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14年9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文明特別是思想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無論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丟掉了思想文化這個靈魂，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是立不起來的。”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高度強調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價值和時代價值。當我們今天思考文藝批評自主話語體系建構的問題時，有必要去考察中華傳統文化在文藝批評體系建構中的位置，而這種考察又有必要從中國現代歷史發展的維度和中華傳統文化在其中的位置進行思考。

文藝批評體系的建構，首先是歷史的積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思想和文藝批評體系是在中國現代歷史演進的基礎上逐步形成的。這段歷史可以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抗日戰爭爆發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和文藝主張，以及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三個標志性事件來考察。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文藝觀的基本形成，也為新中國文藝批評體系的建構奠定了基調。在此過程中，中華傳統文化的位置也隨時代需求而發生變化，并對新中國文藝批評體系的建構產生了特殊影響。

本文試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沖擊，到毛澤東同志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認識，再到毛澤東同志自抗戰時期對傳統文化的認識及其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對傳統文化在文藝中地位的認識，思考新中國成立前中華傳統文化對中國文藝批評自主話語體系的影響，以就教于方家。

一

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早期毛澤東同志的文藝觀

五四運動是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其基本方略是引入“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思想，并試圖從物質和精神上改變中國落后挨打的面貌。

五四新文化運動斗爭的對象首先是帝國主義。面對帝國主義的掠奪和欺壓，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都作了嚴厲聲討，試圖從文化的深層去改變國民精神。所以，五四新文化運動斗爭的對象也面向于本土的封建主義。這種思想很快影響到政治領域，一方面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三民主義”主張——即反封建反列強的民族主義、強調民主政治的民權主義和以地權與資本為核心的民生主義；另一方面是中國共產黨主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在反對封建主義文化的伊始，很快就將目光投向于文藝領域。以胡適、陳獨秀、錢玄同等人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運用較為激進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看待中華傳統文化。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提出了文學改良的“八事”，從言物、摹仿、文法、套語、呻吟、用典、對仗、俗語等八個方面指出了文學改良的必要性，他期望：“伏惟國人同志有以匡糾是正之。”胡適的這篇文章是白話文運動的宣言，他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從語言和文體上開啟了中國現代文藝的先河，同時也促進了中國人表達方式的解放。緊接著，陳獨秀于1917年2月在《新青年》發表《文學革命論》一文予以響應，主張“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的主張。這種主張進一步闡明了文學應走向平易、寫實、通俗的基本思想，鮮明地指出了因舊文學從精神上在舊政治的“盤踞”，故而要“革新”的必要性。

胡適的文章以“改良”面貌出現，陳獨秀的文章則以“革命”面貌出現，說明陳獨秀在新文化的倡導上比胡適更加徹底。而陳獨秀給中國文學開出的良方則是向西方學習。他說：“然今之歐羅巴，學術之隆，遠邁往古；吾人直徑取用，較之取法二千年前學術初興之晚周、希臘，誠勞少而獲多。”陳獨秀的觀點代表了新文化運動主將中大多數人的觀點。這些觀點大多數是在盛贊西方文藝成就，貶低中國傳統文藝成就，同時也是在特定時期的反封建立場上對中國傳統文藝成就的否定，是立場決定觀點的反映。

五四新文化運動主將們的立場和觀點多數都是激進的，關于這一點已有眾多學者指出。需要指出的是當時具有現代性格的知識分子多數把中華傳統文化看作“陳舊”“落后”“腐朽”之物，進而對基于舊時代文化的文學和藝術加以反對。應當說，就當時中國面臨的國內外局勢而言，這種看法是有積極意義的。但這種主張對中華文化在文藝中的地位產生了巨大沖擊，進而影響到了中國數千年積累的傳統文藝批評話語體系。

在新文化運動主將們的言論中，我們可以找到他們替代“舊文藝”的“良方”，那就是“西化”，乃至“全盤西化”。但這種“良方”并不符合中國的實際，一方面不符合中國歷史的實際，另一方面也不符合中國未來的實際。針對他們的觀點，當時已有不少人批評，也有眾多學者論述，故不贅述。但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所提出的“全盤西化”的“良方”，主要反映出了他們對文藝批評標準的“西化”立場，也預示著西方文藝批評體系對中國傳統文藝批評體系的沖擊。

毛澤東同志作為“五四”精神的繼承者，堅定地站在反封建的立場上。從現存毛澤東同志的相關文獻中可知，他最早贊同新文化運動主將們的觀點，但到后來又與新文化運動主將們的觀點出現了很大的區別。

1919年7月，毛澤東同志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申明：“見于文學方面，由貴族的文學，古典的文學，死形的文學，變為平民的文學，現代的文學，有生命的文學。”這個宣言說明了毛澤東同志在早期受新文化運動主將們的影響時對文藝的基本看法。而在他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后，對中華傳統文化和文藝的看法又與新文化運動主將們的觀點有了根本區別。毛澤東同志與新文化運動主將們觀點上的最大區別就在于他在五四運動期間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以“封建”和“階級”兩大概念從社會結構上來認識中國社會，也影響到后來他對文藝的認識。1936年，毛澤東同志在同斯諾的談話中講道：“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法國革命與階級斗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據陳晉考證，毛澤東同志閱讀《共產黨宣言》的時間當在1920年。這個時段正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剛剛傳入中國的年份，也是在五四運動期間。1941年9月13日，毛澤東同志在《關于農村調查》一文中曾回憶他對階級斗爭方法論的接觸和認識：“記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階級斗爭》，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和一個英國人作的《社會主義史》，我才知道人類有史以來就有階級斗爭，階級斗爭就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所以，“封建”和“階級”的觀念在這時已開始影響毛澤東同志對中國社會結構的基本認識。這種認識也深刻影響到他對文藝的主張。

二

全面抗戰爆發后毛澤東同志的文藝立場

“五四”以后，中國革命所面臨的危機性挑戰就是抗日戰爭的爆發。1931年9月18日，日軍進攻沈陽，九一八事變爆發。1937年7月7日出現七七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在當時，“抗日”即是關乎民族危亡的頭等大事和中國革命面臨的最大挑戰，也是中國人不得不面臨的實際問題。所以，國共兩黨都結合“抗日”實際思考過文化和文藝問題，毛澤東同志當然也不例外。

毛澤東同志集中思考文藝問題是從他于1937年10月19日發表的《論魯迅》一文開始的，這篇文章是毛澤東同志在延安陜北公學紀念魯迅逝世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在該文中，毛澤東同志盛贊魯迅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而且因為他是一個民族解放的急先鋒”，是“現代中國的圣人”。他總結出魯迅精神的“政治遠見”“斗爭精神”和“犧牲精神”三大特點，提倡“我們要學習魯迅的這種精神，把它運用到全中國去”。1938年4月28日，毛澤東同志在魯迅藝術學院的講話中高度評價了魯迅，認為“魯迅先生所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藝術論者”批評唯心式的“藝術至上主義”、記流水賬式的“寫實主義”，大力倡導“現實主義”和革命的、積極的“浪漫主義”，強調文藝的“無產階級勞苦大眾”立場，強調到實際生活中、到群眾中汲取養料，號召文藝工作者要有遠大理想。他指出：“不但要抗日，還要在抗戰過程中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國而努力，不但要為民主共和國，還要有實現社會主義以至共產主義的理想。”由此可見，毛澤東同志對文藝的看重以及把文藝納入實現“社會主義以至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戰略思維。毛澤東同志之所以盛贊魯迅，與魯迅在抗戰初期對“左聯”的支持有直接關系，也與魯迅在文學上的成就及其所持的反封建立場有直接關系。在涉及中國傳統文藝問題時，毛澤東同志專門提到《紅樓夢》。他說：“《紅樓夢》這部書，現在許多人鄙視它，不愿意提到它，其實《紅樓夢》是一部很好的小說，特別是它有極豐富的社會史料。比如它描寫柳湘蓮痛打薛蟠以后便‘牽馬認鐙去了’，沒有實際經驗是寫不出‘認鐙’二字的。”毛澤東同志以《紅樓夢》為例，強調了作家要具備豐富生活經驗，說明了他對借鑒中國古典文藝名著創作經驗的重視。

如果說《湘江評論》創刊宣言顯示出毛澤東同志對新文化運動主將們觀點的贊同，那么自1920年起，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則顯示出其對社會理想的新選擇，開始有別于新文化運動主將們的觀點。如果說在抗戰之前毛澤東同志尚未有暇日集中思考文藝問題的話，那么自1937年、1938年毛澤東同志在兩次重要場合對魯迅進行評價，則標志著毛澤東同志開始將馬克思主義思想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集中思考文藝問題。在這兩次講話中，毛澤東同志為文藝樹立起了以魯迅為代表的大旗，這不僅初步顯示了毛澤東同志在文藝立場和觀點上的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思想，以及他對內容和形式關系的基本認識，同時還顯示了他希望通過文藝為社會前進提供精神動力的遠大抱負和現實精神。

在涉及歷史文化遺產問題上，1938年10月14日，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于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這篇文章是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中的一部分。在該文中，毛澤東同志提出了學習歷史遺產的必要性和方法論，肯定了“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同時還顯示出了毛澤東同志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看待歷史的基本思想。這是毛澤東同志在其早期著作中較為集中地探討中華歷史文化遺產的言論，體現了毛澤東同志對歷史文化遺產的“批判的總結”，從而讓其“指導當前的偉大運動”的基本策略。

從1920年到1938年，毛澤東同志致力于推動中國社會擺脫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盡管在此期間，他閱讀了大量中華傳統文化和中國傳統文藝的著述，并對歷史文化遺產有所探討，但在他的著述中還尚未觸及對中國傳統文藝的專門論述。然而，這一時期正是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發表講話的前奏，是他針對文化和文藝進行論述的思想準備期。若缺乏對這一歷史階段的了解，我們便無法結合歷史去理解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基本精神。

三

在建設新文化的理想中創立新型文藝觀

在1942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同志的講話不僅接續了他在五四運動期間反帝反封建的思想，還延續了他在1937年、1938年兩次講話中針對魯迅的評價里對文藝的基本看法。同時，這次講話也延續了1938年他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關于歷史文化遺產的論述。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之前，最能集中且較為完善地體現毛澤東文藝觀的文章應當是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義論》。

《新民主主義論》是毛澤東同志于1940年1月9日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演。他在本次演講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就是我們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建立一個新中國，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是毛澤東同志一生的理想。為了讓“新文化”區別于“舊文化”，毛澤東同志把“作為觀念形態的文化”看作“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強調文化與社會政治和經濟之間的作用與反作用關系，指出中華民族的“舊文化”中的封建性質，認為“自周秦以來，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封建的經濟。而為這種政治和經濟之反映的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則是封建的文化”。毛澤東同志對封建文化性質的認識是建立在他對封建政治認識的基礎上的，并且認為這些文化是為封建政治和經濟服務的。所以，他在該演講中站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經濟的立場上對新文化作出了界定。他指出：“所謂中華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所謂中華民族的新經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所謂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以文化的反映對象和服務對象為標準來區別封建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這體現出了毛澤東同志鮮明的文化立場。

毛澤東同志結合當時中國革命所面臨的軍事“圍剿”、文化“圍剿”和抗日戰爭的實際情況，把他所倡導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界定為“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文化”。具體而言，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

在論及民族文化問題時，毛澤東同志強調不僅要批判地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和古代文化，還要將其化為我們民族自己的東西，化為民族形式和新民主主義的內容。

在論及科學文化問題時，毛澤東同志特別指出：“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中國現時的新政治新經濟是從古代的舊政治舊經濟發展而來的，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在此，毛澤東同志闡明了他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科學認識。首先，他首次把“封建社會”中所創造的文化稱為“燦爛的古代文化”，從而讓“封建”這一概念在有政治屬性的基礎上又具備了歷史特征，使其不再單純以反對舊世界的政治眼光看待“封建”問題。其次，他認為這種文化“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站在“民族自信心”的高度看待古代中國文化，是毛澤東同志在抗日戰爭進入深化階段以來站在民族自信心的立場上對中華傳統文化價值的肯定；再次，對這種文化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這句話指出那些為古代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文化屬于應剔除的封建糟粕，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因其帶有民主性的屬性，則屬于應當繼承和發揚的精華部分。這體現了他對中華傳統文化以“封建性”和“民主性”進行揚棄的標準和方法，旨在保留并傳承傳統文化中的寶貴價值。最后，毛澤東同志強調“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從這句話可以看出他對歷史認識的客觀態度。

在論及大眾文化問題時，毛澤東同志指出：“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眾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并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這種論述充分體現出毛澤東同志服務于大多數人的政治立場，即服務于“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的政治立場。毛澤東同志始終是站在大多數人的立場上思考中國問題的。早在1926年3月18日，毛澤東同志在《紀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義》一文中就鮮明地指出：“巴黎公社事件的發生，距今已五十五年了，為什么到今日我們才知道紀念，才舉行紀念呢？因為中國從前的革命，是少數人包辦的，及到革命潮流漸漸增漲，革命運動才跟著由少數人擴張到多數人，到現在已有多數的農工民眾參加，并且有左派的國民黨黨員作指導，有工農階級專政的國家蘇維埃俄羅斯作模范，所以中國民眾才知道有今日的紀念，才能有今日的紀念。”毛澤東同志把革命運動“由少數人擴張到多數人，到現在已有多數的農工民眾參加”作為紀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的出發點，把“農工民眾”作為大多數人的主體力量。從1926年到1940年，毛澤東同志在多次講話中都提到了“大多數人”。這是在中國革命進程中，結合國共關系、抗日戰爭的實際而產生的戰略立場和正義立場。毛澤東同志把這種政治立場貫穿到他的文化理想當中，提倡文化的“提高與普及”，強調“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須知民眾就是革命文化的無限豐富的源泉”。我們由此不難看出毛澤東同志后來在文藝思想上鮮明的人民立場，這種立場也是服務于大多數人的正義立場。

《新民主主義論》是毛澤東同志建立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系統論述，也是其在思考建立新民主主義文化問題時對歷史文化遺產和文化傳統問題的集中論述。這個論述對毛澤東同志此后處理中華傳統文化在中國革命實踐中的價值問題時起到了關鍵作用。

1942年2月8日，毛澤東同志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對“五四”運動進行了理性評價，他指出：“五四運動本身也是有缺點的。那時的許多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他們反對舊八股、舊教條，主張科學和民主，是很對的。但是他們對于現狀，對于歷史，對于外國事物，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這種形式主義地看問題的方法，就影響了后來這個運動的發展。”這篇文章對五四新文化運動領導人物進行了較為理性的客觀評價。毛澤東同志鮮明地指出，這些人物因缺乏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從而導致他們用形式主義的觀點評價歷史、評價外國事物。

從毛澤東同志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所發表的言論來看，在涉及中華傳統文化和中國歷史時，有一個從對新文化運動領導者觀點的積極響應到批判認識的轉變。這種轉變在涉及中華傳統文化和中國歷史問題時十分明顯。其核心轉變體現在毛澤東同志在抗戰時期針對中華傳統文化和中國歷史已經開始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來認識。在此期間，抗日戰爭的爆發是中國所面對的最大的實際問題。毛澤東同志結合抗戰實際需求思考統一戰線問題和民族文化問題，并把這兩大問題滲透到他對文藝問題的闡發當中，這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確立起到了直接推動作用。

毛澤東同志在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之前，結合當時延安知識分子思想中存在的問題、抗戰的需求、當時全國革命的實際需求進行了充分調研和思考。

1942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文本分“引言”和“結論”兩大部分。“引言”發表于1942年5月2日，“結論”發表于1942年5月23日。

在“引言”中，毛澤東同志進一步闡明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功績和問題，其功績是“革命的文學藝術運動，在十年內戰時期有了大的發展”，其問題是這個運動未能與當時的革命戰爭有機結合。他強調，要戰勝敵人，就需要在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兩條戰線上同時進行。他指出：“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我們今天開會，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這反映出在當時文藝需發揮“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武器作用，這是一種在面對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時，需將文藝作為斗爭武器的戰略立場和戰略思維。

在“引言”中，毛澤東同志鮮明地提出了文藝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在立場問題上，毛澤東同志提出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在態度問題上，毛澤東同志提出歌頌人民、暴露敵人的態度；在工作對象上，毛澤東同志提出文藝為工農兵及其干部服務問題；在學習問題上，毛澤東同志提出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學習社會的方法。“引言”是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的綱領，也是結合當時中國革命的實際，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文藝工作的方針。這其中，以“工農兵”為主體力量的“人民”問題，以“文藝”為武器打擊和消滅敵人、團結和教育人民問題成為本次講話的關鍵問題。這些問題的提出，是符合當時中國革命實際的。

在“結論”中，毛澤東同志針對受中華傳統文化滋養的文藝遺產和傳統，指出了如何面對的態度和方法。他說：“對于中國和外國過去時代所遺留下來的豐富的文學藝術遺產和優良的文學藝術傳統，我們是要繼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為了人民大眾。對于過去時代的文藝形式，我們也并不拒絕利用，但這些舊形式到了我們手里，給了改造，加進了新內容，也就變成革命的為人民服務的東西了。”這是毛澤東同志早期在文藝問題上“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思想的闡發，一方面讓這些中外文化遺產和傳統得以繼承，另一方面指出是“為了人民大眾”而繼承這些遺產和方法，進而指出對這些遺產和傳統進行“改造”，“加進新內容”，從而讓其轉化為“革命的為人民服務的東西”的基本方法。這種闡發奠定了毛澤東同志對中外文藝遺產和文藝傳統的基本認知。

在涉及文藝源泉問題時，毛澤東同志指出：“過去的文藝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國人根據他們彼時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出來的東西。”這是一種科學的認識，“過去的文藝作品”作為文藝的“流”，是彼時彼地的文藝家根據人民生活中的文藝原料創造出來的符合彼時彼地需求的文藝作品，而不能作為文藝源泉來認識。毛澤東同志進而強調：“我們必須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學藝術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作為我們從此時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作品時候的借鑒。有這個借鑒和沒有這個借鑒是不同的，這里有文野之分，粗細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們決不可拒絕繼承和借鑒古人和外國人，哪怕是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東西。但是繼承和借鑒決不可以變成替代自己的創造，這是決不能替代的。”這種觀點既是毛澤東同志對文藝遺產和傳統的態度問題，又是他對這些遺產和傳統“繼承和借鑒”的方法問題，一方面要繼承和借鑒，另一方面要批判地繼承和借鑒，不可以替代自己的創造。這便是讓文藝源流、文藝遺產和傳統的繼承借鑒和創造連接起來，從而讓文藝遺產和傳統作為創造新文藝的資鑒力量。

毛澤東同志很熱愛中國古典文學，也常用批判的繼承和借鑒的方法看待中國古典文學。據蕭三回憶，1939年5月5日，毛澤東同志到魯迅藝術學院看望他談到《聊齋志異》時說：“《聊齋》是封建主義的一種溫情主義，作者蒲松齡反對強迫婚姻，反對貪官污吏，但是不反對一夫數妻(妾)，贊美女人的小腳。主張自由戀愛，在封建社會不能明講，乃借鬼狐說教，作者寫戀愛又都是很藝術的。”在文藝座談會召開之前，毛澤東同志經常邀請文藝家進行談話和調研。1942年4月13日，毛澤東同志邀請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和戲劇系的黨員教師何其芳、嚴文井、周立波等人到楊家嶺交換意見。嚴文井問道：“聽說主席喜歡中國古典詩歌。你喜歡李白，還是杜甫呢？”毛澤東同志說：我喜歡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氣。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場。毛澤東同志說：《聊齋志異》可以當作清朝的史料看。其中一篇叫做《席方平》的，就可以作為史料。由這兩個例子，我們不難看出毛澤東同志對中國古典文學繼承借鑒和批判的態度和方法。

關于文藝批評標準問題，毛澤東同志明確指出：“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在涉及政治標準時，毛澤東同志以滿足“抗戰”的實際需求為前提，高度強調圍繞“抗戰”需求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立場，認為“對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學、反大眾和反共的觀點的文藝作品必須給以嚴格的批判和駁斥”。民族的立場是與中華文化立場相統一的根本立場；科學的立場是對中華傳統文化辯證分析、批判繼承的立場；大眾的立場是反映人民喜怒哀樂、站在大多數人情感和精神需求維度的正義立場。在涉及藝術標準時，毛澤東同志指出：“一切藝術性較高的，是好的，或較好的；藝術性較低的，則是壞的，或較壞的”，強調“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毛澤東同志明確反對“缺乏藝術性的藝術品”，反對“只有正確的政治觀點而沒有藝術力量的所謂‘標語口號式’的傾向”。毛澤東同志關于文藝批評的標準具有鮮明的時代性，是在特定時代對文藝標準的強調。尤其是在全民族面臨抗戰任務時，這種標準是符合時代實際需求的，也是毛澤東同志結合馬克思主義思想、中華文化立場和當時中國革命的實際需求提出的具有創見性的批評標準。

從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到1942年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同志在對待中國文藝遺產和文藝傳統問題上已有了明顯區別于此前的立場、態度、觀點和方法，奠定了其文藝思想的根基。毛澤東同志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功過問題進行辯證分析，對中外文藝遺產和傳統予以辯證認識。以《新民主主義論》為標志，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建設新文化的理想；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標志，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創造新文藝的思想。針對中外文學藝術遺產和文藝傳統，毛澤東同志堅定地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緊密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不僅提出了批判地繼承與借鑒的態度和方法，還制定出了為建設新文化、創造新文藝服務的基本策略。在這過程中也初步顯示出毛澤東同志針對文藝問題提出的“推陳出新，百花齊放”“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文藝方針。這種方針的確立，標志著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藝思想和自主文藝批評體系的初步形成，而在此過程中，也伴隨著毛澤東同志對中華傳統文化之于中國文藝批評體系影響認識的逐步深化。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影響是深遠的，尤其是在對待中華傳統文化的問題上，這種思想是持久且延續的。1942年10月10日，《延安平劇研究院成立特刊》發表了毛澤東同志為延安平劇研究院成立的題詞“推陳出新”，1951年毛澤東同志為中國戲曲研究院成立題的詞“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承接了他此前對中華傳統文化和傳統藝術的認識。《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也催生了大批運用中國傳統文藝改編創作的優秀作品，例如延安新秧歌運動就是解放區文藝工作者結合民眾生活，根據傳統秧歌藝術編創的新型秧歌。毛澤東同志于1944年3月22日在《關于陜甘寧邊區的文化教育問題》一文中專門表揚了秧歌劇《趙富貴》和《張治國》。在該文中，毛澤東同志還強調了對傳統春聯、年畫的重視和新創問題。1944年10月30日，毛澤東同志在《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一文中繼續強調：“在藝術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話劇，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舊戲班，利用在秧歌隊總數中占百分之九十的舊秧歌隊，逐步地加以改造。”這說明了他能結合中國文藝發展的實際方向，重視對傳統文藝的改造和利用。1956年8月24日，毛澤東同志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高度強調了對中國傳統文藝的重視，他指出：“說中國民族的東西沒有規律，這是否定中國的東西，是不對的。中國的語言、音樂、繪畫，都有它自己的規律。過去說中國畫不好的，無非是沒有把自己的東西研究透，以為必須用西洋的畫法。”“藝術的民族保守性比較強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幾千年。古代的藝術，后人還是喜歡它。”“中國的音樂、舞蹈、繪畫是有道理的，問題是講不大出來，因為沒有多研究。”這是毛澤東同志對受中華傳統文化滋養而生成的中國傳統藝術價值的高度肯定，之所以被人否定，他認為是因為“沒有把自己的東西研究透”，“沒有多研究”。毛澤東同志從不固守傳統，反而提倡學習外國的藝術，他認為：“吸收外國的東西，要把它改變，變成中國的。魯迅的小說，既不同于外國的，也不同于中國古代的，它是中國現代的。”也就是說，毛澤東同志強調要在吸收外國藝術的同時使藝術中國化，要借鑒中國古代藝術傳統、吸收外國藝術優長，創造中國現代藝術。這與他長期堅持的建設新文化的理想是一脈相承的。文藝批評話語的自主性，首先是建立在創造中國現代文藝創作的自主性的基礎上的。沒有創作上的自主性，就不會有批評話語的自主性。毛澤東同志持續強調文化的民族性、自主性，進而強調文藝的中國立場、中國風格，深刻地影響到中國現代文藝創作和自主批評話語的建構。

結語

文藝批評關系到中國現代文化的建構問題。對中國文藝批評自主話語體系建構問題的思考，不能脫離中國悠久的文化發展史，尤其不能脫離“五四”以來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發展實際相結合的歷史。在此過程中，五四新文化運動主將們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偏頗認識，毛澤東同志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肯定和批判，尤其是毛澤東同志自抗日戰爭起對中華傳統文化認識的態度和方法，使“推陳出新”“古為今用”的方針落實到了其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當中。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不僅標志著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文藝觀的初步形成，還標志著建構文藝批評自主話語體系自覺意識的形成。毛澤東同志對中華傳統文化批判繼承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也被貫穿到這種思想和體系當中。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站在當時中國社會面臨的困境的時代語境中，以反帝反封建的立場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反思，但在反思傳統文化的過程中，又以激進態度掩蓋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讓伴隨著中華傳統文化成長的中國傳統文藝受到了巨大沖擊。這種沖擊關系到人們對中國傳統文藝批評觀的認識，也嚴重削弱了中國傳統文藝批評話語體系在現代中國文藝批評體系建構中的價值。

自抗戰伊始，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結合了抗戰的實際需求，站在了建設新文化的高度上，逐步認識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主將們對傳統文化遺產因缺乏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觀而導致的問題，認識到中華傳統文化遺產的價值，更認識到運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對中華傳統文化批判繼承的方法。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結合當時中國社會面臨的實際困境和中國社會發展的實際需求，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強調中華傳統文化遺產的時代價值，強調中華傳統文化在文藝創作和批評中的繼承和借鑒價值。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的政治標準、藝術標準所體現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立場，符合當時中國社會發展的實際需求，也體現出了在中華民族面臨危亡之際，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文化、大眾文化在科學文化觀的指引下所發揮的時代作用。

文藝批評自主話語體系是建立在自主文藝觀基礎上而形成的一系列概念、范疇、價值判斷和言說模式。中國文藝批評自主話語體系是在特定歷史時期，結合中國社會和中國文藝發展的實際逐步建立起來的。而這種“自主”不能脫離特定的歷史語境，不能脫離人們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及在這種文化滋養下所生成的中國文藝遺產價值的信心。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體現出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自覺建立新文化的理想中自主文藝觀形成的基本軌跡，也反映了他們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及在這種文化滋養下生成的中國文藝遺產在現代文藝價值認識上的逐步深化。通過梳理和認識這段歷史，對于我們思考新時代中國文藝批評自主話語體系的建構問題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