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62歲的錢松雪是參與“人生回憶錄”項目的老人中最年輕的。

這個冬天，因為義務培訓老年人寫回憶錄，王英帶領的福智公益機構受到外界關注。在仙霞新村街道社會組織服務中心，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見到多位參與項目的老人。正是這一天，錢松雪拿到了經過志愿者排版打印的“人生回憶錄”。

2024年5月起，“人生回憶錄”公益課堂開展3期15堂課，百余人次參與，錢松雪等第一批學員陸續寫出了屬于自己的人生回憶錄。不過，在發起者看來，比起最后寫出了什么，更有意義的是陪伴寫作的過程。

“92歲出門旅游，我怕自己不動，老年癡呆就追上來了”

“這是有‘專利’的！課上發出去了不少。我那本沒有填，下次帶來還給你們。”錢松雪說，“他們這個提綱很好，只要根據問題，一個個回答就可以。”

錢松雪所說的提綱，是“人生回憶錄”培訓的陪寫教材，是王英和課程老師、有心理學背景的志愿者袁歆一起設計的。這份提綱將“人生”分解為多個階段，以一個個細致問題幫助老人回憶，其中既有“高光時刻”，也有懊惱后悔之事。

當“為老年人代寫回憶錄”在網上興起，寫作提綱有了商業價值。王英說，前些天，她做了一個連線直播，下了直播就有寫手提出想要提綱。她婉拒了。“有代寫回憶錄的業務，說明可能有這樣的市場需求，這無可厚非。但我們的出發點不太一樣。寫手注重寫出來的結果，我們更看重過程。”

“每堂課就像茶話會一樣，桌子上有茶水、水果。老人們圍坐在一起，聊天、唱歌、畫畫。有人回家會拿起筆寫，有的老人接受科技的能力強一些，可以自己打字。”志愿者曾慶宇覺得，老人的性格、脾氣、興趣不盡相同，就算沒有寫，在回憶、抒發的過程中，可能已經達到了療愈的目的。

1932年出生的毛佩娟老人是無意中“闖”入這個課堂的。“我在街道報名了插花課，那天走錯了教室，誤打誤撞，感覺氣氛很好就留下來了。”毛佩娟出生在浙江桐鄉烏鎮，父親和伯父都曾在天一影片公司任職，一個是發行部主任，一個是經理。這家創辦于上海虹口的制片公司正是邵氏影業的前身。

毛佩娟童年家境尚算寬裕。四五歲時，一大家人移居香港，住在同一幢樓里，和睦相處。大約在八九歲時，有一天，她和妹妹一早上學，進了教室發現空無一人。忽聽外面有爆竹聲，以為誰家娶新娘，但街上冷冷清清，不見接親隊伍。家里女傭匆忙來找，“打仗了，東洋人來了，不上課了，快回家……”原來，那是炸彈爆炸聲，而不是爆竹。毛佩娟無憂無慮的童年自此畫上句點。

毛佩娟的“人生回憶錄”手寫在幾張信紙上，附上了一張紙條，請王英諒解，“因為要出去旅游，后面的課程無法來參加了”。

92歲毛佩娟老人手寫的“回憶錄”。施晨露攝

這一年，92歲的毛佩娟跟團去外地旅游多次。“寫上保證書，旅行社才敢收我。有一回領隊看我這么大年紀，一個人爬到山上，把我爬山的過程錄下來，發在網上，據說有10多萬人看了，不知道多少點贊。不過，我自己沒看到過。”

毛佩娟和67歲的兒子一起住，沒有請護工。“自己燒燒弄弄，有時候去社區食堂吃。我覺得自己還可以，就是記性不好了。我怕自己不動的話，老年癡呆就追上來了。”

“孫女40歲，不上班不結婚，覺得可惜，但也理解”

1936年出生的李倩燕發現，常看的《生命時報》前些天刊發了一篇文章。中科院心理所原所長張侃受訪表示，“寫回憶錄是一種療愈”，因為“老人更關注‘過去的時間’而非‘未來的時間’，寫回憶錄既符合他們的生理與認知特點，又能滿足情感需求，對身心有諸多好處。”

她拍下報紙，發給王英，“給您參考”。

“說明我們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的！”王英很快回復。

“我這一輩子值得寫嗎？”這是李倩燕參加“人生回憶錄”課程的第一個想法。她自認“文化水平不高，從小學到初中‘混’了個文憑，工作以后也沒出什么成績”。半年過去，她的想法變了，“這幾天，我爭取一定把初稿拿出來。我的個性其實很急，老師安慰我不用著急，不要把這件事當成任務。一方面是被項目組這些老師和年輕人感動，他們真的很熱情，一直在幫助我們。另一方面，我也想給自己和小輩留點紀念。孫女很支持我。”

在李倩燕眼里，前兩年從一家國有企業辭職的孫女很優秀，“工作這么多年，真的辛苦，公司遠，經常加班，每天起早摸黑。我很同情她，另一方面又覺得可惜，好不容易學出來了，專業也干得不錯。但是，我也理解她，以后反正還可以靈活就業。她40歲了，說這輩子不打算結婚了。”

“不是老人變壞了，但老人真的要給年輕人做好榜樣”

“社會上有很多說法，老人變壞了。我想說，老人沒有變壞。但老人確實要給年輕人做好榜樣。現在小孩子其實都被教得很好，過馬路，等紅燈，但是爺爺奶奶會說，沒車，快走！”

88歲的曹震琴是第一個寫完“人生回憶錄”的老人。老伴去世后，他獨居多年。家里換冰箱，看上門服務的年輕人搬得辛苦，他上去搭了把手，把腰閃了。

“要服老，不能做超出能力范圍的事情。”曹震琴總結。

曹家有八個兄弟姐妹，四個兄弟名字最后一字都是“琴”，在回憶錄第一頁“故事的起源”里，曹震琴解釋：“新中國成立前，新生兒夭折率較高，為了提高存活率，男孩取女孩的名。”

參加項目的老人中，曾被派駐美國工作的曹震琴算得上“高知”，如果不是腰閃了，他的這份回憶錄應該可以寫得更快。

回憶一生“最有趣的事情”，他認為是學拼音，“我的小學時代還沒有漢語拼音，直至上世紀90年代，因為用電腦的中文輸入要掌握漢語拼音，我就利用上下班坐公司班車的時間邊看邊背，瀏覽馬路兩邊店招、路標的漢語拼音對照。學了二、三個月居然基本掌握了，可以在電腦上應用了。”

曹震琴的“人生高光時刻”是“改革開放以后”——“1984年市里鼓勵人才流動，登報吸收一批工程技術人員參加引進國外技術、產品，我通過中譯英筆譯和口譯考試，得了高分，接到商調通知，1985年進入進出口公司工作”。

談到“最不喜歡的事”，他表示是“懶惰”，“該自己干的事就應該動手做，并養成好的習慣”。

“人生回憶錄”專門設計了一個問題“科技發展帶給我的影響”，曹震琴寫道：“國際貿易從談判、觀察、成交合同執行中，通訊的速度十分重要，需要快和準。手機則為個人出訪、交通、收支、預訂、出示證件，帶來了極大的方便。”他認為，“即便是退休了的老人，不掌握電腦、手機操作，就會遠離社會。”

為完成“人生回憶錄”，曹震琴把家里的老照片找出來一一翻拍、掃描。翻開這份圖文并茂、很有儀式感的回憶錄，前言里，他寫道：“每年年終，親戚小輩都會聚集一堂笑談家常、互道珍重。我父親生前珍藏的一些舊照片被我整理成了一冊，連同兒孫小輩年幼時和成長喜慶吉日聚會也各有一冊。年輕人放下手機爭相傳閱、其樂融融。我想這就是《人生回憶錄》編者的設想：讓我們老人們完成心愿，創造喜悅，回顧生命過往，留下愛，促進家庭和諧。”

曹震琴自己沒有孫輩，“兒子、媳婦對我很好。像這次我腰閃了，他們請假趕過來，輪流帶我去醫院。”

“不要指望60歲的丈夫變懂事，想要什么就說，想做什么就做”

寫回憶錄，對錢松雪來說，更像是打開心結的過程。“我是中途加入的，在課堂里，聽比我年長二三十歲的‘同學’講他們的故事，想到我自己的父母，我的家庭怎樣度過那些艱難歲月的。”

用現在的眼光來看，錢松雪的父親就是網上批判的那類“絕對不能嫁的男人”——弟弟妹妹在農村，自己的工資全寄回家養弟妹，供弟妹讀書。

在錢松雪眼中，父親家庭的有些需求是有點過分的。“我外公外婆家經濟條件比較好，每個月補貼我們，所以父親覺得有靠山。我母親性格比較懦弱，她在外公外婆家哭，最后還是外公資助。我從小身體弱，其實家里一點不寬裕，我也跟我爸抱怨過，你怎么把我們家弄得這么緊，幫別人的前提是自己能生活啊……”

高考時，因為父親的一句話，錢松雪讀了衛校，因為找不出原因的疾病，工作后，她錯過了提拔、升遷。這些人生的失意，她一一寫入回憶錄，在手機備忘錄上，“寫了一個，滿了，又新建第二個，一共寫了三個。怕手機上丟了，趕忙找志愿者幫忙轉移到電腦。”最后，足足兩萬字。

這份回憶錄錢松雪給子女看了，“希望他們更了解我。”至于丈夫，“寫他的壞話，他不肯看。我們結婚時，他25歲，玩性大，其實現在還是這樣。一個人的本性不會變，你要覺得，他60歲了，應該懂事了，那是不可能的。打個比方，他從來不記得我的生日。我每年都給他過，以為能打動他，他反過來說，我又沒有叫你幫我過。今年我生日那天，他上午出去了，中午我自己弄了五六個菜，蝦仁、鱔絲、荷包蛋、面條……自娛自樂嘛。拍了照片發過去——沒反應。我想了想，不行，直接打電話提醒他——下午經過紅寶石，買塊蛋糕給我。”

想要什么就說出來，想做什么就去做，這是錢松雪在60歲后的領悟。“寫回憶錄可能是一種觸動，我反思了自己的一生。”

“寫下來有不如意，行動上全是積極向上。”為錢松雪整理回憶錄的志愿者楊淇堯說，“不管遇到什么困難，她始終沒有放棄學習，報了很多課程，提升自己的能力。看她的回憶錄，會感到人生就像正弦波，可能有時你處于低谷，但只要再努力一下，就能重新上去。”

“現在，我參加朗誦班，老師說，‘誰準備好了？上來讀一下’。我第一個舉手。以前，我肯定是縮在后頭的。我還在網上報名學了配音，他們的廣告說，學好了可以給有聲書配音。但我發現，這條賽道已經被AI占領了。”錢松雪笑道。

“我們身邊的老人都是‘寶藏’，少的可能是聽他們說話的人，讓他們說出自己故事的機會。”王英透露，今年春天，“人生回憶錄”課堂將繼續開設，并有望走出仙霞新村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