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大眾文藝”的提出是與“新傳媒時代”聯系在一起的

無論現代意義的“大眾”概念何時形成，大眾始終是一個頑強的表述主體。從古老的民歌、地方戲到現今的卡拉OK、廣場舞，大眾的活躍身影從未缺席。很大程度上，傳媒歷史的逐步進化，間接證明了大眾的巨大吸引力。甲骨、青銅、竹簡、紙張、平裝書、報紙、電視、互聯網，傳媒的演變線索始終圍繞一個主題持續延伸：接納更多的大眾共同參與。如何表現？表現什么？作為一個龐大的群體，大眾的強烈吁求匯聚為演變的巨大動力。這種動力同時傳送到文藝形式。古代文學之中的詞、曲、章回體小說無一不是對大眾的積極響應。如果沒有大眾的推波助瀾，五四時期白話文的崛起與興盛是不可想象的。

現代意義的“大眾”概念具有紛雜的脈絡譜系。無論是勞苦大眾、工農大眾、群眾、人民這些不同的稱謂，還是西方文化之中的mass與popular，大眾概念背后隱藏多種觀念的角逐。概括地說，人們可以解讀出三種涵義：一、僅僅表示人數眾多，一個中性的形容；二、帶有明顯的貶義，譬如蒙昧的烏合之眾或者缺乏獨立見解的庸眾；三、正面的肯定性命名，譬如工農大眾、革命群眾。馬克思主義學說在歷史發展的意義上肯定了大眾的巨大作用。歷史唯物主義認為，大眾才是真正的歷史創造者。當然，這時的大眾不僅表明一個人數眾多的群體，更重要的是階級的身份特征。階級被視為社會構造的基本單位，同時成為鑒別大眾性質的基本范疇。“勞苦”大眾、“工農”大眾以及他們身上的革命性質，恰恰是無產階級的理論肖像。少數壟斷財富的剝削者發號施令，旁若無人，然而，這些財富由大眾的雙手創造出來。大眾必須充當歷史的主人公——這個事實長期遮蔽于層層疊疊的傳統觀念背后，而文藝則應發揮其“還原真相”的作用。五四新文學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眾文藝”運動的一個重要目的是，重新描述大眾的歷史地位，歸還他們應有的文化權利——表現與被表現。1942年，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論述了大眾的構成、文藝的表現對象與接受主體、藝術家的任務以及大眾喜聞樂見的傳媒與文藝形式等一系列問題。如果說，文學史上的“老嫗能解”顯現為一種藝術個性或者一種藝術風格的選擇，那么，大眾文藝的倡導基于新型的歷史文化構圖。這時，“以人民為中心”的大眾文藝不僅包含“人民”的歷史地位認識，而且廣泛涉及大眾傳媒與文藝形式。

很大程度上，“新大眾文藝”的提出是與“新傳媒時代”聯系在一起的。文藝家已經察覺，以互聯網為中心的大眾傳媒正在發生重大改變。圍繞互聯網的虛擬空間，文字與影像符號、圖片、聲音匯聚成一個前所未有的區域，并且催生出眾多富有活力的文藝形式。更為重要的是，技術革命帶來一場突如其來的文化革命。互聯網果斷撤除各種多余的限制，大眾紛紛作為表述主體坦然進入這個空間：“‘新大眾文藝’是一場創作者的革命。創作者無須再像紙媒時代那樣，苦心孤詣地構思寫作，等待發表。新時代的所思所想，或鍵盤輸入，或音像錄制，須臾之間，心中塊壘得以紓解，腦中所想得以傾吐。無論身份，不論階層，門檻消弭，圈子打破，人人皆可為作者，老少皆可成博（播）主。”二十世紀上半葉，多數工農兵大眾還無法自如地使用文字敘述自己的見聞，然而，當代的大眾業已今非昔比：“現在不同了，義務教育普及，勞動者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勞動者參與文學有了更廣泛的基礎。這個時代，幾乎每一個勞動者都能拿起筆，記錄他們的生活，表達他們對生活的感受、情感和認知。”（《延河》編輯部：《新傳媒時代與新大眾文藝的興起》，《延河》2024年7月）這個意義上，以互聯網為中心的大眾傳媒恰逢其時。

“新大眾文藝”之“新”來自歷史聚焦的轉移

按照上述觀點，“新大眾文藝”首先對紙媒文化擁有的編輯出版體系發出挑戰。對于空前活躍的大眾說來，編輯出版體系仿佛退化為一種桎梏。如果每一個人都有資格發表作品，編輯出版體系并非紙媒文化固有的技術性障礙，而是來自根深蒂固的精英主義。從審美趣味到敘述技術，大眾必須接受精英觀點的篩選。當然，哪怕是察覺到編輯的保守、狹隘、囿于小圈子趣味，哪怕陳陳相因的出版規則抑制了大眾的自由發揮，這仍然是一個需要嚴肅論證的問題：紙媒文化的編輯出版體系真的已經完成歷史使命了嗎？

必須承認，精英/大眾之間的張力仍然構成許多文化生產模式的內在結構，只不過大眾介入的環節不同。科學技術領域，大眾無法介入實驗室的專業研究或者編寫軟件程序；大眾作為消費者守候在市場的出口，市場的評價僅僅以反饋意見的形式重返研發與生產環節。事實證明，這種循環仍在產生正面效應。體育競賽是另一種精英/大眾的互動范本。盡管大眾對于許多體育項目相當熟悉，但是，社會成員的體能與技能存在種種落差。體育競賽遴選機制的意圖是，期待落差的彌補促成大眾的提高。顯而易見，精英/大眾的循環不可避免地形成等級的區隔，形成主從之分或者中心與邊緣對于大眾的壓抑。“新大眾文藝”甩下精英/大眾的文化生產模式，展示理想的文化平等狀態。這時，種種傳統的理論預設不得不面臨考驗。“文藝”是不是某種邊界清晰的專業？這將成為一個有待商榷的學術問題。大眾能否突破精英構成的防線，作為歷史的主人公進駐“文藝”？這涉及文化權利的重新分配。

大眾踴躍地寫出自己的故事——與“新大眾文藝”相輔相成的另一個觀念是，作為讀者，大眾同時對于自己的故事高度關注。他們的雙手正在創造歷史，這種自信是將目光轉移到自己身上的理由。大眾可能快樂豪邁，可能痛苦悲傷，但是，他們不再卑微渺小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計——甚至自己也忽略不計。許多時候，大眾遺忘自己的存在從而對那些異己的“遠方”表現出超常的興趣，例如帝王將相、宮闈秘事，或者武俠神魔、玄幻穿越。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討論“大眾文藝”的時候，許多左翼批評家已經尖銳地指出這一點。生活在別處，大眾將拯救苦難的希望寄托在“遠方”的救世主身上，從未意識到自己身上隱藏的力量。迄今為止，這些廉價的安慰性想象仍然匯聚在各種“通俗”的類型文學領域，占有很大的市場。“新大眾文藝”與各種類型文學分道揚鑣，大眾的覺醒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帝王將相的文治武功，武俠神魔的驚險奇幻，這些情節帶有多數人無法涉足的傳奇性——傳奇制造誘惑乃至迷醉；相對地說，“新大眾文藝”充滿煙火氣息，甚至瑣碎絮叨、家長里短，但是，這時的大眾不再是英雄背后無名的平均數，他們的面容、經歷、獨特的悲歡浮現出來，跨出抽象的背景進入舞臺中心。打開閘門，喧嘩的日常生活景象一擁而入，堂而皇之地占用“新”的名義。“新大眾文藝”之“新”來自歷史聚焦的轉移。

從“傳統”“市場”“大眾”等維度深化對命題的思考

從五四時期“人的文學”“平民文學”到一個世紀之后的“新大眾文藝”，這一條歷史線索始終與三個問題相互纏繞，此起彼伏，或者針鋒相對，或者遙相呼應：一、文藝形式與傳統；二、市場的意義；三、大眾的范圍。

數千年的文藝史，遺存了相對獨立的文藝形式體系。形形色色的文藝形式來源不一。一些文藝形式源于民間的自發創造，繼而獲得文人雅士的加工、修飾、完善；另一些文藝形式來自專業人士之手，例如詩歌之中繁雜的象征系統、電影鏡頭剪輯、交響樂譜曲，如此等等。這些文藝形式凝聚為傳統，逐漸形成表述的規范，并且承擔聚焦審美愉悅的功能。相對于個別文藝家，這些文藝形式是獨立的、先在的，必須刻苦研習才能熟悉與掌握。追溯各種文藝形式的起源可以發現，它們曾經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之中顯示出強大的表現力，這種表現力恰恰是它們得以固定、獨立、獲得承傳并且晉升為傳統的重要原因。然而，對于“新大眾文藝”說來，這是珍貴的遺產還是多余的累贅？無視《詩經》、楚辭、唐詩宋詞的詩學積累，拋開王羲之以來的書法傳統，從零開始的詩歌與書法能夠跑多遠？另一方面，相當一部分文藝形式與大眾生活存在距離：古代文人雅士的情趣、感想以及農業文明的意象與大眾的粗獷、風風火火或者現代社會的車水馬龍存在距離，來自口頭文化、紙媒文化的表述方式與互聯網為中心的符號體系存在距離。“新大眾文藝”多大程度地接受或者拒絕先在的文藝形式？這不僅涉及文藝家的認定，而且涉及審美標準的認定。“新大眾文藝”的積累必將形成自己的文藝形式。這些文藝形式被視為傳統文脈的延續，還是重鑄另一種性質迥異的新型藝術語言？古往今來，相似的問題一直化身為各種理論命題盤旋在文藝史上，“新大眾文藝”再一次要求理論的明確表態。

進入現代社會，文藝之所以脫離“我手寫我口”的原始狀態，文藝形式的規范僅僅是原因之一。與文藝形式緊密相連的是傳媒體系。傳媒決定文藝的符號品種。聲音、文字、影像分別對應舞臺、紙張與屏幕。多數傳媒是人工產品，并且按照一定的模式運行。如果說，古代的傳媒體系時常由王公貴族或者宗教勢力掌控，那么，市場與商業愈來愈多地介入現代社會的大眾傳媒。無論是報紙、書籍還是電影或者電視節目，大眾傳媒的運行需要相當高的成本，同時可能獲取高額利潤。現代工業為文藝的生產與傳播制造了一個嶄新的平臺，電影或者電視的導演、演員、主持人以及企業經營者贏得的報酬是古代社會無法想象的。這個意義上，商業集團對于大眾傳媒的操縱乃至壟斷絲毫不奇怪。商業的力量不僅影響作品的傳播范圍，而且干預作品的內容與文藝形式。商業與市場對于大眾傳媒具有不可否認的積極意義，但是，二者的邏輯并非“新大眾文藝”的軌跡。無論是紙媒鼎盛時期還是電視機主導的年代，人人皆為作者只能是一種虛幻的渴望，多數人無法負擔書籍出版或者電視節目錄制的成本與技術要求。“新大眾文藝”的希望由互聯網點燃——個人的手機操作足以完成文藝生產的全部流程。盡管如此，人們沒有理由無視另一個事實：互聯網并非遠離商業與市場，而是二者激烈爭奪的中心地段。手機屏幕背后的商業博弈從未停止。“新大眾文藝”如何棲身于市場與商業的環境？這個問題很快就會浮現。

“新大眾文藝”之“新”不僅可以修飾“文藝”，還可以修飾“大眾”。任何一個歷史時期，當“大眾”成為一個贏得贊譽或者遭受貶抑的社會群體時，另一些社會群體通常成為相對的參照。相對于勞苦大眾或者工農兵大眾，不勞而獲的剝削階級或者書齋里的知識分子無形充當了“他者”。當然，各種社會群體的相互參照具有清晰的歷史烙印。“新大眾文藝”提出的同時必須考慮，誰是現今的大眾？如果說這個問題過于籠統，那么，另一種反向的概括或許相對精確：誰不是現今的大眾？諸多社會學文獻表明，知識分子與企業家業已納入現今歷史階段的大眾成員，共同匯入歷史的創造。這種認知與“新大眾文藝”是否一致？文化的意義上，知識分子與大眾之間界限的改變意味著什么？

“新大眾文藝”的提出顯示了特殊的文化敏銳，現在是展示這個命名內部理論涵義的時候了。醒目的命名轉換為深刻的命題，理論涵義的充實是最為重要的條件。

（作者系福建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