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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推薦一本好書《花燈調》

作家劉慶邦推出的長篇小說《花燈調》，聚焦脫貧攻堅干部群體中的第一書記。故事發(fā)生在貴州遵義大山深處的一個深度貧困村——高遠村，近5000村民，42個村小組分布大山上下，其中貧困人口就有2000多。小說講述了駐村第一書記向家明如何帶領村委會干部走村串戶搞調查、拿規(guī)劃、爭取項目資金、完善基礎設施、種植釀酒高粱、發(fā)展民俗旅游，從找出路到闖新路，再到共走致富路的過程，其中充滿了喜怒哀樂、磨合斗爭。

拿到書，第一遍我是連夜讀完的，當時產生了強烈共鳴，再次閱讀和思考后，共鳴更加清晰：一是對黨中央領導的我國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與作者有共鳴；二是對主人公駐村第一書記向家明艱辛和熱情的工作有共鳴；三是對村干部和村民的真實生活與脫貧奮斗有共鳴。

事非經歷不知難。我是上世紀70年代初生人，當時國家發(fā)展還相對落后，農民家庭普遍困難，我也挨過餓。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各級黨委政府及社會各界打贏脫貧攻堅戰(zhàn)，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qū)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不愁吃、不愁穿，住房有保障、看病有保障、孩子上學有保障，“兩不愁三保障”，看似簡單的幾個詞，在脫貧群眾心中卻無比珍貴，是黨和政府對人民的鄭重承諾，是共產黨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扎實體現。

如果站在這個時代背景和脫貧攻堅偉大意義高度來審視，就會對《花燈調》的主題和駐村第一書記向家明有更深的理解和認識。

說到貴州，大家能想到的是，地無三尺平、天無三日晴，紅軍、遵義會議……《花燈調》故事反映的時間已經進入新時代，脫貧攻堅進入關鍵期。小說故事情節(jié)并不曲折，也沒有激烈的沖突和地方神秘色彩，有的是娓娓道來，引領你走進這個偏僻貧窮的高遠村，和向二姐一起開會、搞調查、接觸一個個干部、接待一家家村民，一件件地梳理規(guī)劃推動工作項目，一點點體會村里的變化。

脫貧攻堅體現的是集體力量。高遠村基礎設施的改造提升，是在強大的國家力量下實現的。這里，并沒有虛夸個人作用，表現的是地、區(qū)、鎮(zhèn)三級政權組織的支持。駐村第一書記向家明起到的是調研、牽頭、協調、動員和加快推動的作用。

主人公向家明向二姐是個普通人。她有年逾八旬的父母需要照顧；身體同樣得病，甚至患了癌癥；她沒有通天本領，必須一點點爭取和依靠村兩委干部；她對天天喝得醉醺醺的酒鬼、有好衣服不穿偏要穿破衣服的“叫花子”、有一點病就不起來靠六歲小孫女做飯的年輕婆婆等落后村民，也是恨鐵不成鋼，開始也是無招無奈；好心幫助村民發(fā)展產業(yè)卻得不到理解，也很傷心，幾次委屈地流淚。

作為第一書記，向二姐又不是一個普通的人。為不耽誤工作而延誤病情，差點丟掉生命；為全身心投入工作，不能陪伴父母愛人，導致最親愛的母親去世都沒有見到最后一面；為獲得釀酒高粱訂單，不會喝卻因陪酒住進醫(yī)院；為解決窮孩子上學，動員自家姐妹捐資；還讓愛人付出大量精力和經濟、人情。

我們可以從第一書記向家明向二姐身上學到什么？第一是忠誠，對黨的忠誠，本來已經去過一個村扶貧，組織安排再去最偏遠的高遠村，二話沒說立即去；第二是執(zhí)著、奉獻，來必須干、干必須好，具體如一直堅持、反復動員村民栽紙皮核桃，甚至個人簽字畫押表態(tài)賠錢；第三是善于團結，團結依靠村兩委班子，教育爭取落后村民，還有正直、勇敢、善良等。

我也問過自己，如果派我去當駐村第一書記，能否做出像向二姐一樣的貢獻？難，因為各方面都缺一點兒，特別是執(zhí)著勁兒，所以我們真的要向先進學習。

中國真正的脊梁，講入世、講“以天下為己任”、講“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從屈原的“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到鄭板橋的“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再到共產黨人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一脈相承的是愛國愛家、團結奮斗、向上向善的精神。第一書記向家明身上就是這樣一種精神。

劉慶邦文學創(chuàng)作室是2019年6月16日入駐位于北京懷柔中國影都楊宋鎮(zhèn)的翰高文創(chuàng)產業(yè)園，我因為在區(qū)文促中心服務企業(yè)，和劉老師接觸多起來，讀他的作品也多了。我有一種感受：劉慶邦作品的表現手法不是黃鐘大呂、激烈振蕩，在他的小說《黑白男女》里礦工家庭面臨礦難之后生活與情感的重建，他用平和的筆調反映人們如何擺脫苦難、如何面對生活；在小說《家長》里，教育孩子成長卻遇到了挫折和失敗，他也是娓娓道來。他用柔和、細膩的表達，把人們對國對家的熱愛和團結奮斗向上向善的正能量浸潤其中，努力實現用光明驅散黑暗、用美善戰(zhàn)勝丑惡的目的。《花燈調》也同樣如此。

在采訪過程中，劉慶邦多次為第一書記的付出和奉獻感動、流淚。小說構思之初，他定名為《淚為誰流》，并且一直想用這個書名，后來反復思考才最終以地方特色戲定名《花燈調》。作者在書封頁中說：“我想，我是從剛記事的時候，就在為這部書作準備；當然不是為寫書作準備，而是饑餓的準備、生活的準備、人生的準備、生命的準備。幾千年來第一次擺脫絕對貧困，中國人不用為吃、穿、住發(fā)愁了。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仁人志士都在準備，終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新時代實現了。”

打贏脫貧攻堅戰(zhàn)，善莫大焉；幾百萬像第一書記向家明一樣的干部投身脫貧攻堅戰(zhàn)，善莫大焉；作者以第一書記的視角記錄了這個新時代的偉大壯舉，善莫大焉。

作者系北京市懷柔區(qū)教育工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