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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曾劍長篇小說《向陽生長》呈現出鄉土小說的第四種面目——自在寫作，即用真切之感和悲憫之情回望故鄉和自我成長，將個人敘事和鄉村敘事融為一體、將自我覺悟融入鄉土回憶。具體表現為：第一人稱敘事的采用顯示了曾劍小說創作的自發性的特點和敘事視角選用的策略性；親歷者的敘述姿態和敘述者的多重身份，以一種更加本真或者原生態的樣貌呈現出中國鄉土本來的面貌和作者與鄉土之間的關系；在寫作中流露出對“缺乏”狀態下“鄉村性事”的悲憫和寬容。

關鍵詞：曾劍 《向陽生長》 自在寫作

關于中國鄉土小說的寫作和研究，著名文學評論家丁帆等在《中國鄉土小說研究的百年流變》里作了非常細致且宏觀的梳理，認為“中國鄉土小說是中國新文學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中國新小說中名家輩出、流派紛呈的文體重鎮”[1]。這與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巨變和作家身份特征有緊密的關系，且這種關系一直影響并型塑著中國當代作家的寫作題材和寫作特色。評論家何英認為“上世紀90年代以來，鄉土小說沿著自身的慣性，還在繼續著某種輝煌：以莫言、賈平凹、閻連科為代表，呈現出了鄉土小說的三種面目。莫言以其徹底的‘民間性’理念，將投射在膠東大地上的歷史進行了民間性視角的改寫；賈平凹則以‘反崇高’的后現代路向，集中表現了鄉土基層最為日常化的瑣碎生活；閻連科自‘瑤溝系列’起·····都在《日光流年》之后呈現出了抽象寓言的空洞和概念化”[2]。在續寫鄉土小說輝煌的當然不只有莫言、賈平凹、閻連科，還有很多寫作者用自己的體驗和方式進行別具特色的鄉土書寫，且因其獨特，從而呈現出區別于以莫言、賈平凹和閻連科為代表的這三種面目。新銳作家曾劍的長篇小說《向陽生長》就呈現出另一種鄉土小說的面目：自在寫作。自在寫作是用真切之感和悲憫之情回望故鄉和自我成長，將個人敘事和鄉村敘事融為一體、將自我覺悟融入鄉土回憶的一種寫作方式。

一、敘事視角：第一人稱的自發性和策略性

中國大部分1970后作家背后都有一個回不去卻永遠存在的故鄉，它既是作家創作的精神資源，也一再成為作家回望來路的視野焦點。在創作中，作家回望故鄉的姿態各不相同，有批判，有留戀，有美化······然而，在曾劍長篇小說《向陽生長》中，他秉持一貫的誠意寫作習慣，以“我”的成長為主線，兼及“我”家族四代的發展史，真切地寫出了地處鄂東革命老區紅安的一個普通鄉村——竹林灣人在過去五十多年的生活狀態。

曾劍《向陽生長》既然兼具個人敘事與鄉村敘事、自我覺悟和鄉土回憶，那么小說采用第一人稱敘事視角就是非常自然的了。《向陽生長》中第一人稱敘事的采用顯示了曾劍小說創作的自發性的特點和敘事視角選用的策略性。

一方面，“我”的情感和遭遇與實際作者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重合，或者說作者的寫作在很大程度上動用了真實的故鄉鄉土資源和個人經歷，一如既往地顯示了曾劍寫作的“及地性”“及我性”[3-5]。“我”對故鄉的真實感觀和親身經歷使小說具有濃重的抒情色彩和鄉土意味，營造了一個真實可觸、地方特色鮮明、人情味和粗糲感俱存的革命鄉土世界。“竹林灣”作為《向陽生長》中的故事場所，它既與作者從軍前十八年生活過的大別山小山村存在著高度的相似性和資源性，甚至在那里依舊住著與他血脈相連的親人，小說中的情感也大多真實存在，因此從小說發生學的角度講，曾劍《向陽生長》的寫作是自發、自動的，這就造就了《向陽生長》敘述個人成長經歷的真實性、可靠性和動人之處。

另一方面，“我”在小說里不僅是故事的講述者，也是小說的主要人物，第一人稱敘事視角的選擇也具有功能上的策略性。《向陽生長》講述了“我”如何從一個貧窮的農村少年成長為一個當代優秀軍官，和“我”對養父聾二、親生父母逐漸理解的過程，以及我對鄉村、對生活的觀念的逐漸形成，它可以歸類為成長小說。成長小說不僅指主人公在事業和功業上的進步，更多地是指主人公在認知、心理、精神上等內在品質的提高，而第一人稱敘事在對人物心理內在深刻的把握上無疑比其他人稱更具優勢，這就是為什么很多優秀、典型的成長小說如高爾基自傳體三部曲、《麥田里的守望者》和很多日本成長小說都采用第一人稱敘事的原因。曾劍在《向陽生長》里為了準確描述“我”在成長中對周遭人事變故的高敏感力和我為此產生的心理變化和感情波動，采用第一人稱敘事視角可以達到最好的敘事效果。

二、敘述人姿態：聰明而敏感的親歷者

鄉土小說自誕生以來就出現批判和贊美兩種寫作傾向，一種是“深受魯迅的影響，以啟蒙理性為旗幟，冷峻揭露鄉土社會的封建、落后和破敗，深刻批判掙扎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的愚昧、冷漠和麻木”，一種是“以抒情和審美的眼光觀察古老的鄉土中國，他們詩意地描繪優美如畫的鄉土世界，由衷贊美善良淳樸的生命和人性”[6-7]。無論哪種情感傾向，作者和鄉土之間都呈現出一種清晰的距離感，這種距離感主要是由小說的敘事態度決定的，即敘述人的主觀態度在多大程度上參與了敘事。在以魯迅、臺靜農、王魯彥、許欽文等為代表的對中國鄉土文明持批判態度的和以沈從文、廢名、汪曾祺等為代表的對中國鄉土持贊美態度的鄉土小說中，敘述者多以旁觀者的姿態出現，在敘事中一般不過多加入敘述者自己的態度和情感，主要是通過景物描寫和人物遭遇來表達作者的態度，因而小說所體現出來的態度就非常明晰。

而曾劍的長篇鄉土小說《向陽生長》用第一人稱自敘傳式的敘事視角，以個人成長為主線，對鄂東鄉村“竹林灣”近百年來的世事變遷做了傾情敘寫，作者和其敘述的鄉土之間沒有那么清晰的距離感，因為他自己本身就是鄉土的一部分，他是鄉土生活的親歷者，也是鄉土生活的觀察者。敘述者在小說中具有三重身份：敘述者、主人公、觀察者，三種身份的交織讓作者對鄉土的態度顯得更為復雜，因為沒有故鄉竹林灣，就沒有“我”，不管“我”現在的生活如何現代和文明，“我”和“我”的過去、“我”曾經生活過的鄉土都有千絲萬縷、不可斬斷的關系，那里是“我”所來自，甚至“我”現在的思想和認知仍無法擺脫“我”曾經生活的土地和人群。從作者寫作的當時來說，他的價值觀和態度是屬于文明和城市的，因此，在小說中，敘述者對鄉土的態度可以說是批評的：寡漢麻球的猥瑣、屠戶奇貨的亂搞男女關系、葵花和母親的潑辣、粗俗和小算計、父親的膽小和懦弱以及大部分村民的勢利和生活中難以忍受的貧窮和雞飛狗跳······但是，這里有愛我如子的聾二，有清澈的石橋河，有溫馨如畫的窯上黃昏，有黃燦燦給人帶來希望的油菜花，還有引起我青春萌動的漂亮的新娘······這里的人間煙火養育了“我”，讓“我”懂得美丑、善惡、愛恨等一切基本的人性，給了“我”走向文明和城市最原初的力量。因此，作者的態度不完全是批評的。正是親歷者的敘述姿態和敘述者的多重身份，很難讓小說寫作只傾向于贊美或者批判，而是以一種更加本真或者原生態的樣貌呈現出中國鄉土本來的面貌和作者與鄉土之間的關系，

三、敘事情感：對“缺乏”狀態下“鄉村性事”的悲憫和寬容

無論是在敘述“我”的成長，還是講述同村人的生老病死，還是描述鄂東老區的婚喪嫁娶甚至是村斗的風俗人情，曾劍在寫作中流露出一種對少年四郎、對故鄉父老深深的悲憫之情。

這種悲憫充分體現在他對“缺乏”狀態下“鄉村性事”的寬容中。相對20世紀下半期之后中國文壇上的力比多狂歡，曾劍的小說似乎有點保守，他小說中的愛情一直在夢里、在想象中，一直延續著20世紀前期的純粹和美好，但在他回望故鄉的長篇小說《向陽生長》中，他一反常態，用粗糲之筆，真切地描述了竹林灣的種種缺乏，這種缺乏不僅是物質上的，更有身體上的，最終卻是指向精神上的，由此，他對“鄉村性事”和“缺乏”的描寫也自然而然地具有一種悲憫之情。

在竹林灣，性的日常性首先體現在人們的話語中。“躶日的”簡直就是男性鄉民的口頭禪，日常打趣也是三句離不開性事，而婦女對罵更像是一場“丑事”揭露比賽，誰的聲音大、誰抖的“丑事”多、誰的話語更惡毒，誰就獲勝。這在“我”母親與葵花的日常話語和罵仗中可見一斑。其次性是鄉民生活中唯一的娛樂和安慰：性生活使夫妻暫時忘卻勞作的苦辛和生活的艱難；性幻想是寡漢“麻哥”的自娛自樂；鄉村韻事是鄉民勞作之余的談資和話題。性又是權力、金錢的一種展現。奇貨能輕易地“搞到”那么多女人，不僅是因為他有一個“碩大的襠”，更重要的是作為屠夫他有跟金錢等價的東西——豬肉。婚外性事是鄉村男性的炫耀和驕傲，但它往往是鄉村女子不幸的根源，例如毛小幺和氣蘭的悲慘遭遇。它還是扭轉人命運的關捩，“我”父親從軍夢的破滅就來源于他與“我”母親的一場“干柴烈火”。“我”的成長之痛也是與貧窮和“性”相關。鄉村對性事遮掩和暴露并存的狀態催生了少年“我”對性的好奇，加上貧窮帶給“我”的恥辱感，讓“我”在無人引導的情況下開始了自瀆，進而斷送了“我”上大學的前途。聾二和秀姑的命運也與此相關。在戰爭中失去性器的聾二回到竹林灣度過了他怪異而孤獨的一生。假如他在戰爭中失去腿或胳膊，那他就是英雄，就會獲得榮譽和好的待遇，但在世人眼里，失去性器則是無能的標志，因此，他就只能選擇沉默、孤獨、隱瞞和貧窮。

在鄉村生活中，禁忌和稀缺共同造成了性事表述上的恣肆和躲閃并存，最后造成了少年四郎對性的認知偏差以及成長中的恥辱感。在《向陽生長》中，曾劍通過“我”的成長之痛、眾多小說人物的不幸遭遇敘寫了由貧窮帶來的性的缺乏和對性的認知偏差而造成的人生困境。性本不是壞事或“丑事”，但當它和貧窮結合時，就凸顯了性的原始性；當它和權力、欲望結合時，就露出了性的丑陋；當它和偏見結合時，就釀成了人間悲劇。所以，我們在讀曾劍《向陽生長》時，不應該只讀出“鄉村性事”的粗糲之感，同樣也應該感受到他灌注其中的悲憫之情。

結語

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中國主要以鄉村為主，鄉土成為作家的常見書寫對象，他們對鄉土中國的切身感受和敘述方式多種多樣，不僅出現了以贊美和批評的兩種傾向[6]，也出現了鄉土寫作的三種面貌[2]，還出現了返鄉的“情動機制”[8]，造成這些不同書寫面貌的原因很復雜，既是作家個體鄉土情感體驗的不同，也是作家采用的敘事策略相異。曾劍的《向陽生長》很難用上述的任何一種傾向或面貌來形容或歸類它。正如邱華棟在《向陽生長》序言里寫到的那樣，《向陽生長》“是在鄉村生活背景下，以回憶或講述完成”“是一部陽光之書，一部成長和懺悔之書，事一部在鄉村樹蔭下渴望陽光努力生長，并且終于在陽光下茁壯成才的少年之書，也是一部向《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致敬的書”[9]。他在故鄉和現在的“我”之間自由穿梭，這就是我將之稱為“自在寫作”的原因。

參考文獻：

[1]丁帆，李興陽.中國鄉土小說研究的百年流變[J].當代作家評論 2018（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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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劉恩波.曾劍的小說風景[J].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2）：14-17.）。

[6]陳金晶.批判還是審美——現代鄉土小說的分流與嬗變[J].安徽警官職業學院學報，2017（3）：10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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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張洪艷，逄增玉“情動機制”:21世紀文學中的“返鄉”書寫[J].當代作家評論，2022（5）：4-10.

[9] 邱華棟.一棵向陽生長的書——《向陽生長》代序[M]/曾劍.向陽生長.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