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有位漢學家曾質疑中國作家為何熱衷于講故事，認為這與現代西方文學趨勢相悖。他提到，德語小說家往往聚焦于單一主人公的靈魂深處，作品篇幅短小，語言精美，鮮少涉及復雜的故事情節。中國作家擅長講述眾多人物與豐富故事，這背后有著深刻的時代與民族烙印。我回應他，中國作家之所以故事講不完，是因為他們獨特的經歷與時代變遷緊密相連，這些經歷豐富多彩，值得書寫。

現當代中國社會和文學中的個人敘事，常常會打上時代的、民族的烙印，呈現出三者間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深刻關聯性，并且構成獨特的中國故事、中國價值。這是因為，自從近代以來，中國的現代轉型一經啟動，就以其時間上的急驟變化浪濤重疊，啟蒙、救亡、革命建設，展現出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百余年間的億萬普通民眾，都自覺不自覺地被裹挾于其中，個人命運被歷史潮流推涌著、回旋著，載沉載浮、悲欣交集。譬如，若不是高考制度重建，許多人的命運將截然不同。為有志考生鋪平道路的故事，正是中國現代社會和文學中個人敘事與時代、民族深刻關聯的體現。

遭逢這樣偉大的時代，形成“大時代的文學”，是我近年來一直在思考的一個文學命題從“數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到魯迅在《〈塵影〉題辭》中所說“在我自己，覺得中國現在是一個進向大時代的時代”，時代的變遷帶來了人和社會的跌宕起伏，花開萬朵給作家提供了廣闊的寫作題材，有這么多的故事可講，有這么多的非凡經歷，有這么多的命運傳奇，身處其中的作家何其幸運！

在個人敘事與中國故事的關系上，時代精神為個人命運賦能。正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一代人往往有著共同的經歷，作家們容易形成按照代際劃分的不同創作群體。這樣的覺察從魯迅的時代就開始了。上世紀30年代在上海，魯迅和馮雪峰談到他的長篇小說創作計劃之一，就是寫一部描寫20世紀初到30年代之間四代知識分子的故事：推動辛亥革命的章太炎等為第一代，這是魯迅的老師輩；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中堅這一代，如魯迅、錢玄同、劉半農等是第二代；在五四時期涌現出來的青年骨干，如瞿秋白等是第三代；1930年代從事左翼文藝運動的思想文化界新秀，如馮雪峰等是第四代。這大體是以10年為一代人的劃分，也和時代風云的更迭周期相吻合。幾代人前后傳承，為再造中國文化而努力，同時，他們要直面和解決的是不同時段的不同難題。改革開放初期，30年代生人創作出“反思文學”和“大墻文學”，50年代生人創作出“知青文學”和“尋根文學”，都有著鮮明的代際特征。

進步作家在個人敘事與民族命運的關系上作出明確的選擇，投身到時代的洪流中。推崇靈感、宣稱“為藝術而藝術”的創造社作家，在落筆的第一時間就選取“讀的是西洋書，受的是東洋氣”作為其描述留日求學生活的情緒基調，弱國子民之嘆，異路他鄉之思，乃至對革命的感應和向往，都見諸筆端。郭沫若、郁達夫等深受日本“私小說”影響，但他們并沒有從社會生活退縮到個人悲歡、內心世界的狹小天地之中，而是將個人的情愛敘事融合到國難家仇和對不合理的社會現實的控訴之中。創造社作家們在大時代的召喚下，先后投身于民族解放的偉大斗爭：郭沫若參加北伐戰爭、南昌起義和抗日戰爭，在霧都重慶創造了其文學生涯的第二個高潮。郁達夫輾轉在南洋從事抗日宣傳工作，利用給日軍當翻譯的機會救助許多愛國華僑和當地民眾，在抗戰勝利之際遭到日軍殺害。這樣的從文學文化領域進入到社會實踐的路徑，正與日本“私小說”逆向而行。

縱貫20世紀，將個人微茫家事籠罩上民族道義、復興大業之光芒的寫作，并不少見。我參觀過汕頭的僑批博物館，感慨頗深。近代以來潮汕有幾百萬人遠行海外，以泰國、印尼、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為大宗，海外華人的血汗錢通過民間興辦的僑批業匯寄給國內的家人。一張張信箋傾訴離別之思，告慰親人之念，本是個人家務，卻因為信箋頁眉的更替，留下大時代嬗變的鮮明印記：抗戰爆發風云突變，信箋上印著抗日救亡萬眾一心的字樣；改革開放洪波涌起，信箋上添加了僑匯利民利國支援國家建設的內容……正如美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遜所說的，個人獨特命運的故事總是第三世界公眾文化與社會嚴峻形勢的寓言，他力圖揭示出后發國家文學與歐美文學的差異，為我們認知中國現當代文學提供了新的參照：與其過分地糾結于民族寓言的使用限度，不如更深入地探討中外文學中個人命運與民族歷史、民族精神的關系。

動蕩而艱難的現代轉型，并非中國所獨有，歐美等發達國家也曾經有過“大時代的文學”。就像工業革命和現代進程加速運轉的19世紀，催生出英國的狄更斯、哈代，法國的雨果、司湯達、巴爾扎克，俄羅斯的普希金、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國的杰克·倫敦和德萊塞等文學巨匠。而且，他們都是各民族底層人物命運的書寫者，通過普通人的命運悲歡寫出時代的風起云涌。19世紀諸位作家生活于不同的國度，卻都是經歷、體察和廣泛地描寫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巨大歷史震蕩，讓許多野蠻生長的資產階級暴發戶和受苦受難的底層貧民成為作品主人公。同時，這些作家也寫出了現代轉型時代的艱難時世。恩格斯評價巴爾扎克《人間喜劇》時說，它給我們提供了一部法國“社會”，特別是巴黎上流社會的無比精彩的現實主義歷史，他用編年史的方式幾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資產階級在1816-1848年這一時期對貴族社會日甚一日的沖擊描寫出來。列寧稱贊列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他寫出俄羅斯農民在19世紀中后期的歷史命運與心靈世界，不僅通過安娜·卡列尼娜寫出俄羅斯虛偽腐敗的上流社會，還通過列文未能成功的鄉村改良寫出對俄羅斯農村狀況的深刻思考。

正是秉承這種寫時代的編年史的宏大抱負，路遙選取從文化大革命后期到改革開放初期的1975-1985年這大轉折的10年，將陜北黃土高原上孫家兄弟人生道路的波瀾曲折，寫成《平凡的世界》，哥哥孫少安經歷了“農業學大寨”運動和改革開放初期的土地承包到戶，以及鄉鎮企業的崛起和“萬元戶”的涌現，弟弟孫少平為尋求更為理想的生活而進城打工，改變自身命運，也成為“農民工進城”的先行者，讓他在極為有限的時空環境下去追求詩和遠方。莫言借用佛經故事中的轉世投胎、六道輪回，在《生死疲勞》中講述西門鬧、藍臉、黃瞳及其后人和家鄉熱土的奇幻故事，展現出半個世紀中國鄉村土地制度的變遷與輪回，也展現出向中國傳統章回小說致敬的虔誠心態。梁曉聲《人世間》沒有讓入讀北京大學然后躋身政界和學界的周秉義、周蓉作為主角，而是讓周家“最沒有出息”的小兒子周秉昆和那些普通工人朋友們作為聚焦點，從而視點下沉，勾勒出北方省城中半個世紀的平民史詩。小人物也有著自己的豐富多彩，周秉昆即如是，“在那些作家中，他更喜歡雨果和托爾斯泰，尤其是雨果。雨果小說那種激情四射雄辯滔滔的語言魅力讓他沉醉，因為他覺得自己內心太缺少激情了。”陳忠實的《白鹿原》，從清末民初起筆，朱先生單人獨馬地化解一場西安城的血腥攻防戰，但作品的主人公卻是白嘉軒和鹿子霖這兩位“仁義”白鹿村的代表，他們是從青年時代就既合作行善又爭斗不休的同宗同族的兄弟，在他們身上體現出了儒家文化的民間形態。

路遙和陳忠實推崇巴爾扎克，莫言曾經盛贊福克納和馬爾克斯，梁曉聲對雨果愛之入骨，但他們筆下的普通人，卻是洋溢著深摯的民族精神：孫少平的忍辱負重“生活在別處”，西門鬧不屈不撓地叩問歷史真相，周秉昆平凡歲月中秉承的“好人文化”，白嘉軒對關中大儒朱先生言聽計從實踐儒家仁義精神……從不同側面展現出現代中國人的生態和心態，他們能夠信守心中認定的價值與理想，生生死死地穿越中國式現代轉型的漫漫長旅，戰勝各種艱難險阻，為民族復興的偉業留下一個個平凡而偉大的身影。

中華民族能夠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傳、頑強發展，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中華民族有一脈相承的精神追求。著眼于此，我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普通人與大時代、個人命運與民族精神的關系作出一些新的闡釋，并將其提升到“中國式現代轉型之大時代的文學”予以初步論述。中國作家對于普通人物的形象刻畫、普通人物的命運述寫，因為大時代和民族精神的加持，創造了宏大的史詩性作品，講述了獨具神韻的中國故事，從文學的角度提供了新鮮的中國經驗，以此而回饋時代與民族，爭勝于今日之世界文壇，是值得我們高度肯定、認真研究并深入總結的。

（作者系山東大學人文社科青島研究院榮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