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阿來說：“我熱愛青藏高原上的旅行：自然中包藏著文化，文化在自然中不經(jīng)意地呈現(xiàn)。”（《玉樹記》，第109頁）《西高地行記》[1]就是阿來記敘他近十年來行走于藏地，追蹤藏族集居地的景致風物、歷史遺跡和文化流變的文字，也是阿來在藏地高原上旅行的文化隨想錄。文本通過野外考察、文獻材料的梳理、主觀描述和客觀闡釋的融合以及“文化持有者內(nèi)部的眼界”，再現(xiàn)了“西高地”的風景物候，呈現(xiàn)了風景所攜帶的文化意義和精神價值，展現(xiàn)了風景實現(xiàn)地方性知識生產(chǎn)的有效路徑。科學與文學的交織、闡釋與抒情的融合不僅賦予了地方性知識情感和溫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散文的具體內(nèi)涵和藝術表達。

一

阿來在《麗江記》中交代了近幾年的兩個計劃：一是行走藏地，以及在歷史上與藏地“發(fā)生過密切關系的地方”，以此考察“藏民族文化的內(nèi)部多樣性”，“觀察歷史的大尺度下一種文化的消長”；二是“拍攝與記錄青藏高原及其邊緣地帶野生的開花植物”（第216頁）。他還表示，要以實際行動追蹤約瑟夫·洛克發(fā)現(xiàn)的地理奇觀、文化奇觀和動植物，“通過這一過程走進領會過去時代的人，即是一個寫作者以他為藍本寫新作品的過程”[2]。由之不難看出，阿來追蹤藏地的文化足跡是從風景開始的。

在《西高地行記》中，風景首先是一種表現(xiàn)自然地理的視覺和物理景觀。一方面，阿來借助不同交通工具穿越風景時變幻的視角，建構起對“西高地”的整體性觀照。如《嘉絨記》以車窗為畫框，勾勒出川西北高原橫向流動的自然景觀：開往高原，是奔跑而來的雪山群像；翻越雪山，是峽壁與峽谷相逢相遇的風景畫；臨近峽谷，是山水平和有人家的人文風情畫；沖出峽谷，是驟然安靜的綠綢，也是大金川雄偉壯觀的地質(zhì)地貌全景圖。《麗江記》以纜車為框架，描畫了玉龍雪山縱向滑動的自然景觀。纜車自下而上的垂直移動，既呈現(xiàn)了玉龍雪山自然元素的縱向組合，又展現(xiàn)了玉龍雪山完整、立體的地質(zhì)風貌。《山南記》以舷窗為觀察點，從高空俯瞰橫斷山區(qū)的地理景觀，將峽谷、煙嵐、河流、冰川等自然物象盡收眼底。這些自然景觀的交織、融合與匯聚，繪制了橫斷山區(qū)復雜多變的地貌全景圖。交通工具不斷切換觀景視角，使得遙遠的、分散的風景連貫成一個整體，成為一種圖像的集合。由此一來，“西高地”山川秀美、水光瀲滟的自然景觀便得到了全景式的視覺展示。

另一方面，阿來通過扎實的野外考察并借攝影技術的輔助，聚焦于高原開花植物，經(jīng)由一種真切的、實在的、近距離的接觸，從細處反映“西高地”的自然風貌。在《嘉絨記》中，阿來描繪了漫山的梨花：“再移步近觀，那些花朵的細部就呈現(xiàn)在眼前……又似乎是梨花的白光從密集的花團中飄逸而出，形成了隱約的光霧——花團上的白實在是太濃重了，現(xiàn)在，陽光來幫忙，讓它們逸出一些，飄蕩在空中，形成了迷離的香霧。我架好照相機，在鏡頭中再細細打量那些花朵……風不大，那些高大的樹皮粗糲蒼老的樹干紋絲不動，虬曲黝黑的樹枝卻開始搖晃，枝頭的花團在這花粉霧中快樂地震顫”（第38頁）。這不是簡單的植物攝影，而是“西高地”自然元素的細致呈現(xiàn)。隨著距離的拉近，作者得以感知梨花的氣味、色彩與聲音之間的共感互動，也由此彰顯自然生命的動人姿態(tài)。在《山南記》中，阿來在高山之中發(fā)現(xiàn)了漂亮的開花植物，“多刺綠絨蒿開著一朵朵碩大的藍色花。癬狀雪靈芝那半圓狀球體上開滿的是細碎潔白的小花。用廣角鏡頭，這些花朵在近景里清晰呈現(xiàn)，同時，那些逶迤的遠山，深遠的藍空也得以在背景里呈現(xiàn)”（第176頁）。阿來用細致淡雅的線條和色彩勾畫了多姿多彩的高山花朵，同時以花朵的局部細節(jié)映襯周邊環(huán)境，凸顯了“西高地”獨特的自然風貌。

阿來的“風景散文”當然不只是單純地復刻或再現(xiàn)“西高地”的自然景觀，還體現(xiàn)出作家對風景的理解。首先，阿來沒有局限于植物科普或景觀審美，而是由風景切入“西高地”的生命意識和生態(tài)觀念，將自身對自然的尊重、感恩和敬仰滲透于景與物的描畫中，使風景成為自然崇拜、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等藏地生態(tài)觀念穿流和依托的載體。《故鄉(xiāng)春天記》《嘉絨記》《貢嘎山記》書寫了載滿花朵與草木的故鄉(xiāng)。那些像云霧般籠罩在村寨上的核桃花，那些開滿了村路、河谷的鳶尾，那些將整個高原暈染成無盡花海的開花植物，映襯著藏地古老村莊生態(tài)和諧的動人側影。如果把這種村景往更深處推展，古老的開犁禮、山水自然保護中心、探險者約瑟夫·洛克的經(jīng)歷經(jīng)由景色的轉換呈現(xiàn)于眼前，美麗的達古景區(qū)、新興的旅游小鎮(zhèn)和觀光農(nóng)業(yè)也隨作者的足跡浮現(xiàn)于紙面。景觀與人事的相互交錯，折射了作者對自然生命的尊崇和贊頌，也傳達了尊重自然、環(huán)境友好、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藏地生態(tài)觀念。其次，阿來將風景表現(xiàn)為一種承載著文化價值和意義的表述媒介和象征符號。《玉樹記》《武威記》《山南記》等篇章在表達生態(tài)觀念的基礎上疊加或強化了風景與精神、文化、歷史之間的關聯(lián)。《玉樹記》寫了通天河邊肋巴溝口的風景與文化遺存——遍地的鮮卑花、唐松草、錫金報春，僅僅是從這些植物的名稱就能感受到歷史的斑斕面目，它們記載著漢藏文化交流；《武威記》寫了烏鞘嶺枯竭的景色——稀疏的淺草、干涸的溪流、萎縮的冰川，與景色一同黯淡的是歷史中曾經(jīng)繁華的烏鞘嶺和絲綢之路；《山南記》既寫了藏王墓封土堆周邊貧瘠、荒蕪的自然景觀，也寫了雅拉香波雪山富于美感和活力的風景。可以看出，豐榮或荒蕪的風景，所反映和傳達的是不同的精神風貌和文化品格。荒蕪的風景往往隱喻了地方文明走向衰敗的沉痛之感，豐榮的風景則象征著藏族文化的生機與希望。在此，阿來筆下的風景就不僅是一種自然景觀或景物，更是一種風景的“再建構”，是一種承載著藏地歷史印記、精神價值和民族生命力的象征符號。

阿來賦予風景的延伸價值，與米切爾的觀點頗為契合。米切爾說：“風景是涵義最豐富的媒介。它是類似于語言或者顏料的物質(zhì)‘工具’（借用亞里士多德的術語），包含在某個文化意指和交流的傳統(tǒng)中，是一套可以被調(diào)用和再造從而表達意義和價值的象征符號”[3]。《西高地行記》所描繪的風景，不僅是審美的主體，而且是歷史的主體。風景作為歷史與文化的空間載體，既體現(xiàn)著自然中動植物本身自在的交流，花、蟲、鳥、獸的怡然自得，也承擔著表達藏地文化意義和精神價值的現(xiàn)實功用。正如阿來的表述：“我把植物當成一種文化來寫”，“而且植物會把你帶入它們自己的世界，它們生命的秘密世界，那是一個美的世界，一個有人活動其中的，有著深厚文化意味的世界”。[4]從這個意義上講，《西高地行記》的風景物候就不只是自然地理意義上的物質(zhì)性的景觀，或美學意義上的視覺圖像建構，而且是蘊含著“西高地”地方文化、族群精神和族群情感的風景生產(chǎn)。

經(jīng)由詳盡的刻與畫，細膩的填與涂，阿來的“風景散文”在筆墨與水彩中再現(xiàn)了“西高地”作為自然意義和美學概念的物質(zhì)性風景，并在此基礎上挖掘和探究了風景所承載的地方性知識。風景隱喻著一種藏地文化的來源，一種面向自然、世界的生命意識和生態(tài)觀念，同時也是一種用以承載族群歷史與標識族群精神的表述媒介和象征符號。

二

在阿來的“風景散文”中，風景是書寫的根柢，飽含著生發(fā)的可能。通過對藏地風景的書寫和描摹，阿來的敘述雄心不只是繪制風景地圖，還要呈現(xiàn)潛藏在風景褶皺里的細致肌理，并通過風景的充分展開達成地方性知識的生產(chǎn)。

“地方性知識”作為闡釋人類學的核心概念之一，在理念上與普遍性知識相對，重申對地方的差異性意義闡釋，從文本、田野調(diào)查和個案分析中追尋多元的、變化的本土文化、地域性知識和族群精神品性。吉爾茲認為在生產(chǎn)地方性知識時應使用“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方式。“深描”作為一種文化解釋方法，強調(diào)在真實可感的社會文化網(wǎng)絡中對文化符號、田野現(xiàn)象展開解釋性描述和意義性分析，意圖表現(xiàn)和揭露文化符號背后多層次的、不斷衍生的意義結構。[5]阿來對風景物候的文化深掘也可以視為一種“深描”。有研究者指出，“‘深描’處理的是具體知識與抽象知識之間的關系，是將具體知識放入情境中去表現(xiàn)、理解和解釋抽象知識”[6]。假如設定景觀、植物是具體知識，由景觀、植物牽連出來的歷史、文化和精神是抽象知識，那么《西高地行記》通過“我”的實地科學考察，細描風景物候的具體形態(tài)，繼而借助文獻材料、逸聞典故和人文故事探討和闡釋其背后的文化個性與民族精神，也就實踐了通過“深描”考察和分析地方性知識的人類學闡釋路徑。

《西高地行記》的“深描”首先體現(xiàn)在阿來扎實的野外考察工作中。他一方面運用體系化的地理學、植物學等學科知識揭示“西高地”的地理風貌，另一方面通過對當?shù)氐娘L俗習慣和風土人情的書寫，闡釋自然崇拜、族群融合背后的藏族精神信仰和藏地文化多樣性。《貢嘎山記》寫作者參加山水自然保護中心組織的貢嘎山考察活動，既借助植物學知識陳述了珍稀植物的來歷，也用地方故事解釋了老樹神化的巧合。《果洛記》寫作者遙祭阿尼瑪卿雪山，既用地理學知識解釋了雪山能夠主宰一片土地的河流、氣候與植被的科學理據(jù)，又借助本土文化知識闡釋了雪山高度人格化的地域性緣由。《平武記》寫作者多次走訪甘川交界地區(qū)的文化考察，深掘了當?shù)氐纳裆健⑸衲尽⑸裎锏茸匀怀绨荼澈蟮淖迦何幕蜌v史印跡。于當?shù)厝硕裕裆健⑸駱洹⑸裎锊粌H關乎自然景物的圣潔和雄偉，而且關乎個人的祈請和贊頌，族群的團結和庇護，文化的流變和融合。這些都是教科書或?qū)I(yè)書籍尚未涉及的地方性知識。

征引文獻材料輔助論述，是對“深描”的補充。風景作為一種空間的表達，只有與具體的歷史情境相接時，才擁有時間的維度，才具備轉化為地方性知識的可能。因此，過往的地方史籍、官方修訂的地方志、碑文、調(diào)查報告，個人照片、家譜、書信、回憶錄、講演錄、文化著述，以及散文小說、詩詞歌賦，等等，都是阿來挖掘地方風景和地方性知識的基本素材。《平武記》通過村寨里的婚紗照，書寫了文化交接地帶多個民族融合、不同文化交融的生活現(xiàn)狀和風景畫面；借助《龍安府志》《夏毓秀轄夷口修路碑》等地方史料，勾勒了平武縣地理、建筑、村寨等自然風景和人文景觀的歷史變遷；經(jīng)由當?shù)赝了镜募易V、部落書信及陳寅恪講演錄等個性化材料，補充了藏民族內(nèi)部文化多樣性、流變性的具體細節(jié)。《武威記》根據(jù)林則徐的文字和馮竣光的日記，以及《烏嶺參天》等詩詞，刻畫了烏鞘嶺風景的古今變化；依靠《中國歷史地圖集》和《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等歷史材料，交代了河西走廊歷史文化的復雜性與流變性；依據(jù)白居易的《縛戎人》等文學作品，填補了當?shù)仄胀ㄈ诉^往的生存狀況空間。《麗江記》透過徐霞客的游記、洛克的《中國西南古納西王國》、顧彼得的《被遺忘的王國》等著述，再現(xiàn)了玉龍雪山的自然風光，并深入探究了麗江一帶藏文化的足跡和影響，以及納西族與藏族之間的文化交融。詳盡的史料支撐了“西高地”民族文化融合、藏文化內(nèi)部多樣性等地方性知識的講述，同時具體情境中景、物、人、事的流動不居也折射出文化交接地帶復雜、多元和交融的民族文化細節(jié)。換言之，藏地風景的流變，是復雜的歷史語境下多民族文化融合的證明，也是藏文化內(nèi)部多樣性的鮮活標本。

此外，阿來的“風景散文”還注重主觀描述和客觀闡釋的融合，即借助第一人稱的視角，以主觀的情感抒發(fā)聯(lián)結關于風景、風物、風習和風情的客觀闡釋。《果洛記》用憂郁的心情描寫了果洛的自然風光：疾速翻卷的云團、陰晴不定的天氣、四散開去的草灘，讓“我”陷入了漂浮不定的憂慮。但當“我”感受到雪山吹來的風，“我”眼前流散的風景開始匯聚；當“我”參與祭山儀式，“我”的心情變得寧靜莊重；當“我”看到青藏高原上的黃河奔涌而來，一股源源不絕的情感把“我”填滿。《玉樹記》用豐沛的感情描寫了玉樹的自然景觀：潔白得無以復加的云團，淵闊幽藍的天空，渾圓青碧且遼遠的山脈，讓“我”仿佛看見了腦海中想象的鷹在青藏高原的空中展翅翱翔。在“我”接到當?shù)赝墓_、酒碗，聽到敬酒歌動人的旋律時，“我”心中情感的電流翻卷涌動；在“我”目睹結石鎮(zhèn)的災后重生，望見人們依然手持念珠環(huán)繞著傾圮的石經(jīng)城為自己、他人和整個世界祈禱時，“我”感動得淚光閃爍。可以想見，當具體的云、天空、山脈、河流，器物、儀式，以及石經(jīng)城、格薩爾賓館和文成公主廟等地方風景、風物、風習和風情都帶上阿來的感受，融入阿來的講述時，地方文化就與干癟的歷史敘述、知識闡述區(qū)分開來，帶有某種柔軟、細膩的情感質(zhì)地。藏地族群對生命的本質(zhì)感悟，敬畏自然的生態(tài)意識，無私奉獻的文化遺存，以及果勇奮發(fā)的精神遺韻，都在作者的情感書寫和客觀敘述中融合，徐徐展開，散發(fā)出獨特的馨香。

闡釋人類學強調(diào)要以“文化持有者內(nèi)部的眼界”來展開關于地方性知識的分析，更確切地說，是要在研究中“使用原材料來創(chuàng)設一種與其文化持有者文化狀況相吻合的確切的詮釋”；這種眼界要求文化研究者理解當?shù)厝说摹百N近感知經(jīng)驗”，并將之融入“遙距感知經(jīng)驗”中，由此才能深入發(fā)掘認識對象的復雜內(nèi)涵。[7]阿來出生于馬爾康這一漢藏交接地帶，1996年后在成都定居，這種出走又返回的生活經(jīng)歷和文化身份決定了阿來同時擁有“文化持有者內(nèi)部的眼界”和融合性的民族眼光。從這個意義上說，阿來的“風景散文”既是文化持有者個人情感的抒發(fā)，也是文化研究者對地方中“人”的關懷。因此，在扎實的野外考察工作、精細的專業(yè)知識之內(nèi)，是有溫度、有態(tài)度的風景、風物與風情；在地方典籍、調(diào)查報告、碑文之外，是個人化的照片、家譜、書信和回憶錄。阿來讓風景的生產(chǎn)與地方的“深描”融合共生，寫的是地理風貌、風土人情，折射的是“西高地”豐盈的地方性知識。

三

“地方性知識”是與“普遍性知識”或“全球化知識”對話而生發(fā)的概念。“地方”的突出或強化，意圖是抵抗技術文明和消費社會所制造的同質(zhì)化、標準化的觀念認知，以重提對特殊性、差異性和多樣化的尊重。因此，“理解一個民族的文化，即是在不削弱其特殊性的情況下，昭示出其常態(tài)”[8]。《西高地行記》是阿來記錄“西高地”的地方性知識，展示藏民族內(nèi)部文化多樣性和流變性的文學實踐。他說：“我也不知道如何在宏觀的層面上保持弱勢民族的文化特性，使這個世界成為一個文化基因特別豐富的世界。我所能做的，只是在自己的作品中記錄自己民族的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她的運行，她的變化。”[9]這說明，阿來“記錄自己民族的文化”，并非是為了迎合或融入中心、世界，也不是嘗試通過改造自身去貼近普遍化、統(tǒng)一化的標準，而是意圖尊重、理解和守護“西高地”作為獨特的存在。

在記錄和保持藏地文化的獨特性和多樣性時，阿來關注視角的革新。面對青藏高原這片“沒有用現(xiàn)代文學手段書寫過的地方”，他認為我們“需要以最先進的社會學觀點來看待這些事情和思想現(xiàn)象”[10]。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是什么？》中提及社會科學的內(nèi)涵：“社會科學是拿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用在一切社會人事的學問上，像社會學、倫理學、歷史學、法律學、經(jīng)濟學等，凡用自然科學方法來研究、說明的都算是科學；這乃是科學最大的效用。”[11]社會科學談“科學”但不看重“技術”，而是講究科學的“精神”和“方法”，并將之落實于人文學科的實踐上。20世紀30年代的科學小品文正是文學與科學結合的偉大發(fā)明：“科學小品文是科學與小品文在大眾的實踐生活的關聯(lián)中去聯(lián)姻的”，不僅“可以統(tǒng)一言情與說理”，而且具備“科學文的謹嚴性”和文學的“輕松與明快”。[12]雖然阿來的“風景散文”并未完全貼合五四科學小品文的科普、啟蒙和教育的實際功用，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用社會科學的方法講述藏族地區(qū)的新視角，暗合了陳獨秀等五四新文化運動旗手所提倡的人文“科學”，同時也是對融合了科學的真實性與文學的抒情性的五四科學小品文的跨世紀回應。《西高地行記》這種融合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寫作方法，力圖在實地考察和科學闡釋的基礎上，展開關于風景、風物、歷史與故事的敘述，不僅完成了藝術化的文學想象與情感表達，也實現(xiàn)了可靠的科學知識與在地的文化經(jīng)驗的傳達，為我們討論文學與科學、抒情與闡釋之間復雜的關系提供了一種新的參照。

阿來認為“中國文學書寫草木，尤其是散文書寫，常常套用傳統(tǒng)文化中那些托物寄情，感時傷春的熟稔路數(shù)，情景相近時，雖也確切，卻了無新意”（《嘉絨記》，第42頁）。如此這般，中國文學寫草木、風景，時常以象征、意象寄寓民族國家的宏大敘事或民族價值認同，自然就忽略或遮蔽了草木、風景的自然意義和地方色彩。或許是為了修正，《西高地行記》在描繪風景物候時轉變了視角，將風景物候放置于地理學、地質(zhì)學、植物學的知識系統(tǒng)中加以闡釋，將“地方”沉潛于實地考察、歷史材料和個人素材中加以“深描”。這樣的處理，一方面取決于阿來對科學性的堅守，在他看來，“科學的眼光與文學的眼光在很多時候，是可以交叉重疊的。且這種交叉與重疊，為文學注入了科學的因素，使我們得到一種全新的審美經(jīng)驗”[13]。因此，唯有結合了當?shù)厣酱ê酮毺厝宋牡闹R性考察，才能凸顯自然風景的本體意義，達到“讓自然來教育自己”[14]的效果。另一方面，這也取決于阿來行走和書寫“西高地”的“地方性”目的。他想要寫的是一部能夠呈現(xiàn)藏民族文化多樣性與融合性、藏民族過往和現(xiàn)在復雜的文化現(xiàn)實，以及青藏高原鮮為人知的文化遺產(chǎn)的著作，是一部富含地質(zhì)學、地理學、植物學、闡釋人類學等多學科知識的藏地文化指南。

《西高地行記》經(jīng)由風景勾連歷史與現(xiàn)實、文學與科學，既關注“地方性知識”的特殊性和延續(xù)性，又積極回應藏地的環(huán)境保護、“移民”的生存、歷史文化的遺忘和衰落等現(xiàn)實問題。這種以風景生產(chǎn)地方知識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游記體散文的內(nèi)涵，同時也寄托了阿來對藏地書寫的期望：“從歷史到現(xiàn)實，把一切該認知的加以認知，把一切該廓清的晦暗加以整理，然后，一個失去活力的民族以理性而覺醒的姿態(tài)主動融入現(xiàn)代社會”，并“主動建設一個現(xiàn)代社會”。（《山南記》，第152頁）

結語

總之，《西高地行記》既在風景物候的景觀再現(xiàn)和文化表述中，建構了地方性知識生產(chǎn)的有效途徑，又在內(nèi)里以地理學、植物學等科學知識補充風景書寫，以闡釋人類學的“深描”考察地方文化，以“文化持有者內(nèi)部的眼界”對接文化研究者的民族眼光，從而道出藏地文化形成過程中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歷史事實。從這個意義上說，阿來的“風景散文”拓寬了人文學科書寫地方的路徑，延續(xù)或重建了一種科學與文學、闡釋與抒情共通共融的寫作方式。這種寫作方式提醒我們不僅要警惕傳統(tǒng)的一元化認識觀和局限的“地方主義”,而且要以交叉文化的立場包容他者、接受差異，開掘和守護那些正在消失或改變的地方文化和地域特質(zhì)。

（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注釋

[1] 阿來：《西高地行記》，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

[2] 阿來：《博物學與我的寫作》，《文苑》2020年第2期。

[3] W.J.T.米切爾：《帝國的風景》，《風景與權力》，楊麗、萬信瓊譯，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頁。

[4] 傅小平、阿來：《阿來：文學是在差異中尋找人類的共同性》，《阿來研究》2015年第2期。

[5] 參見克利福德·格爾茨：《文化的解釋》，韓莉譯，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2頁。

[6] 郭冰茹：《器物、人情與地方性知識的生產(chǎn)——讀〈燕食記〉》，《粵港澳大灣區(qū)文學評論》2023年第1期。

[7] 克利福德·吉爾茲：《地方性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王海龍、張家瑄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頁。

[8] 克利福德·格爾茨：《文化的解釋》，韓莉譯，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頁。

[9] 阿來：《沒有一種固定不變的民族文化——在法蘭克福書展上的演講》，《看見》，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頁。

[10] 阿來：《文學觀念與文學寫作問題》，《當我們談論文學時，我們在談些什么——阿來文學演講錄》，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2017年版，第3—4頁。

[11] 陳獨秀：《新文化運動是什么？》，《陳獨秀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頁。

[12] 柳提：《短論：論科學小品文》，《太白》1934年第1卷第1期。

[13] 阿來：《怎樣注視自然》，《自然寫作讀本》A卷，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18年版，第55頁。

[14] 阿來：《怎樣注視自然》，《自然寫作讀本》A卷，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18年版，第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