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阿包》面世之前，阿包從沒想過要寫書。

她只上過兩年學，幾乎不識字。她對寫字最難忘的印象是當年被人販子拐賣，在北京和武漢的收容所里，有人叫她簽字，她覺得自己寫得不好，很擔心他們因此不會送她回家。

阿包

阿包是苗族人，漢名李玉春，1968年在貴州雷山縣出生。她幼年喪母，經歷過被輟學、被拐賣、被詐騙。她形容自己的一生是“牲口一樣的命運”。她說：“像我們這樣卑微的生命，本來就不該來到這個世界上。”

在大約一年的時間里，在帶外孫女、照顧老伴、做家務之余，在家人都睡覺之后，她坐下來，靠著手機“語音轉文字”，先把自己的故事講給手機聽，把講話變成文字，再把字一一抄到本子上。她寫滿了兩本信箋紙，還有兩個筆記本。就這樣有了10萬多字的《阿包》。

《阿包》于2025年1月正式出版

翻開這本書，感覺是一個堅強又柔軟的人在你耳邊叨叨她的過去。那些叨叨里，比喻都很少，有也很簡單。它讓你想到了《活著》里的家珍。只是這一次，故事是由“家珍”自己講述的。

阿包告訴澎湃新聞記者，書寫完以后，對于“要不要出”，她糾結過好一陣。她不知道認識她的人看到這本書會怎么想，會不會笑話她，“但不管哪個看到，我可以對天發誓，我沒有一句是抄的，都是我自己活來的。”

“沒有如果”的日子

阿包取自她的苗族名字“包里給”。“包”是路邊生長的一根刺的意思。貴州漫山遍野生長著這種植物，父親就給她取了這個名字，而她亦像一根刺，一頭扎進了生活的暗處。

8歲那年，阿包的媽媽去世了。爸爸再娶的后媽帶來4個孩子，家里一下有了8個正在長個的孩子。糧食不夠，年幼的阿包只能每天餓著肚子去干活。即使自己給自己賺學費，也只上了兩年，就被迫輟學了。

回想后來種種“遭罪”，阿包把它們都歸咎于自己“沒有文化”。

對愛情還沒有概念，懵懵懂懂就結了婚；生下兩個女兒，生生面對計生辦的重罰；去人才市場街找活路，稀里糊涂地被人販子拐去河北；好不容易回到家，劈頭蓋臉先砸來丈夫前妻回來的消息；千辛萬苦守住家庭，死神接連帶走了她的哥哥、丈夫；終于熬到兩個女兒畢業、成家，2017年，她又中了電信詐騙的圈套……

她常常想，如果讀了書，日子會不會就是另一番模樣？

在苗族，女孩家讀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嫁人。但阿包在心里告訴自己，要讓女兒讀書，不能讓她們遺憾終身。

為了讓兩個女兒都有書念，阿包幾乎做過所有底層的工作。她賣過菜、掏過糞、下過水泥、打過石頭、做過護工、做過保姆……最累的時候，她同時做著25戶人家的保潔，兩只手都脫皮了。那會她害怕，兩只手天天這樣泡水，時間長了以后會不會有什么問題，但如果退掉幾家，錢就少了，她又很舍不得。

“讀書是阿包的切膚之痛。”阿包的現任丈夫潘年英說，“她其實非常聰明，就上過兩年小學，那兩年她都考滿分。后來她去醫院做護工，久了也會做醫生做的事，開藥什么都不在話下。她本可以過上另一種日子。”

潘年英是湖南科技大學的教授，也是阿包離家打工后的第一家雇主。兩人的緣分也是奇妙——2018年，潘年英因為腰椎間盤凸出請阿包幫忙護理。在生活中失意的兩個人，后來慢慢走到了一起。

每次阿包給潘年英按摩腰椎，阿包都情不自禁講起自己的故事，潘年英也喜歡聽，聽到淚流滿面。有一天潘年英忍不住和阿包說，阿包，你這個經歷，可以寫一本書啊。

這句話打動了阿包。事實上，當年從河北逃回貴州后，阿包就很想告訴女兒那些被拐的日子是怎么過來的，但因為不識字，也只能是一個念頭而已。現在有了手機“語音轉文字”，有了潘年英的鼓勵，阿包決定把自己的故事寫出來。

阿包用手機“語音轉文字”來寫書

潘年英有好幾次偷偷看到，阿包坐在那里，一邊寫，一邊抹眼淚。

“但在生活里，她是一個很樂觀的人，遇到不高興的事了，會有幾分鐘不愛說話，但過一會就好了。”潘年英說，阿包和她的姊妹們一樣，能喝酒，能唱歌，能自我消解痛苦，家里總是嘰里呱啦地洋溢著阿包充滿活力的嗓音，“跟阿包在一起，她的樂觀會感染你。她很尊重我，但不是討好我。你跟她相處很舒服，不用猜謎。”

讓潘年英感動的還有阿包的善良。當年從北京收容所到武漢收容所的火車上，警察給她買了坐票。她看到身邊有兩個小伙子站了幾天，一直沒位置坐，就把座位讓給了他們。

還有一個細節書里都沒有寫到。被拐去河北后，曾有一次機會——公安局的人到了買家家里，問阿包是否需要求助，但阿包搖頭了。因為她想到這家人已經花了錢，對她也不錯，她得多干點活，“還完債馬上就走”。

真了不起的媽媽

阿包被拐到河北那年，大女兒小菊6歲，小女兒小芝4歲。

“我是看了書，才知道媽媽當年逃回來這一路發生的事。很多細節我以前都不知道。”第一次讀到媽媽向陌生人跪求，讀到媽媽在火車上不敢睡著，讀到媽媽幾天就吃了一份盒飯，小菊泣不成聲。

在“媽媽不見了”的那半年里，已經懂事的小菊對生活充滿恐懼。“爸爸以為媽媽跑了，不再回來了，就把他的前妻喊回來幫我們做飯、洗衣服。有一次我妹妹掉進廁所坑里，我很害怕，趕緊把她拉出來。回家后我和她（指爸爸的前妻）說，她非常嫌棄地叫我們滾出來，說那是我妹妹，我自己把她帶去哪里沖洗干凈了再回家。”

“如果媽媽沒能回來，我不知道我的命運會變成什么樣子。”講到這里，小菊哽咽了，“我知道媽媽這樣努力地回來，就是想著我和妹妹。媽媽8歲沒了媽媽，她好怕我和妹妹也沒有媽媽。”

阿包回來后，家里“有一塊錢就買一塊錢的東西吃，有五塊錢就買五塊錢的東西吃”。有時阿包會帶她們去公園，小菊和小芝都知道那些需要額外花錢的游樂項目只能“看看”。“媽媽說，等她下次有錢了，我們就來玩一次。”

學校放假的時候，姐妹倆也會跟著阿包一起去別人家里做保潔。她們做好了，興沖沖地告訴媽媽，沒想到媽媽又把房間衛生重做了一遍。小菊一開始還有點生氣，覺得：媽媽重做一遍，她們不是白做了？

“但媽媽說，她看到有些地方我們沒有擦到，一定要重擦一遍。她說做任何事情，都要用心，如果敷衍了事，下次別人就不會喊我們了，我們也掙不到這個錢了。”

那會小菊還沒有“言傳身教”的概念，只是覺得媽媽說得有道理。媽媽也會在這個時候叮囑她們好好讀書，因為有了文化，哪怕考不上大學，將來也可以做一份輕松一點的工作。

而今回想起來，在讀書這件事上，但凡她們需要，媽媽從不落下。

小菊上初中后，阿包上班在醫院打掃衛生，下班就去別人家里干活，一聽小菊對一個英語培訓班有興趣，就把省吃儉用存起來的一點生活費拿給小菊，讓她去交學費。

阿包也實現了心愿，小菊和小芝，一個考上大學，一個考上大專。小菊大學畢業了和同學聊天，聽到幾個也是從農村出來的同學說他們在還貸，才知道原來有同學的學費是先向銀行借的。

“我才想到，我們一年的學費是5000元，每到交學費的時候，不管家里多難，媽媽總能按時拿出學費讓我去交。她真的太了不起了。”

而今，35歲的小菊也是兩個女孩的媽媽。她在貴陽把一家晚托全托輔導中心辦得有聲有色。

“我對女兒的希望就是她們長大后可以獨立養活自己，不要依靠別人。這是媽媽用行動告訴我的。”

小菊說，她的日子確實比媽媽的輕松多了。她常常帶兩個女兒去公園，只要她們想玩游樂項目，她一定會滿足她們。

“我就買通票，她們愛玩多少，就玩多少。”

活出來的《阿包》

阿包有過糾結，擔心那些經歷寫出來會讓兩個女兒難為情，“說起來，都不是什么值得驕傲的事。”

但小菊和小芝都很支持她。“語音轉文字”這個辦法，就是小菊告訴阿包的。

“媽媽寫書不是為了賣給誰，她想留給我和妹妹看，留給外孫看。而且寫書是媽媽自己的事情呀。”小菊說。

《阿包》初稿在2022年就整理好了，但它的出版過程有點像阿包的人生，曲曲折折。

一開始的編輯工作是由潘年英完成的。初稿里錯別字很多，也沒有標點，甚至有的句子語義都不明晰。潘年英把它交給打印店時，打印店的人看蒙了。潘年英說，你不管，先打出來，我會校正。

稿子整理好后，潘年英找過幾家出版社，幾乎每個出版社都反饋稿子很感人。還有一家出版社明確表示要出，但有一個前提，就是把《阿包》改成《秋園》那樣的強文學性文本。

從可行性上說，這完全可以實現。因為潘年英是大學教授，也是一個少數民族作家。

“他們說故事要精煉，語言要優美，要有文學性。我知道他們想要的是什么，一個我和阿包合作的文本。”潘年英告訴我，他回去想了一個星期，越想越覺得這事是不對的，“改下來的話，就是我的作品，不是阿包的作品。”

在潘年英看來，大多數作家的文本很受時尚文學的影響，但其實是虛偽的。相比之下，阿包的語言直白卻真誠，更有力量。

出版人涂涂也認同潘年英的看法。看到《阿包》原稿的第一眼，涂涂就覺得它極其特別：“我們出《阿包》，不僅僅因為阿包是我們這個時代底層女性的真實寫照，還因為她的人生故事不是被任何人寫出來的，而是她自己拼命活出來、說出來的。”

涂涂說：“我們的責編一開始讀前面幾段，感覺有點像流水賬，就動手改了幾處，但改了幾頁后她發現改不動，索性停下，先把書看完。等到看完以后，她回頭就把原先改的地方全改回去了。我們都很確定，這本書有它自己的風格。”

“這本書會對別人有用嗎？會對社會有用嗎？我不知道。”阿包說，“但我希望，像我經歷過的這些苦日子不要再發生在孩子們的身上。我希望我們的國家一天天好起來，我們窮人的日子也一天天好起來。”

對于《阿包》，阿包一開始有點緊張。話筒、鏡頭、來到家里的記者……這些在她過往的生命中不曾出現。但慢慢地，有老家親戚告訴她“我們很為你驕傲”，有陌生讀者告訴她“我被這書治愈了”，她也高興。

到現在，除了偶有記者來訪，生活慢慢恢復了平靜。阿包依然做著家務，照顧老伴，帶帶外孫女。她寫好了自己的第二本書。她還喜歡唱歌、跳舞、拍抖音。兩個外孫女仿佛感染了外婆的樂觀，活潑開朗，總是遙遙一見就呼喊著“婆婆”飛奔而來。

阿包說，今年或許會辛苦一點，因為二女兒有了身孕，之后她得去貴陽幫忙帶帶小外孫。“我是操心到死的命。”她說這話的時候，沒有一絲埋怨，反倒有些樂呵。

但她也有自己的計劃。等小外孫長大一點，她就和老伴多出去走走看看。

“我和潘哥都沒有太大支出，生活夠了。現在就希望我們身體好一點，多活幾年，多玩幾年。”

我注意到阿包的抖音名叫“依然愛你”。一個特別適合她的名字。

她并沒有闡釋這個名字背后的意思。她只是用她的活著，去詮釋那句“世界以痛吻我，而我回報以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