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一份文學雜志的年度閱讀邀約里，青年寫作憑借其新鮮、立誠與幻變的新質，往往是最令人向往的單元。2024年，創刊七十五周年的《人民文學》賡續挖掘和培養新人的傳統，不僅青年作家活躍于常規板塊，多個欄目也形成推舉文學新生代的合力。專為初次亮相《人民文學》的作家設置的老牌欄目“新浪潮”，今年迎來馬林霄蘿、張哲、薛玉玉等近二十副新面孔。2024年9月，第九次全國青年作家創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人民文學》也特辟“青年新作輯”，刊發吳越、孫孟媛、崔君、渡瀾等八篇各具實驗色彩、風格迥異的新作。此外，自2020年起開設的“寫作課”欄目，作為高校創意寫作教育的佳作櫥窗，以師生同框、創評互動為特色，今年推出王譯彬《壁聽五月》與陳王言諾《如果所有人都下落不明》兩期，蘇童與李洱分別予以指導解析。從“85后”到“00后”，2024年的《人民文學》帶來四十歲以下朝氣沛然的作者梯隊，成為我們置身青年創作現場，捕捉新風信的重要田野。

“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

可以將“人間事”作為觀察這批青年小說的錨點。小說家們大多選擇在他人的心事與煙火世界里獲取靈感，無論是對世道人心的勘照，還是對傳統文化的鍍亮，都表現出取法現實主義的自然和自覺。李知展《望春門》以深情的筆致，講述豫東平原上李扈兩大家族半個世紀的恩怨糾纏，牽連出一樁未了的陳年罪案。返鄉祭掃的女兒程念，將目光落在父親刑警老程與雪湖鎮牛肉煎包鋪的老孟一生的友誼，梅姨的母愛與恩欠，如白雪落于深湖。在地方史大開大合的能人爭斗之外，老程與老孟甘于渺小、寂寥的英雄主義凡人歌，是女兒更想要從父輩手中接過的“活法”。理想的民間人格，在普通人的溫厚與恩義中，也在孤絕的飲食滋味中——老孟的牛肉煎包被野心勃勃的家人開出了遍地分號，但曾由耐心與寂寞所滋養出的味道，世間再難覓得。

多篇作品都寫到了加速發展的現代經濟對傳統行當的沖擊，舊時技藝如何消逝，藏污納垢卻也生機勃勃的民間世界，如何一步步退出歷史舞臺。耐人尋味的，不是這些并不新異的題材自身，而是以“尋溯傳統”作為寫作行動的青年，他們所透露出的主體狀態與內在動因。馬林霄蘿《得高歌處且高歌》蘸取飽滿鮮亮的京腔京韻，復現“西四最后一家洗浴中心”在宋家四代人手里流轉的百年興衰，從熱氣氤氳鬧猛的俗世風情，到城市拆遷改造中的曲終人散，是時勢所致的某種必然。林檎《啖魚史》中因為蓄水修壩導致河流萎縮，漁獲銳減，“莫家幾百年傳承的捕魚古法就此被宣判死刑”。捕魚世家的流水風光，最后都付之餐桌上苦澀的笑談與嘆息。林為攀《便攜式祖先》以紀錄片腳本的形式，還原了“我”旁觀父親如何固執于重修族譜、解開身世之謎的全過程。小說試圖重新挽結“我”與土地根系的紐帶，只是，為何“父親尋父的過程，同樣也是我尋找自我的過程”，直到最后依然令人生疑。

在這里，年輕世代追溯家族、地方、民間源渠，意欲定格“最后一個”遠去的文化背影，仿佛是尋根文學橫跨四十年的隔空回響。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文化尋根熱”，是在現代性的參照下重新擦亮本土文化與民間傳統，借此重申第三世界文學的本位性與主體性，那么擺在面前的這些青年敘述，則大多落腳在世事滄桑的旁觀位置上——幾乎所有的故事，都是借懸浮在側的“聽故事的人”之口說出的。他們返鄉后總會離鄉，也不再對“最后一個”報以過分悲悼或浪漫化的挽歌立場。如何借“旁觀之眼”翻出新質，帶來了更大的挑戰。我想，青年一代所表征的戀舊、尋獲與失落，或許是希望在想象與追跡之中，復魅一個曾經更慢、人與物都活得更有尊嚴感、更有精氣神的世界，并從中認領、汲取這一代人如何“親自生活”的養分。在那里，味蕾能復活食物豐裕的滋味，靈魂與筋骨皮肉能從內而外被洗澡水燙得松弛舒展，有聲有響，發光發亮。這是一種對預制菜、千城一面的同質化生活的抵抗吧？當過快的現代節奏讓人的感知一再降格、退行，怎么樣去喚回一種差異化的感官能力與身心情態，或許是他們“尋溯傳統”的深層意圖。大規模的流動和離散經驗，塑造了越來越多脫域的個體，在他們這里，對熟悉感、確定性的需求，對真正有所寄托與有所附著的生活的需求，成為尋找一方“再嵌入”的天地的文學驅動力。但這之中，也有令人不安的陷阱：除了“聽故事的人”，他們的主體位置還可以在哪里？如果寫作者的內在自我與講述對象缺少真的對話，就有止步于與文學史傳統對話的風險。對于早已遷離鄉村故地，甚至從未有過鄉土生活經驗的青年創作者，“旁觀之眼”也許是一種自然的擇選結果。但我們依然可以追問，在強健的鄉土審美定勢之外，他們與文化傳統、山河大地的對話方式，是否仍有其他可能性尚未被激發？

抒寫他人的心事并沒有對錯。在青年寫作現場，“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不曾墮入姿態與空談，甚至一再錘煉著迎向復雜、沖出自我邊界的決心。比如，在今年的作品里，對中老年女性的外在生命與內在世界的延展，見之于楊天天的《淺命》、崔君的《在小山的陰影中》、王譯彬的《壁聽五月》和薛玉玉的《對方正在輸入》等諸篇。在女兒、母親、妻子、姐妹的數重身份織體中，青年女性寫作者對女性多義的生命可能，作出了不同向度的掘進和托舉。

比起依賴觀念去寫作，不如像螞蟻那樣不顧一切地前行

事實上，真正的對話，總要以各種不同程度的自我敞開，乃至自我暴露作為前提。當我們將目光轉向漫漶的、未被共識提純過的新現實，首先被考驗的，是小說家們“親自生活”的實感的有無；其次，才是虛構才能的高下。所以，無論是天真、狂妄或貧瘠，那些愿意誠實地以“自我的心事”朝向當下的青年寫作，總有讓人不愿錯過的閃光之處。在這之中，陳薩日娜的《在承天寺》是氣息獨特的一篇。一對游魂野鬼般的都市異鄉人，各懷沉重秘密，在中秋夜邂逅、漫游，在人潮人海的地鐵口揮別。小說跨越時空，讓兩個萍水相逢的年輕男女，與《記承天寺夜游》中“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者耳”的蘇軾與張懷民形成疊印。陳薩日娜對輕盈浮動的月色進行了一次美妙的當代轉喻：何處無月，但不再是古人的月亮充當今人的慰藉，而是陌生人社會里，失眠的當代人真真切切敞開心扉，成為療愈彼此的月色。至于那些向陌生人坦陳的自我難題，如墜深海的成長創傷也好，難以兌現的苦痛的藝術夢想也好，第二天仍然會在。但好好活著，繼續面對，“往前走，不要在此停留”就是最好的答案。

孫孟媛的《螞蟻爬行》里同樣有一個沒有姓名的女主人公“她”。“她”帶著天真的婚姻想象遠赴南洋試婚，最終從幻覺中驚醒，看見了自己活在觀念與符號關系中的真相。異國出租屋里無孔不入的螞蟻，以其驚悚的集群生命力，暴露并最終摧毀了早已蛀成空心的感情。比起壓抑食欲與煙火欲的人，連螞蟻都更知道要如何遵從本能，敏銳而頑固地向死而活。盡管小說可能存在觀念演繹的痕跡，但最后那道只有“她”看見的閃電，“劃破夜空，劈開了眼前的混沌”，也被讀者所看見。這也構成一則具有自反性的提示：比起仰賴觀念去生活或寫作，不如先像螞蟻那樣不顧一切地跋涉前行。

張哲的《葡萄園》貢獻了“我”的表姐夫陳無疾這個以人格打動讀者的文學人物，他談論起葡萄種植時熠熠生輝的神色，令人難以忘卻。當代文學中的人物衰微已久，因此更顯難得。小說家選擇了一種娓娓道來、規規矩矩的敘述方式，其中形與質的張力機巧，在于陳無疾一生都被“變數”和“不確定性”吸引。這個不規矩的他，最終潛移默化地改變了曾經抱緊確定性和安全感不放手的“我”。“我”對陳無疾懷有細膩復雜的情感：夾雜著對表姐與外甥女的妒羨，對表姐夫隔著“表親加姻親”，既想信任又忍不住疏遠別扭。張哲以詩意的天賦，將獨生子女成長中遠未定型的自我推向“不確定”的一側。正如小說中我跟隨陳無疾，一前一后，從葡萄園邁進真實的現實世界，“我們身邊不再是緩坡與虛設的湖泊，而是一個充滿隆隆之聲的真實的世界”。對血緣親疏的迷思與張力辯證，同樣出現在李晁的《失尋之夜》中。兒時被父親拋棄的恐懼，長大后變成對父職的連年逃避。從童年的洪水到眼前的蟹塘，“我”再次被水打濕，“頓悟的時刻”意外地借友人之子顯影降臨。背上那顆“小心臟在我身體上的躍動，帶著薄薄的體溫”，是另一個幼小的孩童柔弱、無條件的依賴，代替了堅如磐石的父親的威權，為“我”補上了一堂遲到的情感教育。

讀到這里，我們也許會突然明白，為什么許多青年寫作都要以“家”的破碎去表征、去結構一個“有待修復的整體世界”，為什么許多人間心事總是圍繞著“缺失與彌補”反復上演。這批小說，最終匯入一個富有青年性的問題：是什么構成了我們？我們究竟何以完整？在現代主體破碎、分裂的生長語境里，“完整的自我”早已不是預構的教諭或承諾，沒有人能夠被動地在原地等待兌現。文學作為主動尋求完整之路的一種方式，凝結著最小單元的人與人之間，持續的聯結、斷聯和再次聯結的努力。在更大的單元里，一代人文學自新的可能性，從來就不在別處，而在親自去生活。我想，對于這一切，未來會持續給我們以新鮮、立誠、幻變的回答。

（作者系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青年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