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周婉京，一九九〇年生，北京人。先后就讀于香港中文大學、美國布朗大學、北京大學，哲學博士。文學作品散見于《收獲》《人民文學》《湖南文學》《小說界》《山花》等文學刊物。曾獲PAGEONE文學賞·首賞、山花文學雙年獎·新人獎、香港青年文學獎等獎項，入選第六屆城市文學排行榜，入圍第七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長名單。出版有短篇小說集《取出瘋石》、長篇小說《造房子的人》等作品。現任教于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文化與傳播學院。

……

去年年底，我在辦公室接到一通電話。

電話里，一個女人找我的同事周倉。她說，周經理，我姓彭，我老公是麥克。是這樣的，我跟著我老公十年前移民去了美國，留下幾套房子在咱們小區，一直都是您幫忙打理的，很感謝。但是他最近有點反常，一聲不響地回國了，他想賣掉這些房子，可我不太愿意，所以我加了您的微信……我打開手機，微信里果然蹦出來一個陌生人的好友申請，對方全名叫作“彭玉清”。

我點開她的頭像一看，照片里的人比我年輕，瘦弱纖細，不算漂亮，但是人看著很和善，摟著身邊的外國男人笑得甜美。我想了想，在那通電話的最后說，彭女士，我這邊馬上要開個會，先不說了。好像單單這樣一句，恐怕會開罪客戶，這時我覺得我有一點義務要盡了，既然我做了“周倉”，就要做好“周倉”。于是我又拿起電話，小心地加了一句，這件事我放在心上了，一定會再聯系您。

一天之內，十個電話里總有八個打到我桌子上，是來找周倉的。周倉是我的上級，陽光上東小區的負責人。周倉油頭滑腦的。油，說的是他在這小區的資歷，有資格，有派頭，罩得住。陽光上東小區有兩千七百三十七戶房子——豪宅、復式、三居室，再往下數是兩室一廳、一居室——他認識里邊一半的業主。他按照房產的價值給人排出了三六九等，沒錢的人在他那里就是毛坯房，他都懶得多看一眼。滑，說的是他的做派。自打我來了陽光上東，他守著業主群不讓我進，微信甩給我幾十個租客，都是短租看房的，有打工人，也有明星。據說我們小區的明星很多，可我數了一下，好像也并不認識幾個。周倉把持著大頭，什么好事都盡著他自己，我因為不說話，時常暗地里吃啞巴虧。而后來我們交惡，是因為他隔三岔五地來截我的和，搶了客戶，還去領導那邊給我穿小鞋。所以這些電話打到我這里，我不管真假——是真有客戶找他，還是他故意玩我——都是一個態度：接，但不記錄，不匯報，也從未走漏一點風聲。

那天下午，電話又響了，還是個陌生的號碼。我接起來，禮貌地說了“你好”，我說我是周倉。那邊沉默了幾秒，像是在猶豫，隨后說，周老板，前幾天給您寄了太廟藝術展的請柬，不知道您收著沒有？我端著電話走到大廳，招手叫來了周倉的實習生小米，我讓這孩子幫我找一下。這孩子跟我一樣，經常受周倉的欺負，我心里邊向著小米，他的委屈，我知道。小米把周倉的工位翻了兩遍，最后在書桌緊里頭找到一張薄薄的賀卡。鏤空鎦金工藝，手寫的邀請函，精細極了，堂皇得不像是周倉的東西。我把那張請柬拿在手里，確認應該沒錯。我撥通邀請函上的電話，跟電話里的人對了一下，今晚六點半，故宮太廟，對吧？他說，來吧，來的都是熟臉。聽我老板說，好幾位都是您的客戶，您來了還能談談生意。我問，你老板是誰？他說，您逗我呢，還能是誰，麥克·哈里斯啊。

北京的冬天，天黑得特別早。臨近傍晚的時候，我穿著皮襖，戴上帽子和手套，從地鐵里鉆出來。走了大概有十分鐘，就到了南池子大街。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而來。那天的風很大，街上荒荒的空無一人。我一路貼著邊走，過了北灣子胡同，遠遠地看見太廟東門外立著一個人，一手提著風雨燈，另一只手輕輕呼扇，扇去燈罩上的浮土。我走近了，才發現他是在撣雪。下雪了。他看見我在遠處停住，提著燈便迎了上來。這人穿一身漢服大氅，腳蹬一雙厚底皂靴。他說，敢問閣下尊姓臺甫，府邸何處？我活了心，頭一次聽人這么恭維我的。我說，不敢不敢，周倉，陽光上東。話不在多，我像一條不太體面的小狗，隨著這位“臺甫”入了廟。

太廟和故宮只隔著一堵墻。廟大極了，黃琉璃瓦頂紅墻身，自南向北有三重門。一進山門先有一條漢白玉甬路，上了道，推開殿門就是滿目的黑白攝影，這是享殿，皇帝們興辦祭祖大典的地方；拾級而上，緊跟著便是寢殿，再往里，是祧廟，一層一層地掛滿了照片。主展廳是在享殿里。大殿兩旁的小屋擺著炭爐、茶水和點心，這兩處是客人的聚處。像我這樣的普通人，在平日，是絕不會進來的。大殿里很黑，很冷。殿中央，有一張作品用絨布蓋著，布上覆著射燈。看這照片的位置，太正中了，要不是做展覽，這里本該是供桌，理應奉養一些老祖宗的牌位。世室，重屋，明堂，太廟，祭祀向來是我們中國人的頭等大事，我想不通，什么人能在太廟辦一個攝影展？我不信，什么照片能好到“配享太廟”的程度？一個人，一張相片而已。我湊近了，剛掀起一個角，想要一探究竟，就被人叫住了。我一扭頭，看見一個穿漢服的人。

這邊有請，周倉先生。他沖著我作揖。我看看他，想了一下，好像也并不認得他，就回答，您好。他遞上來兩只建盞，讓我隨便挑一只。我從來沒有見過這么精致的茶杯，很小心地摸，又緊一緊手。他說，您嘗一口，兩個都好喝。我說，喝茶？他說，不是茶。我抿了一口，冷的。他說，是酒，雞尾酒。我也不答話，只顧喝。他說，您認識麥克多久了？我說，哦，有幾年了。他說，今天的酒都是他選的，每個客人都不一樣，您喝的這一款叫“安徒生花園”。我說，哦，我賣的房子。他說，調酒師是他從美國專程請的，紐約Soho House的王牌酒保；說他一杯酒就值這個價，說著他連翻了五下手，看那意思是一杯五千，要不就是一杯五萬。我大概還沒有從酒里醒過來，只微微點一點頭。他說，我們老板找您是為什么，您知道吧？聽說是為房子，但老板的事你知道，咱們不好多打聽的。我說，他有個老婆是吧？他說，有的。我說，中國人是吧？他覷起眼睛說，說曹操曹操到，等著，我給你看樣東西。

有些畫面是我永遠忘不了的。那天他給我看的，是一張照片，黑白的，女人的形象映現在太廟的正殿中央。那么多的照片，我只看見這一張。一個溫柔淑靜，觀之可親的中國女人趺坐在地板上。清水臉，單眼皮。她一手托腮，把眼睛推上去，成了吊梢眼，別有一種冷削的風情。身子宛若一片白瓷。棕黑的沙發，油黃色的官帽椅、圈椅，卻照得像古銅。沙發套子上浮出青白的小花，一股腦兒地蔓延到身后兩個青瓷大罐上。

她很美，美得跟個靜物似的。細細去看那背景，灰褐色的屋子里零零落落地布置著乳白的定窯、粉青的玉器、漆器、銅壺、香爐、佛造像，照片里的物件一樣一樣獨自分開。龐大的屋子把小小的她從四面八方包圍起來，她用一雙既深沉又憂傷的大眼睛，默默看著我。這時候，后殿里遠遠地走出來一個外國人，鶴發朱顏，六七十歲的樣子。我猜他就是麥克。因為大殿上下里外，賓客們見了他都欣然雀躍簇擁上去。他們拉著他的手，滿臉含笑，問長問短。他們的笑聲打著旋兒，一浪一浪將我推了出去。

我不敢多待，恐怕被人識破。于是背著人群往外走，走到一半，我聽見有人在問，麥克，你老婆呢，玉清怎么沒來？隨后，我就聽見剛剛接待過我的那一位說，你好好看看，照片上的人就是玉清。另一位說，真好看啊，跟個仙女似的。

我提著公文包，不敢回頭也不敢旁顧，穿過金水橋，撲進西長安街。我打一個寒戰，吐一口氣，心里感到輕松多了。在街燈的照耀下，雪也一粒一粒地放起光來，蟄伏了很久的小鳥，合著雪影飛出來覓食，吱吱咕咕叫。繼續往前走吧，我一邊走一邊罵自己：趙波，你是來北京租房子住、工作、過日子的，你一個數著腳印走路、處處加了小心的人，怎么會說這些沒譜的話？我放緩了步子，回過頭，太廟已經被我落在身后。但剛剛那女人的神情，她憂郁動人的目光，好像什么信物似的，一直保留在我腦海中。

在想象她之前，我首先想象的是她的房子。

三室一廳，南北通透，采光好極了。在一個夜晚，我夢游似的跟著她上樓。上樓做什么？參觀她的房子。出了電梯，黑燈瞎火的，我閉起眼睛，卻能感受到她的存在。她那時候心府輕快，孩子似的頑皮，伸出一只手來勾住我。我嚇了一跳，但在黑暗中，她沒有給我猶豫的時間。我有點不好意思，擦著汗說，冬天的工服就是不太好脫。她說，讓我來。隨后，她脫掉我的上衣，把我按坐到床上。我這時候才解開腰帶，她只翻一翻手就把我的褲子拽了下來。一大串鑰匙散落一地，她笑著問，你怎么有這么多套房？

我沒回答，兩個人重重砸到床上。

很快又到了年底。應該有一個月的時間，中間我給她發了幾條信息，她都沒有回復。元旦之后，休假回來，我在晨會上收到她的微信，她說，周經理你好，我想我改變主意了。我說，你想要什么？她沒再說話。我點開她的頭像，心里一沉，她把頭像換成了太廟展的那張照片。會后，我和周倉到大區領導的辦公室。領導招呼一句，周倉啊？我和周倉齊齊答應，我甚至比他還快一秒。領導看見了，說，你們一個片區倆“周倉”，這是怎么話說的啊？周倉說，領導，房子主要是我在賣，趙經理就負責我的后勤，我們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領導說，周倉，可別小瞧了趙波，人家以前在天通苑的時候，就是一把好手，能壓眾，有口才，房子賣得呱呱叫，而且人緣特別好。周倉用眼梢覷著我，說，那可不怎么？我們趙波好著呢，渾身都是寶。

隔了兩天，我們又開晨會。會開到一半，小米推門進來說，有人要找周經理。周倉說，是客戶嗎？小米說，看著不像，是個小孩。周倉說，多大的小孩？小米說，四五歲吧。周倉想了想，說，趙波，你代表我吧，替我跑一趟。我離了席。果然，等我走到門口，一個小男孩抱著皮球敲了敲門。我把門推開，他朝里看了看，問，你就是周倉？我點點頭。他指了指東北方說，出了小區，溜著河邊走，有個阿姨在壩河公園等你。我說，那阿姨長什么樣？他說，那個阿姨怪怪的，不愛說話。我說，叔叔路不熟，你給指指道。他說，好。說完拍起他的皮球，一溜煙兒地走在我前面，我把公文包夾在胳肢窩下，揣好手機，跟在他身后。

壩河在我們小區的東北頭，是亮馬河的一條分支。過了河就是麗都水岸，我們片區另一個高檔小區，據說也是明星扎堆的地方。這兩個小區之間，隔著一大片待拆未拆的平房，也可以說是棚戶區，再往南才是壩河公園。一條河，兩種生活，北岸的人過不來，南岸的人也過不去。

我在南岸的公園里，一棵柳樹下遇見了她。她的手放在兜里，兩只耳朵凍得通紅。我從樹后蹭了過去，她的眼睛一直閉著，頭靠在長椅上。我在她身旁坐下，坐了一會兒，她還閉著眼，不動彈。又過了一會兒，我把手搓來搓去，小聲說，彭女士抽煙嗎？遞過去一根。她接了我的煙，放在嘴里，我用打火機幫她點上。她抽了一口，咳嗽了兩聲。我說，沒事，抽兩口得了，暖和暖和。她說，北京的冬天真冷啊。我說，你什么時候回來的？她說，麥克先回來的，差不多有一個月了。我說，你呢？她說，我不重要。我說，看著麥克對你還行啊，他把你拍得挺漂亮的。她嘬了口煙，沒說什么。我說，那什么，對，我去太廟了。沉默了一會兒，還是我說，你這趟回來是為了房子？她說，嗯，北京的房價又漲了。我說，北京就是北京，沒有啥能擊垮全國人民在北京買房的熱情。她說，麥克有八套房在陽光上東？我指指公文包說，對，你們在安徒生花園有五套，在濱河花園還有三套。她說，我不看，你就告訴我，加起來一共多少錢？我說，按照現行的市場價，你們的房子都在四千萬到四千五百萬這個區間……她轉過頭看我，順手掐掉了她的煙，問，一半是多少？我說，一半？她問，如果我跟麥克離婚了，我分一半，那是多少？我說，好好的，怎么想起來要離婚了？她說，是麥克。麥克出軌了。說著她睜開了眼睛，一對黑極了的瞳仁，兩眼黑黑的沒什么眼白。她說，我給你十萬塊錢，你幫我一個小忙，好嗎？我頓了一頓，抬起頭說，為什么找我？我幫不上你的。她慢慢退到河邊，一邊走，一邊說，你可以的，你看起來像個好人。

第二次見她，是在三天以后。那天晚上，她把草擬的合同帶過來，說，周經理，為了保密起見，我沒有寫內容，你要做的很簡單，就是幫我跟蹤麥克·哈里斯。我問，真到這一步了嗎？她不作一聲。我說，開弓沒有回頭箭，你可得想好了。她手指一指，說，一式兩份，您在這里簽名。我低頭看了一眼合同，一張普通的A4紙，沒有抬頭，也沒有日期。我說，作為過來人，哥勸你一句，謹慎點，別把婚姻當兒戲。她說，哥，我不會算計。你幫我這一次，我永遠記得你的好。我說，你不算計，就不怕我拿錢跑了？她說，別說這些了。

十萬塊錢，扎成一捆，也就兩斤多點。

兩斤多點，壓在手上，不過是四個蘋果、一袋精面粉的重量。或者是供銷社的兩大勺、兩斤白酒，剛好夠裝兩瓶“農夫山泉”的。我之所以知道兩斤酒的重量，還要說回到我爸下崗以后，有那么一兩年，他常獨自在幽暗的房間里發呆，也養成了默默喝散裝白酒的習慣。家里的拆遷款，大頭留著給我上學，剩下的全被他造了。有一次我放學回來，家里找不見他，村里也沒有，我騎著自行車繞到壩上，發現他在風塔底下睡著了，打著呼嚕。他手邊撂著兩個礦泉水瓶子，被他用來裝酒。回家的路上，我幫他拎著酒，他走在前面，一直扭臉看我。他說，給我吧，得有一斤呢。我說，咋的呢，不就是一瓶水嗎？他說，啊，可不就是一瓶水。

和她達成協議之后，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這么便宜的買賣，為什么會找上我？像她這樣的闊人，不缺朋友，她的世界，自然也不缺我一個閑人。翻來覆去地想，后來我捋出了三個原因，兩個跟周倉有關，一個跟趙波有關。第一，基于他們兩口子和周倉的關系，她覺得周倉認識麥克，萬一被麥克揪住了，周倉也有得解釋；第二，她知道周倉有求于她，這批房子一掛出去，就是一等一的房源，周倉鐵定會求著她簽獨家代理，到時候決定權在她手上，周倉是蒼蠅飛到驢胯上，必須抱好這個大腿；第三才輪到我，趙波，按照她的說法，我是一個好人。而且她也許不知道，多可笑啊，連我自己也不相信，只是因為一張照片，我已經喜歡上她了。

她很有意思，不用銀行卡，不用轉賬，只用現金。她就叫我回家去等，第一筆，十萬塊，會在明早送到我家門口。她好像無所不知，再者說，要不是因為她，我不可能知道周倉在全小區最新最貴的安徒生花園有一套房子，兩室一廳，南北通透，全戶型。那一晚，我守在周倉家門口，坐在陌生的臺階上，想得最多的是壩上的家，那片我經常去的草原，那條河，想起我爸永遠喝不完卻永遠在喝的白酒，我窩著腦袋，睡著了。

她的形象在我心中開了花。夢里，我帶她去看河，潮河。她問我，河有多深？我說，錢有多多？兩個缺少主語的問句，一個奇怪的夢。在我醒來之前，她對我說，我可以用錢把這條河填滿，你能嗎？我說，我不能。然后我就醒了，手里握著一個牛皮紙信封。不知道什么時候她來過了。但我知道，這是兩瓶礦泉水的重量。

……

精彩全文請見《青年文學》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