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燕燕燕，姓燕名燕燕，畢業于南京大學文學院。作品發表于《人民文學》《天涯》《作家》《山花》等刊物，入選各類年度選本。出版有散文集《夢里燃燈人》，曾獲孫犁文學獎。

鎮 紙

青銅器庫房內，立著數排高櫥。櫥里擺滿了鼎、簋、觶、豆、匜、簠、爵、鬲、觚。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這些為祭祀鑄造的器物，三千年前的宗法禮制封印于身，每一位都蒼老威嚴，曾見過偌大的世面。它們即刻便獲得了我的尊重，卻始終無法令我歡喜。但這并不打緊，我不過是暫時在此做些整理工作。一日，剛把一件商朝獸面紋扁足鼎輕輕穩穩地安置妥當，余光處閃過一抹銀白，眼睛尋過去，是兩枚模樣相同的白銅環。圈口扁圓形，尺寸比手鐲大些，上面似有裝飾和文字。周邊林立的都是綠銹斑駁的先秦重器，兩枚銅環明顯年代甚晚，悄然臥于櫥柜一格的暗處，身上帶著幾分涉世未深的怯懦。

我對這纖巧之物充滿好奇，探身將其小心取出，放置在桌案上仔細打量。只見其中一枚環的頂部和底部刻畫了幾蓬蘭草，右邊有一行小字“汝飛學姊清賞”，左邊落款是“妹實秀敬贈”。另一枚環上刻了幾叢竹枝，右邊小字為“島仲學姊清賞”，落款也是“妹實秀敬贈”。蘭竹清秀，字跡娟麗，局部略有些漫漶模糊。我向來迷戀文物中小女子的物件，想不到能在沉悶的銅器庫里遇上合意的寶貝，真是意外之喜。

我將兩枚銅環癡癡地看了又看，十分傾心。翻開一旁摞著的文物賬本，想知道更多的詳情。對應的頁面上只簡單寫著是民國時的一對鎮紙，沒有來處，身世不明。也罷，有三個女子的芳名鐫刻其上，已是難得的珍貴信息，足可讓人生出綿綿不斷的幽思。

百年前，受新文化思潮的影響，深閨中的女子得以走進學校念書。生于彼時的實秀、汝飛、島仲，應是本省中家境不錯的女孩。在我的想象中，實秀有一張純真的圓臉蛋，留齊耳短發，濃眉明眸，性情健康活潑，與人重情重義；汝飛，聽名字多半是個詩情畫意的人兒，她身形高挑，手指纖細，臉上有悠然的微笑，有時又含著憂傷；島仲的年紀略大一些，皮膚白皙，戴一副眼鏡，做事沉穩，說話有學究氣。

三人結識于學堂，以素心相交，持文房相贈。讀書生涯大概是她們人生中最美的時光了，意氣風發，對未來有諸多憧憬。而其后的道路，無非仍是嫁人生子，與時代的大事件一次次遭逢，僥幸或崎嶇地挨過一生。她們只是世間尋常女子，本該徹底湮滅于塵煙，卻偶然將名字遺留在兩枚鎮紙之上，這一點痕跡，淺淡、微弱，如雪泥鴻爪。

鎮紙這種書房文具，古已有之。書寫時可拿來固定紙角，閱讀時平壓書卷，還有書簽的功用。或許是在臨近畢業時，實秀去定做了一對銅環鎮紙，盤算著要送給兩位學姐，將一份學友兼姐妹的情意，沁潤在環上的蘭葉竹枝間，往后日子里看到時，是個美好的念想。鎮紙既承襲了舊式文人的風雅，又是她們接受新式教育的證物，照見了新與舊交融之際的一段歷史。

我編排的這段故事，自認頗為合情合理。唯一不解的是，如果實秀當初將鎮紙分別送給了汝飛和島仲，為何一對現在還在一起？所以極有可能，要么是三人之中，要么是社會局勢，突然發生了變故，禮物并未如愿送出。之后便不知落入誰家，又被家中不惜物的后人賣到了早年的文物商店。因并沒有什么特殊的價值，幾經輾轉后，閑置在了博物館庫房。偶爾，趕上相關主題的臨時展覽，也曾被拿去作為輔助展品搭配著展出，在光鮮的展柜中住些時日。但幾乎不會有觀眾對貌不驚人的它們感興趣，更難以引起專家學者的注目。只是那環上的精魂似乎仍在，單等著百年后這個秋日的下午，向迎頭遇見的我喃喃追憶起前世舊夢。

在恒溫恒濕、靜寂如世界盡頭的庫房里，一對鎮紙仿佛帶我歷經了風的穿行和云的變幻，巨大的時間在意識中傾瀉如瀑。實秀，汝飛，島仲。我輕念著三個古色古香的名字，耳邊如聞歡語，清揚真切，又如聞嘆息，低而分明。

牡丹仕女圖

暮春時節，綠暗紅稀。午后，伏在瑜伽墊上小睡，很快便夢境沉沉。一幅泛黃的古畫冉冉移至面前，光線隨即由暗轉明。只見畫上站著一位鵝蛋臉兒的女子，衣飾典麗，梳著環形高髻。她好似身在一座花園里，望著一枝飽滿的白牡丹，眼中流露出愛憐之意。畫的右上方有四句題詩：

牡丹庭院又春深，一寸光陰萬兩金。

拂曙起來人不解，只緣難放惜花心。

即使是夢中，我也能清晰看到，在第三句上，畫家先是把“不”字漏掉了，然后又在“人”和“解”中間的空隙處補上了，那個“不”字就極小。詩后署名“唐寅”，又蓋了兩枚印章，一是“南京解元”，一是“六如居士”。

我想再細細端詳女子的樣貌，她卻和牡丹一同消隱了，只留下四句詩定在那里。我先是低聲讀它，一遍遍，聲音逐漸放大，直至將自己驚醒。慢慢坐起，回味著這個夢境帶來的溫暖和眷戀。舊事依稀，在心頭沉浮蕩漾。

夢中的畫，是唐寅的《牡丹仕女圖》。我一度與它朝夕相對，彼此熟稔。那時我在當地博物館工作，負責陶瓷書畫廳的看管與講解。展廳小巧簡雅，淡綠灑金的大理石地磚，淺黃色高腳木頭展柜，一排擺瓷器，一排掛書畫。時代還處在較為素樸的階段，文物在柜中，只是原始的呈現。人在觀看時，沒有高科技輔助，沒有聲光電分散心神，流連于一瓶一畫間，若能全然投入，心性即可返回本真。

也是在暮春的午后，我坐在展廳角落的小桌前看書，時而抬頭，用目光巡察觀眾的行為是否端正，這是我的職責。等到斜陽從彎彎曲曲的窗格子中篩進來時，人已散盡，此時縱然還能聽到外面馬路上的嘈雜，也不過是幽遠的背景音。我獨自守著一屋子的瓷光畫影，美妙不可言說。

《牡丹仕女圖》掛在展廳正中，當然并非唐寅真跡，真的那幅收藏在上海博物館，價值連城。這一幅雖是珂羅版印刷的，但這種傳統技藝復制的作品最接近原作，墨色、筆法、神韻都毫無二致。聽說上海博物館僅做了兩幅，不知是何等淵源，將其中一幅慷慨贈予我館。它雖為替身，亦是珍稀的文物。

周圍還有幾幅清朝畫家繪的仕女，她們一個個柔弱瘦削，姿態無力，臉上還帶著些不快，愈發顯出《牡丹仕女圖》里的女子明麗可愛。此仕女細眉長眼，體態豐腴，素色長裙上搭了一條藍綠色披帛，重重疊疊拖垂至地面。耳上戴的寶石墜子和腰帶上鑲嵌的玉珠，似乎在閃爍著晶光。她右手握一柄芭蕉扇，左手輕托著一枝牡丹。牡丹的枝葉是與她的披帛同樣的藍綠色，花瓣潔白冷艷。她的人就好比一枝冷艷的白牡丹。

我愛這畫氣韻高古，細膩傳神，唯獨讀到四句題詩時，總覺得格調不足。又去找唐寅別的詩看，見不少都是通俗如白話，被王世貞評價為“乞兒唱蓮花落”。直至了解到他一生的際遇，才明白他為何容許自己如此寫詩。這個人，才情有多驚世，命運就有多險難。早年時，詩文也追求工整妍麗，胸中自有遠大抱負。而在經歷了至親相繼離世、因泄題案入獄、夫妻反目、寧王府裝瘋、仕途無望后，已看破人世不過是夢幻泡影。中年后的唐寅，既是放縱不羈的狂士，又是深諳佛理的居士，因而他的詩以真示人，直抒胸臆，便不奇怪。在他筆下，風物仕女，超塵絕世，但俚語俗話，也皆可入詩。

唐寅畫過崔鶯鶯、班婕妤、李端端、楊玉環、紅拂等女子，畫中人多從典中來。《牡丹仕女圖》沒有什么典故，只描繪了一位清晨來園中賞花的女子。美人名花，看似富貴歡樂，其實畫里詩中傳達的是一種空寂的意境。花是短暫易凋之物，人生匆促也是同樣。他曾作《落花詩》三十首，其中就有“花開共賞物華新，花謝同悲行跡塵”的句子。一寸光陰萬兩金，并不是光陰珍貴，光陰無始無終，綿延不絕，有限的是分屬于個體的光陰。拂曙看花，正如古人的秉燭夜游。惜花的心哪里是在惜花，惜的是自己的肉身。

我正在易愁易感的年紀，幾番探究感悟后，對這幅畫生出了知交般的情意，遂將它封為鎮廳之寶。即使在發生地震時，也想著要把它搶救出去。猶記那個清晨，同事來找我，和她正聊著天，忽地看到對面畫中的女子搖了搖身子，不由吃驚。接著見另一柜中的紅釉白花瓶也在來回晃蕩。又聽外邊樓梯間腳步雜亂，人語喧嘩，同事大叫一聲“地震了”，狂奔而去。我也迅速起身準備向外跑，同時又有一瞬的遲疑，很想砸開柜子，把那女子摘下卷起，挾在懷中一起逃走，但到底缺少些勇氣去完成這般壯舉，最終仍是自己跑下樓去，和眾人一同站在院子中發呆。后來才知是別處地震帶來的余震，威力不大，文物們都安然無恙。我很慶幸沒有真的破柜取畫，不然今后每進一個新人都會有人跟他講起這件事情，我將成為館里世代流傳的笑談。然而事后領導召集開會，對我們緊要關頭置文物安全于風險之中，只顧自己逃跑的做法提出了批評。大家紛紛面帶愧色，我心里又后悔，覺得可能錯過了一次被嘉許的機會。

兩年后我去了新的單位工作，從此與仕女圖分別。博物館后來也搬了館址，我去看過幾回，展線上不見它的蹤影，多半已封藏在庫中。只道與它永不會重逢，誰料還能入我夢中相見一回，可見物也有情。流年似水，幾度春深，很想向那牡丹和人面，道一聲珍重。

王氏墓志

十余年前，我住在城西，附近有個批發市場，里面攤位擁擠，擺著各種鮮艷的商品，前來購貨的人問價還價，熙攘喧鬧。每天路過的我和那些做生意的人，都渾然不知，在這熱鬧的所在下面還有另外一番熱鬧。直到市場開始拆遷，推土機推出了雕刻著鳳鳥和狐貍的大石。我們的考古隊趕去進行搶救性發掘，發現地下層層疊疊，埋著眾多漢朝人、宋朝人、明朝人和清朝人。這讓我想起《神仙傳》中麻姑對王遠說的話：自得道以來，已三次見東海成為桑田。原來凡人眼中繁花似錦的世間，放在更高維的神仙眼中，只是多少回成住壞空后的又一次輪回。

發掘這些互相疊壓、互相打破的墓群，像是在保護一座古代的珍寶鋪子。車馬器、印章、漢畫像石、銅鏡、各式陶器、硯臺……紛紛從施工隊的鐵鏟下得以存留。這天，工地上發現了一塊散落的明朝墓志，當即運送回館。我聽聞后趕忙去看，只見它躺在碑廊里，字跡蒙塵。輕拂邊緣，露出一行“明故誥封宜人亡妻王氏墓志銘”。又移到另一處，抹去浮土，竟是一句“死且不瞑目矣”。這句話太重太刺目，我的心如同被撞擊了一下，汗毛也微微豎立起來。不知這位明朝的五品官員夫人，在生命終結之時，究竟有什么未遂之愿，令她發此悲聲。我蹲在石前，辨識字意，斷句子，輕聲地讀。四百多年前，在我如今生活的空間里生活過的女子，她的一生，就凝縮在石上那一篇密密的、不帶停連的小楷里。

文中只稱她為王氏，生于明隆慶二年，逝于明萬歷二十七年，享年三十二歲。為她撰寫墓志銘的，是她的丈夫蔡遠振。從他所述中得知，王氏的父親王利賓是本鄉的一名進士，兩位伯父都做官，一位是憲副，一位是知府。母親張氏，是解元張彩的妹妹。蔡家與張家世代聯姻，因此蔡遠振的父親為兒子選定了這門親事。王氏聰慧穎悟，在家時是乖巧的女兒，“一切女紅刺繡寓目輒曉，且閑于母訓”。十六歲嫁入蔡家，是賢惠懂事的媳婦，“操杵臼，職中饋，事公姑，堂下一切問寢視膳，承奉顏色，終始無惰”。蔡遠振的父親去世后，留下一眾妾婢，常對王氏有些挑刺的閑話，王氏裝作不知，反而待她們愈發的好，使她們心里慚愧。親戚里無論貧富貴賤，她都是尊敬有禮。對待下人奴仆，一律寬厚平等，衣服食物的分配從沒有偏向。持家十六年，事事得體。人人皆稱她為賢婦也。

以往讀前朝人的墓志，多是辭藻盛大絢麗，情節哀感頑艷。而蔡遠振為亡妻寫的這篇，行文平實無華，只說了許多她的好品行，至于十六年夫妻間的相處和情意，竟半點不曾提及。通篇僅有一處，隱隱能看到兩人之間的互動。那是在庚寅年間，母親張氏去世時，王氏“慟哭幾絕，百端寬慰以得釋”。這里百端寬慰她的人，應該是他吧。即使到了王氏臨終前，夫妻二人也沒有道別之語，她留下的遺言，是對父親說的。己亥年，王氏“得不起疾”，一日，她看著父親說：“女兒日夜懸心的是父親還沒有子嗣，我的丈夫孤苦伶仃，也沒有子嗣，只有一個女兒，還未出嫁，我死且不瞑目矣，我走之后，請父親垂憐。”言罷，泣下如雨，遂逝。

父親沒有兒子，丈夫沒有兒子，女兒沒有嫁人，這樁樁件件，哪一樁哪一件，都足以讓一個古代女人，一個家中長女，一個妻子，一個母親，不能死得安心。幸而，次年，丈夫在墓志銘中傳遞了好消息，她的父親已生了個兒子，她的女兒德玉許配給了門當戶對的夫君，她在九泉之下可以得到安慰了。他沒有說自己的近況如何。

到此處他忽然又提到了一件事，原來王氏一共生過六個孩子，其中四子一女都早殤。我先前只覺得王氏當賢婦當得不易，要時常修習忍耐的功夫，吞咽諸多的委屈和眼淚，才能應對大家庭里那些磕磕絆絆的關系，以及窮年累月的瑣碎煩心事。此時才更懂得了她的死不瞑目，有過兒子卻沒留住，要比沒生過更悲憤更不甘。

她的丈夫也因此發出感嘆：“宜人生可唯賢，惜乎無子，可悲，可悲。”我看了這句又覺得可氣，氣他只惜她無子，不惜她命短。

其實明白他并非冷漠無心，大概只是性格端直，還有著被儒風教化過的迂腐和古板。所以在看到文末的落款“誥授武德將軍世襲藤縣守御所正千戶蔡遠振淚書”時，雖知“淚書”是常用的格式套話，仍相信它在那一刻的真實，并被這全篇最溫暖有情的詞語惹得眼中酸澀起來。撰文的是蔡遠振，書丹的也是他，寫在紙上時或者尚不覺得什么，寫在石上時，想著這是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在為她的一生蓋棺論定，眼前這刻著自己筆跡的石頭將伴她一同埋入幽深的墓穴，焉能不心生凄惶，拋珠灑淚。

王氏安葬于城西二里之源。那是蔡家的祖墳，后來就變成了批發市場。她的墳墓早已找不到，是我把她從一篇墓志里尋了出來。批發市場拆遷兩年后，一座大型商場開業了，滿眼的繽紛新潮，自不必說。只是每次再經過時，總有一種古今之感漫卷心頭，止不住要去想那萬歷年間的人和事，那在此地默默活過一遭，品嘗了灼痛與苦澀的女子。她和古代很多的王氏一樣，面目模糊，沒有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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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節選，完整作品請閱讀《人民文學》2024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