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開欄的話

特邀主持：韓松剛

江蘇省作協創研室副主任、青年批評家，著有《詞的黑暗》《謊言的默許》《當代江南小說論》等。

2025年，時間又向前走了一小步。匆忙的時代，文學仍然是值得信任的讓生活、生命、生存變得持久的事物，而閱讀依然可以是讓自我駐足、感受、沉思一切事物的愉悅經歷。

新的一年，從閱讀開始。承蒙江蘇文學微信公眾號邀約，開設并主持“新作大家談”欄目。欄目原則上計劃每月一期，每期遴選一部新近出版的作品，邀請幾位青年批評家共同參與點評。選擇的對象以江蘇作家為主，但不限于江蘇作家，選擇的作品以文學作品為主，但也不限于文學作品，唯一恒定的標準，就是這是一本值得閱讀的新書。

時間渙散，慌忙與空無持存，但以線上或線下的方式聚集在一起，談一談我們對一本書、一個人、一個世界的想法，就意味著生活還不會崩解，意味著我們還沒有失去沉思生活的勇氣和能力。

欄目的成果，還將在《江蘇作家》雜志同步刊登，希望在時間的腳步中，我們盡可能留下自我思考的痕跡，而這就是我們和這個時代最深刻的聯系。

欄目第一期推出葉兆言長篇小說《璩家花園》（譯林出版社2024年），邀請楊慶祥、徐剛、沈杏培、臧晴、李蒙蒙、妥東六位青年學者和評論家進行點評，以饗讀者。

楊慶祥

當代詩人，批評家。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出版有詩集《世界等于零》《我選擇哭泣和愛你》《這些年，在人間》，隨筆集《80后，怎么辦》《一種模仿的精神生活》，詩文合集《另一個世界的入口》等，作品被翻譯成英、日、俄、韓等多種文字。獲魯迅文學獎、馮牧文學獎等多種獎項。

《璩家花園》特別有葉兆言的作家形象，我感覺葉兆言就應該是寫這本書的葉兆言，這是最能代表他自己的一部作品。從《南京傳》到《儀鳳之門》到《璩家花園》，敘事視角不斷向后撤，從一個很大的外在景觀轉向內在生命經驗。

這本書是一部非常隱忍的中國當代史。中國的50后作家最喜歡用家族史寫當代史，但是葉兆言跟他們不一樣的地方在于，他是隱忍的。這個“隱忍”具體化一點來說就是：“隱”是隱藏大歷史，所有大歷史小說里都涉及，但是他都給藏起來了；另外就是“忍”，人物都在忍受不正義的生活，他們必須忍受，這種忍受中有他們自己的姿態。

《璩家花園》中有一個靜水深流式的敘述聲音，一個非常執拗的低音部，這恰恰是葉兆言獨特的敘述聲音。在中國當代小說敘事中，比如路遙，不管是《平凡的世界》還是《人生》，一直有一個特別高亢的聲音，《璩家花園》里沒有。

此外，葉兆言在小說中采用一種間離和中斷的敘述方式，塑造了蜉蝣一般的人物群像。我們需要重視的就是小說的偽編年的結構，它與人物命運之間構成了一種非常有意思的對位關系。蜉蝣一般的人物無法擁有完整時間敘事進度的人生，正如小說的章節一樣，他們的人生經常被大歷史的時間中斷、打亂、重組，他們一次次以為“時間開始了”，卻發現時間如同黑洞，沒有超越也沒有救贖。

徐剛

文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文學史及理論批評研究，出版有《中國當代文學的城市敘述1949—1966》《小說如何切入現實》《虛構的儀式》《影像的蹤跡》《后革命時代的焦慮》等著作多部。

《璩家花園》不僅是葉兆言留給女兒的書，也是寫給我們這一輩人的書。小說以細說家常的姿態，講述了中國式大家族的故事：各種各樣的親戚，五花八門的職業，他們有各不相同的性格，也有各自的命運。小說讓人讀到一種歲月如流水一般無盡流淌的感覺。小說里的天井無疑是當代文學史上一個獨特的人物。過去我們常寫女性，尤其擅長刻畫“地母式”的傳統女性，但《璩家花園》里的天井，堪稱與“地母式”女性媲美的奉獻型男性形象，也是不折不扣的“中國式老實人”角色。他有著不幸的過往，一出生就沒有母親，被送到遙遠的地方寄養，又被各種人欺負，但他任勞任怨，無怨無悔。這個“老實人”顯然是全書中最幸福的人。一生只愛一個人，是幸福的，一生只寫一座城，也是幸福的。通過天井這個人物，通過南京的書寫，作者在小說中寄予了一種清晰的自我投射。除此，小說中的費教授也是一個意味深長的人物，他與璩家花園的關系較為疏離，仿佛是個多余人。但小說恰恰借助這個人物，讓故事回到了作者所熟悉的民國知識分子寫作的脈絡之中。借助費教授，小說并不僅僅突顯了時代變遷的悲劇感，以及歷史轉換中的“遺民心態”，這里的人物設置顯然有著更深的歷史隱喻意義。比如費教授那本視若珍寶，卻被小毛賊當做垃圾輕易處理的日記，便被寄予了獨特的歷史內涵。而小說穿插的目連戲橋段《山河圖》也并不多余。作者借用這種戲中戲的方式，構建了一種微妙的小說互文結構。這便猶如在平淡如水的小說里面扎入了一根刺，這看似難以消化的多余之“刺”，也終將構成小說不可或缺的堅硬脊梁。

沈杏培

1980年生，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副院長，江蘇省首屆青年社科英才、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江蘇省青藍工程優秀骨干教師、江蘇省333高層次人才培養對象、江蘇首批青年批評拔尖人才。出版《私想文學》《印痕與記憶：新時期小說論稿》《理性與抒情》等。成果獲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獎、第九屆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成果獎青年成果獎、江蘇省社科成果優秀獎二等獎、紫金山文學獎等。

葉兆言《璩家花園》無論從其文字體量、記敘時空、敘事承載而言都是具有歷史深度和廣度的堪稱具有“史詩”特征的小說。相較于“史詩”傳統的高文大典之肅穆，《璩家花園》的三代人的故事和所建構的故事時空在敘事者的娓娓訴說中呈現出有別于一般家族小說的煙火氣與市井情。這并不意味著《璩家花園》是以歷史作為架空式的時空背景虛構出來的具有撫慰當下時代癥候的“溫暖現實主義”作品，相反的，《璩家花園》別具傳統文學含而不露、哀而不傷的人文關懷，它以平民視角建構起現代與傳統敘事手法相交融的微觀史學，重塑當代南京的歷史肉身。

《璩家花園》有意在復活傳統中國文類的中傳記與說部的特征。在敘述者的口吻上，小說基本處在說書人的狀態當中，這在作品的前半段體現的尤為突出。比如第一章當對業已出場的人物關系補充結束后，“我們先聊到這兒”，筆鋒既而又轉向天井的偷窺。當天井的偷窺處在即將被抓個正著的時候，敘事又直接轉向天井和讀者都不知道而目前的閱讀期待中也不甚重要的母親往事，又是引出一處陳年懸念，一章結束頗有醒木一落“欲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之感。而在下回與上上回之間，又存在時間與故事的延續、人物與世事的對照，因而展現出類《史記》的參差互照的敘述匠心，如天井意外墜河的往事在前七章中存有三次重復敘事，分別見于解釋天井的呆傻、引入奎保的粗暴、強化老魏的無賴，一個事件的三種補白式敘述，使得這個事件完整同時又為人物和情節推進服務。類似的重復敘事還有木板擊中天井、民有與費教授的財產紛爭等。至于小說的后半部分，則完全依照目錄中的時間來敘述，改革開放、婚喪嫁娶均以線性時間為序，一改之前敘事的穿插閃回之勢，形成一幅編年體的世情圖。此外，作者的敘事態度是溫和的儒者姿態，絮絮低語間道盡世事荒誕和無奈，對于死亡、對于情欲、對于權力，作者的態度似乎都是包容溫吞的，“能怎么辦”、“沒什么大不了”。

《璩家花園》在復活或者說借助傳統文類以展示南京平民真實生活時，又具備著現代性敘事的特色。首先，以費教授的日記為中心談開。一方面費老的記述聲音與作者的聲音形成平行的互注互補，在這份日記文本中完成了至少兩個主要人物的塑造：敏感且自戀的費老、風流艷麗的慕蓮；一方面費教授的日記又成為了具有懸疑特色的敘事動力。小說除去日記以文本插入的形式出現外還以民有的視角進行續寫，民有、費教授、慕蓮三方之間各有情感糾葛，而以民有視角引入的文本是否還是可靠敘事，本身就是對于讀者的閱讀挑戰。更具懸念的是，日記最后以“羊皮卷”的形式演繹了一出典型的《堂吉訶德》時代的“元小說”戲碼，在南京城墻下、秦淮河畔，“羊皮書”會由誰揀取，由誰翻譯，故事又會怎樣展開，而民有又是如何講述費老的日記？這些均是頗具眩惑感的元敘事。其次，小說的整體是溫和的敘事口吻，但對于圖解重大命題仍具備溫婉的能力，具體以反諷的手段表露。如民有和擇佳調情時，毛澤東像章這一具有政治話語象征的物件“不合時宜”的出現；如敘寫文革批斗亂象時，以孩子的惡作劇形態懲罰上公廁抽煙看報紙來拖延時間的大人，荒誕與嚴肅之間，亂與無序不言自明。另外，小說對當下熱門的懸念犯罪題材進行了主題懸置。阿五離奇失蹤又回家的“烏龍案件”中，無名女尸究竟為何人？阿五離家前的話語是讖語還是瘋言？這些懸疑小說常用的導線，在《璩家花園》終化為小桌上的皮肚煮面。

臧晴

蘇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蘇州大學“仲英青年學者”，蘇州大學優秀青年學者。著有《當代女性文學個人話語研究》（2020），《風格的圖譜》（2023），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項目各一項。

在葉兆言漫長的寫作生涯中，《璩家花園》的位置似乎有些特殊的意味：從近處看，《璩家花園》是葉兆言在《南京傳》后對虛構的重返，寫作者的初衷是以小說的形式“想看看南京這棵‘秣陵的小樹苗’在新的時代旋律里，將生長出怎樣的風景”；如果將目光拉得遠一些，一直深耕南京、民國的寫作者葉兆言又有意以“歷史百科”的方式改變了“真”與“假”的關系，“這本書其實有點怪，我此前關于民國的小說，全是虛構的，我要加點真的東西在里面；《璩家花園》里真的東西太多了，好多好多細節，我不怕別人說我假，我怕別人說我真，說真就沒有話聊了。”再考慮到葉兆言的寫作生涯起于以癡迷歷史而聞名的先鋒浪潮，似乎可以串聯起一個寫作者終其一生對歷史與文學的辯證思考史。是什么讓一個小說家放棄虛構又重返虛構？文學書寫如何實現在歷史這一巨型景觀與個人這一微觀生命情感之間的平衡？《璩家花園》或許是切入這些大哉問的一個支點。

在小說中，葉兆言不僅采用了非常多的紀實細節，還部分延續了他所青睞的說書體，并且不斷從小人物的故事來反證公共記憶中的歷史事件。然而，《璩家花園》并不能被簡單理解為是一部“家國喻史”式的作品，因為這樣的書寫往往過分夸大了歷史的整一性以及對人的決定性作用，將歷史理解為一個空間中的微縮景觀，或是將個人視為歷史的見證者。璩家花園這一空間首先是歷史的遺址、時代的見證，這與王安憶《考工記》有相通之處。所不同的是，《璩家花園》有意以“1970”“1954”“1971”等被打亂、重組的時間來牽引敘事，這些時代中的空白、重復與糾纏，與早已四分五裂到面目全非的空間一起，構成了對歷史、人生本身的深長隱喻：歷史中的空白尚能以歷史的偶然性來解釋，那么個體人生中的空白處，包括個體隱秘幽微的情感、說不清道不明的人性暗處、乃至無從解釋的命運種種，又該如何從歷史中獲得解釋？凡此種種，遠不是歷史這一只無形的大手所能解釋的。所以，小說里那些沒有來由的愛與恨，無處可循的浮沉命運，陰差陽錯的際遇，以及找不到答案的人生密碼……構成了敘述中最引人入勝且至關重要的部分，遠超其所折射的共和國歷史本身。《璩家花園》提示著我們，我們對個人“隱秘而偉大”之處的理解往往只側重于“偉大”而忽略了“隱秘”，事實上，寫作者要面對的也許不僅是歷史在海平面下所隱藏的部分，更需要直面個體人生這一座同樣龐大的冰山。

李蒙蒙

山東冠縣人，文學碩士，現供職于江蘇省作協創研室，江蘇省作協兒童文學委員會秘書長，江蘇省作協會員。研究領域為中國當代文學、兒童文學。

在長篇小說《刻骨銘心》中，葉兆言虛構了一位名叫“努爾扎克”的作家，而葉兆言也堪稱一直在“努力寫作的巴爾扎克”。談及小說“時空體”形式，巴赫金說巴爾扎克擁有把房屋描繪成“物質化的歷史”的能力，以及他“在時代和歷史影響的層面上描繪街道、城市、鄉村風景”的能力，葉兆言的寫作同樣如此。從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先鋒小說”轉型后，葉兆言在由時間和空間構成的歷史背景坐標軸之上，不斷書寫著時代、人性與命運的無常。《璩家花園》可視為集大成者。

讀這部小說，能深切感受到時間之流拂過生活深處而涌動出的真實性。誠然，作者作了拼貼變形、雜糅捏合的處理，但依舊能感受到在表面人、事、物之下的真切情感，敘述者仿佛在為自己經歷過的種種記憶、感受、時間留下的痕跡作一種抽象的梳理，在字里行間與氤氳之感的褶皺處，在無法言說與莫可名狀的情感深處，為閱讀者提供了再次完成作品的空間，就像文本中多次出現的“我們可以看見”“我們可以聽見”，都是帶有某種期許的指向。在不同角度的解讀中、在同齡讀者的回憶里、后輩讀者的想象中，它們與時間一起達成了對小說的形塑，即傾訴與抵達。

《璩家花園》在敘事建構上達到一種新高度——黏合、立體、圓融、松弛，語言上不僅通俗、大眾、直白，有時不免又重復、絮叨、恣肆，卻始終吸引著閱讀者深入故事內核。小說由錯落的時間節點拎起12個記憶內核黏合的包含前后幾年人事變遷的彈性故事團，共同構筑了時間之塔上小人物及街區巷落的命運史，有被歷史裹挾的倉皇無力、隨波逐流，有春風拂面時短暫的快慰與暗流涌動。

作者無意呈現評判之姿，只是用筆觸記錄著、呈現著。葉兆言談及小說結構時說：“我希望在今天這個時代，一本小說不用按順序讀，隨便翻開一章，就可以直接讀下去。”事實也是如此，我讀了兩遍，第一遍是按敘述的先后順序，第二遍是按時間的先后順序，在大致的閱讀感受上，并未受時間排序的干擾與影響，這進而證明了作家不僅對于怎樣寫成竹于胸，還對于筆下的時代進程、人事變遷都了如指掌，因而當同一人、事的不同側面、不同細節在不同章節反復出現、交叉呈現時，沒有出現令人沮喪的互為矛盾，反而使得人物與歷史更加圓融立體、真實可信。

阿蘭·羅布-格里耶說：“世界既不是有意義的，也不是荒謬的，它存在著，如此而已。”小說家的寫作，意義也正在于此，那些逝去的時間、空間、人、事，在他的筆下死而復生，每個字都是鑿向他心中那座雕塑的刻刀。

妥東

文學博士，1992年生于寧夏，評論文章散見于《民族文學研究》《當代作家評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上海文化》等刊，現供職于江蘇省作家協會。

《璩家花園》的平民視角及其史詩性，的確如其所寫，也如其所是。尤其以類編年的方式寫極端年代普通百姓的世俗經驗，使小說得以脫離同題材小說“整齊劃一”的腔調，有了自主的聲音。

《璩家花園》開篇以“我們”的視角引入關于時代、關于集體的命運回聲，敘述人在講故事的層面全面接管了小說。雖然這種敘述方式容易讓小說內部的“背景音”，因缺少具體且實在的內容而顯得過于空洞與“齊整”，但小說隨后也將言說的視角放還給那些闖入生活的經驗個體，并直指個體零度意義上的本能反應與感性體驗，這就使其增加了直觀且未曾被過濾的豐富性與實在性。

此外，由于小說關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不穩定部分，因而敘述者不再是從歷史中“調取檔案”，而是躬身入局，親歷親為。以天井為例，少年天井的生活雖全無目標、遠景，但也正是這種脫離明確的意義“設置”的生命狀態，使他對日常生活的攝取變得直接了、單純了，他變成了一個行動者，一個游蕩在小說敘事空間里的靈活之身。他的行動既剔除了特定的意義、目標，也簡化了特殊年代細民日常的意義范疇，生活的本色反而得以澄清，素淡。

從另一個層面來看，這種還原同時映襯的是那個年代經過過濾機制而得以呈現的文化，對大時代背景下細民日常經驗的屏蔽與覆蓋。對于璩天井而言，璩家曾經那般顯豁的文化遺產，彼時早已被主流文化打入另冊。所以，即便他在閑逛、游走的探索中機緣巧合地爬進了璩家祖宗閣那條幽暗的通道，他也無法理解他與那座廢棄的宅院曾經的煊赫輝煌有著怎樣的意義關聯。葉兆言寫出了特殊年代的文化呈現疊加在個體身上時，所產生的具身效果。由此，當那些對于性、對于文化經驗的天然的空白、那些被隔離、屏蔽的存在，以另一種極端的方式——偷窺——被償付、填補時，《璩家花園》最為顯豁的意義便形成了：它寫出了隱匿于特殊年代的細民情感結構中復雜且沉重的成長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