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進入新時代，社會、經濟、文化、科學技術等方面的飛速發展，促生了大眾文藝領域一些特別值得注意的新現象，其中就包括文學的新變。“新大眾文藝”從當下人民大眾文藝生活的巨大新變中應運而生。新大眾文藝激蕩起的浪潮席卷而來，正在重新塑造和影響文藝的面貌，業已形成亟待進一步探討的話題空間。

12月26日下午，由文藝報社、《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和中國作協創研部共同主辦的“新大眾文藝：文本及闡釋”學術工作坊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執行主編李蔚超，中國文聯理論研究室副主任胡一峰，中國文聯音樂藝術中心副主任、《人民音樂》雜志副主編張萌，杭州師范大學教授單小曦，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胡疆鋒，首都師范大學藝術與美育研究院教授許苗苗，新媒體《影視獨舌》總編輯李星文，《人民日報》文藝部理論評論室主編董陽，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碩士生導師、游戲的人檔案館館長劉夢霏，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副教授陳亦水，蘇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張學謙，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王玉玊，中國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員姚利芬，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寫作中心講師耿弘明，中國社科院助理研究員王雨童，中國藝術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危明星等與會學者深入交流了“新大眾文藝”各個面向的相關話題。會議由《文藝報》副總編輯岳雯主持。

研討現場

化被動為主動，迎來柳暗花明

岳雯回溯了“新大眾文藝”討論的起點和基點，她談到，新大眾文藝已經成為當下一個不容忽視的文藝現象，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文學而言，大家突出的共識之一是傳統文學在某種程度和某些領域呈現收縮之勢，而這并不意味著一味的頹勢，應當看到，一些新的文學形態正取代傳統形態漸呈興起之勢；與此同時，寫作者隊伍得到不斷充實，譬如近年熱度上升顯著的脫口秀、微短劇等新的文藝樣態，以及引發較多討論的素人寫作等皆在此列。這一定程度上說明，一種新的文藝邏輯正在大眾文化視野里發揮作用，塑造和影響著大眾文藝的基本面貌。她特別提到新時代大眾文藝不同于以往的特點——人們生活形態的變化使得文藝形態不再滿足于“你說我聽，你寫我讀”，交互性、參與性成為新大眾文藝最為根本、也最為重要的態勢。也即是說，無論創作主體還是接受主體都在發生融合與交互，而探究蘊藏在這些文藝現象之下的邏輯與原因，則為理論研究敞開了空前廣闊的空間，與之相伴隨，文藝話題也如涌泉般層出不窮。

正如印刷術的發明把文學和藝術引向大眾，攝影機出現催生了電影這一大眾化的藝術，廣播與電視將傳播觸角深入到每個家庭……回顧文藝發展歷史，胡一峰認為，媒介技術的參與總是把文藝不斷地推向大眾，“一點也不新奇”，與傳統文藝之間，顯然不存在“線性的替代關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正差別在于“新大眾文藝是在用戶和專業生產的框架內思考問題，是典型的互聯網思維”。由此，胡一峰認為，站在問題意識角度考量，新大眾文藝聚焦的關鍵不在于對精英文化有多少反抗與疏離，而在于如何使渠道更加暢通，去釋放和利用好各個領域的新質生產力，使之真正轉化為時代召喚的文藝作品。

盤點即將過去的2024年，董陽發現，不僅是文學領域，各個藝術門類都存在著一種特別現象。除去文學傳統形態的收縮，在電影領域，年度票房也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在電視領域，以電視臺為載體的長劇正在轉向以互聯網為載體的微短劇；舞臺藝術方面，正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樣，借助互聯網、數字技術尋求破局。觀照整體，各藝術門類都在新技術的挑戰和倒逼下不約而同地“苦苦求生”。近日廣電總局的一項數據顯示，“微短劇用戶已超過點外賣的人數”，一時間，傳統文藝形式面臨的嚴峻挑戰變得更加具象，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新媒介文藝已成為中國人的“文化主糧”。即便如此，董陽認為，面對新大眾文藝研究，價值判斷維度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一環，“新技術的普及連帶著普惠和平等，蘊含著巨大的文化進步”，正是這“很容易被忽視”的面向，從根本上重構了時代文藝的格局，這意味著理解新大眾文藝，要從技術邏輯入手，聚焦到藝術邏輯，才可能理解新大眾文藝的涌現方式、呈現方式、作用方式等，從而使進一步探討新大眾文藝的美學特征成為可能。事實上，面臨文藝，乃至整個人類知識生產的大變局，任何淺嘗輒止或操之過急的傾向都可能將認識引入歧途，“面對新格局，唯有找到自身無法取代的優勢，化被動為主動，藝術創作才可能迎來柳暗花明”。

研討現場

突破審美繭房，構建嶄新話語

習慣觀看短視頻的人們都不會對“三秒鐘原則”感到陌生，這意味著，如果不在開始的三秒之內抓住觀眾注意力，就很可能不得不接受觀眾的流失。對此，張萌不無擔憂，他認為，這類現象的發生絕不僅僅涉及技術層面，而早已深入到人的認知和心理層面，“最典型的例子是長期處于充斥碎片化信息的環境中，人們注意力的閾值悄然發生了變化。注意力不斷被新的刺激打斷，長此以往，難以專注于深度內容形式，而習慣于碎片化的信息獲取方式，還將造成個人乃至整體深度思考能力的缺失。”

“通過改變人類接觸媒介的習慣，新大眾文藝造就了一種新的感性，而這更接近于人的原始感官，也更具身化。”有感于張萌的思考，董陽表達了自己的見解，“面對感官閾值的提高我們或許多少都會感到恐慌，比如對刷短視頻成癮的擔憂，而我們要做的不是杜絕短視頻，而是從改革上發力，通過具備包容性的媒介素養來平衡感官閾值的變化。強調加強文學經典教育也是同樣的道理。”

“新大眾文藝不能做資本和算法的奴隸。”就短視頻等形式推及大眾的機制，胡一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不少形式既離不開資本、平臺和算法，同時又亟待自覺抵制來自它們的控制，這就構成了新大眾文藝發展過程中的內在張力”。鑒于算法已經介入到新興文藝創作生產全部鏈條的現實，他呼吁創作者“保護好文化的想象力和創造力，鍛煉突破審美繭房的自覺，從而為新鮮的審美體驗保留足夠的空間”。

“在今天的時代背景下，文學早已不再僅僅表現為傳統的小說、散文、詩歌、非虛構，文學的文學性已經被打散在碎片中，像《黑神話·悟空》中的大圣殘軀一樣，散布在各種類型當中，文學的邊界也由此打開了。”李蔚超注意到當下文學形態的變化，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相關欄目約稿談起，交流了觀察和感受。2023年，“叢刊”開設了“泛文本研究”欄目，當試圖組織關于《漫長的季節》 《繁花》等電視劇研究的稿件時，李蔚超不無遺憾地發現，熟悉傳統研究話語的學者尚缺乏適應新研究訴求的話語，導致一些重要的從文學、文本出發的研究頻頻“踩空”。同樣的經驗也復現在電影、網絡文學、中國風兒童繪本等“點位式”的約稿嘗試中，李蔚超體會到，“約請新一代學者以中國式文化研究方式展開對于新時代廣泛的文學樣態、文藝樣態研究”的迫切性。就目前實踐角度而言，她認為新大眾文藝研究無疑提供了一種路徑，使得研究者不必先急于去界定新時代層出不窮的新現象，而是先“把它們框起來”，穿過現象本身去討論問題。由此她呼吁更多學科進入到文學研究中來，走出文學本位主義，打破話語的疆界，從迅速流通的文藝現象、大眾狀態中提煉出問題，從著眼于人、落腳于人的角度，展開新的大眾文藝研究。

“面對今天的大眾文藝現象，作為一名文藝理論研究者或文藝批評學者，我們應該做些什么？”陳亦水的腦海中常常盤旋著這樣的追問。“我們的話語建構越來越趕不上技術與藝術現場的發展，往往忽略了對于藝術和人本身最基本的考慮視野，在經濟效益、產業價值面前，甚至喪失基本的分析能力，這才是最亟待改變的。”她從學術倫理的角度闡發了自己的思考，“長期以來，技術決定論和發展主義讓我們對技術的關注超過了對藝術和人本身的關注，事實上，歷史能夠證明，完全依賴于技術、資本的文化產業將是極其脆弱的。我們的研究和批評不能淪為只為資本和技術背書的工具，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說，這是不道德的，也是極其危險的。技術之外，我們更應該關心藝術，關心人，關心其共生共存的整體，走出象牙塔，構建屬于中國人自己的話語體系和知識體系。”

（攝影：杜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