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賈平凹是一位介入現實能力極強的當代作家，在他的長篇小說《河山傳》中，我們看到了農民進城后面臨的種種困境和挑戰。在時代大潮推動下，農民涌向城市，希望在城里扎根。盡管生活環境發生了變化，但他們為生存奔波的本質并未改變。《河山傳》中的人物在城中“繞樹三匝”，最終找到了可以依附的“枝干”，那就是城市提供的工作機會和生存空間。《河山傳》可以看作是新時代中國城市文學的人民傳記，它真實記錄了普通民眾在城市化進程中的喜怒哀樂、夢想和掙扎。這部小說也折射出當代中國作家對于城鄉態度的微妙變化。作家不再簡單地批判城市、贊美鄉村，而是開始關注城鄉之間的復雜互動，以及這種互動給人們生活帶來的影響。“文學也有不變的東西，不變的是文學與現實密切關系的傳統，這個強大的傳統與百年中國特殊的歷史語境有關，與作家介入現實的情感要求有關，這同樣可以看作是中國文學經驗的一部分。”（1）賈平凹的小說創作與急劇變化的社會現實保持了緊密的聯系，這形成了賈平凹小說創作的重要傳統與鮮明特征。2022年春到2023年夏，賈平凹完成了長篇小說《河山傳》的創作。作家從1974年開始發表作品至今，把近50年的中國城鄉歷史發展納入小說，真實反映了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城鄉的巨大變化，揭示了中國式現代化逐步展開的歷史進程。

一

鄉城流轉：農民進城的空間重構與身份認同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民進入城市既是城市化的必然結果，也是社會現代化的必然要求。20世紀90年代起，農民涌入城市，數量巨大的進城務工者為城市提供了充足勞動力，促進城市快速發展。“據統計，1994年中國農民工數量為6000萬人，1999年高達8200萬人，2000年達8440萬人，到2003年已有1.14億人。”（2）數以億計的農民進城后的生活、情感與精神狀態為當代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創作資源。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反映農民進城的小說成為當代中國文學創作的重要題材之一。作為一位對農民生活與鄉村未來極為關注的作家，農民進城這一題材自然也引起了賈平凹的興趣。賈平凹的長篇小說《高興》反映了農民劉高興在西安的工作與情感生活。《河山傳》從《高興》結束的地方開始，反映了農民洗河從一個農民打工者到企業管理者的傳奇經歷，真實地描述了農民進城后面臨的核心問題，即如何在城市空間中重新定位自我，建立新的身份歸屬，在城鄉對比和身份問題之間找到平衡點。小說也揭示了農民市民化的必然趨勢，探究了這一過程中農民群體面臨的社會心理挑戰，為讀者提供了一個全新視角，也展現了賈平凹創作的現實銳度和人文深度。

大城市的快速發展攪動了原本寧靜的城鎮和農村，林立的高樓、寬闊的馬路、喧囂的人群、閃爍的霓虹燈，吸引著眾多農民來此打拼。20世紀90年代起，西安也開啟了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城市化為農民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兼以城鄉二元化管理的松動，大量農民得以到西安謀生。《河山傳》的前言寫得怪異荒誕，來源于2020年網絡上流傳很廣的一個段子：一個農村小伙進城打工，奉命在老板修建的秦嶺別墅里當保安。日子久了，這位農村小伙和保姆結為夫妻，養育一女。老板遭遇變故突然去世，其兒子從國外歸來繼承公司產業，并娶了保安與保姆的女兒，保安和保姆遂以岳父岳母的身份住在別墅，成了名正言順的別墅主人。這個段子之所以流行，是因為它表達了國人追求一夜暴富的潛意識。段子省略了故事本該包含的內容，也就是人的艱辛奮斗過程，僅余吸睛笑點。《河山傳》則通過農民洗河從陜北崖底村到西安打拼的故事，描寫了段子背后那些被省略的艱辛與曲折。改革開放后，一些不甘受窮的農民懷著對美好生活的憧憬進入城市。以洗河爹為代表的那一代農民到西安后，從事的都是強度大、風險高、薪水低的工作，比如在工地搬磚、收廢品、卸水泥等工作。他們雖然掙了些錢，也付出了巨大代價。洗河爹是不小心從腳手架上掉下來摔死的，還有被電死的、被汽車撞死的、累死的、出事故死的。如果說最先進入城市的那一代農民還有以上提到的“較穩定”的職業的話，當城市無法提供足夠多的崗位吸納進城農民時，那些沒有穩定營生的農民便多以打零工為生，如發宣傳單、在網吧值夜班、在游戲廳做暗哨、噴刷違法小廣告、在理發店當門迎、在鬼市擺攤、做火鍋店洗菜工、收保護費等。他們生活困頓，得不到尊重，并沒有過上想象中的美好城市生活。陳平原在《想象都市》中說：“拿文化來說，要講新奇、怪異、獨特、創造性，以及文化融合，城市無疑在鄉村之上。大量生活習慣及知識背景不同的人群，離開鄉土而涌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乃一個時代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標志。”（3）也有論者注意到人們對城市的另一種解讀：“城市本身卻被看成負面的，有時是貶義的。在現代中國的文化想象中反復浮現的城市是腐朽與墮落之源，是淫亂、道德淪喪之地，對不諳世事的年輕人來說是危險的陷阱。”（4）對于城市文明的看法莫衷一是。而《河山傳》力求真實描繪進城農民的生活經歷，揭示他們的艱難與困頓、所得與所失，傳達進城農民的利益訴求。這部小說的最大價值就在于，“知識分子在何時都應該關注社會的弱勢階層，讓他們的利益訴求通過各種不同的渠道表達出來”（5）。值得注意的是，賈平凹對進城農民的困頓生活表達了深切的同情，但他對城市并沒有使用道德化的批判，而是展示了城市與農村不同的生活邏輯。對于進城農民來說，他們被拋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他們所習得的生活經驗與生活技能完全失效，他們需要重新學習城市生活技能，習慣城市生活邏輯，這對他們來說絕非易事，因而他們在城市的茫然無措、進退失據便有了出處。不過，當他們適應了城市之后，他們也會獲得較好的發展。

賈平凹既寫了農民進城后的失敗、心酸與痛苦，也寫了洗河進城后的成功、喜悅與幸福。洗河雖然在進入城市后受盡嘲諷與屈辱，然而他很快便融入了城市。洗河是陜北崖底村一位農民的孩子，他腳生六趾，一雙腳有十二個趾頭，異于常人，因而不被父親喜歡，常常遭到父親毒打。因為與父親關系不好，他把父親的話視作耳旁風，這就形成了他叛逆的行事風格。洗河不想上學，他練彈弓打麻雀樸鴿，指哪打哪，彈無虛發；他喜歡騎自行車，攆雞追狗，沒有正形；他不愿意干農活，便買了爆米花機開始自食其力。洗河擔任護林員后，對護林工作敷衍塞責，導致發生山火，他擔心被追責便逃出崖底村，稀里糊涂逃到西安，開始走街串巷做爆米花生意。洗河雖然行事乖張，然而心地善良，有同情心、正義感，也善于思考。他拾到羅山的名片后想見羅山，便做了一塊“到了西安，就找羅山”的標語，希望被羅山看到。羅山招工時碰巧看到這條標語后便收留了洗河，在考驗洗河之后讓他去伺候老爺子。洗河樸實憨厚，與老爺子相處融洽，讓羅山消除了顧慮。在處理翠華路工區車禍事件時，洗河展露出機靈、干練、膽大心細的辦事風格，受到羅山的賞識，開始跟隨羅山。洗河后來升任羅山公司的中層干部，成為羅山倚重的左膀右臂，最后被派去秦嶺看管花房子，并與保姆梅青結婚。

反映農民進城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現象，從1949年初至今，農民進城始終是當代作家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農業合作化時期的小說就觸及了這一問題。趙樹理的《三里灣》、周立波的《山鄉巨變》、柳青的《創業史》、康濯的《水滴石穿》《春種秋收》等，都或隱或顯地反映了農民進城這一現象。不過合作化時期的小說是從城鄉平等、城鄉相互促進的視角表現農民進城問題，城市雖然比農村先進，但農村也是青年人可以建功立業的、富有意義的空間。“在傳統社會主義時期的城鄉敘事中，鄉村的確落后，但并不無知愚昧；她的美德不是傳統的忍讓謙和，而是自力更生的勞動創造……同時，城市的確更發達，但并不喧囂、俗氣；那里驅使人們忙忙碌碌的并不是個人的勃勃野心，而是讓人充滿自豪感的共同事業；在那里，長長的流水線、快速的火車和高大的煙囪成為詩意的象征。”（6）改革開放后，作家們更是持續關注這一問題。路遙的小說《人生》《平凡的世界》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路遙從傳統與現代、落后與文明的角度表現城鄉關系，反映了農民進城的艱辛。21世紀初的打工文學與底層書寫，反映了打工者在城市生活的艱難與辛酸、傷痛與毀滅，揭示了鄉村在城市燭照下的失落與尷尬。“為什么中國會出現打工的這么一個階層呢，這是國家在改革過程中的無奈之舉、權宜之計，還是長遠的戰略政策，這個階層誰來組織，誰來管理，他們能被城市接納融合嗎？進城打工真的就能使農民富裕嗎？沒有了勞動力的農村又如何建設呢？城市與鄉村是逐漸一體化呢，還是更加拉大了人群的貧富差距？”（7）賈平凹在小說《高興》中對農民進城持有一絲憂慮，但他整體上還是對農民進城保持了樂觀態度。對農民進城這件事情的看法，我們有時過于概念化，往往從單方面去觀察與思考問題，而沒有考慮到問題的另一面。賈平凹的《河山傳》寫了農民進城的曲折與艱難，但是也寫了農民城市化過程中的成功者。對進城農民來說，城市不是一個排斥性、壓抑性、無意義的空間，而是一個包容、溫暖、有希望的，可以實現更大人生價值的空間，城里的月光同樣可以溫暖進城人的心房。

二

城鄉互觀：西安生活圖景與文化空間生成

賈平凹是一位擅長描寫農村、反映農民生活變遷的當代作家，然而賈平凹對城市也保持了相當的關注。賈平凹的城市小說大都以西安為背景，反映了從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20年代初西安的變化，呈現了中國城市現代化的進程。

中國式現代化進程有力推動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極大改變了中國城市的面貌，中國的城市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表征。“經典城市現代性，在現象層面，是指全國各個城市的面積不斷增量，寫字樓、立交橋紛紛拔地而起，現代化居民區、豪華別墅群、主題公園、機場等各類建筑競相紛呈，城際高鐵、高速公路、市內軌道交通迅猛發展。”（8）西安作為中國西部的中心城市，在20世紀90年代便開始了較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城市規模、人口數量、城市面貌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河山傳》以羅山公司的擴大成長反映了西安城的擴大成長。羅山是西安的一個企業家，他除了經營房地產公司外，還經營煤礦、印刷廠、酒廠、塑料制品廠、運輸隊等多個公司。羅山先是在翠華路開發房地產，后到永寧路澇洼村、小甘寨、萬寧路，一直開發到路井村，最后中標秦嶺環山路項目工程。從羅山公司的業務軌跡來看，從20世紀90年代起，西安的現代化進程不斷加快，西安城一直在擴張，從二環路修到三環路，然后擴展到西安繞城高速以外。21世紀以后，繞城高速外的長安區、浐灞區、西咸新區都已經與西安市區緊密接壤，連成一片。西安城區人口已經突破1200萬，城市面貌發生巨大變化。長安路、南大街、朱雀路、解放路、東大街構成了西安的總體框架；西安火車站、民生百貨、西安金花大酒店、西安飯莊等成為西安的地標；陜西電視塔、中鐵西安中心、永利國際金融中心提升了城市的天際線；大唐不夜城、鐘樓等地成為西安最具名氣的旅游首選地；曲江新區、浐灞國際港、西高新科學園和產業園成為城市發展的新引擎。城市的發展催生出各種職業，容納了各色人等，共同組成了繁華的西安。“對于更年輕的作者來說，城市已經內在于我們，我們需要做的是，我們是否能夠找到足夠有創造力的文體和語言，來形塑我城、你城、他城。”（9）西安已經成為西安市民的家園，賈平凹寫出了西安城與西安市民的內在聯系，刻畫出西安市民心中的西安形象與西安個性。

更為重要的是，《河山傳》描寫了不同人對城市的奇特感覺，寫出了人與城的關系。小說一開始便描繪了從西安打工回來的崖底村農民劉長為對城市的感覺。劉長為在西安總感覺不踏實，他經常操心自己地里的莊稼，對西安他一直懷有一種陌生感與疏離感。劉長為很為自己的城市經歷感到驕傲，但他在西安感到寂寞與孤獨，他在西安沒有歸屬感，一娶上媳婦就不去西安了。洗河來到西安后發現，西安的街道寬闊筆直，縱橫交錯呈井字形，他感覺西安非常大，超出了他的想象。洗河因為護林失職從家鄉逃出來，因而對西安懷有一種親近感，他去過鼓樓下、北大街、西城門、西大街、文廟、南大街、城墻等地，見過洋人，他還要去咖啡吧、酒吧等，看看那里有什么。“洗河說：‘哎呀，城里的色彩和農村的色彩不一樣啊，風吹過來的味道也不一樣。’羅山說：‘西安好吧？’洗河說：‘好呀好呀，我現在就想西安。’羅山說：‘你就是在西安了呀。’洗河說：‘在西安了還想西安嘛！’”（10）這段有點拗口的對話表現了洗河對西安的獨特感覺，洗河雖然也對西安充滿了驚羨感，但他對西安又多了一種踏實感，而不再有那種疏離感與孤獨感。“中國大多數作家盡管生活在城市，似乎還沒有認真消化城市這個日新月異的龐然大物，還停留在西方文學對城市所持的批判與反思的舊模式中。這只是對城市的一種想象性的書寫，是表面化、膚淺的。”（11）洗河在城市的生活經歷中增長了見識，人便不再猥瑣局促，而變得灑脫、干練、平和與自信起來。“我洗河從崖底村走出來啦，到城里來啦！在城里，有人說它朝氣蓬勃，有人說它骯臟混亂，但我就是興奮，莫名地興奮啊！我給你說，我不聽‘農民工’這個詞，進了城就是城里人，就是在城里工作的人，為什么前邊要加個‘農民’二字呢？”（12）坐了飛機的洗河發現，地面和云層之上是兩個世界，正如過去和未來以當下銜接。

城市是現代化的產物，城市生活是開放的、文明的、先進的，并不是罪惡的淵藪，也不應是被譴責的對象。《河山傳》揭示了城市現代化的必然趨勢，正是人們對現代生活的追求、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自我價值的實現，推動著城市的不斷發展。農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也使得他們從鄉下奔向城市。現代化城市的運轉有其內在邏輯。“現代化是以城市化和城市現代化為依托的，城市化集中表現為現代化的過程和結果，但是，現代化需要通過現代性的社會實踐來創造可持續的發展，現實的解釋就是：讓更多的人獲得和享受現代化的成果，是現代化可持續的核心；現代化的概念是隨著工業文明的產生而出現的，而且這個概念是世界性的。”（13）從世界上城市的現代化進程來看，城市的現代化進程并沒有統一模式與路徑，中國城市的現代化必須以中國國情為基礎，中國城市的現代化更重視共同富裕和全民幸福。在城市現代化的進程中，必須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符合中國國情的、為全體中國人參與共享的城市現代化道路，也就是中國式的城市現代化，進而促進國家的整體現代化。

三

“西安敘事”：現代性語境下的地域書寫與人的超克

中國式現代化與中國城市現代化的關鍵在于人的現代化。《河山傳》揭示了城市現代化過程的艱難與曲折，其原因在于人的現代化的艱難。小說反映了西安在城市化進程中的種種問題，揭示了人性的弱點，也顯示了人的現代化的迫切性與艱巨性。

賈平凹通過洗河的成長經歷揭示了國人的一些精神弱點與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識。洗河的父親長得一表人才，但他自命不凡卻又毫無能力，對妻子與孩子都缺少責任感，認為自己生不逢時，所以經常打老婆孩子出氣。樓生茂勤勞樸實，有時也見利忘義，因為偷建筑工地上的鋼筋而送了性命。羅山本來是一個成功的商人，完全可以在商界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然而“富了就要貴”的傳統思想，讓羅山拿出一千萬元買了個政協委員的虛名。作者通過洗河在西安的經歷描繪了西安城里的眾生相。有的進城農民為了發財，把道德拋諸腦后，賺昧心錢。水工祁志寶為政協原主席范重九維修浴盆，他發現浴盆下藏著一個裝有50萬美元的塑料袋子，這美元是范重九當開發區副主任的兒子范煒藏起來的。祁志寶于是就以手頭緊為由，屢次向范重九“借錢”。范重九的錢固然是收受賄賂的不義之財，但祁志寶的“借錢”有乘人之危之嫌，并不光明正大。陳會員未發達時在縣城賣蒸饃，他秘不示人的絕招就是用硫磺把蒸饃熏白，他的蒸饃大受歡迎，使他攢下了第一桶金。同時，他還好色成性，結過三次婚，還在外包養女人。商人熊啟盤表面上堅持自己的原則，實際上卻見利忘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的第一桶金是在鄭州培訓一批年齡幼小的孩子當小偷得來的。“早晨，我放他們去火車站、長途汽車站、公交車停靠站，晚上都回來了，我統一分配。我就是有了一筆錢，回西安辦了典當鋪，慢慢才到了今天。你得想辦法尋錢呀！”（14）他以典當生意為幌子放高利貸，甚至為了催債而干出綁架人質的事情。外表美艷的呈紅原來是一個臨時工，通過與技術員鞏丁儉的婚姻來到西安，后與一個健身房教練結婚，沒過幾年又與鄭秘書長同居，鄭秘書長一出事，呈紅立馬就忘了鄭秘書長，帶了一個小男友住進了別墅。呈紅還倚仗鄭秘書長的權勢，讓羅山把別墅的中院贈給她。只要能占便宜，無論大小，呈紅都不會放過，就連羅山父親東院別墅中的青菜、水果都要拿。呈紅的身份多次變化，不變的是她對金錢的占有欲。呈紅是一個沒有原則、依靠身體資本賺取金錢的人。呈紅等人生活在現代城市，但還沒有形成現代人格，他們沒有達到現代人格所具備的獨立、自主、自覺、自由狀態。賈平凹的《河山傳》呈現了改革開放40多年來人們的生活變化與精神變遷，是對一個時代的珍貴記錄。

“現代性的物質化進程決不單單是自己孤獨地前行，它毫無疑問將現代人裹挾其中，并驅使著現代人不斷地品嘗和回味這個歷史性的現代性浪潮。這就是現代性激發的體驗。現代人和現代性進程之間就存在著這樣一種互動的復雜的經驗關系：現代生活鍛造出了現代意義上的個體，鍛造出他們的感受，鍛造出他們的歷史身影；同樣，這個現代個體對現代生活有一種前所未有的復雜想象和經驗。”（15）《河山傳》的兩位主人公洗河、羅山也還沒有形成完全意義上的現代人格。經過城市生活的磨煉，洗河的意識、眼界、格局都非在鄉下時的那個洗河可比，但洗河也還沒有形成獨立、自由、自主、平等的現代人格。洗河對羅山的感情既有員工對公司忠誠的現代因素，也不乏對羅山的一種知恩圖報的“義仆”情節，一種“士為知己者死”的傳統心理。洗河缺乏獨立人格，對羅山的一些錯誤行為他不加分辨地堅決執行，敗壞了公司制度與社會風氣。羅山有能力、有格局、有魄力、重義氣，賞罰分明，但他狡猾詭詐，做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不斷地向政府官員行賄以換取個人利益。他作風霸道，不容手下人發表不同意見。羅山作為西安排行前五的民營公司董事長，沒有在公司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公司決策全靠經驗、運氣，執行靠行賄，這樣的公司管理一定會出現嚴重問題。而羅山的偶然死亡看似偶然，也有必然。駱曉婷與男朋友毫無現代意識，他們缺少平等、獨立的人格，一旦二人鬧矛盾，往往肆意傷害對方，從不為對方著想。“我不好過也不讓你好過”的心理讓駱曉婷縱身跳樓，既傷害了自己，也砸死了羅山。羅山的突然死亡預示著：如果沒有人的現代化，城市現代化的成果也難以真正為多數人共享。社會的現代化推動人的現代化，而人的現代化促進社會的現代化。賈平凹對社會現代化與人的現代化之間的背離進行了思考：我們的社會還沒有建立起一套公正、公開、透明、可監督的體制機制，權錢交易、權色交易大行其道，暗箱操作屢禁不止。社會現代化與人的現代化有時并不同步，在社會現代化的同時，必須推動人的現代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開啟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歷程。《河山傳》通過曲折的故事情節和復雜的人物命運，揭示了社會變遷過程中的陣痛與曲折。賈平凹的《浮躁》《秦腔》《高興》《河山傳》等長篇小說真實地反映了中國城鄉的現代化進程，揭示了現代化與城鄉變遷的內在關聯，展示了現代化進程中城鄉之間的關聯。“現代化進程是城市文學產生的背景和驅動力，城市文學是現代化敘事的主要載體。將現代化敘事置于城市文學的語境中考察，可以透過具有代表性的形象、主題及敘述方式，對城市現代化進行具象化、藝術化的呈現與闡釋。”（16）賈平凹的小說內含濃郁的悲憫基調，在對小人物命運書寫中傳達了作家一貫的人文關懷。作家通過塑造洗河、羅山、呈紅、熊啟盤、鄭萬泉等這些既平凡又猥瑣的蕓蕓眾生的形象，觀照城市變化、描繪城市精神、捕捉時代細節，從而豐富了當代中國城市文學的書寫。賈平凹敘述了時代之下中國城鄉之間個人命運的波折轉捩，不僅展現了時代風云，透射出20世紀末期以來中國式現代化的恢弘進程，也凸顯出蕓蕓眾生的生存本相、人際關系的深刻轉變、現代化變遷中的靈魂戰栗，體察獨特，寄托深遠。

注釋：

（1）孟繁華：《新世紀文學二十年：長篇小說的基本樣貌》，《南方文壇》2021年第1期。

（2）隋曉明：《中國民工調查》，第2頁，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

（3）陳平原：《想象都市》，第74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

（4）張英進：《中國現代文學與電影中的城市》，第12頁，秦立彥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5）蔡翔、劉旭：《底層問題與知識分子的使命》，《中文自學指導》2004年第3期。

（6）薛毅：《鄉土中國與文化研究》，第455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

（7）賈平凹：《后記（一）》，《高興》，第446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8）羅成：《作為方法的廣州——中國城市的現代化問題》，《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

（9）楊慶祥：《去掉“一座城”的偽裝》，《人民日報》2014年5月14日。

（10）（12）（14）賈平凹：《河山傳》，第27、79、56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23。

（11）王德領、楊岸青：《中外文學中的城市想象》，第52頁，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

（13）程永新：《一個人的文學史》，第89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15）汪民安：《現代性》，第47-48頁，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

（16）盧楨：《新時期以來中國城市文學的現代化敘事》，《中國社會科學》202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