其中的《文學者和政治家》，但魯迅同意其中的觀點，即文學者和為政者因為關注對象的相同，都是“民眾的深邃嚴肅的內底生活的活動”，因此不可避免的有一種關聯：“文學者總該踏在實生活的地盤上，為政者總該深解文藝，和文學者接近。”[20]魯迅認可而不翻譯的理由，明顯是擔心自己的文章被語境染指利用。他以為當時中國的政治與文學的接近“常有”，但卻不是《文學者和政治家》所說的為了民眾，而是為了各自的利益，雙方的接觸是在“黑暗的陰影中開演”，是魯迅所提及的圣武與圣野豬[21]的合作，而不是為民眾的。因此“因為自己的偏頗的憎惡之故，便不再來譯添了。”[22]可見，1925年的魯迅，不會超然的“為藝術而藝術”，也不會冷冷的“不顧利害的講論是非”，而是要從“中國的病證”角度，看“療效”。也就是說，他的翻譯和他的創作一樣，都是他的“一劑涼藥”，而不是“純”文學“純”思想。他不會在政治文學互相勾結的時候再“譯添”一個文藝的論據給他們利用，盡管這個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兩年后在他的《文藝與政治的歧途》中予以呈現。值得一提的是，做于1927年底的這篇《文藝與政治的歧途》，沒有被魯迅收入《而已集》《三閑集》，而是在六年后被楊霽云收集于《集外集》中，孤零零地列在“一九二七年”名下。這種說而不編的做法，再次證明魯迅對這個正確但是無關當時“中國的病證”話題的消極態度。種種以序跋方式提一下而實際不翻譯、不創作、不收編的話語方式，是對話語對象如“文學與政治”，如“自由”[23]的話語保護——不直說，不正面說，但是要話語留白。他愛而不說或者反著說，進而保護所說不被染指的話題，還有如費厄潑賴、寬恕等。

“九二三熱”中的魯迅，無論是創作還是翻譯，意在做一帖涼藥，瀉掉諸如“民氣”“五分熱”“斷指”“我們一向很好的”“中國書”“讀經”“公理”“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等等熱毒，這些熱毒之和即所謂“中國的病證”。熱的病根不去，補藥成毒，所謂“第一著自然是掃蕩廢物，以造成一個使新生命得能誕生的機運”者，以此。

“大約是疲勞與睡眠不足之故，現在吃藥，大概就可以好罷”的魯迅，熱中伏案，偏多冰語，“夜”“深夜”“深夜將盡”，這樣不計后果的工作，頗有些“超越塵埃，解脫人事”“不和眾囂，獨具我見”的“精神界之戰士”風采。然而，精神戰斗的同時，是種種身體/物質困境：“發熱”“睡眠不足”“頭昏眼花”“性命的斤兩”“老態可掬”“口腹計”“衰老”“壽終”。在靈與肉的辯證關系上，重新思考我是誰，文學是什么的終極問題，在“九二三熱”前后，成為魯迅文學的一大特點。

1925年，日記中魯迅的“生命之火”熾熱燃燒著：作文、談話、上課、書帳、編輯、翻譯、寫信；他幾乎一直在做那“攻打病根的工作”，因此一直處在“熱”的狀態。全年中只有一天例外——6月21日，魯迅當日日記了七個字：晴。星期休息。無事。

二、“我活在人間”

“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魯迅一生的思想和精神，那么我認為最恰當的或許是七個字：對人的終極關懷”。[24]

對終極究竟的問題，早在1919年，魯迅就說過他的態度：“我自己知道，不特并非創作者，并且也不是真理的發見者。凡有所說所寫，只是就平日見聞的事理里面，取了一點心以為然的道理；至于終極究竟的事，卻不能知”。[25]1935年，他借木刻問題也說過“終極”之不可求、不必求的觀點：“（木刻的最后的目的與價值）這問題之不能答復，和不能答復‘人的最后目的和價值’一樣。”“但我想：人是進化長索子上的一個環，木刻和其他的藝術也一樣，它在這長路上盡著環子的任務，助成奮斗，向上，美化的諸種行動。至于木刻，人生，宇宙的最后究竟怎樣呢？現在還沒有人能夠答復。”[26]作于1925年中的《墓碣文》，魯迅追問“心之本味”，也在其終極究竟思考的延長線上，結果也是一個“不能答復”。

魯迅“心之本味”和魯迅“生命的泥”無法分開，或者說，是先有“生命的泥”才有“本味”而非相反。《墓碣文》與其說是魯迅要尋求“本味”，不如說是要解構“本味”，是對憑空虛蹈，美妙而不真實的一切“好的故事”的告別：“漂渺的名園中，奇花盛開著，紅顏的靜女正在超然無事地逍遙，鶴唳一聲，白云郁然而起……這自然使人神往的罷，然而我總記得我活在人間”。

“我活在人間”，這是“九二三熱”愈后三個月，魯迅在1926年4月10日寫的《一覺》中的話。這里的“人間”，和1925年1月1日的“感得全人間”[27]、1925年4月22日“物質的頭”（《春末閑談》）、1925年9月30日“滿有著苦痛和悲慘的人間世”（《往星中》）、1925年12月30日“不單是住在象牙之塔里”（《<出了象牙之塔>后記》）一道，共同彰顯著魯迅文學“用唯物論盡向深奧處鉆過去”的“人間”轉向。這個時候，魯迅幾年前“第一要著”中的“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的冷酷已經被代之以“我活在人間”的熱情，“并非迫切而不能已于言”而不被邀請即不做文章的“要我寫”狀態，逐漸變為“一切情形，只有我一個人知道，不能傳給社會，不是失了意義么”[28]的“我要寫”。只不過，經過“九二三熱”的疾病體驗后，魯迅本人“精神的頭”和“物質的頭”合二為一，“我要寫”的文學將大大異于“要我寫”的文學。魯迅文學從單向度的精神文本向“在人間”的文學轉向之勢，已經成為必然。

魯迅作文的“第一要著”，出自于他1922年的《<吶喊>自序》。魯迅留日時期和五四時期的文學，作為“第一要著”的實踐，具有很強的精神文本性質，這對具體的、“體格健全”而“精神愚弱”的“國民”來說，不啻為一種正確而冰冷的文學觀。魯迅對這種文學及其帶來的“文學家”榮譽是不滿足的，因為他不滿意其“寂寞”和“無力”的命運[29]，這可證之以《<吶喊>自序》中大量的猶豫、轉折詞匯。五四以后，魯迅文學逐漸進入“第二過渡期”[30]。和之前文學相比，魯迅此時期文學的最大變化，是拒絕“一切都要從靈向肉，度著幽魂生活”（《<出了象牙之塔>后記》）。魯迅文學中個人生活史的內容越來越多，無論是虛構性的“五種創作”還是非虛構性的雜文，甚至是他的翻譯和學術文，都成為“魯迅”這個人的生命與生活的特殊話語。

魯迅是誰，怎么寫，對這種人與文的終極問題，魯迅曾經熱衷于思想和文學的方案，即所謂精神界之戰士：“如果說早期提倡科學，還帶有洋務派的烙印，參加革命活動是受了革命派影響，思考‘國民性’是受到了梁啟超‘小說界革命’的沖擊，那么，當他將民族復興的希望寄托在‘不和眾囂，獨具我見’的精神界之戰士身上時，他終于找到了一套自己的話語體系，與當時流行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分道揚鑣了。”但是隨著對“中國的病證”認識的深入，尤其是“九二三熱”的體驗，魯迅從“精神界之戰士”逐漸回歸人間。因此，和思想家政治家分道揚鑣[31]不過是魯迅的第一次轉向，“九二三熱”以后，魯迅醞釀著和傳統意義上的“文學家”分道揚鑣的、可稱為雜文自覺的第二次轉向。

1925年底，在眾多“人間”著譯文字之后，魯迅翻譯廚川白村文藝論文集《<走向十字街頭>序》，出現“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這樣的話，可以說這是魯迅思考“我是誰”的一個癥候。此文中關于文學家兼社會活動家的身份，對應著魯迅的相關思考：“在我所親近的英文學中，無論是雪萊，裴倫……都是帶著社會改造的理想的文明批評家；不單是住在象牙之塔里的。”[32]文學介入社會，文學家兼社會活動家，這是“熱中”的魯迅對1925年的總結，也是對以后道路和自我身份的新定位。無獨有偶，魯迅此時翻譯的《出了象牙之塔》第九篇，即研究英國作家兼社會活動家的摩理思（W.Morris,1834-1896）的《從藝術到社會改造》，有對摩理斯以文學家的身份進行社會活動的一段評論，幾乎可以拿來作為魯迅上述文字的論據：

他的前半生，摩理思是純然的藝術至上主義的人，又是一種的夢想家，羅曼主義者。但在別一面，也是活動的人，努力的人，所以對于現實生活的執著，也很強烈。一面注全力于詩歌和裝飾美術的制作，那眼睛卻已經不離周圍的社會了。

文學與社會，文學家與社會活動家高度重合，正如譯文開頭的“引文”所說，“藝術家、詩人、工匠摩里斯就是社會主義者摩理思；換言之，社會主義者摩理思就是藝術家、詩人和工匠摩理思。[33]

早在1907年，魯迅就在《摩羅詩力說》中呼吁“精神界之戰士”，學界也一直將之視作“文學者”魯迅的身份定位。但是，1925年“九二三熱”后，魯迅對“人間”“物質”的重視，對文學家兼社會活動家身份的一再提及，使精神界戰士逐漸從天上降落，降落，直落到中國的土地上，成為“在人間”的“精神界之戰士”。在此時，魯迅翻譯了六篇、創作了十五篇與“戰士”相關的文章，這個降落過程，就反映在魯迅這些文章里[34]。這些文章，在用詞、意見和態度上形成互文關系，是魯迅對“我”——在人間的精神界之戰士形象的辯證思考，之后的系列雜文集和《故事新編》也不斷重復、豐滿著這些形象。這些文章都從精神和物質兩個方面闡述戰士和戰斗的主題：一個是戰士的物質性匱乏，另一個是戰斗的精神性堅守，二者形成一種奇詭的反比例關系。細讀這些文章可知，以“九二三熱”為界，魯迅對“戰士”的精神屬性有過一個追問、動搖和修改的過程，總體走向是從冷到熱，從超然到介入。魯迅“對人的終極關懷”，也以從肉向靈的方式實現。

首先，戰士戰斗的精神屬性并沒有改變——戰士是什么，取決于對手，魯迅依舊緊扣“中國的病證”的精神性，以對手的“無物”來定義自身的精神性。如1925年6月11日和13日，魯迅三天內兩次提到“巧人”：“白用了許多犧牲，而反為巧人取得自利的機會”；“有許多巧人，反利用機會，來獵取自己目前的利益”。巧人，魯迅又稱之為“陰柔人物”，“聰明人”“伶俐人”，雖然有陳西瀅、章士釗等具體人物作為“典型”，但魯迅實際上指的是善于“舞文弄法”“包著自己，去嚇唬別人”的思想行為。以此為對象的戰斗，只能是精神性的。為了保證戰斗的精神屬性，魯迅不惜拒絕一切人間感情的牽掛，甚至冷酷地拒絕感激與好意。他1925年4月11日給趙其文的信中，對此有直白說明：

凡有富于感激的人，即容易受別人的牽連，不能超然獨往。

感激，那不待言，無論從那一方面說起來，大概總算是美德罷。但我總覺得這是束縛人的。譬如，我有時很想冒險，破壞，幾乎忍不住，而我有一個母親，還有些愛我，愿我平安，我因為感激他的愛，只能不照著自己所愿意做的做，而在北京尋一點糊口的小生計，度灰色的生涯。因為感激別人，就不能不慰安別人，也往往犧牲了自己——至少是一部分。

又如，我們通了幾回信，你就記得我了，但將來我們假如分屬于相反的兩個戰團里開火接戰的時候呢？你如果早已忘卻，這戰事就自由的多，倘你還記著，則當非開炮不可之際，也許因為我在火線里面，忽而有點躊躇，于是就會失敗。

《過客》的意思不過如來信所說的那樣，即是雖然明知前路是墳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絕望，因為我以為絕望而反抗者難，比因希望而戰斗者更勇猛，更悲壯。但這種反抗，每容易蹉跌在‘愛’——感激也在內——里，所以那過客得了小女孩的一片破布的布施也幾乎不能前進了。[35]

這里，魯迅順帶解釋了一下《過客》中過客對小女孩的善意的拒絕，值得注意。這是因為，這種情感上的不近人情也出現在魯迅此前此后創作的《故事新編》諸人物那里，如女媧之超然、后羿之沉著、黑色人之冷酷、大禹之沉默、墨子之堅毅獨行。正如過客不能不在乎小女孩的“好意”，“每容易蹉跌在‘愛’——感激也在內——里”，超然的同時具備了人間屬性。女媧等人物也不再是超然的“精神界之戰士”，而是全面繼承發展了魯迅此時所重視的人間具體性：從事精神界事業的同時，處處遭受人間世的“華蓋運”，不是被譴責有傷風化，就是陷于“疲憊”“烏鴉炸醬面”“鼻塞”“起訴”等現實牽絆中，確實有“每容易蹉跌在‘愛’——感激也在內——里”的風險。

致趙其文信后，魯迅仍持續思考這個問題，于5月5日的《雜感》中提出“無淚的人”的概念。無淚，源自魯迅1903年在日本時期《浙江潮》上“無涕可揮，大風滅燭”的記憶。無淚的人，如《鑄劍》中的黑色人，毫無父母、妻子等家人的牽絆[36]，不會于決絕與眷戀中躊躇。

但也有因為情感羈絆而消解戰斗意志的“反面教材”。1924年，王魯彥創作小說《燈》，講述的就是母子家人間眷戀與決絕的故事，和魯迅作于此時期的《過客》《墓碣文》《頹敗線的顫動》《這樣的戰士》有相似的情感主題，也和魯迅《鑄劍》的醞釀、寫作和發表同步。魯迅十年后將之收入自己編選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中。《燈》中的兒子以手剖心，還給母親，自己的心和母親的心合二為一，熱血沸騰。兒子說：“母親，我不再灰心了，我愿意做‘人’了。”[37]這篇小說，形象地詮釋了魯迅所謂“死于敵手的鋒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來的暗器，卻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愛人誤進的毒藥”[37]，也可以詮釋他失去母親的孩子做事“更勇猛”更“無牽掛”的憤慨言說。其中的“我愿意做‘人’了”，模仿《狂人日記》“愈赴某地候補”，也類似魯迅“在北京尋一點糊口的小生計，度灰色的生涯”，都可看做“戰士”為“人間”所累、放棄“不問成敗的戰斗”行為。

其次，戰士的精神屬性一定呈現為“我活在人間”的形態。“精神界之戰士”在此時不再“超越塵埃，解脫人事”（《文化偏至論》），而是要“民氣”和“民力”兼顧，“公道和武力合一”[38]，這是精神界之戰士的人間具體性。“九二三熱”后，魯迅生命和“魔障”搏斗的熱，造成的痛苦與悲慘，是魯迅的，也是有同樣生存體驗和抗爭的中國人的。因此，魯迅在熱中體驗的痛苦與悲慘，就不再因為它的少數個體性而“病死多少不必以為不幸”了。相反，從“中國的病證”中取材“熱，然而滿有著苦痛和悲慘的人間世”，反而可以辯證地生出“引導國民精神前途的燈火”[39]及其“唯心之光”來。從此以后，魯迅文學在從留日時期的文言論文向著“五四”大眾轉向、獲得“文學家”稱號以后，再一次向著大眾中的“個”轉向：關注身邊瑣事，從肉向靈，以小見大，在最寬廣的精神和物質細節層面上觸及到了“中國的病證”。從此，以魯迅生命之火凝聚的魯迅文學，真正成了療救“中國的病證”的“一劑涼藥”。

“魯迅之為魯迅的偉大處，只是在于他在歷史與價值的心理沖突與煎熬中，終于沒有落入烏托邦而最終咬著牙關選擇了歷史，并且在對歷史的執著中，同時沒有舍棄對人的終極意義的關懷。所以他的文章既充滿著歷史感，又不乏人情味，他在二者中把握住了必要的張力。”[40]這個張力的兩端，一端“終極意義”，一端個人史，一冷一熱，在1925年“九二三熱”后逐漸匯合。從此，魯迅的“精神界之戰士”才得以“活在人間”，成為普羅大眾中“無涕可揮，大風滅燭”式的豪杰；魯迅文學不再是超然的“冷而平和”的精神文本，也不是熱而瑣碎的個人感覺，而是個人與群體、歷史與當下、“心靈和上蒼”[41]相交流的中介，切實擔負起其攖心-立人-立國的文化使命。

注釋：

[1]錢理群、程桂婷注意到魯迅的發熱與生命體驗的問題，但前者所提的是魯迅1923、1936兩次大病；后者重點研究魯迅1913年的發熱數據及其對魯迅小說創作的影響。分別參看錢理群：《魯迅作品十五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頁；程桂婷：《疾病對中國現代作家創作的影響研究：以魯迅、孫犁、史鐵生為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40頁。

[2]廚川白村著，魯迅譯：《出了象牙之塔·從靈向肉與從肉向靈》，《魯迅譯文全集》第2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55頁。

[3]魯迅甲寅日記5月12日記“下午大發熱，急歸臥，并服雞那丸兩粒，夜半大汗，熱稍解”。這里的雞那丸即規那丸，有時也被記為金雞那小丸。魯迅乙卯、乙未日記有“八粒”“十粒”的記錄，但只是“乞得”或“寄”而非服用。《日記131031》《日記140512》《日記140930》《日記150126》《日記190807》，《魯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頁，第116頁，第135頁，第157~158頁，第376頁。

[4]周作人：《周作人日記（上）》，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669頁。

[5]魯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記》，《魯迅全集》第10卷,第269頁。

[6]魯迅：《書信041008致蔣抑卮》，《魯迅全集》第11卷，第329頁。

[7]張旭東：《希望與躁動：魯迅雜文發生學小史（上）》，《魯迅研究月刊》2022年第8期。

[8]魯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記》，《魯迅全集》第10卷,第270頁。

[9]“生命力旺盛的人，遇著或一‘問題’。問題者，就是橫在生命的躍進的路上的魔障。生命力和這魔障相沖突，因而發生的熱就是‘思想’”。《出了象牙之塔·十三、思想生活》，《魯迅譯文全集》第2卷，第325頁。廚川白村氏的“魔障”，確切說是魯迅用的魔障一詞，和魯迅用的華蓋運一詞，都源自佛教，表示磨煉生命的困厄，在魯迅《生命的路》中又被稱作“鐵蒺藜”，而鐵蒺藜也出自《地藏經》，是地獄中物。從這些名詞可知，魯迅對待生命的態度是積極的、勇猛的，頗有佛教中煩惱即菩提之智。這一點上，魯迅和頗解佛教的尼采也有共鳴。在《快樂的知識》中，尼采說：“到自己的天堂之路，常是經過自己的地獄的欲界的”。尼采著，梵澄（徐梵澄）譯：《快樂的知識》，商務印書館1939年版，第195頁。

[10]魯迅：《書信250930致許欽文》，《魯迅全集》卷11,第517頁。

[11]魯迅：《廈門通信（二）》，《魯迅全集》第3卷，第392頁。

[12]魯迅：《兩地書·八》，《魯迅全集》第11卷,第32頁。

[13]許壽裳：《我所認識的魯迅》，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第8頁。

[14]魯迅：《兩地書·十》，《魯迅全集》第11卷,第41頁。

[15]廚川白村著，魯迅譯：《出了象牙之塔·十二、生命力》，《魯迅譯文全集》第2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23頁。

[16]比如同是百草園，魯迅的“樂園”和周作人的“雞零狗碎”園正好相反，見鐘叔河：《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1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577頁。

[17]《魯迅景宋通信集：<兩地書>的原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頁。

[18]豈明（周作人）：《魯迅的雜文》，鐘叔河編：《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4卷，第130頁。

[19]魯迅：《出了象牙之塔·藝術史上的漫畫》，《魯迅譯文全集》第2卷，第381頁。

[20]長谷川如是閑作，魯迅譯：《圣野豬》，《魯迅譯文全集》第8卷，第137頁。

[21]魯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記》，《魯迅全集》第10卷，第266頁。

[22]魯迅在1928年3月31日做《<思想·山水·人物>題記》中說，“那一篇《說自由主義》,也并非我所注意的文字。……我自己,倒以為瞿提所說,自由和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的話,更有見地,所以人們只得先取其一的。”對自由，自由主義，魯迅不是不提倡，而是采取務實的態度，覺得這個和當時中國現實太遠了。《<思想·山水·人物>題記》，《魯迅全集》第10卷，第300頁。

[23]嚴家炎：《史余漫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33頁。

[24]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魯迅全集》第1卷，第135頁。

[25]魯迅：《書信350629致唐英偉》，《魯迅全集》第13卷,第494頁。

[26]魯迅：《詩歌之敵》，《魯迅全集》第7卷,第246頁。

[27]魯迅：《書信340117致蕭三》， 《魯迅全集》第13卷,第11頁。

[28]李拉利：《“從文”還是“造文”——以魯迅1920年代的“路”與“走”書寫為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2年第1期。

[29]竹內好著，李心峰譯：《魯迅》，浙江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頁。“第二過渡期”的說法、時限、意義有不同解釋，參看汪衛東《雜文的自覺：自我與時代的雙重發現》，《理論學刊》2011年第11期；張旭東《雜文的“自覺”——魯迅“過渡期”寫作的現代性與語言政治》，《文藝理論與批評》2009年第1期；牟利鋒《〈自由談〉時期魯迅雜文文體意識的自覺》，《魯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4期；錢理群《魯迅雜文》，《南方文壇》2015年第4期。

[30]張全之：《從施蒂納到阿爾志跋綏夫：論無政府主義對魯迅思想與創作的影響》，《魯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1期。

[31]魯迅：《<走向十字街頭>序》，《魯迅全集》第10卷，第267頁。

[32]文章開頭的引文原文是英文，筆者翻譯的是其中一部分：Morris the artist ，the poet，the craftsman，was Morris the Socialist，and that conversed，Morris the Socialist was Morris the artist，the poet，the craftsman.王世家、止庵：《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5頁，第499頁。

[33]這些文章是《戰士和蒼蠅》《致許廣平250323》《致許廣平250331》《致許廣平250408》《致趙其文250408》《燈下漫筆》《雜感》《導師》《雜憶》《新時代與文藝》《答KS君》《通信（復霉江）》《小說的瀏覽和選擇》《孤獨者》《傷逝》《思索的惰性》《從胡須說到牙齒》《自然主義的理論及技巧》《從藝術到社會改造（威廉摩理思的研究）》《從淺草來》《這樣的戰士》。

[34]魯迅：《書信250411致趙其文》，《魯迅全集》第11卷，第477頁。

[35]魯迅說他本不要子嗣，“以絕后顧之憂”，一者煩累，一者株連危險。《書信310306致李秉中》《書信310415致李秉中》，《魯迅全集》第12卷,第260~261頁。

[36]王魯彥：《柚子》，北新書局1927年版， 第40~41頁。

[37]又如1932年致臺靜農信：“負擔親族生活，實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以致頭白”。分別見《雜感》《書信320605致臺靜農》，《魯迅全集》第3卷,第51頁；第12卷,第308頁。

[38]魯迅：《補白》《忽然想到（十至十一）》，《魯迅全集》第3卷，第107頁，第94頁。

[39]魯迅：《論睜了眼看》，《魯迅全集》第1卷，第254頁。

[40]王乾坤：《由中間尋找無限——魯迅的文化價值觀》，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頁。

[41]孫郁：《魯迅的暗功夫》，《文藝爭鳴》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