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瑞說符《我們生活在南京》:世界科幻的中國情懷
對于大多數中國作家來說,西方科幻文學作品制造了“影響的焦慮”,也成為“經典的規約”,而《我們生活在南京》極為可貴地呈現了世界科幻的中國情懷。
95后作家天瑞說符所創作的網絡科幻小說《我們生活在南京》講述了無線電愛好者白楊與21年后的少女半夏建立聯系、跨越時空攜手拯救世界的故事。筆者認為,該作品擁有“心事浩茫連廣宇”的中國式科幻底色,構建了具有戀地情結、迎合中國審美的地方鏡像,傳遞了具有中國科幻新浪潮特征的回溯哲學,讓網絡文學真正連通了中國人的精神血脈。
《我們生活在南京》是一部以城市南京命名的小說。南京,這樣一個具有本土化特色的地理坐標,為以星海漫游、時空穿梭、機械科技為特征的“硬核”科幻風涂上了一抹帶有日常溫情的人文底色。在地理學家段義孚看來,戀地情結便是“人類對物質環境的所有情感紐帶”。據此,小說對南京的在地化書寫也存在著明顯的戀地傾向,具有鮮明的主觀意識與情感色彩,強調人類與南京之間的情感關聯與親切經驗。
具體而言,《我們生活在南京》中的戀地情結主要體現在對“感知”與“環境”的書寫中,尤其是視覺系統的構建,能讓讀者時刻能感受到南京的“在場”。小說呈現了一體兩面的“地方鏡像”:一面是2019年的現代城市空間,這里有南京城墻、下馬坊遺址公園、南京博物館等地標景觀,又有校園學生騎車、大爺大媽拎著布袋或者菜籃子等日常人物畫像;而另一面則是2040年后人類時代的“綠色廢土”,這時的南京已被宇宙未知生物“刀客”夷為平地,新街口長滿青苔,逸仙橋早已被堵塞,而唯一的人類幸存者半夏不得不只身應對出沒于黑夜的孟加拉虎。在這樣一體兩面的城市“折疊”中,故事的書寫一面持續積累與南京相關聯的感官經驗,加深讀者對南京的地域印記與親切感受,另一面又通過描繪自然對城市的侵襲,在“綠色廢土”的中式審美中不斷刺激著讀者的感官經驗,在強烈的反差中不斷摧毀又重建讀者對南京的地域想象。
在末日題材的西方科幻小說中,構成末日的原因大多為自然災害、科技異化、外星生物入侵等,因此,末日場景的構建也是具有異質性的,比如荒漠廢土、冰原冰川、地表破裂等自然極端現象抑或異類生物統治人類的極端社會空間。而在《我們生活在南京》中,歷經末世劫難的地球卻呈現出狂野的、生機勃勃的“綠色廢土”景觀,按照作者的話來說就是“反廢土”。“之所以寫個人生存在這個世界里,我是出于一種對美感的考慮。”天瑞說符說。
如果說劉慈欣的《三體》遵循黑暗森林法則,那么《我們生活在南京》的核心邏輯就是時光慢遞三定律。在小說中,2019年與2040年的跨時空對話是憑借一臺Icom725短波電臺完成的,白楊通過時間膠囊、跨越20年光陰為半夏寄送物資。天瑞說符便是這樣別出心裁地運用“回溯”的時間因果律,讓小說情節在線性時間的閉環結構中緩緩展開。
當然,所謂的“回溯”并不囿于網絡科幻小說情節層面的新奇,更存在于其背后折射的哲學內涵,這便是作為哲學觀的“回溯”,即“看的恐懼”——在末日時刻,眼前的世界是陌生的,表面之下隱藏著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怖,人處于幽暗之中而無法逃逸。“看的恐懼”來自外來生物“刀客”高于三維的特殊結構,它能透過2019年攝像頭信息單向傳播的鏈路看到2040年的監控者并鎖定它的位置,這是刀客身上“觀察者等于被觀察者”的鐵律,也是末世情境下人類滅亡的必然。而這樣可怕的、收割人類的刀客之上卻依然有更強大的母體,正如書中所言:不確定果然是這個宇宙中最美妙的東西。
另一方面,基于時光慢遞三定律的“看的恐懼”在時間維度上將讀者代入更加深刻的哲思:在與未來通聯的過程中,信息在塑造現實。我們能否干預未來?這種所謂的“干預”到底是一種自由意志還是宿命論下的一種“想當然”?如果真的能干預,如何體現?其本身是否會成為一個問題?小說嘗試用量子物理學知識與嚴密邏輯將硬核科幻融入末日故事,給讀者留下一系列值得深思的哲學問題。
在敘事藝術方面,天瑞說符用年輕化的筆觸將現實主義寫作與科學幻想相結合,將孤獨悲壯的末世宿命與親切可感的日常生活相結合,重新反思歷史與未來的辯證性關聯,對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精神進行新的勾連。小說塑造了許多生動的人物形象,如主人公半夏、白楊、連翹等,每一個人都有自己鮮活的性格,他們在“拯救世界”這一主線任務之外,也有各自的身份與生活。
小說行文不乏一些幽默、調侃、戲謔的部分,男主人公白楊只是一位平凡的備戰高考選手,故事中時不時有白楊與死黨何樂勤、嚴芷涵打趣說笑的情節,還有白震、王寧、趙博文這3位業余無線電中年愛好者“仍是少年”般的傾盡一切挽救全人類命運的壯志雄心……即使是2040年身處末世的最后一位人類半夏,她在南京這塊綠色廢土上的生活也被書寫得饒有趣味,如床底下的老鼠每晚“吱吱”聲此起彼伏,似開交響樂般;半夏定期出門射箭打獵,在獨自一人的世界里縱情唱歌,等等。
于是乎,日常生活的“輕”消解了末世世界的“重”,《我們生活在南京》關注底層人物,直指小人物與大歷史的內在勾連:對于2019年的白楊及其他人來說,半夏是存在于虛擬空間的;對于2040年的半夏來說,白楊及其他人也是存在于虛擬空間的,但兩個時空的雙方在抵御末世降臨、守衛人類未來這一事件上擁有共同的意志。
此外,《我們生活在南京》所體現的共同體意識是依托于人物的具體生活和情感實踐而存在的。比如,小說呈現的是穿越時空但頗具人文溫情的親切問候,從末日發回現代的第一張圖,滿屏雪花噪點,圖像質量相當糟糕,但小說卻書寫得相當動人:“不知道什么時候,她悄悄地用磚頭石塊在地面上拼出一個巨大的單詞……她在衛星的遙測圖像中,無聲地對20年前的世界奮力高喊:Hi——!”再如,交接密鑰的核工作組長肩負著拯救全人類的恢宏計劃,但他卻說:“拯救那個姑娘,再拯救這個世界。”
總而言之,筆者認為,《我們生活在南京》能有效融合情感自由與理性自律,在堅持網絡性與科幻性的同時,也落回至對“人”的理解與信仰層面上,從而呈現了世界科幻的中國情懷。
最后,當我們在談論“網絡文藝”時,不僅要面對中國當代文學和文化視野,思考其文學價值、文化使命;也要面對文化市場、數字化生產的話語背景,看到其市場規模與業績前景。脫離這些景深,都會使對“網絡文藝”的探討顯得抽象、輕率與武斷。但在《我們生活在南京》這部作品中,我們確實能看到網文作家在新時代的努力與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