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獻與考古資料結合研究秦史 ——評《秦國早期歷史之重構》
《秦國早期歷史之重構》 程平山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程平山《秦國早期歷史之重構》一書系中國歷史研究院學術出版資助項目,全書約八十萬字。此書當是秦史研究的一部重要論著,作者憑借長期的學術積累和不懈鉆研,用許多全新視角和深刻見解分析了秦國早期歷史的一些重大問題。
《秦國早期歷史之重構》研究的內容多屬比較久遠的話題,但均為長期未得到很好解決的大問題。秦國作為中國歷史上開辟了帝制政體的首個王朝,許多問題都是歷史學界、考古學界不斷關注但仍未取得共識的難題,如其族源、文化來源、發展途徑等,該書亦是針對這些內容展開深入研究,重點是將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等參酌對照,從而有一些嶄新的認識,這無疑是一個新途徑,有一些獨特的解讀和突破之處。如該書認為清華簡《系年》有關平王東遷的年代和《史記》記載差異,是《秦記》有錯簡的問題,以致《史記》中秦襄公、秦文公的事跡互混。該書通過結合毛家坪墓地出土青銅戈銘文和清華簡的記載,指出了遷于朱圉的實為嬴族的商奄之民,而與秦族有別,從而將秦人早期的人群淵源做出更為詳細清晰的區分,顯然是一個頗為新穎的認識。該書雖以歷史學的角度觀察,但更多地分析使用了考古資料、征引了出土文獻信息,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并將產生很大的學術影響。我認為,該書對秦國早期歷史中六個重大歷史問題進行了系統全面的研究。
一是秦人的族源、遷徙與文化來源。此為學界長期爭論的難題之一,該書認為應從動態和多元的視角看待秦人的族源、遷徙與文化來源,提出了許多新穎的見解。例如,書中認為,秦族乃顓頊苗裔玄孫女女修之后,故既非犬戎,亦非東夷,而應是依附于華夏的嬴族。商代東方的嬴族文化即商文化。本書通過對古本《竹書紀年》《國語》、清華簡《系年》《史記·秦本紀》等的記載分析,認為秦族遷徙、嬴族西遷至甘肅天水一帶,實際應有四次。
二是秦襄公至出子年代事跡。此書的研究新見主要有二:一是據古本《竹書紀年》、清華簡《系年》與《史記·秦本紀》對校,糾正了《秦本紀》的一些錯誤;二是對《秦本紀》的訛誤或傳抄錯誤、失載予以校正與補充。
三是秦國早期制度。以往學界對此問題的研究不僅較為散亂,而且存在薄弱之處。此書首次集中考察了秦襄公至出子時期的11種秦國制度,詳細考索了各種制度的內容、特點與淵源,對秦制度史研究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學術意義。
四是秦始封地與秦國早期都城。本書對非子(秦嬴)的秦邑、西垂(西犬丘)、秦文公所居都邑汧渭之會、平陽、雍城的年代、地望等,都做了細致的考證與解讀,提出了一些獨到的見解。例如,書中認為,非子秦邑的地望,隴西秦亭秦谷秦邑說見于《漢書·地理志》,與先秦考古發現與先秦制度記載存在諸多矛盾;清水縣城以東、以西都沒有發現與非子的秦邑相符合的遺存,清水李崖遺址不是秦邑。汧渭之會秦邑說見于《史記·秦本紀》秦文公時,擁有文獻記載的優勢,亦需要加強考古工作以證實。又如,該書重新探研秦都雍城的年代,得出重要的結論:秦德公初居大鄭宮,大鄭宮只是離宮別館。秦德公、秦宣公、秦成公仍以平陽為正式都城,并葬于平陽。秦穆公初年,始將雍城作為正式都城,秦穆公至出子葬雍。自秦穆公初年遷雍(秦穆公元年為前659年)至秦二世三年(前207年),雍城作為秦都約有453年的歷史。以上創新觀點不僅對于重新認識秦國早期都城具有重要的價值,而且對今后的田野考古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五是秦國早期陵墓。此書融合歷史文獻與考古資料分析了秦國早期陵墓,對大堡子山秦公墓、雍城秦公墓的墓主提出獨到的見解,對其他秦公墓的位置亦有所考證。此書論證大堡子山M2、M3墓主人分別為秦襄公及其夫人,秦文公葬于西山即陳倉縣西北秦陵山(今寶雞市陵原),秦武公、德公、宣公、成公葬于平陽,秦穆公至出子葬于雍城。這些觀點頗為新穎,對今后的考古工作將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六是秦國與戎人的關系。此書通過歷史文獻與豐富的考古資料,揭示了秦人與戎人的戰爭、共處與融合,曾采取過多種多樣的手段。尤其是對臣服的戎人采用優撫,允許其保持文化上的自主。戰國、漢代人們對秦人戎人關系的評價存在許多不準確之處,“秦與戎翟同俗”之說屬于山東六國對秦國的敵愾與誣蔑。秦國處于西土,海納百川,秦文化包含多種文化因素,不宜以某點貶斥其戎化。
總之,在研究內容上,《秦國早期歷史之重構》以秦國早期歷史的重構為中心,將傳世文獻、出土文獻與考古資料相結合,從族源、文化、遷徙、年代、事跡、都邑、陵墓、制度、秦戎關系等方面,揭示、再現了秦國早期建國與演變的歷史。作者認為秦人族源由大駱、嬴族、商奄遺民、秦戎等混雜構成,文化來源初以商文化為主,對秦襄公獲封、封疆及秦文公遷汧渭之會的考證,對秦襄公至出子時期秦國各項制度的綜合研究,對秦國早期都城和陵墓的研究新得,秦與西戎的交融方面,多有個人創見,研究成果具有原創性和前沿性。這些見解反映出程平山的研究視野寬闊,學風嚴謹,研究方法符合學術規范,其研究與重要觀點建立在翔實的歷史文獻、考古資料的基礎之上,論述全面周詳,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結論可信。該書是對秦早期歷史的跨學科跨領域的研究成果,有益于推動多學科多領域研究的深入,將在秦國歷史研究、秦文化考古領域產生深遠的影響。
(作者:張天恩,系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西北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