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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詩人、學者戴濰娜推出新書《學壞》，書中，她選取鮑勃·迪倫、普希金、喬伊斯、波伏瓦、瑪麗蓮·弗倫奇、伊藤詩織、林奕含、赫胥黎、泰戈爾九位作家，展開自己的閱讀與分享，從一位詩人的視野出發，理解屬于他們身上“反派”又“迷人”的部分。

值此書出版，本書作者戴濰娜、作家許知遠、歷史作家李禮以“歷史與文學之間”為主題舉辦了一場分享活動，從戴濰娜的新作《學壞》談到李禮的新作《失敗》，從19世紀最后十年的中國談到人文經典在歷史上呈現出的閃耀光輝。在歷史和文學之間，打撈出那些激動人心的、令人深思的瞬間，并透過它們，看到更遠的未來。

戴濰娜從大家最近的一部作品談起，她談道，自己的新書《學壞》、李禮的新書《失敗》和許知遠的新書《梁啟超：亡命（1898—1903）》，這一組書名讓人想到約翰尚利的《懷疑》，“這部戲劇甫一開場，牧師就對信眾們說，‘將你們連接在一起的是你們的絕望，這是一種公眾的體驗，由我們社會中的每一個人分享著。’我們共同分擔著這樣一份時代里的絕望，《懷疑》當中的對白也可以稱為這些書名的精神注解。”

談到自己的《學壞》，戴濰娜介紹：“我在這部書里面在尋求一個‘誘惑’和‘覺醒’的雙螺旋結構——人類所有反思和爭論其實都來自于誘惑。偉大的誘惑者，和令整個世界不安的覺醒者，構成了文學世界的陰陽兩極。我希望通過這部書展現出人類精神成長歷史中的這層隱秘動力。”

在《學壞》中，戴濰娜寫作的就是一系列讓她著迷的偉大的誘惑者們，比如鮑勃·迪倫、喬伊斯、赫胥黎……他們都是一些販賣思想禁品的人物，思想才是最大的違禁品。這些偉大的引誘者身上，都飽含一種撒旦的能量，他們用一場場黑彌撒般的突襲，去沖擊當時的社會制度、風俗、禮教，引發認知與審美領域的革命，掀開了一場場延續至今的廣泛變革。在這些杰出個體與時代的摩擦當中，他們將原本僅屬于自己的風華正茂和獨特風范，滲透到時代性格之中；以自己的個性，拓寬和延展了世界的邊界，誘惑著時代去往新的方向。追蹤這些誘惑者，也是在追索時代心靈成長過程中的隱秘線索。

除了這些引誘者，戴濰娜也在書中著意突出了她所定義的一系列偉大的“受害者們”。“比如像林奕含、瑪麗蓮·弗倫奇等一系列女性主義作者。過往人類書寫的歷史，可以被稱作誘惑者的敘事。那些受害者的聲音，從來都是缺席的，而這直接導致了我們對他人的痛苦毫無想象力。

“讓我們來想象一下用受害者的聲音，去反寫了一個洛麗塔的故事。想象一下，有一天如果洛麗塔自己拿起筆來，她寫出的可能就是林奕含那樣的小說——那是一個為女性精編細織的地獄。男權社會通過摧毀女性的自信、人格，漠視其創造力價值，從而實現控制和奴役。我們的整套文明，建立在一半人沉默的歷史上。”戴濰娜談道。

戴濰娜認為，女性主義代表著一種至高的解放力，同時也是一種方法論，是一種思想能量，女性主義必然要創造新的價值、新的話語、新的權力。

“但是，我們也悲哀地看到女性主義革命最終總是走向烏托邦之途，抑或走向禁忌之地。今天，一方面中國社會貌似迎來了女性意識的普遍覺醒，另一方面，女性主義的革命成果正在遭遇最卑劣的竊取和篡改，可以說，中國的女性運動走到了最為危機四伏的關口。”

基于這樣的現實，在《學壞》中，戴濰娜寫到了波伏瓦這樣的先驅，但是沒有寫她在女性主義革命中的碩果與那些榮耀時刻，而是特意去寫了革命之后，她如何面對那個日漸走樣的自己一手創造的世界。“波伏瓦曾在《第二性》中意氣風發地寫道：‘總的來說，我們贏了這一局’，但到了她老年的自傳當中，她突然發現‘我上當受騙了’，曾經轟轟烈烈的女權革命，到最后還是陷入到了舊有敘事當中，從而進入一種混亂、不可控，乃至走向更多的撕裂和極端。我想這也是此時此刻這個世界拋給每個人的無法回避的時代議題。”

戴濰娜表示，希望在這本小書里，通過這些偉大的誘惑者和偉大的受害者（或者說覺醒者），去共同創造一個性感的歷史時間。

許知遠談道，戴濰娜的新書《學壞》非常有感受力，可以清晰看到她思想的脈絡。“濰娜最初被更多人關注是她翻譯的《天鵝絨監獄：東歐藝術自由與禁忌》，非常棒的一本書，是我當時從劍橋圖書館偷出來，送給她，翻譯出版了。米克洛什·哈拉茲蒂被她翻譯得很漂亮，短句子非常干脆利落，不容置疑的判斷，對于那種模糊的社會現實一下子戳破的感覺。”

許知遠談道，自己和戴濰娜都很迷戀具有反叛精神的時代，“這個反叛不僅是思想上的，也是語言上或者精神狀態上的。那種反叛可以撕開沉悶的現實，讓新風吹進來，新風很快變成陳舊的風，很快那個窗口關起來。新風吹進來一瞬間就讓人抖擻，濰娜抓住了新風吹入的時刻。”

李禮認為：“我們幾個人不管寫文學、寫歷史，似乎都在追求‘寫空氣’，寫空氣當中的荷爾蒙，而不是傳統地寫歷史史實。”

許知遠從一部名為《再見，總有一天》的電影談起，“我被那個非常迷蒙的、潮濕的曼谷迷住了，故事里看起來非常不正確的一段戀情，最終卻成為兩個人一生中最正確、最持久的事情，在曼谷的那個短暫的時空，構成他們一生最大濃度的一個時空。人生也好，寫作也好，我覺得好像經常是為了那個短暫時刻的到來，它可能會蔓延到你非常漫長的生命空間里去。”

戴濰娜分享到，自己也和許知遠一樣，“迷戀即興的、有情感強度的生活”，我們需要的不只是“信息量”，人需要高純度、高濃度的moment，“可悲的是我們此刻的生活是一個消解性的生活，共享就意味著一種稀釋，隨著生活和本我在不斷稀釋，好像只有創造才能夠帶來那凝聚性的、高強度的時刻，某種意義上挽回生命時時刻刻的流逝，將生命用另一種方式抓住，把永恒釘死在白紙上。

戴濰娜也談到，多媒介時代，我們生活在一個“新型自然”中——早已經不再是那個充滿了森林、陽光、雨水、大猩猩的自然，而是活在由WiFi，電子屏構建的“自然”當中，一個完全是被信息包裹，被社交網絡，被各種媒介所包裹的新型自然。“于是，在考量人的親密鏈接時，它可能確實不再是過去傳統意義上的人文的抵達，而是人跟一個流動的、雜糅的，多媒介信息世界的一種新型交互。”

對此，許知遠認為：“我覺得包括要對個體本身有信念，我們總是迷戀統計數字或者時代結構、歷史框架，總認為歷史規律能夠治愈我們的癥候，不是的，我覺得個體可以發生某種改變。即使個體不能夠改變更大的結構，你也可以改變自己生存的一個小空間。我們其實可以給自己創造非常多的逃離眼前世界，然后重新看看自己的機會。創造這些無窮的小時刻，包括友情小團體，創造無窮的小時刻，你就可以對抗時代的風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