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后，被禁錮的文學創作迅速恢復生機，全國各地涌現出大批短篇小說。這些作品大多以揭露“四人幫”給國人造成的創傷、譴責極“左”路線為主題。1978年6月，《人民文學》主編李季有感于短篇小說創作在思想解放運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對短篇小說佳作頒獎的動議。經請示中國作協黨組和書記處書記張光年同意，又取得茅盾支持，決定由《人民文學》主辦，對短篇小說創作中涌現出的優秀作品進行全國性評獎[1]。后來在文學史中被命名為“傷痕文學”的作品得到了廣大讀者的熱情推薦和專家評委（特指參與評獎的作家、評論家、學者、編輯）的鼎力支持，成為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的最大贏家。可以說，從發表以來就不斷面對各種爭議和質疑的傷痕文學，正是通過評獎這一特殊的文學評價機制，獲得了最大限度的集中推薦和展示，成為新時期文學的經典。

目前，學界關于傷痕文學經典化的研究成果比較豐碩，如王瓊《“傷痕文學”：作為話語的權力書寫》（2006）、黃平《從“天安門詩歌”到“傷痕文學”：關于“新時期文學”起源的再討論》（2015）、劉復生《“傷痕文學”：被壓抑的可能性》（2016）、孫民樂《“傷痕小說”三題》（2016）等論文都指出了傷痕文學和現實政治的關聯，其文學史命名背后有黨和國家的強力推動。也就是說，傷痕文學作為新時期文學的起源，其經典地位是在主流意識形態認可的范圍內建構出來的。但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作為集中反映當時文藝管理部門意圖的活動，其在傷痕文學的出場和經典建構中所起的作用還沒有得到充分研究。因此，有必要回到歷史現場，盡量還原評獎過程中的生動細節，探究傷痕文學經典化過程中評獎所起的作用。

一、群眾推薦、專家評選與官方意圖：三方角力的評獎過程

《人民文學》1978年第10期公布了這一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方法：“采取專家與群眾相結合的方法。熱烈歡迎各條戰線上的廣大讀者積極參加推薦優秀作品；懇切希望各地文藝刊物、出版社、報紙文藝副刊協助介紹、推薦；最后，由本刊編委會邀請作家、評論家組成評選委員會，在群眾性推薦與評選的基礎上，進行評選工作。”[2]新時期的首次短篇小說評獎創造性地采用“專家與群眾相結合”的方式，得到廣大讀者的熱烈反響，紛紛向編輯部推薦自己認為優秀的短篇小說。截至1979年2月10日，《人民文學》編輯部“共收到讀者來信一萬零七百五十一件，‘評選意見表’二萬零八百三十八份，推薦短篇小說一千二百八十五篇。參加這次評選活動的，有工、農、兵、學、商各行各業的群眾和干部。大多數以個人的名義寫信和推薦作品，也有以整個單位的名義和聯名的方式來信和推薦作品的”[3]，可謂盛況空前。評選辦法中提到，凡參加推薦與評選的個人或集體、單位要將意見填入“評選意見表”，或另紙寫出寄給《人民文學》編輯部。“評選意見表”除了填寫推薦篇名、作者、發表時間及報刊名稱、評選意見，還必須填上推薦人的姓名、性別、工作單位、職業，保證投票出自個人意愿，這意味著投票人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最大限度保證投票的有效性。

評獎期間，推薦“傷痕”題材的讀者來信最多。“很多來信對于作者們掙脫‘四人幫’制造的精神禁錮，沖破各種文學‘禁區’的勇氣和膽識表示欽佩，對于他們在藝術上刻苦探索、努力創新的精神表示贊揚。”[4]“很多來信指出，近年來出現的短篇小說佳作，反映了人民的生活，表達了人民的心聲，以革命的銳氣提出并回答了廣大人民普遍關心的問題，在題材、風格和手法上真正體現了‘百花齊放’。”[5]《人民文學》編輯部在初選時，充分尊重群眾的意見，群眾投票多的作品會優先考慮，把得票三百張以上的作品（除《醒來吧，弟弟》外）全部入選，共12篇。另外，考慮到地區和讀者文化水準的差異，有可能導致優秀作品在群眾中得票甚少的情況，編輯部又從群眾投票不多的小說中選了八篇，加起來共20篇[6]。崔道怡在《春花秋月系相思——短篇小說評獎瑣憶》一文中披露了這份初選篇目：《班主任》《神圣的使命》《我們的軍長》《窗口》《傷痕》《愛情的位置》《弦上的夢》《獻身》《珊瑚島上的死光》《眼鏡》《最寶貴的》《姻緣》《愿你聽到這支歌》《虎皮斑紋貝》《取經》《頂凌下種》《墓場與鮮花》《望日蓮》《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芙瑞達》；備選篇目五篇：《秋江落葉》《辣椒》《不滅的篝火》《足跡》《心聲》。

編輯部把這20篇小說作為“優秀小說初選篇目”送給評委審閱，并于1979年2月22日致信評委，針對初評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問題，提出了一些設想，供評委在審閱初選作品時參考[7]。初選篇目是根據截止于2月10日的群眾來信擬定，但此后陸續收到更多來信，于是，編輯部又對初選篇目進行增添產生第二次名單，供評委閱讀和討論[8]。同年3月6日，在北京新僑飯店召開的評選委員會是對獲獎結果起關鍵作用的一次會議。對于哪些作品可以獲獎以及如何對作品排序，沙汀、草明、唐弢、袁鷹、孔羅蓀、孫犁、冰心、馮牧以及林默涵等評委進行了深入討論。他們還對備選篇目中的“傷痕文學”作品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肯定了《從森林里來的孩子》《弦上的夢》等優秀作品，也指出了《愛情的位置》《墓場與鮮花》《虎皮斑紋貝》《姻緣》等作品在結構布局、人物刻畫、細節描寫等方面的稚嫩和不足[9]。但評委最終還是對傷痕文學投了贊成票。《文藝報》主編馮牧對小說《傷痕》的評價也許道出了評委維護和肯定傷痕文學的緣由：“我只投贊成票，不投贊賞票。因為它寫得不夠真實、不夠典型，思想境界不高。但它立了一大功，第一個提出了‘傷痕’問題。‘四人幫’把我國的經濟帶到了崩潰的邊緣，給青少年的心靈上造成了種種傷痕和污染，這篇小說提出了這個問題，啟發了讀者，在這一點上，它超過了其他作品。”[10]

經過民主評議和慎重權衡，評委對《人民文學》編輯部提供的第二次名單做了一些修正。編輯部根據評委意見對篇目進行調整，確定了25篇獲獎優秀短篇小說的篇目。獲獎作品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班主任》《傷痕》《神圣的使命》《愿你聽到這支歌》《弦上的夢》等描寫“文革”傷痕的作品；二是《我們的軍長》《湘江一夜》《足跡》等描寫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事跡的作品；三是《窗口》《滿月兒》等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形象的作品。獲獎作品的前五名也囊括了這三類題材[11]。

這次評選的范圍是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之間發表的短篇小說，其間短篇小說創作繁榮，題材多樣，有刻畫青年男女愛情的，有描寫老一輩革命家事跡的，有揭露“文革”傷痕的，有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形象的。哪些題材的作品能獲獎以及獲獎作品的排序，都是非常講究的。獲獎作品的數量和排序不僅反映出專家的評審趣味，更體現了文藝界對某種題材的價值認定。通過分析可以發現，這三類題材的比重并不均衡。25篇獲獎作品中，“傷痕”題材的作品有18篇，占獲獎作品總數的72%。獲獎作品的排序方面也經過多方的權衡和考量。對比最終獲獎的25篇和最初的20篇[12]篇目可以發現，劉心武《愛情的位置》、士敏《虎皮斑紋貝》[13]、徐光耀《望日蓮》被去掉了，增添了《湘江一夜》《從森林里來的孩子》《辣椒》《滿月兒》《抱玉巖》《“不稱心”的姐夫》《看守日記》《足跡》等八篇作品[14]。經過幾次調整最終增添進獲獎名單的八篇作品中，有五篇是涉及“傷痕”題材的。《愿你聽到這支歌》《頂凌下種》《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等“傷痕”題材作品在最初的篇目中排名靠后，但在最終名單中都被調到了較靠前的位置[15]。

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因處在打倒“四人幫”后的關鍵時期，承載的意義是重大的。一方面，它承擔著否定“文革”時期文藝政策的任務；另一方面也起到引導新時期文學的作用。在新時期初期，不管是專家還是普通讀者都是“文革”的親歷者、見證者，也是十年浩劫的受害者。傷痕文學對“文革”創傷的揭露、對“四人幫”的控訴激起了全社會的共鳴，讀者的廣泛支持和熱情推薦使得“傷痕”題材作品的得票遙遙領先。正是因為這類作品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即使在文藝界對“傷痕”題材作品褒貶不一、圍繞傷痕文學是否是“暴露文學”的論爭比較激烈的情況下，評委還是對大部分這類作品給予了認可。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首創了“專家與群眾相結合”的評獎機制，使普通讀者的閱讀趣味和訴求獲得了表達空間，而專家則對群眾意見進行選擇和整合，篩選出符合主流意識形態要求的作品。因此，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中“傷痕文學”的勝出，是讀者群眾、專家評委、政府意圖三股歷史合力共同作用的結果。

二、揭露“傷痕”與展望“未來”：獲獎傷痕文學的典范敘事

1976年10月“四人幫”倒臺，國家各項工作的恢復與開展都以“撥亂反正”為開端。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宣布“文革”以粉碎“四人幫”為標志結束[16]，聲勢浩大的揭批“四人幫”運動在社會各界展開。1978年5月27日，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上，時任中宣部副部長、文化部部長的黃鎮指出：“文藝界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頭等大事，仍然是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把揭批‘四人幫’的斗爭進行到底……在文藝戰線打一場聲勢浩大的人民戰爭，沖破重重阻力，把‘四人幫’制造的種種混亂加以澄清，把被‘四人幫’顛倒了的一切是非統統糾正過來。”[17]因此，作為新時期第一次文學評獎，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被賦予了加強意識形態導向的重任，傷痕文學獲獎是評委在主流意識形態認可的范圍內“篩選”的結果。專家起的是把關的作用，保證獲獎作品都在官方主流話語框架內。評選委員會成員[18]身份具有復雜性和多重性，大部分同時兼具兩種身份：作家（評論家）和文藝部門領導。如茅盾既是作家又是中國作協主席，周揚既是文藝理論家又是中國作協副主席，張光年既是詩人也是中國作協領導，馮牧既是評論家又是《文藝報》主編，李季既是詩人又是《人民文學》主編。因此，如果說作家（評論家）評委是從藝術層面來評判作品，那么兼具作家（評論家）和文藝部門領導身份的評委在評判作品時，他們的審美趣味和選擇本身就代表了主流意識形態。

獲獎的傷痕文學作品大多遵循“正義戰勝邪惡，光明戰勝黑暗”的敘事模式。主人公在“文革”中深受身心的摧殘和不公正的待遇，但依舊充滿著樂觀主義精神，絕不會對未來失去信心。小說結尾都會有“光明的尾巴”，人們遭受的“傷痕”會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復和治愈，未來也是一片光明。《傷痕》中曉華與被打成叛徒的母親劃清界限。母親冤案得到昭雪后，曉華趕回上海但還是沒能見到母親最后一面。悲痛欲絕的曉華看完母親的日記后，化悲痛為力量，“朝著燈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19]。《班主任》中小流氓宋寶琦缺乏正確引導，精神空虛、愚蠢無知；而團支書謝惠敏深受極“左”思想毒害，思想僵化頑固。但班主任張老師對教育好謝惠敏和宋寶琦這樣深受“四人幫”毒害的學生充滿信心，小說結尾，“春風送來沁鼻的花香，滿天的星星都在眨眼歡笑，仿佛對張老師那美好的想法給予著肯定與鼓勵”[20]。《神圣的使命》中老公安戰士王公伯由于復查白舜冤案，遭到省革委會副主任徐潤成等的迫害。隨著“四人幫”覆滅，徐潤成等人的罪行被揭發，白舜的冤案得到昭雪，迎接光明的到來：“一輪紅日，把她那溫暖的金輝灑滿大地。他們的背影在地平線上漸漸消逝，好象走進了那輪鮮紅的太陽。”[21]

而傷痕文學中的另類敘述，在評獎過程中往往被首先淘汰。例如，《醒來吧，弟弟》描寫主人公在“文革”結束后，對世間一切產生厭倦的消極情緒。工廠的盧書記多次探訪“弟弟”，其言行令后者感動，但“文革”傷痕使他直到故事結束仍處于猶豫徘徊中，“他那受了傷的靈魂，卻還沒有完全蘇醒過來，他還在‘紅塵’邊緣上猶豫著”[22]。顯然，“弟弟”在“文革”中的“傷痕”并沒有被治愈。這篇小說因為與“批判‘四人幫’，開啟新時期”的敘事模式和政治話語規范相背離，即使獲得大量選票，也只能在一開始就被逐出候選名單。有學者指出：“文學評獎制度已經成為‘傷痕文學’話語權力機制的載體，其中的取舍可見一斑。這樣一來，‘傷痕文學’話語就把寫‘文革’‘傷痕’的文學作品加以區分，這一話語所突出的文學作品就可以通過文學評獎制度贏得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可，而那些較為質疑激烈的寫‘傷痕’的文學作品在當時卻并沒有被主流的文學史話語所突出，乃至于被‘遺忘’。”[23]

從文學獎評選出的傷痕文學作品最終成為文學史經典，絕不是偶然的文學現象，而是特定時期社會政治文化和大眾心理訴求的產物。正像洪子誠指出的，“這幾年的文學的直接指向是社會—政治方式的，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社會—政治的‘干預’性質。這個階段的文學，其內容、情緒與社會各個階層的思考、情緒基本同步”[24]。經歷十年浩劫后，國人急需情感宣泄和心理補償。傷痕文學對“四人幫”的控訴，使專家和普通讀者在“文革”中的憤懣和委屈得到撫慰。同時，人們心理上的負罪感，也在清算“四人幫”的過程中得以洗刷，完成自我的重生。“‘傷痕’小說本從個人立場出發的歷史之痛敘述，除了這種痛苦的公共性之外，又由于對于歷史感的關注，結果更加成了具有集體記憶性質的宏大敘述。”[25]因此，傷痕文學實際上可以看作集體記憶的書寫載體，揭露十年浩劫給民族國家、人民造成的重創，伸張歷史正義，展望光明前景，進而確立新時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合法性。

客觀來看，大部分獲獎作品的文學成就有限，思想性薄弱，對“傷痕”的揭露和對“四人幫”的批判流于表面；藝術上存在明顯的缺點，如技巧單一化、情節公式化、人物形象概念化等。但這類作品的現實政治意義[26]已經遠遠超過藝術局限性。獲獎作品滿足了廣大人民群眾（包括文學專業人員和普通讀者）療救“文革”創傷的心理訴求；沖擊了僵化守舊的“文革”文學，打破了題材禁區，為文藝創作拓展了更加廣闊的領域，邁出了新時期文學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傷痕文學契合了思想領域“撥亂反正”、揭批“四人幫”的政治訴求，取得了時代主題的優先表達權，獲得了國家層面的認可。菲舍爾·科勒克指出：“每個社會制度都要求作家嚴守一定的界限……社會制度限制自由更主要的是通過以下途徑：期待、希望和歡迎某一類創作，排斥、鄙視另一類創作。這樣，每個社會制度……決定性地干預作家的工作。甚至文學獎也能起類似的作用。”[27]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肯定和彰顯了傷痕文學控訴“四人幫”的積極意義，通過對“傷痕”題材作品授獎，將這類作品的話語表達和價值觀念最大限度地規約到主流意識形態之內，從而確立國家的政治導向和話語規范。

三、評獎前后的文學論爭

“四人幫”倒臺之初，政治形勢還不明朗，“左傾”思潮在文藝界的影響還很深，傷痕文學揭露“文革”創傷在某種程度上是自發的，其尺度和范圍并沒有得到官方的明確肯定。因此，《班主任》《傷痕》等作品引起過一些爭議。在張光年、李季、陳荒煤等文藝界領導者的極力推薦和保護下，傷痕文學在《人民文學》等權威刊物發表[28]，影響甚至擴展到全國各地的刊物。《人民文學》《文藝報》等權威文學報刊還通過組織座談會、刊發評論文章、刊登讀者來信等方式對傷痕文學進行肯定和扶持。《班主任》《傷痕》等作品作為創作范例被保護下來，引導和促進了其他作者進行類似的探索。而且組織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的這段時間，正是關于傷痕文學是否是“暴露文學”的論爭最激烈的時期。但文藝界的主流始終對傷痕文學予以支持和保護。

劉心武《班主任》在《人民文學》1977年第11期發表后，“暴露文學”一詞就已經出現在報刊上。這個說法源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毛澤東認為小資產階級作家暴露黑暗的作品是“暴露文學”[29]。質疑《班主任》的人認為小說暴露了社會陰暗面，屬于“暴露文學”。針對這一看法，《文藝報》《文匯報》《上海文藝》不斷發表批駁文章[30]，文學研究刊物也通過組織座談會的方式為《班主任》正名。《文學評論》編輯部1978年8月15日就《班主任》的評價問題及其意義舉行了座談會。針對一些人對《班主任》的責難，陳荒煤、涂光群、崔道怡、嚴文井、朱寨、馮牧以及屠岸等人認為文藝不僅可以而且應該暴露“四人幫”，這是革命文藝應盡的義務，也是當時國家的頭等大事[31]。1978年8月11日，盧新華的短篇小說《傷痕》在《文匯報》發表，又一次在讀者中引起轟動。這篇小說反映“四人幫”給青年帶來的巨大傷害，社會上出現了《傷痕》是不是“暴露文學”的疑問，并從這篇小說的題目引申出了“傷痕文學”概念，從而使傷痕文學是否是“暴露文學”的爭論加劇[32]。在論爭中，《光明日報》《人民日報》《解放日報》發表了大量肯定傷痕文學的文章[33]。《文匯報》更是以多期專版的評論文章深入闡述《傷痕》并非“暴露文學”。《文匯報》8月29日刊發吳強《可喜的新花——談短篇小說〈傷痕〉》和孫小淇《〈傷痕〉出了“格”嗎？》，兩篇文章都肯定了“傷痕”揭露林彪、“四人幫”罪行的積極意義；9月19日，又整版推出《傷痕》評論專欄，荒煤《〈傷痕〉也觸動了文藝創作的傷痕！》認為《傷痕》暴露出林彪、“四人幫”迫害革命干部的罪惡，完成了文藝創作在揭批“四人幫”的第三個戰役中的光榮任務[34]。《文藝報》還于1978年9月上旬，分別在北京和上海組織召開“短篇小說座談會”[35]，屠岸、楊子敏、劉心武、王西彥、吳強等與會人員肯定了傷痕文學的現實意義。正是文藝界的大力支持，傷痕文學才能在質疑和爭論中不斷發表，并最終在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中大量獲獎。

1979年3月26日，文藝界、新聞界、出版界二百多人在北京參加了頒獎大會。《人民文學》主編李季宣布獲獎短篇小說的篇名和作者，中國作家協會主席茅盾、副主席周揚做了重要講話。茅盾、李季分別把印有魯迅頭像的紀念冊和獎金發給25位獲獎作家，劉心武代表獲獎者講話。頒獎大會后，《人民文學》編輯部邀請獲獎作者舉行座談。魏巍、沙汀、草明、唐弢、陳荒煤、孔羅蓀、林默涵等文藝界領導做了專題發言[36]。深入分析座談會發言會發現，雖然是針對獲獎作品的座談，但專家做得最多的還是肯定傷痕文學創作熱潮及其文學價值。陳荒煤的發言具有代表性：“這次評選的作品中，特別引起廣大青年讀者強烈反映的，是一些揭露萬惡的林彪、‘四人幫’罪行的作品。無論是出自善意的憂慮、懷疑，還是由于其他原因給予各種非難，稱之謂‘暴露文學’‘傷痕文學’，但大量讀者的評選證明，這些作品是反映了我們一個特定的時代的悲劇，是時代的烙印、時代的腳跡，確實反映了廣大人民的心聲，是無法否定的。”[37]

但是，文藝界內部關于傷痕文學的論爭并沒有隨著一次評獎而終止。隨著這類創作越來越流行，社會影響力不斷擴大，相關的論爭也不斷升級。1979年4月15日《廣州日報》發表黃安思《向前看呵！文藝》，這篇文章把揭露林彪、“四人幫”的文藝作品視為“向后看”，認為應“提出文藝向前看的口號，提倡向前看的文藝”[38]，在廣東文藝界引發了激烈的爭論[39]。不久，論爭擴及全國各地[40]，文藝界展開了文藝創作是“向前看”還是“向后看”的大辯論。此外，《河北文藝》1979年第6期發表李劍的文章《“歌德”與“缺德”》，引發論爭。李劍認為應該為偉大領袖毛主席，為戰斗的工農兵，為科研教育工作者，為四個現代化的偉大事業大“歌”其“德”，大頌其功。不“歌德”的人有點“缺德”[41]。這篇文章用詞犀利、行文尖銳，在全國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和批評[42]。可見，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前后圍繞傷痕文學的論爭一直存在且非常激烈。

不論是“暴露文學”“向前看與向后看”之爭，還是“歌德”與“缺德”討論，表面上是討論作品的題材問題，但核心其實是文學能否寫社會的陰暗面，如何估價新時期尤其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文藝戰線的形勢。這些都最終指向如何認識“歌頌和暴露”的問題。毛澤東《講話》對這一問題做了明確的界定：“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藝家才能正確地解決歌頌和暴露的問題。一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必須歌頌之，這就是革命文藝家的基本任務。”[43]因此，“歌頌和暴露”問題一開始就不僅是文藝作品反映社會的尺度和文學傾向問題，而是事關主流意識形態的政治導向。文藝界圍繞傷痕文學的諸多分歧，很大程度上構成了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政治格局的一個縮影。

1979年10月30日，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開幕。周揚在報告《繼往開來，繁榮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藝》中認為，傷痕文學“反映了林彪、‘四人幫’給人民生活上和心靈上所造成的巨大創傷，暴露了他們的滔天罪惡。決不能隨便地指責它們是什么‘傷痕文學’‘暴露文學’。人民的傷痕和制造這種傷痕的反革命幫派體系都是客觀存在，我們的作家怎么可以掩蓋和粉飾呢？作家們怎么能在現實生活的種種矛盾面前閉上眼睛呢？我們當然不贊成自然主義地去反映這些傷痕，由此散布消極的、萎靡的、虛無主義的思想和情緒。人民需要健康的文藝。我們需要文藝的力量來幫助人民對過去的慘痛經歷加深認識，愈合傷痕，吸取經驗，使這類悲劇不致重演”[44]。周揚的報告經過了中央政治局的審定，代表了黨和國家的意志。自此，傷痕文學在文學史上的合法地位最終確立。但不可否認的是，在爭論如此激烈的情況下，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通過評獎程序篩選，整合了讀者閱讀趣味和專家審美標準，使其與主流意識形態保持一致，從而為傷痕文學的出場和經典建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四、評獎的“群眾推薦”與文藝的“群眾路線”

隨著新時期開啟，重建文學秩序、確認新的文學經典，成為文藝領域最急迫的任務。在百廢待興的中國文壇，評獎的積極作用更為突出。有學者指出：“獎勵制度是鼓勵文學藝術創作發展繁榮的重要機制之一，也是意識形態按照自己的意圖，以權威的形式對文學藝術的導引和召喚。因此，文學藝術的獎勵制度具有明確的意識形態性，權力話語以隱蔽的方式與此發生聯系，它毫不掩飾地表達著主流意識形態的意圖和標準，它通過獎勵制度喻示著自己的主張和原則。”[45]文學評獎不僅是對優秀作品的獎勵，承擔了引導新時期文學創作潮流和風向的功能，更是重建文學體制的重要舉措，獲獎作品充分體現了新時期主流意識形態的政治導向和話語規范。“一九七八年的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的影響是重大的，借助于恰當的社會政治氛圍與最高政治級別的文學刊物，當時中國最出色的批評家們得以擺脫渙散的處境，在組織上得到統合，其文學思想、文學價值也經由評獎的方式廣為傳播。”[46]“評獎”這種特殊的文學價值評價機制為文藝界提供了集中展示、交流意見的平臺。作家、編輯、讀者、評委、文藝界領導等通過文學評獎組織起來，在評選啟事、讀者來信、評選委員會、頒獎大會、獲獎作品討論會以及獲獎作品集等一系列環節彰顯各方的文學立場與價值趣味。

在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中，“專家與群眾相結合”的評獎機制，使廣大讀者對傷痕文學的熱情和支持得到傳達。而《人民文學》編輯部和專家評委強化了傷痕文學批判“四人幫”、撥亂反正的政治立場，進一步篩選出了符合主流話語規范的作品。群眾的意見在評獎中被置于和專家同等的位置，成為挑選和決定哪些作品成為文學史經典的重要力量。但是，群眾意見只有在與專家評委及官方意圖一致的前提下，才能得到認可并真正產生作用。傷痕文學在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中的脫穎而出，也正是官方、專家和讀者在批判“四人幫”、開啟新時期的愿景下共同選擇的結果。

當群眾意見和專家評委、主流話語導向產生分歧或不完全一致時，它就需要被篩選和整合。人民文學雜志社成功舉辦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后，又于1979年10月啟動了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這次評獎同樣采取“群眾推薦與專家評議相結合”[47]的方法，反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喬廠長上任記》得票二萬七千多張[48]，是得票最多的作品。但不可忽視的是，最終獲獎的25篇作品中有16篇是“傷痕”題材[49]。可見，雖然1979年的評獎處在黨的工作重心從階級斗爭轉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但“傷痕”題材依舊是作家創作的重心，受到讀者群眾的熱情推薦。但從評選委員會、頒獎大會和獲獎作品座談會的討論中可以發現，專家評委和文藝界領導更關注那些描寫社會主義新人積極參加“四化”建設的作品[50]。1980年3月5日，評選委員會對備選作品進行評議。評委認為：“一九七九年短篇小說受到讀者廣泛而熱烈的歡迎，一個重要原因是著力描繪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新人。那么多讀者投‘喬廠長’的票，表明群眾渴望現實生活中更多地出現象他那樣為‘四化’而獻身的闖將。”[51]時任中國作協第一副主席的巴金在3月25日的頒獎大會上指出，黨的工作重點已經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強調了鄧小平在第四次文代會祝詞中提到的文藝應當在描寫和培養社會主義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豐碩的成果[52]。也就是說，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中，在同樣受讀者群眾歡迎的現代化建設題材和“傷痕”題材之間，專家評委和文藝界領導顯然更偏向前者。

1942年毛澤東《講話》明確提出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文藝工作者要和群眾相結合的思想。有學者指出：“《講話》第一次從革命現實需要出發，賦予‘群眾’以意識形態權威性，并系統提出一套實踐方法作為保證。于是，‘讀者’與‘群眾’徹底合一，并分享了后者的意識形態權威，獲得超強價值優先權力。”[53]事實上，作為文藝工作積極貫徹群眾路線的有效途徑，群眾意見在黨的文藝政策中很早就被強調。而群眾意見的反饋，通常的途徑是文藝報刊中的“讀者來信”。新中國成立后，《文藝報》《人民文學》以及《解放軍文藝》等重要文藝報刊，不僅均開設“讀者來信”或性質類似的專欄，并且發表了數量驚人的讀者來信[54]。但是，文藝報刊上的讀者來信不管是個人署名還是以籠統的“讀者大眾”的名義，都是編輯根據不同意圖篩選后刊登出來的。這些讀者來信肯定或批評文藝作品或文學現象，都在積極配合著主流話語的導向。由于極“左”思潮的影響和文學制度的不健全，一些發動群眾參與的文藝批評往往演化為大規模的政治批判運動，如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對蕭也牧創作傾向的批判、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等。“文革”結束后，建立切實可行的文藝體制，促進文藝健康繁榮、有序發展，成為文藝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引發全國范圍內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在評價作家、作品時如何實現這一標準，成為文藝界面臨的首要問題。1978年9月15日，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編的《理論動態》第85期發表了一篇具體涉及文藝問題的專文《人民群眾是文藝作品最權威的評定者》，把文藝界的真理標準討論，引導到了“誰是文藝作品的最權威的評定者”這一問題上。文章指出：“文藝作品應該由誰評定，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而且是一個實踐的問題。這牽涉到如何根據文藝的特點來領導文藝的問題，牽涉到群眾路線和民主集中制在文藝上如何體現的問題，牽涉到文藝作品發表、上演的掌握問題等等。有了正確的思想、原則，就應當有與之相適應的具體落實的規章、辦法。我們除了在思想上要解決‘群眾是真正的英雄’這個根本問題外，我們領導文藝工作的一些制度、方法，也需要根據這個根本指導思想加以檢查，從而研究探索出一套發展社會主義文藝、走群眾路線的恰當的、行之有效的形式和辦法。”[55]可見，新時期文藝界重新激活了毛澤東《講話》奠定的文藝的群眾路線，群眾成為文藝界可以借助的力量，用于評判作品價值、規范文藝話語和倡導文藝思潮。

在撥亂反正、思想解放的社會大背景下，20世紀70年代末的政治文化氛圍相對比較寬松，專家在專業領域有了更多的自主權和決定權。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首創的“專家與群眾相結合”的評獎機制，就是對新時期文藝界群眾路線的創新和深化。當時有評論家指出：“讓群眾參加評選，請他們發表意見，就是走群眾路線，就是貫徹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56]茅盾更是在頒獎大會講話中特別強調了群眾評選的意義，“過去也有過短篇小說選，但不是經過群眾評選的，這一次是經過群眾評選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一次，作品是經過群眾來檢驗的”[57]。群眾推薦的具體方式即“評選意見表”或“讀者來信”，二者被賦予了評判作品價值和挑選文學經典的權力，傷痕文學正是在群眾的廣泛支持和熱情推薦下成為獎項的最大贏家。但“專家與群眾相結合”的評獎機制，保證了評選結果是在專家和編輯的可控范圍內，進而和官方主流話語保持一致。階級話語中，群眾有價值評判的權力，但常常被專家借用。有時候，“‘專家’代‘讀者’發言，借‘人民群眾’的支持對文藝界的異質力量和不同聲音進行整合，借‘人民’的權威話語來彰顯文學主張，建構文學潮流”[58]。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過程中，專家憑借對群眾意見的摘編征用，塑造出讀者閱讀趣味、專家審美標準和主流意識形態高度一致的景象，從而使傷痕文學的出場和經典建構水到渠成。在評獎過程中，專家借助群眾的力量，獲得官方的認可，從而取得了在“文革”后百廢待興的文藝界的主動權和主導權。因此，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與傷痕文學的經典建構，也成為新時期文藝界積極探索實踐文藝民主機制的生動范本和有益嘗試。

注釋：

[1] 崔道怡：《春花秋月系相思——短篇小說評獎瑣憶》，《小說家》1999年第1期。

[2] 《本刊舉辦一九七八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啟事》，《人民文學》1978年第10期。

[3][4][5] 《報春花開時節——記一九七八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活動》，《人民文學》1979年第4期。

[6][10][32] 劉錫誠：《在文壇邊緣上》，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85—186頁，第214頁，第105頁。

[7] 編輯部信中提出了九點意見，對初選篇目的產生過程做了詳細說明，總結如下。1. 選15—20篇比較相宜，最多不超過20篇。2. 初選時把群眾投票300張以上的作品（除《醒來吧，弟弟》以外）全部選入，共12篇；另外選入8篇，因各種原因得票雖少而確系優秀的作品。3. 評選偏重中青年作者，特別是青年作者。初選篇目中，未選入老作家的作品。4. 不能因要在題材上求平衡而降低質量要求，故20篇作品中寫愛情生活的篇數最多。5. 近年各兄弟民族作者寫的短篇小說不很多，故初選篇目中只選了回族作者張承志的《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6. 1978年的短篇小說創作比1977年有顯著進展，故初選20篇作品中，1978年的作品入選17篇，1977年的作品入選3篇，符合實際情況。7. 初選20篇作品，從六種刊物和一種報紙副刊上選出，《人民文學》發表的作品占了較大比例。8. 初選篇目中，劉心武的作品占了兩篇（《班主任》和《愛情的位置》），從作品質量、社會影響以及群眾投票的情況來看，這樣做比較合適。9. 當選的作品不分等級為宜，可以按作品質量排出先后順序，頒發獎金時，前五名的獎金數目可以高一些。參見劉錫誠：《在文壇邊緣上》，第186—188頁。

[8] 結合崔道怡和劉錫誠的回憶文章，第二次名單在初選篇目中增加了周立波《湘江一夜》、張潔《從森林里來的孩子》、賈平凹《滿月兒》、祝興義《抱玉巖》、關庚寅《“不稱心”的姐夫》、齊平《看守日記》。

[9] 唐弢認為劉心武《愛情的位置》第三段始發議論，是不需要的。蕭平《墓場與鮮花》也有這樣的毛病，還是生活不夠。袁鷹認為張潔《從森林里來的孩子》寫得好，風格樸素，主題開掘得深。孫犁認為劉心武《班主任》政治上很好，但藝術上不成熟，寫得枝枝蔓蔓。《傷痕》文字好，很喜歡。孔羅蓀認為關庚寅《“不稱心”的姐夫》寫愛情悲劇，前后沒有交代，藝術上還不成熟。冰心認為《虎皮斑紋貝》環境寫得不錯，后面寫得不好，用日記來寫，也不協調。馮牧認為《從森林里來的孩子》比《姻緣》寫得好，能打動人。《姻緣》寫華僑政策，人物寫得不成功。《愛情的位置》是打開一個缺口的作品，這篇作品出來后，寫愛情的作品會源源而來。宗璞《弦上的夢》在人物塑造上超過李陀《愿你聽到這支歌》。在反映時代的生活真實上，《姻緣》和《眼鏡》盡管有很正確的答案，但缺乏動人的細節描寫。林默涵認為《傷痕》被吹得太過。參見劉錫誠：《在文壇邊緣上》，第213—215頁。

[11] 《班主任》揭示了“四人幫”給孩子造成的創傷。《神圣的使命》描寫老公安為了平反冤案，獻出生命。《窗口》展示社會主義新人形象。《我們的軍長》和《湘江一夜》塑造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形象。

[12] 因這最初的20篇中有12篇是群眾得票300張以上的，所以一定程度上能大致反映群眾推薦的原始面貌。

[13] 因是《人民文學》登載，內容又是寫青年愛情生活，此類題材的作品過多，因此去掉了。

[14] 《辣椒》和《足跡》從最初初選篇目的備選篇目調到了最終的候選篇目中。

[15] 《愿你聽到這支歌》從初選第13位最終被調到了第8位；《頂凌下種》從初選第16位最終被調到了第7位；《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從初選第19位最終被調到了第12位。科幻題材的《珊瑚島上的死光》從初選第9位最終被調到了第25位。

[16] 華國鋒：《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人民日報》1977年8月23日。

[17] 黃鎮：《在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指引下，為繁榮社會主義文藝創作而奮斗》，《文藝報》1978年第1期。

[18] 評選委員會成員有茅盾、周揚、巴金、劉白羽、孔羅蓀、馮牧、劉劍青、孫犁、嚴文井、沙汀、李季、陳荒煤、張天翼、周立波、張光年、林默涵、草明、唐弢、袁鷹、曹靖華、謝冰心、葛洛、魏巍。參見《一九七八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委員會名單》，《人民文學》1979年第4期。

[19] 盧新華：《傷痕》，《一九七八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作品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258頁。

[20] 劉心武：《班主任》，《一九七八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作品集》，第30頁。

[21] 王亞平：《神圣的使命》，《一九七八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作品集》，第68頁。

[22] 劉心武：《醒來吧，弟弟》，《中國青年》1978年第2期。

[23] 王瓊：《“傷痕文學”：作為話語的權力書寫》，《文藝理論與批評》2006年第5期。

[24] 洪子誠：《中國文學1949—1989》，北京出版社2020年版，第142—143頁。

[25] 路文彬：《公共痛苦中的歷史信賴——論“傷痕文學”時期小說的歷史敘事》，《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01年第1期。

[26] 1978年12月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后，黨的工作重心由階級斗爭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傷痕文學完成了歷史使命，慢慢式微。

[27] 菲舍爾·科勒克：《文學社會學》，魏育青譯，張英進、于沛編：《現當代西方文藝社會學探索》，海峽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頁。

[28] 值得注意的是，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獲獎作品中有12篇發表在《人民文學》上，其中“傷痕”題材八篇，分別為《班主任》《神圣的使命》《愿你聽到這支歌》《弦上的夢》《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辣椒》《獻身》《眼鏡》。

[29] 毛澤東認為：“許多小資產階級作家并沒有找到過光明，他們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稱為‘暴露文學’，還有簡直是專門宣傳悲觀厭世的。相反地，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文學就是以寫光明為主。他們也寫工作中的缺點，也寫反面的人物，但是這種描寫只能成為整個光明的陪襯，并不是所謂‘一半對一半’。”參見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72—873頁。

[30] 以洪：《是“暴露文學”嗎？》，《文藝報》1978年第2期；陳恭敏：《“傷痕”文學小議》，《上海文藝》1978年第12期。

[31] 《為文學創作的健康發展掃清道路——記〈班主任〉座談會》，《文學評論》1978年第5期。

[33] 肖地：《一篇值得重視的好作品——談〈傷痕〉》，《光明日報》1978年9月29日；浦知秋：《由〈傷痕〉引起的討論》，《解放日報》1978年10月12日；本報評論員：《努力寫好革命人民同林彪、“四人幫”的斗爭》，《人民日報》1978年10月31日；向彤：《文藝要不要反映社會主義時期的悲劇——從〈傷痕〉談起》，《光明日報》1978年11月3日。

[34] 此外還有徐克仁、吳基民、馬信方《對王曉華這個人物的一些看法》；丘峰、馮從岳《以情感人》；董德興《從小說〈傷痕〉的一點爭議談起》等文章，除了徐文認為“王曉華缺乏藝術的真實”外，其余三篇都是對《傷痕》持肯定態度。

[35] 這兩次座談會都整理成了文章發表在《文藝報》1978年第4期，分別為《短篇小說的新氣象、新突破——記本刊在北京召開的短篇小說座談會》和《解放思想，沖破禁區，繁榮短篇小說創作——記本刊在上海召開的短篇小說座談會》。

[36] 座談會的部分發言發表于《人民文學》1979年第4期。分別為沙汀《祝賀與希望》、荒煤《衷心的祝賀》、草明《可喜的收獲》、袁鷹《第一簇報春花》、魏巍《我們的事業是大有希望的》、馮牧《短篇小說——文學創作的突擊隊》、唐弢《短篇小說的結構》。沙汀、草明、馮牧、唐弢等從思想主題、藝術技巧、人物形象等方面對《班主任》《“不稱心”的姐夫》《從森林里來的孩子》《神圣的使命》《弦上的夢》《愿你聽到這支歌》等傷痕文學作品做了詳細的分析。

[37] 荒煤：《衷心的祝賀》，《人民文學》1979年第4期。

[38] 黃安思：《向前看呵！文藝》，《廣州日報》1979年4月15日。

[39] 廣東文聯黨組召開擴大會議，廣東作協評論工作委員會先后召開兩次座談會，幾乎一致對黃文提出不同意見。《南方日報》《廣州日報》先后發表了黃培亮等同志的幾篇評《向前看呵！文藝》的文章。但由于黃安思的地位和在廣東宣傳、新聞界方面有相當的影響，省宣傳、文化部門一些領導表示擁護黃文的觀點。參見劉錫誠：《在文壇邊緣上》，第275頁。

[40] 《人民日報》《文藝報》先后參加了這次討論。《人民日報》1979年7月2日以“廣東報刊開展關于‘向前看文藝’的討論”為題予以報道，《文藝報》1979年第6期發表了評論員文章《廣開文路 大有作為》，對廣東文藝界鼓舞很大。

[41] 李劍：《“歌德”與“缺德”》，《河北文藝》1979年第6期。同一期淀清的《歌頌與暴露》也表達了相似的觀點。

[42] 《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紅旗》等大報刊發表一系列文章，對李劍文章進行批駁，但也有為李劍文章叫好的聲音。胡耀邦和中宣部其他領導商量，決定召開一次小型座談會，統一思想認識。參加座談會的有全國文聯、作協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和中宣部有關部門及文藝局同志等；河北省委宣傳部、省文聯的負責人及河北省著名詩人作家和李劍等。胡耀邦在座談會上的發言指出，文藝上的爭論必須采取平等討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解決。這篇文章的錯誤是同毛主席主張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以及黨中央的文藝路線相違背。參見徐慶全：《文壇撥亂反正實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313頁。

[43]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73頁。

[44] 周揚：《繼往開來，繁榮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藝——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文藝報》1979年第11—12期。

[45] 孟繁華：《1978：激情歲月》，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76頁。

[46] 李丹：《“一九七八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對于當代文學批評的意義》，《當代作家評論》2012年第3期。

[47] 《一九七九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啟事》，《人民文學》1979年第10期。

[48] 《去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揭曉》，《人民日報》1980年3月27日。

[49] 分別為陳世旭《小鎮上的將軍》、茹志鵑《剪輯錯了的故事》、方之《內奸》、高曉聲《李順大造屋》、母國政《我們家的炊事員》、張弦《記憶》、王蒙《悠悠寸草心》、陳忠實《信任》、葉蔚林《藍藍的木蘭溪》、鄧友梅《話說陶然亭》、劉心武《我愛每一片綠葉》、陳國凱《我應該怎么辦？》、金河《重逢》、中杰英《羅浮山血淚祭》、馮驥才《雕花煙斗》、艾克拜爾·米吉提《努爾曼老漢和獵狗巴力斯》。

[50] 獲獎作品中有六篇是社會主義新人題材，分別為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張潔《誰生活得更美好》、孔捷生《因為有了她》、包川《辦婚事的年輕人》、張長《空谷蘭》、周嘉俊《獨特的旋律》。

[51] 《欣欣向榮又一春——記一九七九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活動》，《人民文學》1980年第4期。1980年1月11日的評委會第一次會議上，賀敬之認為要提倡描寫新人、積極向上的作品，“喬廠長”受歡迎和時代人民的愿望有聯系。袁鷹認為三中全會開創了一個新的時期，評選要體現全黨工作轉移的精神，這是一個出發點。孔羅蓀認為“喬廠長”身上寄托著人民的希望。參見崔道怡：《春花秋月系相思——短篇小說評獎瑣憶》。

[52] 巴金：《在一九七九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發獎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文學》1980年第4期。

[53] 張均：《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1949—197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00頁。

[54] 斯炎偉：《“有意味的形式”——“十七年”文藝報刊中的“讀者來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年第4期。

[55] 《人民群眾是文藝作品最權威的評定者》，沈寶祥編著：《〈理論動態〉精華本》，中國三峽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頁。

[56] 葛瓊：《群眾評選的辦法好》，《人民日報》1978年11月8日。

[57] 茅盾：《在一九七八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發獎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文學》1979年第4期。

[58] 馬煒：《被建構的“權威”——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中的“讀者來信”考察》，《當代作家評論》2017年第2期。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中國當代文學評獎資料整理與研究”（批準號：19CZW038）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