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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際遇書章太炎先生重訂三字經(jīng)》書影

1908年10月19日，日本政府以《民報》宣揚暗殺為理由，下令禁止《民報》發(fā)行，并對主編章太炎進行審訊、判決和拘留。章太炎此后沒有工作，于是將學生們聚集在大冢村，講授《毛詩》及段注《說文》。黃際遇從這時起，成為了章太炎的門生。

黃際遇日記中的章太炎

黃際遇在《因樹山館日記》中回憶他拜在章太炎門下的經(jīng)歷：

《民報》被日本沒收時，先生（章太炎）詰邏者以犯例主名。曰：“擾亂治安。”先生曰：“貴國之治安乎？敝國之治安乎？”曰：“日本之治安。”先生復曰：“予之文章，中國人士尚鮮能句讀之，貴國人斷無能讀者，烏從而擾亂日本之治安也？”邏者無以應(yīng)之，亦無解于文字之獄。而先生于是無所得食矣，窮蹙日京曰大冢村者，聚亡命之徒十數(shù)人，授以《毛詩》及段注《說文》，月各奉四金為先生膏火，際遇之及先生門自此始也。每列坐授書，以二小時為率，言必古音而土音不改，行必稱古而邊幅不修。從游之士竊笑之，先生不顧也。一卷未終，語侵康有為已數(shù)次……

在這段日記里，黃際遇記錄下章太炎為人與授學的若干鮮活細節(jié)，使之在讀者心中更加“立體化”。如說到日本警察沒收《民報》時，章太炎面對警察“擾亂治安”的指控，巧妙設(shè)問，區(qū)分了“貴國之治安”與“敝國之治安”的界限，以其文章的閱讀受眾限制，直接反駁了擾亂日本治安的指責，可見章太炎倔強不屈與思維敏捷的特質(zhì)。

再如章太炎授課時，常連續(xù)兩小時端坐講授，“言必古音而土音不改，行必稱古而邊幅不修”兩句，勾勒出一位飽學淵博、執(zhí)著卻略帶迂氣的老學者形象。“一卷未終，語侵康有為已數(shù)次”的細節(jié)，則深刻反映了章太炎與康有為的分歧。章太炎主張革命是從民族思想出發(fā)的，反對康有為、梁啟超一派借三統(tǒng)改制之說來主張變法，故在授課過程中多次針砭康有為的觀點。

黃際遇與魯迅、許壽裳是同門關(guān)系，他們在日本留學的時間多有交疊，且都曾向章太炎問學，但并不在一起上課。據(jù)許壽裳回憶：

章先生出獄以后，東渡日本，一面為《民報》撰文，一面為青年講學，其講學之地，是在大成中學里一間教室。我和魯迅極愿往聽，而苦與學課時間相沖突，因托龔未生（名寶銓）轉(zhuǎn)達，希望另設(shè)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許。地址就在先生的寓所——牛達區(qū)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社，每星期日清晨，我們前往受業(yè)，在一間陋室之內(nèi)，師生環(huán)繞一張矮矮的小桌，席地而坐。先生講段氏《說文解字注》、郝氏《爾雅義疏》等，神解聰察，精力過人，逐字講釋，滔滔不絕，或則闡明語原，或則推見本字，或則旁證以各處方言。自八時至正午，歷四小時毫無休息……我們同班聽講的，是朱蓬仙（名宗萊）、龔未生、錢玄同（夏）、朱遏先（希祖）、周豫才（樹人，即魯迅）、周起孟（作人）、錢均夫（家治）和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來聽講的。

魯迅、許壽裳、錢玄同、朱希祖等人跟隨章太炎問學是在日本政府下令禁止《民報》發(fā)行之前，黃際遇則是在《民報》停止發(fā)行之后。

從“揭橥救學弊論”到校訂《三字經(jīng)》

1933年5月25日，黃際遇在報刊上看到馬相伯與章太炎的聯(lián)名通電，于日記中記載：

近九十四歲之馬相伯與章太炎聯(lián)名通電中有曰：“欲專恃長城則無秦皇之力，欲偷為和議并無秦檜之才。”老人家尚有生氣。太炎先生“揭橥救學弊論”，即去夏來青時面為際遇言者。謂今之學校先宜改制，且擇其學風最劣者悉予罷遣，而主張以史學為本，不能行其說，則不如效漢世之直授《論語》《孝經(jīng)》，與近代之直授《三字經(jīng)》《史鑒節(jié)要》，尤愈于今之教也云云。

馬相伯與章太炎的聯(lián)名通電見于上海《時事新報》1933年4月28日第9版，題為《馬相伯章太炎警告國人：勿幸小勝而忘大虞》。章太炎的抗戰(zhàn)言論和馬相伯非常一致，兩人聯(lián)名通電數(shù)次，大意均為反對日寇侵占我國東北領(lǐng)土，并對當政者提出警示。

黃際遇由此聯(lián)想到章太炎“揭橥救學弊論”，因為章太炎的聯(lián)名通電和“去夏來青時面為際遇言者”都與保衛(wèi)東北、捍衛(wèi)領(lǐng)土完整相關(guān)。“去夏”即1932年的夏天，5月28日下午章太炎“應(yīng)主席韓復榘之招待后，當晚即赴青島”。次日，章太炎在青島大學演講，黃際遇主持并擔任翻譯。臧克家是當時演講的親歷者，他回憶說：“章太炎就曾在我們學校演講過，用粉筆把講題寫在黑板上，清楚地記得那四個白字：‘行己有恥’。那是批評蔣介石不抵抗而放棄東北的。”

黃際遇從章太炎“揭橥救學弊論”所說“不如效漢世之直授《論語》《孝經(jīng)》，與近代之直授《三字經(jīng)》《史鑒節(jié)要》”，考慮到“今庠序之間，舍本逐末，誠可隱憂，亦非先生診方可治也”。為了家塾子弟在讀書時有一本“范本”，黃際遇開始計劃重校并書寫章太炎的《重訂三字經(jīng)》。

1933年5月27日，黃際遇與游國恩“校章訂《三字經(jīng)》各字，欲端楷付印，為小子讀本也”，黃際遇開始重校章太炎的《重訂三字經(jīng)》，直到12月中旬結(jié)束，花費將近半年的時間。

1934年6月14日、16日，黃際遇收到上海世界書局總管理處秘書、經(jīng)理陸高誼來函：“《三字經(jīng)》已印就。”黃際遇收到《三字經(jīng)》的樣本后非常喜愛，于7月5日“夜諫澤丞、叔明來久談，善基來，各贈以《三字經(jīng)》一冊”。7月6日，“柬陸高誼謝代為印《三字經(jīng)》千部，直九十五金，并柬張奮可代付書款”。7月17日，“奮可付來《三字經(jīng)》三百部并附長函來”。

此后，這部《三字經(jīng)》成為黃際遇贈予好友親朋的禮物，在黃際遇的交友圈中流轉(zhuǎn)。

日記中的敬意和哀思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因膽囊炎、鼻衄病與氣喘病并發(fā)，于蘇州錦帆路寓所溘然長辭。

章太炎逝世后，社會上紀念文章頻出。魯迅在《關(guān)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說：“先生的業(yè)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shù)史上還要大……考其生平，以大勛章作扇墜，臨總統(tǒng)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藏禍心者，并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并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對于章太炎逝世一事，黃際遇沒有公開發(fā)表紀念文章，只是在章太炎逝世次日的日記中記載了敬意和哀思：

報來，驚悉章太炎先生以昨晨（六月十四日）八時十分殤于蘇寓，東南文星墜矣。昨日之朝，因論少年著述事，臚舉五人，唯先生在焉，乃適為先生易簀之時也，精氣之感或不盡然，而事跡之合有如是巧。南天孤館，北首倚莊，謹記所知，以志永事。

章太炎先生，名炳麟，初名絳，猶顧炎武之初名亦“絳”也……辛亥歸國。壬子參預樞密南京，視天下事益不可為……而其學已隱然為一代大師。誦習師說者，遠及陬滋。時祭酒大都學會，屏足瞻聽者恒如堵墻，旋重又稍稍散去，信難為淺見寡聞?wù)叩酪病?/span>

壬申八月，一至膠州，際遇躬侍先生都講大學，已龍鐘不能宏講教化矣。比年主講蘇州時，仍出其政論，多所匡彈。明理致用，儒之行義，有如此者。非蒲輪殊禮所能易其操也。然道之不行也滋甚。今竟以六月十四日歿于蘇寓。電傳矣，歲行在。

對章太炎的革命生涯，黃際遇是極其推崇的，說他少讀《東華錄》等書即抱種族之痛、“創(chuàng)《國粹周報》，多以學術(shù)之隱諦，發(fā)國姓之幽光”，說他辛亥革命后“視天下事益不可為……憤嫉招尤，瘋狂貽誚”等。

在黃際遇眼里，章太炎是個集革命精神與深邃學術(shù)造詣于一身的大學問家。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