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徐文堪先生（1943年10月3日-2023年1月4日）

徐文堪先生是2023年1月4日離開我們的。

那正是不堪回首的非常時期，走得那樣倉促，誰也沒法前去獻一束花、鞠三個躬，為他送行。

轉眼兩年了，一直想寫點文字紀念他，但又寫不出。徐先生的學問，我連皮毛都碰不到。說來不怕見笑，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連他治學的范圍都不甚清楚，只知道他身懷絕學，像陳寅恪、季羨林那樣，懂某些已經死去的語言（吐火羅語）；直到讀了他在《編余問學錄》的后記中介紹他“感興趣的領域是古代中亞和內亞文明、古代中外關系、歐亞大陸史前史、語言學、人類學和域外東方學史等”（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341頁），才稍有了解，但仍完全外行，無從置喙；而認識徐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除了學問幾乎沒有其他生活的人。

認識徐先生很早，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在王元化先生召集的多個場合，都曾與徐先生相遇，當時印象他是一個古板拘謹、不善言辭的人，所以那時也只是招呼一聲，幾乎沒有交談。后來揚之水來上海，又一起聚過，仍沒有交流。直到2009年，我參與編輯的《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居然入了徐先生的法眼，他寫信來肯定鼓勵，并賜稿支持，這才有了直接的聯系。又過兩年，我為北京的海豚出版社策劃一套小書，約請徐先生為其尊翁徐森玉先生編本集子，這就是《漢石經齋文存》（2010年10月版），竟是徐森老的第一本集子。

《漢石經齋文存》，海豚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徐先生是老派人，喜歡寫信，從2009年到2018年，徐先生給我的信有三十多通，他有賜稿，也是傳了電子版，再打印一份并附信說明郵寄過來。徐先生的信鋼筆蠅頭小字，往往寫滿一頁，甚至兩頁。我在重讀這些信札時，想到何不摘錄一些信里的內容，讓更多讀者了解徐先生的所思所想，比我不著邊際的空話要有意思的多。

徐文堪先生2012年2月12日來信

徐文堪先生2015年12月26日來信

一

徐先生的信，最多是讀了報紙后的隨想，也會談些相關往事或信息。2010年3月30日來信說：

前天貴報刊載高山杉先生關于呂澂先生之文，讀后覺得很有意思。家父亦曾究心法相唯識之學，曾從韓清靜居士學，并成立“三時學會”，該會活動延續至解放后的五十年代。但愚以為韓居士的學術成就還不及呂澂先生，蓋因呂先生通過刻苦自學兼通梵藏玄言，而其對佛教哲學的理解又超越了一些國外主要具備語文學知識的佛教家。至于當代中國大陸的佛學研究，雖然不能說一點工作沒做，但總體水平是很低的。

2014年1月20日，徐先生讀了《上海書評》上對傅璇琮、程毅中的采訪后來信說：

看了昨天《書評》所載關于古籍整理出版的訪談，覺得甚佳。上世紀五十年代那次會議，與會者都已去世。我當時年幼，但會議的開法等與解放后一般的做法不同，故至今留下印象。會前齊燕銘先生以個人名義致信家父等數人，并派人赴廣州拜訪陳寅恪先生；陳先生亦當場提出了實質性的建議。其時正值反右運動之后，但會上不講“突出政治”、“堅持正確方向”等套話，實屬不易。會后中華書局為規劃小組之辦事機構，金燦然先生負責處理日常事務。但因年久，一些相關材料恐怕都已無存。恰巧家中尚存齊燕銘先生信，所以匆匆寫了一篇短文，已于昨日奉上電子版請政。

《文匯報》的《文匯學人》改版，我一度參與編輯，徐先生也同樣給予關注和支持。2015年2月12日來信：

日前在《文匯學人》讀到談“古典學在中國”的文章，覺得很好。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林志純（日知）先生在長春東北師范大學創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出版《世界古典文明史雜志》（年出一本，至2014年已出至第29期），雖不限于古代希臘、羅馬，但實在功不可沒。當年楊憲益先生之女楊熾教授（曾在芝加哥大學留學）亦參與其事，現在早已退休。現在國內研究這些方面學問的，多數都出于東北師大。

同年5月16日來信：

讀昨天的《文匯學人》（5月15日），所載文章均佳，極佩。

劉力源女士采寫的《往事并不如煙》，對《密勒氏評論報》有公允評價，內容亦甚翔實，唯第五版提及一“齊澤大學”（Chih Tze University，音譯），應為“持志大學”。該校是解放前的一所私立大學，由愛國人士創辦，教學質量亦不差。中日戰爭中兩度遭日軍嚴重破壞，戰后未能恢復。解放后原址改建為上海外國語學院（現上海外國語大學）。校友中不乏杰出人士，如“文革”后中國派往海牙國際法院的大法官倪征燠先生等等。已故學者胡道靜先生亦出于該校。

……以上兩點無關宏旨，似不必更正。便中乞對劉女士說一下，并向其致意為感。

徐先生永遠謙謙君子，待人厚道誠懇，即使指出錯誤，還說得這么客氣。

有時候在其他報紙上讀到有意思的文章，徐先生也會來信交流看法。2013年3月17日的信說：

最近3月13日的《中華讀書報》刊登了一篇署名王成志的文章，說到費正清與袁同禮、岳良木等在二戰期間曾聯手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文圖書館搜集資料。費、袁都是名人，袁先生且與家父共事多年，交誼深厚。……而岳良木先生則是家父在北圖的老同事，解放后在上海圖書館工作，1994年去世，終生默默無聞，亦無著述傳世。幸賴此文運用檔案資料，將深埋于歷史歲月、無人知曉的故事發掘出來，讀后令人不勝感慨。

記得剛解放時，約上世紀五十年代前期，岳良木先生常來我家。那時我年紀幼小，他與家父所談內容早已遺忘。只是記得當時就有一種說法，說岳在三十年代在美國留學時結識了羅斯福總統。在當時政治氣氛下，自然未便深究，但我總覺得有點難以理解。今讀此文，從引用的資料中讓人覺得當時美國白宮和國務院方面所以會找到岳，似并非完全出于費正清的介紹，可能還有更深的淵源，或其中尚有未發之覆。我不知作者在何處工作，也不知他看到的資料藏于何處（是否哈佛燕京學社）。如果貴刊能聯系到這位作者，請他作些補充介紹，或刊出資料影本，或者也是一件有點意思的事。

二

徐先生也常常在信中介紹國內外學術動向，2010年3月30日來信：

日前德、俄等國學者發表文章稱，距中國不遠的阿爾泰地區發現的古人類化石，距今約三萬至四萬八千年，經古DNA檢測，既非現代人，亦非尼安德特人，而是一個新人種。這項研究意義重大，但國內媒體報道甚少。新華社發了消息，但沒提到論文的作者之一是位在德國留學的來自大陸的青年學人，大約沒看論文原文，令人遺憾。

2014年9月9日，徐先生寫了一篇《略談丹尼索瓦人及人類起源研究的新進展》，他知道我對這些問題完全不懂，所以在信里又詳加解釋：

談此問題，涉及現代人的“非洲起源說”和“多地區連續進化論”，故在此略作說明。

自已故科學家艾倫·威爾遜（A. C. Wilson）及其同事在1987年提出非洲起源說以來，現今世界絕大多數學者都表示同意（同時也提出若干需繼續深入研究的問題），但當時未能解決出自非洲的人群與世界各地原有居民如尼安德特人是否有基因交流的問題。按十多年前的實驗水平，不少人認為不存在這種交流，而主張“取代說”。但這十余年基因組學技術突飛猛進，現在的實驗特別是古DNA研究證實這種交流在數量上雖只有百分之幾，但對于人類演化及多樣性非常重要。所以，原來的“非洲起源說”須有修正和發展。（一種科學理論，至少須數十年才能成熟。）

世界上也有少數學者仍主張“連續進化說”的，但國外的主張者與國內的吳新智先生有些差別，即他們并不否認現代人之前的直立人仍是非洲起源的，非洲（至少按現今達到的研究水平）是人類故鄉；而吳先生等連這一點也否認，這就很難講通了。國外早已有學者說中國學者的看法帶有民族主義情緒，但這并不要緊，“民族主義”何人無之；但倘若再往前走，認為神州大地人類演化的鏈條從未中斷，自成一系，那就要走向“種族主義”了（中國人優越于其他人）。還有他說的“附帶雜交”，則成了一個筐，凡遇到可能的外來因素，不作具體分析，就用這四字來解釋，豈不是太簡單了嗎？

其實中國老一輩學者如已故吳汝康先生態度是不同的。猶記得約二十年前，曾在北京香山聽過他一次談話，他說如果北京猿人最后證明不是中國人直系祖先，那也沒有關系。語氣是非常開放的。

徐先生不厭其煩地向我啟蒙這些知識，我在這里原原本本轉述，也讓更多我這樣的外行能夠了解這些背景。到2018年8月22日，徐先生晨起上網瀏覽，在《自然》（Nature）電子版上得見關于阿爾泰山丹尼索瓦洞穴發現丹尼索瓦人與尼安德特人“混血”后代（距今約九萬年）的研究報告，想起四年前的那篇文章，接著幾天又留心國內各大媒體的相關報道，有的簡略消息，更多沒有報道。徐先生下載了《自然》的論文，寫了一篇千字文，交《文匯學人》刊登。

三

偶爾也會說些學術之外的話題，2011年10月20日來信：

偶然看到一位何靈琰女士的博客，說起錢鍾書先生多年前曾任其外文教師，并公布了錢先生致家父的一封信。此何女士是我大哥徐伯郊前妻，育有一女，約上世紀50年代在香港離異后赴美定居。她現已高年，不知尚健在否。其父何競武是中將，與徐志摩友善，故何女士稱徐志摩、陸小曼為義父母。這類事我向未留意，也是這次才看到的。

記得前些時貴刊刊載的一篇文章亦曾提及此事，故將何女士博文一篇和錢先生致家父一信復印附奉，即乞詧收。

這純粹是照顧我的興趣。之后我曾寄過一份關于盧芹齋的資料給徐先生，徐先生回復了四頁長信，“略陳鄙見”。先說了“產生C. T. Loo這種人的時代背景”：

歐美在亞非諸國搜集文物、從事考古發掘，由來已久，十九世紀時已極盛。……西方人除雇用勞動力外，一般不必借重當地人，蓋彼等已能釋讀各種古代語文，鑒別種種藝術品，當地學者反要向他們請教。……真正懂內地傳世古物的西方漢學家，在二戰前為數極少，甚至沒有。……歐美諸博物館及私人藏家欲予收藏，亦無從著手。……在此種情況下，西方人確實需要一個懂行的古董商為其服務。而盧氏的種種活動，正好適應了這種要求，所謂“時勢造英雄”，即此謂也。

對于盧芹齋的功過，徐先生認為，一方面他勾結國內古董商，形成一個走私網絡，對國家保護古物造成巨大傷害；另一方面，他為歐美諸大博物館貢獻無數藏品，使西方了解中國文化，應予肯定。徐先生說：

我個人認為盧氏一生劣跡斑斑，不必為其洗刷，但他也做過一些好事，亦不妨實事求是記述，無須諱言。如陳夢家先生在美國尋訪青銅器，得其助力，即為一例。

徐先生認為，對盧氏的活動，要做一些“學術性”的研究，而非僅獵奇，“如《上海書評》所載陳麥青先生文就很好”。徐先生還提到：“美國非常著名的俄裔歷史學家羅斯托夫斯基（Michael I. Rostovtzeff，1870-1952，生于烏克蘭，耶魯大學教授），其代表作為《羅馬帝國社會和經濟史》，他也關注過中國所出受西方（斯基泰）影響的銅器，其材料即得自盧芹齋，并寫成專著。”

對盧氏活動最了解的，應該是那些與他有業務往來的古董商。不過這些人都已去世，無從尋訪，但其后人當有仍在大陸者。有個叫葉叔重的，上世紀五十年代被捕，曾是盧在上海的代理人。他被判刑后送往青海勞改。記得大約是1957年，康生來滬時曾對我父親說，對葉叔重這樣的人似可從寬，讓他發揮一些作用（大意）。家父曾將此語轉述，是否引起重視不得而知。據鄭重先生說，葉刑滿后回滬，正值“文革”，覺得危險，只好再返青海，后即死于青海。不過葉自己的藏物似未全部充公，據說他入獄后其妻即以變賣此類文物為生。如果能找到這種人的后代，擇其中較有見識者，就其所知寫成一篇比較真實可信的文章，應該是有意思的。但現時的回憶錄之類，往往喜歡為逝者臉上貼金，或者曲為之辯護，這就不大好了。“純客觀”、“價值中立”之類，雖然實際上是做不到的，但總要朝此方向努力。

四

在我近四十年的編輯生涯中，遇到徐文堪先生這樣的讀者和作者，是我最大的榮幸。但是我們見面次數并不多，徐先生府上我好像只去過一次，2012年10月3日，徐先生虛歲七十生日，約我去他家。那天下午我在徐先生家，把徐森老的自用印鈐了一本冊頁，此前徐先生曾為我鈐過一次，印泥太干不清楚，那次徐先生在附信中說：“這些印章，大都是他生前友朋贈送的，有的是收藏印，但他自上世紀抗戰期間離開北京南下后，再不收藏古物圖書，所以幾乎都沒使用過。”那天晚上，我和他們一家三人（太太和公子），同去附近的一家牛排館為徐先生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