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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與大儒古來難得，顧炎武兼得了；大師與大賈古來難得，顧炎武兼得了。

顧炎武的門生江藩曾說：“讀書一目十行，性耿介，絕不與世人交，獨與里中歸莊（明末清初書畫家、文學家）善，同游復社，相傳有歸奇顧怪之目。”顧炎武與歸莊，時人并稱“歸奇顧怪”。

顧炎武之怪，除江藩所謂“絕不與世人交”之定力外，或還有四：大學能成，大師善賈，大咖有節，大遷自安。

“耳讀”“走讀”有妙法

顧炎武“絕不與世人交”，因為“性耿介”。

除了性耿介外，還有原因是，顧公愿與知心消磨一個“下午茶”，不愿與酒肉朋友去搞什么“夜生活”。文人間那些座談會、研討會、慶典會，顧公一概拒絕這些無效社交，他要把這些時間節省出來去讀書：“亭林先生每見朋輩或宴飲終日，輒為攢眉，客退必戒曰：‘可惜一日虛度矣’。”

顧炎武在當時看來，是不合時宜的。他有個外甥，或是徐乾學，喜歡過夜生活，白天是一天的結束，晚上是一天的開始，可是他老舅曾一拍桌子，操起棍子，去追打外甥：“世間惟淫奔納賄二者，皆于夜行之，豈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眼睛鼓得嚇人，顧公外甥陸舒城說：“人眼俱白外黑中，惟我舅兩眼俱白中外黑。”眼珠子是白晃晃的，瞪起人來格外嚇人。

以前不理解顧炎武對夜生活的這種定性與批判，但是當與上一則“可惜一日虛度矣”比照來解讀，他的言論不完全正確，卻有部分正確。讀書人最好讀書的時間是，星天在外，枯燈在內，靜謐時間，古書一卷。白天要工作，晚上再去浪蕩，還有什么時間來讀書呢？

讀書的人多，但太多讀成了兩腳書櫥——雖腹有詩書，氣卻稀里嘩啦。上大學而難成大學者，即因死讀書而不善讀書。顧炎武讀書方法最是獨特：“其少時，以春秋溫經，請文學中聲音鴻鬯（洪亮流暢）者四人，設左右座，置注疏本于前，先生居中，其前亦置經本，使一人誦而己聽之，遇有字句不同或偶忘者，詳問而辯論之。”

眼讀書累了，耳讀之；自己不能耳讀，請人來口讀，他耳讀，順便考考自己的記憶力，他人讀的與己默記者不一致，“停，這個地方再來對照看看”，這般讀書，一人嘴讀，眾人耳讀，讀書不寂寞，讀得也牢靠，“讀二十紙易一人，四人周而復始，計一日溫書二百紙。”每天都這樣讀二百頁，記牢二百頁，十天百天千天，那是一個龐大的閱讀量，“十三經畢，則溫三史或南北史，故先生之學，如此習熟而纖悉不遺也。”

有這般苦讀，顧炎武博聞強記，無出其右者，有人跟他打賭，“請誦古樂府《蛺蝶行》一過，當拜服。”這篇文章很難讀，“蓋此篇聲字相雜，無句讀，又無文理可尋。”顧公當年有童子功，“瑯瑯背誦，不失一字”。

讀書是要坐得住，但是顧公還有另一大讀書妙法——走讀。“亭林先生自少至老，手不釋書，出門以一騾二馬，捆書自隨。遇邊軍亭障，呼老兵詣道邊酒壚，對坐痛飲，咨其風土，考其區域。若與平生所聞不合，發書詳正，必無所疑乃已。”到得東坡赤壁，何處是“東山之上”？到得荊公華山，何處是“唐浮圖慧褒始舍于其址”？每到一處，與當地老人，閑說故典，與書中所記之事，所描之景，一一核對。

這是實地求證讀書法，勝象牙塔書蠹不止十倍，“炎武之學大抵主于斂華就實，凡國家典制、群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家之屬，莫不窮究原委，考證得失”，將紙上與地上書，合起來讀，“精勤至此，宜所詣淵涵博大，莫與抗衡。”

顧公影響力巨大的《日知錄》，“稽古有得，隨時札記，久而類次成書。”日積月累，雕金琢玉，刻成大著。顧公著作多矣，除《日知錄》外，還著有《音學五書》《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亭林詩文集》，文學著作與學術著作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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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炎武之學，是經世濟用之學，是明道救世之學。

史學家錢穆，贊其學術是：“能于政事諸端切實發揮其利弊，可謂內圣外王體用兼備之學。”

一般儒家只說人文，不道經濟，說人文滔滔不絕，道經濟啞口無言。顧炎武說人文聲聲入耳，顧公道經濟頭頭是道，“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為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顧炎武所謂的“吾輩之任”，是以搞好經濟來“拯斯人于涂炭”，顧炎武說：“吾未見無人與財而能國者也。然則如之何？必有生財之方，而后賦稅可得而收也。”

說得天花亂墜，干得一地雞毛，不是真學者。顧炎武不是空談家，而是實踐家。他曾牛刀小試，投身市場，并有斬獲。萬壽祺曾記述一事：“辛卯春始遇顧子于舊都。顧子名圭年。顧子曰：‘予再轉注而得此名。’予以異之。是年秋，顧子抱布為商賈，由唐市至淮之浦西，過予草堂。”顧炎武往來江淮之間，改了名字，從事布匹生意，并寫詩記事：

“久客仍流轉，愁人獨遠征。釜遭行路奪，席與舍兒爭。混跡同傭販，甘心變姓名。寒依車下草，饑糝釜中羹。”

顧炎武混跡同傭販，他說沒賺多少錢是謙虛。文人賺大錢，也說只賺幾塊豆腐錢。

顧炎武對工商有新認識，更有新實踐，“亭林嘗得李自成窯金，因設票號，屬傅青主主之。始明時票號規則不善，亭林與青主更立新制，天下信從，以是饒于財用。清一代票號制度，皆亭林、青主所創也。”顧公開設銀行，改革改善金融制度，“亭林與青主更立新制”，他“饒于財用”，真不差錢。儒家所謂耕讀傳家，讀是讀的，耕卻未必，更以商賈為恥，而“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蓋皆本也”。

晚明其他文人，往往是寫書賣書，靠書吃書，只能做書生意，顧炎武的經濟之路，走得寬。他做布匹生意，開專賣店；他做金融生意，開“銀行”。他還買田買地，沒證據能證明他搞過房地產，但確實曾科學種田，搞規模經濟，“先生既負用世之略，所至每小試之，墾田度地，累至千金，故隨寓即富足。”顧炎武最后定居陜西華山之地，“置田五十畝以自食，而東西開墾所入，別儲以備事。”吃穿用度之外，還小有積蓄。王漁洋曾經感慨，“此漁洋所以卒為漁洋歟？”此顧公所以為顧公也。

顧公一大奇處是，他好像是中國士大夫中的“吉卜賽人”，隨處安家，到處流浪，青山處處，綠水悠悠，河南河北，山東山西，都留足跡，甚而還“墾田長白山下”。“先生在南時，號蔣山傭，中年以后，跡絕故鄉，遍游燕、齊、秦晉以終。”

他在一個地方，住著住著就走了，地不要了，房子也不要了，不回來了。“時或留止耕牧，致富累萬，旋復棄去，人莫測其用意。”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懸弧，焉能鈞三江，終年守菰蒲。”顧炎武最后安居在華陰之華山腳下。顧公無子，外甥徐乾學看到舅舅長期漂泊，“累書迎先生南歸”，把養老的地方給安排好了，“愿以所居為娛老地，先生不許。”葉落歸根，安土重遷，顧炎武對此卻不以為然，處處無家處處家。他在華陰買田五十畝，“供晨夕”，不貪享受，“餌沙苑蒺藜而甘之”，有吃有穿，夠了，“啖此，久不肉不茗，可也。”最后客死他鄉，“門人奉喪，歸葬昆山。”

還有一事，值得一記，顧炎武走南闖北，走了大半個中國，他評價當時的南北學人：“北方之人，飽餐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之人，群居終日，言不及義。”

守節要義自己守

顧炎武有才氣，卻無好運氣。他遇到了明清換朝，受到戰火考驗與洗禮。崇禎皇帝吊死在煤山一棵歪脖子樹上，南明政府還在茍延殘喘。

顧炎武算得上明朝的人，談不上明朝的臣。他曾經參加明朝科考，因昔日齷齪，不曾中舉，最后捐納，弄了個國子監生，談不上為官。明朝興，顧炎武沒得什么實惠；明朝亡，卻遭到了很多苛責。

顧炎武“思有所建白”，忠肝義膽，滿腔熱情，投身南明，任兵部司務。未曾上任，先當高參，撰乙酉四論：曰《軍制論》，曰《形勢論》，曰《田功論》，曰《錢法論》。可惜的是，他取道鎮江，赴職南京，尚未到達，南京已經淪陷，弘光帝被俘，南明軍崩潰。皇帝都沒了，還打什么仗？很多人覺得反抗沒意思，放下武器了，顧公卻依然在戰斗，“與嘉定吳其沆，同里歸莊，共起兵”，參加了僉都御史王永柞為首的一支義軍，聯合各地義軍，合謀先收復蘇州，再取杭州、南京及沿海，一時間，“戈矛連海外，文檄動江東。”

清兵鋒芒正盛，義軍多是臨時組織起來的，很難抵住八旗精銳。義軍曾攻蘇州，遇伏而潰，退守昆山，未幾，昆山失守，義軍戰死者，多達四萬人，顧炎武好友吳其沆也陣亡。在這次戰役中，顧炎武兩個弟弟遇害，母親失去右臂。

顧炎武節義，是家教使然，“丁亥夏，避兵常熟，（顧公母親）年六十矣”，兵荒馬亂之際，她對顧公說：“我雖婦人，然受國恩矣，遇變，我必死之。”顧公得母之教，擔起匹夫之責。蘇州失敗，昆山失敗，顧炎武屢敗屢戰，戰而不止，多方聯絡，“東至海上，北至王家營，仆仆往來。”

明朝氣運已盡，顧炎武百般努力，付之東流，但他終其一生，不仕清。大清為拉攏人心，曾多次請顧公去當官，他都拒絕了。“嗣母王氏未嫁守節，及聞國變不食而卒，臨終誡炎武以世食明祿，毋仕二姓，炎武奉母教，勵節終身。”

顧公勵節，曾受人疵議。康熙九年（1670），顧公外甥徐乾學趕去科考，中了一甲進士，取了探花，之后一路高升，升侍講學士，升內閣學士，升左都御史，升刑部尚書。滿門忠烈，何以又出了“叛徒”？顧炎武算明朝人，徐乾學未必是。顧炎武對這個外甥的志氣取向，還真是不反對。他守節是自己守，不要求他人守，這才是守節要義。顧公對外甥仕清態度是：你去，我不去。

又有批評者說，顧炎武后來行走山河之間，描繪山川地理，著書立說給徐乾學作參考，是間接為大清服務。抗清之始，顧炎武對天下的理解是狹義的，以為明朝就是天下，后來眼界擴大了，亡國不等于亡天下，“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才是顧公正解。

天下已定，那就希望天下變好，不想天下再亂，這是顧炎武由朝廷觀變天下觀使然。“愚所謂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于文，曰行己有恥。”博學于文，是謂經師；行己有恥，是謂人師。顧公均可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