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必須承認，言說朱輝的小說有著巨大的難度，它甚至誘發(fā)了我的“拖延癥”：半年多的時間里，我一次次地打開電腦，試圖為朱輝和他的《萬川歸》寫下點什么，往往坐上一個上午，寫下一個不太像樣的提綱，然后下午刪除。迫使我寫下又刪除的原因是這部小說給予我的點“過多”，似乎可以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來談，似乎可以就整體就局部就微點一直談下去，而一篇文字卻無法容納全部——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心里有諸多復雜而洶涌的感受，可卻難以歸納，總感覺我似乎抓住了什么的同時，又感覺并未抓住什么。我抓住的只是片面、表象和局部，而更大的、更應被言說和指認的那些則被我“滑”了過去。

在20年前一個以“寫作和批評之間關系”為主題的會議上，我曾用比喻的方式談及作家與批評家：我覺得作家和他的批評者之間應是刺猬和饑餓的狐貍的關系，是一種強烈的博弈——狐貍要用種種手段將刺猬抓到，并想辦法吃進肚子里；而刺猬則要用種種手段躲避、抵抗和逃逸，想辦法讓狐貍抓不住它。現(xiàn)在，面對朱輝的《萬川歸》，我站的位置是狐貍的位置，全部的努力是試圖將我看到的、讀到的、感受到的和由此延伸出的寫出來。必須承認，我感覺自己有一肚子的話要說，卻又覺得說不出來：我觸及到的，有些經(jīng)驗是未被歸納的、未被充分理論化的“未有之物”，是與之前的小說和小說寫作很不相同的東西，面對這種經(jīng)驗我感覺自己時有“捉襟見肘”，同時又怕自己的歸納總結顯得粗陋淺薄……

經(jīng)歷了反復的思考之后，我決定也冒一點險，繞開小說的故事結構、情感沖突、人物設置和階層差別等議題，繞開其他批評家能夠看到并談得比我更為充分的部分，而集中于朱輝在他的小說中那些極有差異性的言說和設置，談及他為小說的“未有”所做的可貴補充——是的，因為之前未有，我和我們當然無法用一個一般性的文學理論來定義它和規(guī)范它，在這個“試圖梳理”的過程中我也需要調(diào)動自己的創(chuàng)造力，以自己的方式來發(fā)現(xiàn)和梳理。

向我們的習以為常、習焉不察發(fā)出挑戰(zhàn)

繞開情感的、記憶的、具有時代面影的故事——盡管朱輝在故事的交織和埋伏等方面足可稱道，在呈現(xiàn)時代風云和認知變遷方面足可稱道，盡管《萬川歸》的故事里絕不缺乏讓人心動、感覺自己的胸口受到了重重一擊的動人之處，這一部分，還是留給其他的批評家來解析分享吧，他們大抵會比我說得更好。我相信，朱輝在寫作《萬川歸》之前，早已經(jīng)在反復地“糅”這個故事，包括其中多條的線索和它們之間的交織，包括每條線索的前行和故事的核心節(jié)點，直到“糅熟了”之后才開始動筆——作為寫作者，我當然知道他做過多少深思熟慮的準備，某些有效的設計是多么地讓人叫絕……然而，我決定繞開它，來談《萬川歸》中的一個在我看來極為重要的“隱性設計”。我甚至認為，它可能才是《萬川歸》的開啟之處，是“這個想法”讓他決定串起整個故事，書寫這個故事。

列夫·托爾斯泰在他的隨筆集中曾反復談及，“越對生活有意義，小說的格就越高”。對于小說的創(chuàng)作而言，僅有高超技藝、記錄平庸日常的小情小景，以及“手把件的美”是不夠的。小說家期望在文字中融入能使其深刻且具啟示性的內(nèi)容，從這個意義上講，啟蒙性或許是小說永恒的支撐。而在另一小說家米蘭·昆德拉的口中，則補充性地談及了小說達至高格的重要的保證：“發(fā)現(xiàn)是小說唯一的道德。”小說要發(fā)現(xiàn)那些只有它才能發(fā)現(xiàn)的東西，它要對人們的習以為常和習焉不察提出警告，它要找尋到那些人們意識不到或者意識到了但未能深入思忖的點然后細細開掘。優(yōu)秀的作家，在他的寫作開始之前，一定會對自己將要寫下的文字進行追問：它值得寫嗎？有沒有特別的個人發(fā)現(xiàn)？前人是否對這個題材或理念有過闡釋？我能做到有更新的輸出嗎？我的這個“發(fā)現(xiàn)”是否獨特而深刻？是否對生活產(chǎn)生意義？在得到確定的答案后，那些優(yōu)秀的作家們才會動筆——沒有作家愿意在焦慮中重復別人的發(fā)現(xiàn)，沒有作家愿意自己是那個渺小的后來者。

《魯迅書信集·致許壽裳》中有段值得反復品啜的話，在這段話中，魯迅試圖向許壽裳解釋他寫下《狂人日記》的原因：“偶閱《通鑒》，乃悟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種發(fā)現(xiàn)，關系甚大，而知者寥寥也。”小說家們首要尋找的是那些“此種發(fā)現(xiàn)，關系甚大，而知者寥寥也”的“核心支撐點”，只有這個“核心支撐點”堅固了，小說才能達到小說家們念茲在茲的“高格”。《萬川歸》向我們證實，朱輝是那種愿意冒險、努力發(fā)現(xiàn)只有小說才能發(fā)現(xiàn)的高格作家，他愿意向我們的習以為常、習焉不察發(fā)出挑戰(zhàn)，愿意以一個“唯一跑出來給我們報信的人”的真誠身份向我們指認：這可能被我們忽略的、習慣的、漠視的生活沉積中，究竟藏有怎樣的值得仔細審視的東西，究竟有一道怎樣的深淵？他用自己的方式伸向的，是那個“此種發(fā)現(xiàn)，關系甚大，而知者寥寥也”的幽暗區(qū)域。

那他發(fā)現(xiàn)的、呈現(xiàn)的是什么？

在我們的歷史傳統(tǒng)中，重血緣、重家族、重親情的理念是最具延展性的根，是集體性的價值潛在，是我們的集體無意識。它深入地影響著我們這個民族的道德倫理和價值判斷，深入地影響著我們這個民族的行為規(guī)范和處事原則。在中國歷史中的諸多事件和家族覆亡，也均與這一理念有著密切關聯(lián)。即使在當下的精神流變中，即使經(jīng)歷“五四運動”以來諸多新思維、新思潮的不斷沖擊，血緣、家族、親情的“發(fā)條”已經(jīng)變得有所松懈，但那種內(nèi)在的、集體無意識的選擇還是極深入地影響著我們，影響著我們待人處世的原則和行為。中國之所以如此重血緣、重家族、重親情，其實本質上暗暗強化的是“利益共同體”概念，是在“宗親宗族”關系掩映下的相互幫持，是散沙化的社會結構中僅有的、可以相互取暖的同時又不被威權犯忌打壓的微弱力量。這儼然被當作真理而被普遍接受，變成我們習焉不察的一個部分——這個習焉不察也正影響著我們的生活和文明進程。血緣之重在這個時代會給我們帶來什么？我們該如何評價它的價值性？在這一觀念的背后，又存在怎樣的制約或荒誕的因素？非如此不可嗎？假如朱輝是帶著強烈的問題意識寫作《萬川歸》的，他試圖要做的就是對這一習焉不察的審視和追問，他要做的，就是像弗蘭茨·卡夫卡在《變形記》中所做的那樣：將我們不察不識的、習以為常的那部分做成切片，放在顯微鏡下“放大”來考察，讓那些本是隱藏的部分、不識不察的部分在小說中獲得放大，甚至變得凌厲和觸目驚心。

小說，在作家那里就是他精心創(chuàng)造的實驗場。他用手上的強酸滑過人群，讓一部分人在強酸的作用下消失，而另一部分人則融解、結晶，硬化為閃著光芒的石頭……于是，萬風和攜帶著“問題”開始入場，朱輝不斷地將“血緣”議題向他的身上加注，讓他在這個精心創(chuàng)造、精心安排的實驗中淋漓表現(xiàn)。

作為一個有著傳統(tǒng)理念和強烈的血緣意識的商人，萬風和的孩子萬杜松并非他親生，與他并無血緣——“血緣”這個貌似堅固的概念在他這里造成巨大的動搖，甚至可以說是摧毀。沒有血緣，意味著他們之間沒有“生物繼承”，意味著這個名義上的兒子不具有血緣上的、生物意義上的遺傳性，他的姓氏、他的財產(chǎn)和某些說不清楚的東西將以一種在他看來極有荒謬感的方式“遞交”給一個本無關系的他者……因此，他有巨大的心理陰影和受挫感，這個血緣上的松動或中斷成了他無可化開的心結。與眾多男人和眾多東方男人的選擇一樣，萬風和與妻子杜衡離婚，讓杜衡帶走這個名義上的兒子。朱輝尊重了萬風和的選擇，讓他成為持有這一想法的“眾人”中的一個。第二重的“實驗”接著入場，這一次直接作用于身體。身體，是所謂血緣的基礎性容器，現(xiàn)在，朱輝要從它入手了：因為嚴重的疾病，萬風和不得不實施了心臟的移植手術，從此，他的身體里跳動著的是另一個陌生人的心臟，一個完全不同于他、之前幾無瓜葛的陌生人的心臟。心和腦，在我們的傳統(tǒng)理念中是最為重要的人體器官，它幾乎可以決定這個人何以是這個人——朱輝有意“更替”了萬風和身體里的重要器官，讓這個人何以成為這個人也隨之發(fā)生動搖，讓所謂的“個人”的血緣也開始存疑：他，此時的他也不再是“他”的全部，另一個人的重要器官和另一個人的某些習性、血緣因素和更為復雜的東西“介入”到萬風和的“個人”身上，讓他不再作為一個單數(shù)的“個人”存在。“他是誰？手術后，萬風和強令自己不要去想任何難解的問題。公司、生意、家庭，所有的人和事，都是身外之物。可是，這顆以及它不是身外之物啊”……不止于此，朱輝還要進一步地“釜底抽薪”，將他的文學實驗進行到底，于是，有了第三重：萬風和，在整理父親遺物的時候，偶然地同時也是駭然地發(fā)現(xiàn)了另一個“無法承受之重”的秘密：萬風和是撿來的，而非父母親生，他的出生，記載于一張巴掌大小的紙條：“乙巳年九月二十五日卯時生。萬般無奈，泣請善待……”

一而再，再而三，朱輝動搖著或曰摧毀著萬風和身上的血緣因素，將他安排在幾乎是全部可能的巨大風暴之中。他的這一做法，也讓我想起余華在《內(nèi)心之死》中對于情節(jié)設置的行家之言：“仿佛在擰一條毛巾。不僅要擰開這條毛巾里的水分，似乎還要將毛巾擰斷。”是故，在完成核心性的設計之后，朱輝依然要緊緊圍繞，依然要一而再，再而三：在故事的褶皺中，非血緣的萬杜松在萬風和病著的時候承擔了體貼照料的義務，進而成為他得力的商務助手和知心人；而在萬風和心里，他也早與這個非血緣的兒子建立起了更有內(nèi)在意味的父子關系，即使在得知這個兒子非親生的那一刻，屬于父親的愛也未曾真的斷開過。當萬風和被提議參與修撰《萬氏族譜》時，那種由內(nèi)至外的、反復沖撞的虛無和荒涼被朱輝的文字所呈現(xiàn)，它其實指向的也是對血緣血統(tǒng)的詰問；萬風和堂姐對他欲在老家造屋的算計（雖一筆帶過），以及他在公司發(fā)展過程中的不斷要以非血緣方式對他人的行賄，都暗示了這個世界的規(guī)則變了——這個世界有著更嚴峻、更復雜和更曲折的規(guī)則，也正因為此，傳統(tǒng)中國社會其實已處于一個關鍵的“臨界點”，它要向何處去？以萬風和的“實驗性經(jīng)歷”為考察核心，朱輝追問：假如，屬于血緣的（或以此為中心的某些圍繞性的傳統(tǒng)意識）傳承出現(xiàn)錯位或者斷裂，人的情感歸向何處，某些情感是否必然地、必須地依附于血緣？如果不是，那，又會是什么？在當下的時代及其變遷之中，血緣或血統(tǒng)的傳統(tǒng)理念是否還是一種必須的維系，如果是，它所可能帶來的是什么，如果不是，它又會帶來什么？進而，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應該和如何接納現(xiàn)代價值，又應該如何看待我們理念中的傳統(tǒng)？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一定是相悖嗎，它們是否可以完成初步的和進一步的調(diào)和？

在我看來，朱輝在此的追問屬于那種“對生活有意義”的追問，尤其是對古老的中華民族來說，它顯得更為重要、迫切、有針對性。朱輝讓萬風和所承載的“問題意識”也是深入深刻的，是對“未有”的一種填充，有著自己的發(fā)現(xiàn)——沒錯，對于血緣和宗族關系的追問和反思朱輝并不是第一個，之前的諸多文字（包括哲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的）均曾涉及，但像朱輝這樣加諸個人身上進行全方位考察的卻前所未見，引向如此的深入和豐富境界的也絕無僅有。在這點上，他是在發(fā)現(xiàn)，是在創(chuàng)造，是在提供啟蒙和啟示。

有價值和沉淀意味的“時代性”

朱輝的文字有著強烈的個人標識，他的那種“與眾不同”可以說彌漫于所有的文字中，無論是長篇小說還是短篇小說。必須承認，朱輝語言的標識性不在于其藝術形式上，主要在于內(nèi)容的使用上。

非作用于藝術形式，指的是他的文字不像茨威格那樣有著繁復而炫目的裝飾感，比喻套著比喻，構成一個統(tǒng)一的、環(huán)扣的大系統(tǒng)；也不像莫言那樣有意放大感覺，充沛地利用幻覺、想象、錯覺和夸張，泥沙俱下；不像君特·格拉斯那樣讓敘事多出一千條“舌頭”，文字中充滿著滔滔不絕的喧嘩感；也不像史鐵生那樣以一種溫和、平靜的語調(diào)簡潔地言說疼痛和滄桑。他使用的，幾乎是我們的日常語言，是暗含有雅氣、文氣，但相對簡潔質樸的家常話。他沒在語言的精致生成上用力，沒在雕飾和陌生化上用力。那他的力量用在了哪兒？那種所謂的獨特和個人標識又出現(xiàn)在哪里？

是的，是在內(nèi)容的使用上。朱輝的獨特性在其內(nèi)容中獲得充沛而多向度的呈現(xiàn)。我們先以《萬川歸》上部第一章的一段文字為例：

第二個千禧年已經(jīng)過去6年了，萬風和還依稀記得那個元旦格外熱烈。大街上披紅掛彩，年輕人涌上街頭迎接新千年的來到。當時他公司甫創(chuàng)，忙得不可開交，只覺得新千年到底從2000年還是2001年開始都還是個問題，這不過是人類的一個計數(shù)游戲。比起那個元旦，他覺得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mào)才是更重要的時間節(jié)點。轉眼間就到了現(xiàn)在，他還是在路上。

……

這是一年中最熱的日子。他扶著方向盤，自如地掌控著方向和車速。雨后的高速公路上蒸騰著熱氣，前方的視線有些虛化。對面的車道上一輛輛車飛速掠過，你看不清任何一輛車的車牌，只能看見一道道顏色從眼前閃過。前方是一個巨大的彎曲，車前的路看起來幾乎是直的，但慢慢地，太陽從右側移到了車的正前方。太陽繼續(xù)在云層中下落，周圍的白云變成了鉛灰色。車里很涼爽，胎噪和風噪均勻而輕柔，他開得不緊不慢。一輛輛車從他車邊超過，閃著左后燈遠去，他一點不急。他早已過了開斗氣車的年齡了，低檔車開出超跑的架勢，那是小家伙們干的事。這車是他兩輛自用車里的一輛，都是好車，但這輛低調(diào)不炫目，皮實，而且空調(diào)也更好一些。他怕冷也怕熱。此時的溫度適宜，太陽也柔和多了，除了陽光直射的手臂上略有溫感，他仿佛已置身于宜人的秋季。他的車迎著陽光奔馳，太陽好像很近，又遙不可及。沖出了云層的太陽懸在云朵邊，隔著車窗看去，宛如一輪明月……

文字的選擇多少有些隨機，我沒有故意進行挑選——這種隨機大概更能呈現(xiàn)朱輝文字的基本特征。這里呈現(xiàn)了對于生活的熟稔，無論是對車、對人、對景物的描寫都強烈地體現(xiàn)著這一點，然而我不會把它看作是朱輝文字的特殊。這是好作家們需要的基本功力，它只是證實朱輝具備一個優(yōu)秀作家的基本功力。我試圖談及的，是朱輝文字的獨異之處，是他的個人標識。

我們可以看到，朱輝的文字有一種朝向繁復的“繁殖性”，在小說的敘事前行中，他要完成的并不是一條線，而是一個面，是一個由主線不斷增殖和延展的“網(wǎng)”。它是在一條主線上層層發(fā)散，不斷地延伸出觸角……這樣的增殖感我曾在普魯斯特和喬伊斯的小說中讀到過，但朱輝的處理方式卻與他們有著很大的不同。在普魯斯特那里，他是讓自我的感覺和感受增殖，是情感情緒的不斷疊加和放大，有著強烈的作家的主體意識；在喬伊斯那里，時間和時間里的發(fā)生被多次細分變成更為微小的部分，喬伊斯通過刻畫這些更微小的部分使文字增殖。但這些都不是朱輝的做法。朱輝文字的增殖方式是：故事前行，故事的主線遵循于它的原定軌跡，而在發(fā)展的過程中，他會讓敘事的細節(jié)點開枝散葉，向外延展，從而變得更為渾濁豐厚——當然也因此造成對故事的“延宕”，讓它幾乎可以變成茂密的、看不到盡頭的森林。

我們還可以看到，在朱輝的文字中，有價值和沉淀意味的“時代性”豐富而繁雜，它會將我們帶回到那個記憶中的歲月，從而將我們的記憶和情緒重新喚醒。任何一個閱讀過朱輝《萬川歸》的讀者都會強烈地感受到它對于時代和時代變遷中那些共有記憶和個體記憶的呈現(xiàn)，都會強烈地感受到它所包含和凸顯著的“時代氣息”。我覺得，《萬川歸》以它有趣的、繁復的方式勾勒著那個時代的“時代面影”，從某種意義上我們當然可以說它給我們提供了一部當下中國在發(fā)展變遷中的現(xiàn)實主義歷史，“我從這里，甚至在經(jīng)濟細節(jié)方面所學到的東西，也要比上學時所有職業(yè)的歷史學家、經(jīng)濟學家和統(tǒng)計學家那里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把恩格斯談及巴爾扎克的話略加修改，用于《萬川歸》上也是合適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朱輝的《萬川歸》具有那種“百科全書”式的厚重含量，它呈現(xiàn)和展示那個時代中的人情世故和命運糾葛。

有人說作家應當是人類的神經(jīng)末梢，作家應當在他的文字中呈現(xiàn)出強烈而銳利的敏感度來——可以說，朱輝的文字是敏感的、敏銳的，這種敏銳，其實也屬于好作家的基本功力，但多數(shù)的時候我們看不到它。

故事、細節(jié)和感覺的重重增殖，對于時代和時代鏡像的綿密涉及，加上強烈而銳利的敏感度，正是這一方式使朱輝的小說顯現(xiàn)出異質和獨特，當然也構成著小小的冒險：它可能因為綿密和豐富而將一部分讀者阻擋在外面，他們更愿意讀到故事的緊張和離奇，以及具有“強刺激”的情節(jié)構成。我們或可以將朱輝文字的獨特性看作是一個“閱讀門檻”，而一旦沉浸，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這座森林里所富含的獨特景致。

不同聲部的交響

需要承認，《萬川歸》有著多重的復調(diào)式結構，前面談及的萬風和的故事僅是其中的一個局部，而在繁復、厚重的《萬川歸》中，李弘毅的故事、歸霞的故事、周雨田的故事也各自占有“不同的聲部”，正是這一結構方式，使得這部小說包容性極強，有一種博物志類圖書的寬闊感，更能夠有效容納“現(xiàn)代世界里存在的復雜性”。但它的使用，相較于指認朱輝文本的獨異性而言則顯得不那么突出。

需要承認，李弘毅的故事值得細細品啜，值得追問，它足以寫成一個獨立的章節(jié)甚至獨立的一部作品，當然歸霞的故事、周雨田的故事甚至萬杜松的故事同樣可以如此……我不是說它們對于小說和小說的呈現(xiàn)不那么突出或不那么重要，我只是覺得，它們的好大抵是常規(guī)意義的好，是另外的優(yōu)秀作家也可以想到、也有可能寫出的。如果沒有萬風和故事中那么強烈的問題意識，如果不是它的突出和卓越，我可能會認真地、真誠地解析其他故事中的豐富內(nèi)涵——但現(xiàn)在，我不希望隨后的這些解析“奪走”萬風和的故事中所埋設的光。雕塑家羅丹精心完成了一座“巴爾扎克像”，前來參觀的人對于雕像齊聲稱贊，贊美巴爾扎克像上那雙極富魅力的手。經(jīng)歷了痛苦的掙扎之后，羅丹，狠心的羅丹砍掉了雕像的雙手，讓人們的眼光能夠集中于他精心刻畫的巴爾扎克的面部表情上……說實話，我的拖延癥很大程度就在于如何擺布對各個聲部的解釋和言說上，它們對我來說有一定的難度，我很怕它們變成“巴爾扎克的手”。現(xiàn)在的處理或多或少讓我痛苦，但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需要承認，《萬川歸》這個題目也值得思忖，它包含著諸多的、豐富的象征性，也包含著朱輝和他所寫下的故事的隱喻性總結。

總之，具有時代影跡和百科全書性質的《萬川歸》是一部“大書”，它所呈現(xiàn)的和它所提出的，值得我們不斷地思量。

（作者系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河北省作協(xié)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