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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邦是當代詩壇70后小說家、詩人的代表之一。他陸續出版有小說集《再見，甲殼蟲》（2004）、詩集《體內的戰爭》（2009）、詩集《憶故人》（2011）、隨筆集《潛行者》（2014）、隨筆集《附庸風雅》（2014）、詩集《伐桐》（2019）、小說集《少年游》（2020）、詩集《止酒》（2023），擅長與大師經典對話及明暗“互文”，涉及的話題及領域異常駁雜與豐富，誠如詩評家陳義海稱其文學創作體現了“雜食主義者”的廣博與深邃。他的“雜”體現在文體之豐富及立意之廣泛。從小說、隨筆、雜文、評論再到詩，組成了他的“雜家”特征。這種“雜”也成就了“百科式”、博識型作家寫作“互文”和思想互滲等藝術特點。

不久前育邦新出版的《紙山：關于文學的對話、漫游與讀札》作品集，便是互文性、駁雜性的寫作景觀的“互文”體現，囊括了對話錄、評論、散文、雜文等多種文體，多種不同類型的文本“雜燴”建構了他的互文寫作實驗與探索。小說、隨筆、散文、對話及訪談等不同文體的紙上“漫游”，也彰顯出作家的綜合素養與知性追求。與其說這是育邦的創作，不如說是育邦與同時同地生活在“世界文學之都”南京的詩友之間的思想“串聯”與互訪。它既可以視為一本育邦作為主角進行對話的文學現場文本，也可以作為理解作家育邦和同時代“互文”影響詩友的“伴隨文本”。

該書呈現了育邦寫作追求的幾個維度。首先，傳統性與先鋒性交織、拼貼，構成了該書的“互文”特征。從多篇文章的題目不難發現他對文化傳統的珍視與致敬。如《我們這個時代還是需要“詩言志”》《志怪的傳統與現代表達》《揚州三疊》《高山流水遇知音——讀郭平長篇小說〈廣陵散〉》《瞧，那個賞花沽酒的人——津渡詩歌讀札》等，合宜的傳統性的古典話語及命名，與現代文學的知識話語交融、交織，生成了育邦在這兩種相對觀念中的互文對話與跨文本寫作。

然而，他并不止步于對傳統性的古典話語的認同和繼承，還通過先鋒性現代文學觀念影響下的批判與反思，生發了異質化、陌生化的文本覺醒。在上海的古鎮中，他仰望滿天繁星，思緒卻瞬間跨越至《小王子》的夢幻世界（《玫瑰，狐貍及小王子》）。黃山那濃厚古樸的氛圍籠罩之下，他捕捉到艾略特與李白超越時間界限的詩意共鳴，串聯起他們的詩歌精神，表達了對兩位文學巨匠的深深敬意（《無名的匠人——南陽黃山遺址隨想》）。他從“鑒真的眼淚”出發，歷經“文章太守揚州慢”的描繪，最終抵達“去石濤墓園”的沉思，展現出跨越時空的文學對話與融合（《揚州三疊》）。在先鋒文學熱潮逐漸消退的當下，育邦依然堅定地保持著“自我的革命者”的姿態，在文學體裁的不斷“跨文本”嘗試中，充分展現了他的先鋒探索與實驗精神。

其次，經驗性與超驗性并存，共同構筑了駁雜、深邃的“互文”圖景。在第一篇章《讀家對談》中的一系列對話錄中，他堅定地建構起自己的文學思想立場，使自身的認知思維得以重返語言表意與本土文化詩性精神及哲理內涵的深度融合之中，實現了生命處境的經驗感知與廣袤無垠的超驗世界的對話和融通（《自媒體時代的寫作》）。第二篇章《蹇驢嘶》主要以散文、隨筆、雜文的文體為主，收錄了育邦游歷各地的所見所感，其命名靈感直接汲取自宋代詩人蘇軾《和子由澠池懷舊》中的“蹇驢嘶”，象征個體生命行旅中的艱辛而嘶啞的現實處境，簡短直接卻鏗鏘有力，既富有鮮明的視覺與聽覺意象，又呈現育邦文學經驗與人生超驗的感悟與理解。第四篇章《詩與思》中，展現了現實“他者”如何超越經驗的規訓，以超驗性的心靈直觀與文化祛魅，探索現代人在當代、當下的主體認同，實現時代精神的敏銳勘探以及審美自覺（《詩人三件禮物》）。

最后，在本土性與世界性的維度上踐行“互文”寫作企及的高度和意境。深植于江南的地方性的沃土，從中汲取了地域文化的豐富滋養，《高山流水遇知音——讀郭平長篇小說〈廣陵散〉》《草木之心，翱翔之志——讀津渡〈草木之心〉〈我身邊的鳥兒〉》《瞧，那個賞花沽酒的人——津渡詩歌讀札》，此類文章呈現了他對友人作家的“凝望”與友愛，也更體現了對本土性文學的深摯情感。提到“江南文學”，他又顯得極為理性和客觀，不是一味地肯定和認同，更多地滲透了他的命名憂慮和理性反思。他說：“我們今天談論江南，并不是要‘躲進小樓成一統’，回到古典的江南之中。而是在現實的土地上，發現、擦拭、書寫一個現代性的江南。這種現代性的江南將包含著對古典江南的致敬、揚棄，同時包含著與現代生活場景及現實存在的聯結、平衡與融合。”（《何以謂江南？——現代語境下的江南文學》）地方性文學不僅屬于本土、傳統、古典，更是它與世界、先鋒、現代相交織、融合和“互鑒”，這也是南京作為“世界文學之都”意義上的新江南性及“江南文學”理念與探索。

學者丁帆在該書序言中寫道：“無疑，詩人和一切從事文學的人，都會在世界和中國面臨著文化語境困惑中，在價值觀嚴重分裂的狀態下徘徊，如何處理這樣一個兩難的抉擇，的確是一個莎士比亞式的詰問。”可見，作家寫作要朝向傳統、本土，也要面向現代與世界。育邦沒有被桎梏在創作者的“影響的焦慮”中，而是勇敢地正視西方現代文學，將博爾赫斯視為“世界文學”的代言人，承認自己的創作也深受其強烈的虛構風格的影響，他對卡夫卡、馬爾克斯、艾略特、希尼等經典大師作品風格借鑒和使用信手拈來。從本土性、民族性的深厚土壤中生根發芽，他從容不迫、優雅自如地探討諾貝爾文學獎、重讀普希金，對龐培、安德烈·紀德以及布魯姆的文學理念深度置評，在豐富的、駁雜的對話、互文的寫作中彰顯了他所倡導的“自由開放、兼容并包”的現代創作理念，也注意到作家應及時、自覺地拓展世界性、現代性的寫作視野。

質言之，“漫游”在多種文體、多個作家、差異風格的《紙山：關于文學的對話、漫游與讀札》，展示了“雜家”育邦更多維、鮮活的“互文”宇宙，形成了復雜多變、風格迥異的當代文學書寫中的作家思考和“跨文本”探索。他深情“凝望”時代，又刻意保持距離，更是對“詩人和他的時代”以及那些“沒有名字的東西”的思想發現和理想擔當。“紙山”為名，文學為媒。他讓傳統與現代對話，在本土及世界交錯、融通的“互文”寫作中，展示當代作家的文化自覺與創新“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