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火爆的獅子座

只有她拼了命地不想上學，跟她相比，我幾次給老師寫“不上學申請書”不值一提。她游說父母不要送她去學校，最后威脅他們如果堅持這么做的結果只能是錢財打了水漂，等于受了打劫。這一招很見效，我們家本身也窮得叮當響，不過，本著父母的職責和義務，父母還是堅持了一下，把她送到了學校門口：民族中學的大門口。那時候她讀初二，深秋時分，天氣涼得像一顆光頭，很適合一個人做出最冷靜和堅決的選擇，學期馬上結束，眼看就要升讀。第二天下午她就從學校逃跑回來了，從學校的深秋一直跑到了山上父母家里的深秋，像個水泥工人那樣，扛著許多行李，到家后，行李一秒鐘就扔到了地上，然后一屁股坐在院子里還是幾塊石頭堆積的一塊平頭石包上。父母驚愕，一時沒準備好罵她的話，就一言不發地看著她，仿佛看著一個未成年要飯人闖入我家的院子。這是我父母第一次表現出了“一條心”的樣子，目光和心同時關注著一件事。她抬眼瞟了一下我們，不先說話，但已經胸有成竹，為了渲染她即將要訴的苦，她把先前的笑容一把抹掉，臉色沉下，做出無比悲痛的模樣。垂頭喪氣，讓人看了也不想去上學了。

上學肯定是她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沒有之一。上了八年的學，她得出的結論就是這個。

她質問父母，難道世界上只有讀書這條路了嗎？世界那么大，可以搬磚，可以種地，可以放牧，做什么不能活下去？要知道所有的人，有人喜歡讀書，有人就不喜歡，她就不能不喜歡嗎？這“屎”書非讀不可嗎？（她用‘屎’去形容，覺得自己每天讀書讀得像吃屎那么難受）。如果非要讀，她敢一百分肯定自己讀是讀不好了，也實在讀不進去，干脆就請父母大人給她的腦袋上面鑿開一個洞，把書本全部直接塞進去吧，只有這么一個方法了，否則她無能為力。為了上這樣的學（說到這一處，她聲淚俱下，表演力極強，都快把我們也說哽咽了：父母伸了伸脖子），讀那些莫名其妙的天書，她已經忍耐了八年，八年吶，她的成績一直在中等偏下，而現在，一直偏下，都偏到踩底，偏到面子都掛不住了。而她是個非常要面子的人。一個人讀書讀得一點面子都沒有了，那這個書還有沒有必要讀？她的質問非常有力量。

這就讓人為難了。繼續讓她讀，又怕她讀瘋，不讓她讀，這年齡大也不大、小又不小，出去打工沒人要，放在眼前又討人厭。父母面面相覷，不得辦法。最后，仍然是這位堅決不上學的女壯士從石包上站起來拍了拍她的大腿，掃了掃屁股上的灰塵，安慰道，放心吧，不讀書也餓不死人的。

說到做到，翻過春節，也就是第二年春天，和我當初十六歲出門打工那樣，她也在這個年紀出門了，而且比我當年還稍微小半歲的樣子，十五歲多一點。把行李包中的書本全部挖出來丟在家里，裝進去幾件舊衣服，鬧鬧哄哄地跟著我去了外地。那時候外地有很多小作坊，基本上都是“手上活路”，農村人將這種不用什么技術的活兒稱為“大眼活兒”，也就是看一遍就會做的意思。確實也不需要什么技術含量，跟著一些老太太，兩眼盯準了她們，跟著學，學不會也學。她一個年輕小女娃，倒是學得很認真，學做玻璃相框組裝，手腳麻利，工資計件，倒確實沒有餓死她，并且還添了些新衣裳。她一輩子喜歡打扮，愛漂亮衣服和美食，喜歡長得帥氣的明星，喜歡看三個以上的帥男人喜歡同一個姑娘。乍一看覺得她很幼稚，實際上她很聰明，而且對未來的規劃向來比我明晰。她可從沒有想過要給工廠當一輩子小幫手。她想的是如何攢錢賺錢，方便實現她的老板夢。最讓她喜歡的職業是在某江邊湖畔開一家非常文藝的客棧，每日鳥語花香，清風習習，擺放一些書籍給別人去讀，她只負責在客棧二樓看江水的那邊，看四季山色，看月升日落。滿肚子幻想，可最終沒有一個實現。婚后從事玉雕行業，每天擺攤做生意，開客棧的理想遙遠，身材越來越胖，飯量越來越大，顏值越來越低，低到面子也快掛不住了。她再也不能舒舒服服地、恣意地，像從前對待父母那樣對待命運給她的一系列暴擊，對命運的咆哮是無用的，命運端坐高處，無聲無形，從不搭理任何人。如今她風風火火掛在嘴巴上的是減肥口號，或者，是不減肥的口號。但不管咋樣，她倒也確實當上了老板娘。脾氣暴躁，甚至偶爾不講道理，偶爾也不太聰明，可從不管顧這些，潦潦草草的，也似乎活出了一片快活。

婚后的日子是她自己的。那是她的另一種生活內容，與我們沒有多少關系的內容。我最懷念的是那些一起漂泊的日子，那是屬于我們兩個的窘迫日子，是可以留到老年之后一起感嘆的經歷。流落在異鄉的我們兩個，經常被“窮”字敲打腦門兒，動不動就吃了上頓沒下頓，身無分文，彼此畫餅充饑，走路無精打采，相依為命。當然那是我們身材最好的時期，根本不用擔心吃什么東西會長胖，因為壓根兒吃不飽。

有一天晚上，半夜肚子餓，忍無可忍，我們一骨碌爬起來，決定出門去薅菜。那時候浙江的野外全是田地，當時地里鋪滿了他們那個地方的蔬菜，白天去地里散步時有意無意地觀察了很多長勢挺好的、反正也叫不出名字的本地菜，長得像蘿卜又不是蘿卜，到現在我也叫不出這個菜的姓名，總之那天晚上我們就沖著那些奇異的菜去了。可是走錯了路。燈光不明也不敢打開手機電筒，一頓瞎走，走到了陌生人的墳地。發現是墳地后，嚇得險些尿褲子，但即便如此害怕，可見餓也是餓得很兇，如此慌亂之中，仍然隨手隨地拔了一棵菜就跑，回來一看，收獲還不小呢，各自都拔了一棵，而且品種還不一樣，等于憑空得了兩個菜。連夜炒著吃了，感覺把陌生人的魂魄也炒著吃了，反正夜里做夢，夢見有什么東西追我們，跑也跑不動，飛也飛不走，睡眠糟糕，累了一夜。為了打消恐懼，第二天她非要再去現場看一看那座墳，非要看得令自己不害怕了才行。于是我們第二天去看了，那不過就是個小房子，好像也挺窮的，屋檐都塌了一邊，門口雜草叢生，幸虧我們兩個賊夜間屁滾尿流從這兒過了一遍，好歹幫忙把門口那些草壓扁了，仿佛鋤了一遍。偷菜還覺得自己偷出來一點功德，就這樣，看過墳地之后，確實沒有再做噩夢了。

懷有老板夢想的她，后來在夜市中擺地攤賣拖鞋，十五元進貨十八元賣，賺那么三塊錢作為將來開客棧的資本。熬夜，這是她的長項，經常熬夜到十二點鐘收攤睡覺，第二天一早，六點鐘，又去小作坊上班。那時候她稱自己為“熬鷹小能手”。

當時租住的房子是七樓頂上的閣樓，沒有廚房，沒有臥室，就一個偏頂小房間加一個衛生間，一進門的過道邊是一塊水泥臺子，在那個地方放一臺電飯鍋煮飯吃，只能煮飯不能炒菜，因為煙霧出不去，貼著地板的一個小窗戶只能算作這個房間的鼻孔，而不是窗戶，它不具備排煙作用。整棟房子沒有電梯，吃水要到樓底下買桶裝水。我身高一米五五，她身高一米五，我們可以一人扛一桶水上七樓。為了掩飾貧窮，保留一點面子，我們當時用的就是身高“優勢”，堅持跟房東租這間房子而不是聽從房東的另一個建議，租旁邊正常的房間，我們說我們的個頭很符合住這樣的閣樓，整個浙江省都沒有比這個房間更適合我們住的了。房東欣然答應，以八十元一個月的租金，把房子交給了我們。為何我三番五次在文章中提到這個閣樓，實在是因為，我們曾經住過的房子，沒有哪一間房子像它那樣執著，總是把我們的腦殼撞出很多包塊，前包未消后包又起，這些包，不在她腦殼兒上就在我腦殼上。不管有多小心，住在閣樓，就要準備腦袋夠硬，夠耐撞，忍得住頭暈眼花。

現在回頭去看，那就是我們滿腦袋大包小包的青春形象。主要是她的青春形象。她從不后悔不上學這件事，在她看來，那也是滿腦袋大包小包的、令人毛躁的道路。

她活得任性，火爆，貴在選擇之后，懶得去后悔。

哦，我們那時候也經常吵架，經常發誓這輩子再也不往來。

悲觀的理想主義者

對我輟學這件事，父親是后來才感到愧疚的，他自己大概已經忘記了，在我少年期的某天下午，有雨水在屋檐上滴落，我倚靠在門框邊，聽他在那兒說，我上學給他造成的壓力太大，就算我考上了中學，他也供不起，反正我最多也就讀個初中畢業，再往上就別想了。這件事我印象深刻，并且在那一天之后我開始放棄上大學的念想。大概是在發現我突然寫起小說之后，他覺得當初我應該多讀一點書，最起碼讀到高中，可能會比現在混得更好。他用“混”字來形容作家這個行業。也許他是對的，作家這個隊伍之中，的確有許多混日子的人，混得好的，寫得一手爛文章，混得不好的，有可能手里藏著驚世之作，不可仔細描述。并非我不看重或者貶低這個行業，相反，一直以來，我認為真正熱愛寫作的人骨子里都有許多理想主義和天真，我愿意跟這樣一些人成為靈魂至交，覺得這些人多少還算是明白人，具備了某些聰明才智，也具備了某些神經質，可以靜下來思考和講述以及站起來打鬧。

一開始我父親并不特別贊成我寫作，尤其在看到為了某些題材的構思發呆或突然一驚一乍，他就瘆得慌，旁敲側擊試探我的精神是不是出了問題。一個瘋子和一個作家的區別可能就在于，瘋子把亂七八糟的話說給了每一個路人，而作家則躲起來把亂七八糟的話理順了寫給眾人。

好歹我后來還是勉強當上了作家，如果沒有什么特別的標準的話，要按照我父親的標準，那么我算是當成了作家。在一個農民家庭是值得炫耀的，所以在很多場合，根本也沒有人關心他家里到底出沒出作家，他都主動告訴別人，我是這個家里的“星星”。目前為止，我這個小學生已經出了九本書并且抱回去一個全國四大獎項之一——駿馬獎。這些他認為光宗耀祖的獎杯讓他放在了重要位置上供著，按照他的理想，他要將它“孵化”出一個更大的獎項來，就像老母雞孵蛋，需要一個引窩蛋，用前面的“蛋”引后面的蛋。我不知道這個滑稽的行為是不是已經引起了別人的不適和嘲笑，并且將他的這種宣傳動機視為得意忘形，反正他就一廂情愿堅決地那么做了，就好像我不是當上了作家，而是當上了某個地方的省委書記。而我的希望則是，他在宣傳我的時候不要當著我的面，那實在是一種無以言說的尷尬。在我們那個山區，很多人根本也搞不清作家是什么。那時候他多少是帶著很多驕傲的，如果我后來不突然批評他過去（年輕時候）那些荒唐行為的話，我們可以是一對比較能聊得來的父女。

我父親的才智一直高于母親，情感的豐富可能也高于母親，因此，由于他和母親的感情冷淡，造成了婚姻生活仿佛建立在廢墟上，他年輕時候被什么人喜歡以及他非常悲傷地喜歡某個女的，最后不得不分手之類，我都一清二楚。而關于這個，我從來不去責備他是否對母親和婚姻忠誠，我認為感情是比較私密的個人自由，可能是個人最高的自由，只要他自己可以承擔后果并且不因此而毀滅，什么人又有資格說三道四和進行評點呢？我支持他去愛，如果他有能力處理自己的家庭，結束和誕生新的生活，我就支持他爭取幸福，可是顯然他沒有那樣的條件和時機，那時候他只能在不死不活的婚姻生活里掙扎。我母親呢，她沒有過高的感情熱度，卻也一定有她自己喜歡的人，這是一個機密，是我同樣不能深說的話題。他們各有苦情。所以在很早的時候，我大概已經明白了，人類的自由是被繩索牽扯的，就包括在母體的時候，我們也只能被臍帶牽著才能活命，這也就是為何造成了我最后成為一個不屈不撓與命運抗爭到底、但骨子里卻滿是悲觀情緒的極其矛盾的人。我有多樂觀，就有多悲觀，我有多爭氣，同樣就有多不爭氣，我給父母帶去多少榮耀，就同樣會給他們帶去多少麻煩，我一輩子是個聽話的小孩，也一輩子干著叛逆的事兒，他們給我指導的路，我都會上前走一段，走一段之后又突然不走了。

無論見識和胸懷，父親都高于母親，但這屬于我個人的看法。她也從來不認為我父親身上還具備什么優點。

我輟學之后在社會上流浪了二十年，即便這期間我也結婚又離婚，從單身到擁有家庭，又從擁有家庭到單身，一系列變故，仿佛在生涯里飄蕩的毛毛草，擁有和失去，都讓我感到一種妥帖的悲壯感。是的，我從來不認為自己獲得了幸福，并且可以獲得幸福。拖著一只行李箱子在大大小小的城市，拉拉雜雜的街巷尋找糊口的工作，好像才是我的宿命，而且這一生仿佛都逃不開那種流浪途徑中的風聲。是的，流浪是有風聲的，周而復始，微微弱弱，腦海中無時無刻不被那些風聲敲響。在我小時候上學的路上，風吹松林，帶著草植物的香氣，但那特別遙遠了，最初的風聲的味道已經變了，要說幸福，可能在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人情苦楚的時候，我是幸福的。我一生所尋找的，就是能夠和我在這樣一條道路上聽到微微弱弱風聲的人，當我在晴朗的夜空下抬頭望天，他不會問我是不是脖頸發酸，而是問我，是否看到這一天的晚空中半個月亮的臉，以及白云深處潛藏著蒼翠的松林。

當然并不是說，我一點兒斗志都沒有，要墮落成一個毫無追求的人，或者成為一個變態的完美主義者。我盡量平淡地生活，接受很多挫折和悲哀，我深信，一個人從泥潭中站起來的樣子，多少具備了一點英雄主義的氣概。

最初我選擇在出生地周圍的小縣城謀生，膽子還比較小，不敢去大的城市。而且剛剛從山區下到城市的我還鬧出了不少笑話。第一次去公共澡堂洗澡，抱著一套衣服進去，以為里面是單獨的隔間，結果全是赤裸裸的女人，老少皆有，披頭散發，渾身濕漉漉，她們滑溜溜的凹凸的身體，說說笑笑無比自然地站在一片水的煙霧中，我覺得我的眼珠子都要爆出來，看得很慌張很尷尬。她們一眼就知道我是某個山垰垰來的小土包子，對我一頓嘲笑之后喊我大膽地脫衣服，其中一個更是帶著我媽媽那種嚴厲的口吻，都是女的，有什么不好意思？我倔強地說自己搞錯了，其實我只需要洗個頭，沒必要跑這兒來洗頭，我是走錯了地方。于是在門口那個水龍頭上，我頂著她們的一片笑聲，狠狠地洗了個頭，抱著衣服又回了宿舍。而最使我難堪的是，根本搞不清十字路口的紅綠燈，不會看，也不會區分人行道和斑馬線，這些東西都是交警把我從車流中拖到人行道上進行現場普及的。這是我初入社會撞到的兩個“奇景”，一個是女性開化的身體，一個是秩序的道路。這兩樣東西對我而言是一種預示，人在社會之中，立身立足的兩大思想和根本條件。我在一些散文里寫過關于澡堂子和道路遭遇的事情，實在是印象深刻。

膽子大了一些之后，我逐漸往遠一點的地方走（還是沒有出省），走得小心翼翼，我伯父當年交代：小心駛得萬年船。我特別小心，按照他們交代，趕路途中，絕不沾別人給的食物，不輕信別人的話，不接受無端的幫助，自己有目標和去向，如果遇到不認識的道路和麻煩就去找警察叔叔。靠著這些囑咐，我還確實沒有被什么人拐騙過，在當年，少年出門是很危險的。我自己一個人爬火車，因為瘦，也因為年紀小，身手敏捷，那時候的綠皮火車每個小站都要停一下，人滿為患，我的行李就是個帆布包，幾件衣服加一本新華字典（那是我的常備讀物，為了認字以及學習一些比較難的字詞，我有讀字典的習慣），挺大的一個雙肩包，里面也塞滿了一些零食和水，經常在火車一聲鳴笛后，我就把它甩到后背，并且下端用繩子綁在腰上，免得爬火車的時候甩來甩去不好操作。我從不需要窗口里面的人伸手拉我，只需他們給我留出一個差不多的小縫隙，就能翻進去。爬火車的人很多都需要上車補票，之所以選擇從窗口翻進去，而不是走正門檢票，大多也是窮，身無分文，又膽戰心驚不得不借助火車出去找工作，有時候查票能查到我，有時候不能。這些技能都是途中萍水相逢的人告訴我的，要活下去，就不要講究和顧及那么多，面子算什么？尤其是那些半道上搭車賣農產品（煮熟的玉米棒子和燒土豆之類）的小商販，大多是一些中年婦女，社會生存能力強悍，她們教我如何爬火車如何逃票，到了車廂里，遇到查票的時辰，我就跟她們一起鉆到座位底下藏起來，有時候也藏在衛生間不出來，她們把我看作自己的孩子，告誡我，假設查票的時候查到我了，有錢就給，沒錢，就低頭求情（百般寬慰我，這一招很管用，一定要常用和演好）。我這輩子求情的話，只在火車上使用過，并且每次使用都見效，有時候乘務員會主動給我墊付，在這個時候我內心很愧疚，覺得不該爬火車和逃票，可身無分文的時候又太多，導致我的愧疚一次一次表現得仿佛更加厚顏無恥。

伯父還有一句比較文學的話是，世上好酒千千萬萬，醉了多少少年郎。他現在已經死啦，恐怕也不會有幾個人覺得這些話有什么稀罕。伯父是有幾分文藝氣息的，自私和小氣的成分也有，火燒火燎的脾氣，尤其在喝醉了之后，跟我父親打架打到天亮。我現在偶爾也愛喝幾杯，有時候覺得不是在喝酒，純粹就是在喝一種茫茫記憶，最糟糕的是，我發現自己喝醉了會撒酒瘋，這是最近剛發現的，要不是有人給我拍了酒后視頻，我都不知道我是這樣的我。喝醉后我鬧著要去死，給別人發各種遺言，歇斯底里，毫無體面，第二天總是還活著，并完全不記得干了什么，砸壞很多東西，手機屏幕至今已更換好幾個。

浙江和廣東是我待得最久的兩個地方。曾一度差點兒在某些城市定居。為了下決心定居，我還在某些發表的文章個人簡介里多情地加上一句：現定居某某城市。我用“定居”二字穩固信心。可是后來，我沒有定居在外面的某些城市，仍然選擇回故鄉州府買了一套小房子。反倒是如今，我不敢再說自己會“定居”在何處了。人活了半世才明白，時間對我們的作用，以及世間對我們的作用，無非是一條長長的路途和經過，恐怕沒有人能做到真正的定居。如果人有魂靈，墳墓也是多余的。

從事寫作之后，我極少出門，有時候的確會讓人以為我是個無業游民，疑點肯定在于為何我沒有餓死。如果沒有人了解我的職業，他們就可能懷疑我是個女賊。

當作家對我來說最大的好處就是，不用再出門了。只需要一個房間就可以把我所有的生活裝載起來，是上天賜予我的福分。而實現這些的條件在于，我付出了二十二年的辛勞漂泊和不計其數的委屈。險些露宿街頭的情景我也有過，在浙江某個城市的傍晚我抵達那里，昏昏的天色，人們仿佛酒足飯飽，而我饑腸轆轆剛從火車上蓬頭垢面地下來，沒有住客店的錢和吃飯的錢，沒有工作地點，完全被什么東西拋棄在一個陌生地方，必須在三個小時之內找到一家包吃住的作坊成為他們的員工，這樣才可以暫時解決溫飽。那個傍晚差點兒就錯失了工作機會，女老板非常猶豫要不要多招一個員工，可見她當時的針織作坊效益并不樂觀。但是最后，一定是我的落魄把她的心軟化了。這是我喜歡浙江姑娘的一個原因，滿含包容和情分。

但是當作家最大的壞處可能也是不出門（我這里說的不出門，不代表是雙腳的行動，而是一些思想的深淺和遠近），這意味著在房間里的生活的局限性，思想的消磨和考驗。而這些，在不久之前，我還很固執地捍衛“不出門是對的”這條道理。我現在不這么看了。當作家的另一個好處在于會時不時推翻舊的自我，建立新的自我，規范和升華一個接近健全的靈魂。有時感覺一個腦袋都不夠用，必須多長幾個。學習如何生活，其實就是學習如何寫作，很多時候有人去開一場一場的講座，有人覺得他們好像掌握了真正的技能，實際上并沒有什么技能，只是一部分人活得更細膩，懂得在生活中挑揀藝術的成分，他們在分享這些經驗的時候重新獲取經驗。

要是一直不出門，那多半就是缺乏腳力和悟性。一頭驢子每天圍著磨盤轉圈，還以為自己行了幾萬里路。顯然是不對的。問題是，如果不圍著磨盤轉圈，那就一步路都沒有前進了，因為作為一頭驢子，人們是不可能讓他走上另一條不推磨的道路。這就是文學，這就是作家的宿命。他們都蒙著眼睛拖著磨盤，給人推磨，但又不能不假想自己所行的道路的深遠，不得不幻想高空和明月。無非就是在深淵中練習飛翔，而痛苦在于，明知道自己沒有翅膀。要是沒有翅膀就不做飛翔的夢，那將是更痛苦的事情。

我的困境在于，我很想出去走一走，甚至如果有這么一種幸福的際遇，那我愿意一走了之，這是相當刺激的，就好像我媽把我生了一遍，命運又把我另生了一遍，讓我重新開始，不再出現于熟悉的朋友當中。我這是在打比方，我在形容一種荒誕的可能現象。我的意思是，寫作就是沖開自己內心一道一道的防線，從熟悉之地到陌生之境，甚至六親寡淡，孤獨無涯，不僅僅是內心的防線，還有更多的阻礙，最后幸運地抵達某個未知，又在那里探索到新大陸重新啟程，這才是有意義的寫作。問題是我沒有這種條件，也可以理解為，我的房間并不特別舒適，寫作需要提供的周邊環境過于嘈雜，影響創作。這個事情要怎么說才能好聽一點兒呢？我不知道怎么說。我父親認為寫作就是編故事，瞎編也是編，謊言拯救世界，但事實又是，謊言不能拯救世界。我總不能在作家這個行業中，活得像個敗家子兒。那樣是不行的。有時候我必須和驢子一樣，在沒有找到擺脫推磨這個宿命之前，沒有找到屬于我的翅膀，便只能韜光養晦，一圈一圈地推磨，加深萬里道路。

我還必須跟過去的生活和解，跟我的父母親人重新建立更牢靠的親情，事實上這是最難做到的。一個人只要還顧及個人的感受，所謂的和諧共處就是悖論。當我們開始回憶，矛盾就來了，當我跟回憶里的事物懺悔，低頭跟每一顆童年時期踩死的螞蟻認錯，悲傷就填滿心靈，就會活不下去。

中年人有很多難題需要解決，年輕的時候我們對自己的要求和對他人的要求都不會過于深重，中年以后，突然認了死理，明白了人生是單行道，各種生活的矛盾在人與人之間產生，價值判斷，誤解和偏見，要么選擇容忍要么選擇過濾，選擇過濾，分歧就產生了，孤獨也就產生了，這種難題如果不是身為一個作家，她將難以抵抗摧殘，但如果身為一個作家，則又時刻受著摧殘。世界上不會有人完全理解你，包括親人。假設當你選擇結束一段過去的生活，尤其是結束某些關系，跟過去的人說再見，要重新面對和再次建立新的生活，他們就會勸你放棄這種念頭，他們堅信另一種生活更冒險，并且拋開過去的生活和人情，就像干了一件缺德事兒，這是不對的。他們也不知道你過得怎么樣，只覺得你過得還可以，所有人都在接受“還可以”的生活，為什么你不能？為什么我不能，我也想知道為什么我不能。既然所有人都在接受，都在平靜的日子里重復著相似的內容，為什么我不能。我曾經在某個小說里寫過，一個人千萬不要習慣孤獨和漂泊，千萬不可太要強太有個性，這些隨便堅持一樣，你都不會對生活妥協。過得好的人和過得不好的人，幸運和不幸運的人，是同一種類型的人。

今天早上我突然來了興致，祈禱世界上有人可以理解我，就像祈禱今天晚上下雨的天空中等一會兒冒出半個月亮的臉。剛祈禱完的結果卻是：算了，隨便吧。

而這時候我站在陽臺，秋天深得像一口古井。

【作者簡介：阿微木依蘿，彝族，1982年生于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自由撰稿人。作品見《鐘山》《天涯》《作家》等刊。已出版小說集和散文集共11部。曾獲第十屆四川文學獎特別榮譽獎、第十二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等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