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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孫犁在保定讀中學時，就經常閱讀《申報·自由談》上刊載的魯迅雜文，覺得“這不僅僅是投槍、匕首，更是號角、戰鼓，一字一句都具備十面埋伏、八面威風、所向披靡的力量”。后來，孫犁開始讀魯迅的小說，讀魯迅的文藝理論《中國小說史略》，讀魯迅的譯作《死魂靈》等。戰爭期間，他的行軍書包里經常帶著魯迅的作品集《吶喊》《彷徨》。魯迅“惟熱惟光，光明照人，作燭自焚”的戰斗精神，使孫犁逐漸產生崇敬感，從而完成了文學上的啟蒙。

孫犁把魯迅當成購書的向導，搜求魯迅讀過的作品。《魯迅日記》中，附有每一年的書賬，記錄著魯迅買過的書，孫犁便“按圖索驥”，魯迅書賬中大半的書，孫犁都買到了。魯迅曾為許世瑛開過一張書目，這也成了孫犁買書的參考。據此，他買了《世說新語》《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魯迅經常在文章里提到的書名，如《清代文字獄檔》《漢魏六朝名家集》《農書》等，孫犁也認定那必是好書，便毫不猶豫地買了。

魯迅作為“一代文宗”，也深深影響了孫犁的文學創作。抗戰爆發后，孫犁以文化戰士的身份，自覺在反法西斯戰場上宣傳魯迅、歌頌魯迅，體現魯迅明快的思想、現實的情懷和燭光般的溫暖。當有人宣稱“魯迅雜文不是文學作品”時，孫犁一邊批駁、一邊質問詆毀者“是何居心”。到了晚年，孫犁的創作進入沉郁、幽暗、慘烈的語境，描繪諸多畸形的人物，多了魯迅式的苦楚，以及《野草》般的灰暗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