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永:節令:“天人合一”的偉大發明——我寫二十四節氣
我為什么寫二十四節氣
我著手籌備撰寫二十四節氣系列文章,大約在三十多年前。
1992年開春,我被時任《山西日報》文藝部主任李杜兄的一封“雞毛信”借到報社,編輯新創刊的《山西晚報》之《夜讀》副刊。《山西晚報》創刊后,李杜兄擔任分管晚報版面業務的副總編輯。期間,我臨時借住在一間狹長且沒有窗戶的辦公室里。每當后半夜一個人的時候,深沉的夜色籠罩整座大樓,一片廣袤無涯的寂靜,我的腦子里便開始盤算如何寫好《母親詞典》。對于這本書的初步構想:主體以諺語為詞條,以文學筆調來闡發抒寫;結構以“天·地·人”為經緯,分別以“時令·風俗”“人情·物理”“飲食·健康”為體例布局,其中“時令·風俗”部分,即以中華傳統節日和二十四節氣為主要內容。身為農家子弟,我深知二十四節氣對于農村農業巨大的實用功能,以及對于老百姓浸淫到骨子里的習俗價值和文化意義,所以我想把它系統而簡括地梳理一番,然后書寫出來。說實話,那個時候,除了耕田種地的老百姓,沒有幾個作家學者把二十四節氣當回事兒。連我身邊的一些朋友都說,你寫那些土得掉渣的東西,誰看呢?
后來,我到北京工作,“北漂”生活整日里奔波忙碌,只能零敲碎打寫幾個詞條。直到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奧成功的那一天,我被北京某報作為特殊人才引進,我們一家三口也在這一天落戶北京。轉眼間,一年后的2002年夏天,由于一個特殊“契機”——我的工作莫名其妙“歇菜”整整兩年。那幾年,我周邊,“暗勢力”發威,文友們驟減,除了《人民日報》“大地”副刊、《新民晚報》“夜光杯”副刊和《山西日報》“黃河”副刊,我在全國幾乎發不出文章。這樣也好。知雄守雌,知榮守辱,順其自然,復歸于樸。我終于有機會可以集中精力時間撰寫《母親詞典》。等到2004年春天,我真的迎來了人生的春天!承蒙一位老領導抬愛舉薦,我調入民政部機關報《中國社會報》。時任民政部中國社會新聞出版總社黨委書記、總編輯,《中國社會報》總編輯米有錄兄,安排我負責創辦一張“報紙中的《讀者文摘》”——對開八版彩色周報《社會周末》,并多次囑咐我開辟一個“風俗版”。民俗風情方面的稿件較為稀缺,我只好硬著頭皮把《母親詞典》的部分草稿“頂上來”,首次以“《母親詞典》活頁”為副題,在“風俗版”開設“風俗畫”專欄。為了避嫌,我署名南牧馬。搞笑的是,連報社領導也不知道南牧馬是“何方神圣”。一位分管領導拿著刊有“《母親詞典》活頁”的版面對我說,你看看人家南牧馬寫得多好!我笑了笑沒啃氣兒。伊突然瞪大眼睛發問,你寫的?!后來由于《社會周末》減版,砍掉了“風俗版”;再后來,《社會周末》也被砍掉了。多蒙李杜兄厚愛,“《母親詞典》活頁”從京城“移師”《山西日報》“黃河”副刊(不定期刊出)——此時李杜兄已回到《山西日報》擔任文藝部主任。直至2010年夏天,由時任中央編譯出版社某分社負責人曲建文兄責編出版四十多萬字的《母親詞典》,已然走過十個年頭。這期間,在《社會周末》《山西日報》和拙著《母親詞典》的“活頁”中,均有二十四節氣方面的文章。
斗轉星移,春秋變換。又過了十二個春秋,亦即2022年初,根據有關方面要求,在全國各級各類媒體開設二十四節氣專欄。中國社會報社黨委書記、社長文國鋒兄提議,在我擔任專題部主任所負責的“孺子牛”副刊上,開設貫穿全年的重大選題——“二十四節氣專欄”系列文章,并責成由我執筆撰寫。從2022年2月7日(立春當日)發表《春到人間一卷之——二十四節氣之立春》,到2023年1月19日(20日大寒,21日除夕)發完《大寒過大年 ——二十四節氣之大寒》,我將一年四季二十四個節氣,次第排開重新梳理擴寫了一遍。就這樣,從1992年開春,到2023年初,整整跨越了三十個春秋。因此,我對二十四節氣的感悟理解之深透,鋪排抒寫之傾情,已經大不同前。記得開筆之初,我問文社長,文章怎么寫,篇幅給多大?答曰:這是一個非常專業的問題,你來寫,由你定,該怎么寫怎么寫,需要多大給多大。確實如此。在寫作“二十四節氣專欄”系列文章的一年多里,發表時間(應節)與空間(篇幅),獲得了很大的自由度。
如何給二十四節氣定義
據明代史學家、文學家張岱《夜航船·天文部·時令》講:“伏羲始立八節(指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周公始定二十四節,以合二十四氣。”如果二十四節氣從周公創立算起,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歷史。然而,盡管3000多年來,二十四節氣一直對華夏民族的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學界亦未對二十四節氣作出充分的文化性、歷史性的評估與評價。經過三十多年反復研究、挖掘、積累、思考、斟酌、評估之后,我于2022年2月7日開始在《中國社會報》“孺子牛”副刊開設的“風俗談”專欄《開欄語》中,對二十四節氣作出這樣的定義與評價:“二十四節氣是華夏先民根據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地理環境和自然氣候,在漫長的農耕文明之生產和生活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因而對于我國北部——尤其是黃河中下游地區的農事活動,數千年以來一直具有極其寶貴的生產規律總結性和實踐操作指導性。所以俗話常說:‘種田無定例,全憑看節氣。’又說:‘節氣抓不好,一年白拉倒。’可以說,二十四節氣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科學結晶’,是華夏先民‘天人合一’的偉大發明,是五千年燦爛中華文明的‘標志性事件’。”據我所查閱到的歷史資料和現代資訊顯示,這可能是第一次從科學角度、實踐意義、文化視野、文明高度,對二十四節氣作出的歷史性評價和初始性定義。
怎樣呈現二十四節氣的精神內核
面對二十四節氣這樣一份璀璨而寶貴的華夏文明遺產,面對這樣一個歷史與現實密切關聯的重大文化課題,怎樣才能更好地書寫、解讀并廣泛地傳播?怎樣才能在報紙副刊上精準、充分地呈現其精神內核呢?將二十四節氣的實用性與科學性,在報紙副刊上比較完好呈現出來,不僅是一個寫作技巧問題,還需要緊扣“二十四節氣是農耕文明的產物”這一最核心的本質屬性,充分地表達出二十四節氣豐富的精神內涵和實踐價值,并與我國北方——特別是黃河中下游地區的農業生產、社會風俗、生活習俗等相互關聯起來,從而進行必不可少的深入挖掘研究和田野調查。比如,在“立題”方面,當我寫到春天最后一個節氣谷雨的時候——谷雨有很多特點,但在黃河中下游地區最重要的特點是進入春播的“關鍵節點”,所以我把標題確定為《谷雨種大田》。同時,還要具體解決什么是“大田”的問題。這就需要進一步調查研究。在撰寫《谷雨種大田》時,我數次采訪山西農業大學資深農業專家郭平毅教授,搞清楚山西的“大田”指什么,“雜糧”都有哪些品種,等等。同理,我寫每一個節氣,都要緊緊扣住“農耕文明”和“農業生產”這個大主題,這從每個節氣的標題(均采用農諺作題)即可看出——諸如《雨水過,糞土破》《驚蟄百蟲動,走馬快耕田》《立夏三天遍地鋤》《小滿臨,麥滿仁》《芒種忙收》《大暑不熱,五谷不結》《處暑立年景》《白露點秋霜》《秋分放大田》《寒露百草枯》等等。為了將諸如此類的“核心內涵”和“溢出效應”充分表達出來,就必然要求拓展文學副刊的承載疆界,從思想內容、科學內涵和表現形式等方面進行有益探索。為此,我在《淺探拓展副刊的承載疆界——以開設“二十四節氣專欄”為例》論文中總結了“四對八個性”。
經典性與現代性。二十四節氣是華夏先民最偉大的有關“天人合一”的創造發明,即使再過千百萬年,對于黃河中下游地區的農業生產,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實踐作用和指導意義。可以說,二十四節氣具有原創性與規律性、經典性與現代性。因而,要想讓二十四節氣之類的優秀傳統文化活起來、傳下去,就必須深入挖掘、研究、解讀、傳播中華歷史文化典籍,諸如《逸周書》《禮記》《大戴禮記》《淮南子》《周髀算經》等等。再如,具體寫到不同地域驚蟄時節的“驚蟄種瓜,車載船拉”,乃至小滿時節的“小滿前后,點瓜種豆”,就得對傳統文化經典中的瓜——即如《易經·姤卦》中的“以杞包瓜”,《左傳·莊公八年》中的“及瓜而代”,《詩經·大雅·綿》中的“綿綿瓜瓞”和《詩經·小雅·信南山》中的“疆埸有瓜”,以及《豳風·七月》中的“七月食瓜”和《豳風·東山》中的“有敦瓜苦”等,都是些什么瓜——有所了解和研究。倘要作進一步深入了解,尚需對古代農書有所研究。比如我國現存最早的農書西漢氾勝之著《氾勝之書》(輯本)有種植雜糧“九谷忌日”之記載:“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谷子),忌丙;黍,忌丑;秫,忌寅、未;小麥,忌戌;大麥,忌子;大豆,忌申、卯。凡九谷有忌日,種之不避其忌,則多傷敗。此非虛語也!”東漢崔寔著《四民月令》(輯本)亦有“草灰防蠹”之記述:“四月立夏節后……草始茂,可燒灰。”并講道:“五月,芒種節后,陽氣始虧,陰慝將萌;煖氣始盛,蟲蠹并興……以灰藏氈、裘、毛毳之物及箭羽。”諸如此類,種植雜糧要注意避開其“忌日”,草灰可當作綠色天然防蟲劑……古籍中的這些詳實記載,既有經典性,又有現代性,既具史料意義,又不乏實用價值。
譬如,寫《清明昨日寒食節——二十四節氣之清明》,至少有三個關鍵問題:一是為什么叫清明?二是清明與寒食的關系究竟是怎么回事?三是古代清明(寒食)的假期如何安排?所以我這樣寫道:
“滿街楊柳綠似煙,畫出清明三月天。”關于清明,《歲時百問》講:“萬物生長于此時,皆清潔而明凈,故謂之清明。”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引《三統歷》云:“清明者,謂物生清凈明潔。”明·張岱《夜航船》亦講:“清明萬物齊于巽。巽,潔也,齊也。清明取潔齊之義。”時至清明,已入深春,鶯飛草長,清波粼粼,桃紅柳綠,風清景明。
清明作為節氣,有起源于周朝之說。據張岱《夜航船·天文部·時令》講:“周公始定二十四節,以合二十四氣。”在農歷二十四節氣中,既是節氣又是節日的,只有冬至和清明。清明一般在每年陽歷的4月4日、5日或6日。今年是4月5日3時20分3秒交清明(即農歷三月初五)。節氣也稱氣。古以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氣為時,四時為歲。一年二十四個節氣,共七十二候,各候均以一個物候現象相應,稱候應。清明三候是:初候桐始華;二候田鼠化為鴽,牡丹華;三候虹始見。這早在《逸周書·時訓解》即有記載:“清明之日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為鴽,又五日虹始見。”
“清明寒食好,春園百卉開。”說起清明,就不能不談到寒食。據傳說,寒食節是為了紀念春秋時晉國的賢人介子推的。春秋時晉文公(重耳)與介子推等諸臣逃亡去國十九載,返國后封賞功臣,獨介子推無封無賞。傳說子推作《龍蛇歌》而諷之:“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入深淵,得其所安;蛇脂盡干,獨不得甘雨!”子推遂偕母隱于綿山(今山西省介休市東南)。文公悔悟,燒山逼令出仕,子推抱樹焚死。時人為悼念子推,于其忌日禁火冷食。后相沿成俗,謂之寒食。介子推之事最早見于《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晉侯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寒食大致在清明的前一二日(亦有前三日之說)。南朝梁·宗懔《荊楚歲時記》:“去冬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禁火三日。”隋·杜公瞻注:“按歷合(寒食)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介子推三月五日為火所焚,國人哀之,每歲暮春為不舉火,謂之禁煙。”到唐代朝廷明文規定,寒食節禁火三日,具體日期為:冬至后一百零四天(俗稱“大寒食”),冬至后一百零五天(俗稱“官寒食”),冬至后一百零六天(俗稱“小寒食”)。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寒食(指‘大寒食’)第三日,即清明節矣……自此三日,皆出城上墳,但冬至后一百五日(指‘官寒食’)最盛。”正由于寒食有“大寒食”“官寒食”“小寒食”之分,而民間卻又往往籠統地稱之為寒食——大致在清明的前一夜禁火,因而俗話常說:“清明昨日寒食節。”東漢時期,太原郡寒食禁火竟長達一月。據《太平御覽》記:“周舉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土人每至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少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乃作吊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止火,殘損人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于是眾惑稍解,風俗頗革。”然而,“風俗”一旦形成,是很難一下子“革”掉的,故不少地方每到寒食,仍長時間絕火冷食,以致當政者不得不用行政命令來強制禁絕這種“陋習”。據魏武帝曹操《明罰令》:“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后百有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為介子推。且北方冱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筆者的家鄉就在雁門關外,屬于《明罰令》所說的雁門郡所轄。記得童年時期,每到寒食、清明節前幾天,村里的奶奶和母親們便用白面捏寒燕兒(形如燕子),蒸熟后用線穿起來掛在門楣或屋梁上晾干,可作小孩兒們的干糧(零食)。現在為了傳承傳統風俗文化,當地文化部門這幾年也組織婦女在清明節這天捏寒燕兒,但是時間節點卻選得未必恰當。所謂寒食、寒燕兒,是因為寒食節禁火不吃熱食才叫寒食,才叫寒燕兒;如果寒食這天大興蒸爨之事,還叫什么寒食、寒燕兒呢,豈不是反其“道”而行之!為了解答這個疑問,我前幾天給九十二歲的老母親打電話詢問,我們小時候看您捏寒燕兒,那是在啥時候?母親毫不猶豫地說,清明前兩三天,家家戶戶捏寒燕兒哩。大嫂在旁插話說,我們老家陜西榆林也是清明前兩三天捏寒燕兒。前文引述之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亦有佐證:“清明節……前一日謂之‘炊熟’,用面造棗?、飛燕,柳條串之,插于門楣,謂之‘子推燕’。”“棗?”的“?”讀如糊,是餅子一類的食物。據《玉篇·食部》講:“?,餅也。”想必古代到寒食那天不生火、不做飯,全家人只以干餅子和寒燕兒之類的“寒食”充饑。盡管我們童年時代的寒燕兒,早已變成孩子們所垂涎的干糧,但由此亦可見“風俗”之影響深遠。
“寒食花開千樹雪,清明火出萬家煙。”到了唐代,寒食與清明兩節由于日期相近,便逐漸融為一體,幾乎成為同一個節日。唐·元稹《連昌宮詞》云:“初屆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俗諺亦云:“冬至離春四十五,一百零六到清明。”也就是說,冬至后一百零六天,既是寒食節,又是清明節,可見兩節已漸漸“合二為一”了。據唐·杜佑《通典》載唐玄宗開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制曰:“寒食上墳,《禮經》無文。近代相傳,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上墓,同拜掃禮。仍編入五禮,永為恒式。”至此,寒食被作為“用展孝思”的“法定節日”確定下來。俗話說:“清明到,兒盡孝。”唐·白居易的《寒食野望吟》:“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累累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樹,盡是生死離別處。冥寞重泉哭不聞,瀟瀟暮雨人歸去。”由于寒食禁火,故清明取火曰請新火。“從來禁火日,會接清明朝。”在清明這一天,皇帝亦將新火賜予近臣,以示恩賞。唐·韓翃《寒食》詩寫的便是公侯大臣受皇宮賜火:“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宋·王禹偁《清明》詩寫的則是窮書生乞火:“無花無酒過清明,興味蕭然似野僧。昨日鄰家乞新火,曉窗分與讀書燈。”
寒食、清明成為“法定假日”,亦始于唐代。據宋·王溥《唐會要·休假》:“(開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二月二十一日敕:‘寒食、清明,四日為假。’”又曰:“大歷十二年(公元777年)二月十五日敕:‘自今以后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至貞元六年(公元790年)三月九日敕:‘寒食、清明宜準元日節,前后各給三日。’”寒食一日,再加前后三日,共計七日假,相當于現在所說的“黃金周”啦。宋承唐制,寒食、清明亦放假七日。北宋·龐文英《文昌雜錄》:“祠部休假,歲凡七十有六日。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南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引北宋呂原明《歲時雜記》:“清明前二日為寒食節,前后各三日,凡假七日。而民間以(冬至后)一百四日始禁火,謂之私寒食,又謂之大寒食。北人皆以此日掃祭先塋,經月不絕,俗有‘寒食一月節’之諺。”后來人們于清明節掃墓,便一直奉行“前三后四”或“前三后七”之古俗。
“梨花風起正清明,游子尋春半出城。”由于唐代以后,寒食、清明既是“法定節日”,又是“法定假日”,所以除了祭祖掃墓而外,尚有春游、踏青、插柳、放風箏等風俗。諺云:“清明不戴柳,紅顏變皓首。”又云:“清明去踏青,不害腳疼病。”
(刊于2022年4月2日《中國社會報》)
再如,寫到《秋分放大田——二十四節氣之秋分》,秋分最大特點是“春分秋分,晝夜平分”以及“秋分放大田”和“先社后秋分,來年好收成”等,所以我寫秋分的重點放在三個“關鍵點”上:一是“同度量”,二是“放大田”,三是“何為社”?
寫秋分的詩句,歷來美詞金句多矣。不過愚以為,宋代詞人謝逸的“金氣秋分,風清露冷秋期半”,對秋分之描述至為精當而精確。
秋分,一般在陽歷每年9月23日或24日,今年是9月23日(即農歷八月廿八)9時3分31秒交節。據《逸周書·時訓解》講:“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又五日蟄蟲培戶,又五日水始涸。”大意是:從秋分這天開始不再打雷,再過五天冬眠的動物與蟲子培固洞穴,再過五天地上的積水就會干涸。《禮記·月令》亦云:“仲秋之月……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并說:“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培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齊斗甬。”《呂氏春秋·仲秋紀·仲秋》亦與前述大同小異:“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始收聲,蟄蟲俯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則一度量,平權衡,正鈞石,齊斗甬。”其中“同度量”等句之大意,是說仲秋之時日夜均分,所以要在此時統一和校正各種度量衡器具,以備秋后糴糧糶糧之用。度,指丈量長度的木制尺子等;量,指木制量器如升和斗等;衡,指權衡重量的木桿秤等。秋分這一天,由于太陽直射赤道,南北半球晝夜平分,故稱“日夜分”。漢代大儒董仲舒《春秋繁露·陰陽出入》云:“秋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秋分的最大特點,就是晝夜平分,涼熱平均。俗話說:“春分秋分,晝夜平分。”宋代詩人方回亦有句:“春分秋分晝夜中,天上地下度數同。”
秋分時節最大的特點,是“秋分放大田”。今年的秋分還有一個特點,是“先社后秋分”。
先說“秋分放大田”。北方的秋收,一般是從白露開始的。在寫上一個節氣白露的時候,我曾寫過:“每年白露以后,北方地區便陸續開鐮收秋。俗話說,‘白露十天滿山黃’‘白露青黃不忌刀’‘白露秋分,莊稼封根’,等等。在我的故鄉塞北,有‘白露收黍,秋分割谷’‘處暑找黍子,白露放大黍’‘白露砍高粱,寒露打完場’‘白露高粱秋分豆,寒露谷子走上場’之說。”其實,從白露開始收秋,一直要收到秋天的最后兩個節令寒露(今年是陽歷10月8日)與霜降(今年是陽歷10月23日)之間。近日跟二哥通電話聊到“出”山藥(土豆)和掰玉米的時間,二哥說,現在咱縣平川地很少種山藥,在北山上的山地種山藥怕霜凍,一般“出”得早,在寒露前后就“出”了;掰玉米也是在國慶節以后的寒露與霜降之間,俗話說“寒露百草枯”,寒露與霜降后就沒得收了。
故園應露白,涼夜又秋分。每年秋分之后,白晝,一日比一日短;天氣,一天比一天寒。對于秋莊稼來說,“秋分前,一天三熟;秋分后,三天一熟”,留著不收割也沒意義了,莊稼熟不了了。老話常說“處暑不出頭,割的喂老牛”,何況到了秋分呢,更何況“秋分不割,霜打風磨”,成熟的莊稼人不收讓天收地收了。所以俗話說,“秋分沒生田,準備動刀鐮”“秋分放大田,寒露一掃光”。這個“放”是放倒的意思。在我的老家,兩個人交手,一個人把另一個人打倒在地,叫“放倒了”“放翻了”,特有氣勢。因而,把大片大片的莊稼割倒后,齊刷刷擺放在廣闊的田野上,叫做“秋分放大田”,一眼望去,滿目金黃,特有氣勢!盡管我們山西是農業小省,但卻是全國的雜糧大省。主要雜糧高粱、黍子、谷子,都是在白露、秋分和寒露期間收割。當然,晉南、晉中與晉北,山地、坡地和平川,收割的次序是有前有后的。前文說過“白露收黍,秋分割谷”,現在又說“秋分收黍子,寒露割谷子”,這就是差異所在。總之,秋收季節,龍口奪食,誠如俗話所說:“秋分兩頭忙,種麥又打場。”還說:“三秋大忙,全家上場。”
再說“先社后秋分”。“社日”在我國古典文學中,是一個比較常見的題材。最有名的大概是唐代詩人王駕的《社日》詩:“鵝湖山下稻粱肥,豚柵雞棲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還有宋代詩翁陸游的《秋社》詩:“明朝逢社日,鄰曲樂年豐。稻蟹雨中盡,海氛秋后空。不須諛土偶,正可倚天公。酒滿銀杯綠,相呼一笑中。”王駕詠的是春社,陸游贊的是秋社,總之是為了慶豐年,暢飲杯中物。俗話常說:“社酒治聾。”放翁的另一首《秋社》詩亦云:“書因忌作閑終日,酒為治聾醉一杯。”只是不知依據何在?
回想三十多年前,知道我一直關心關注時令節氣和農村風俗問題,父親與大哥、二哥專門為我留心收集農諺俗語。父親在村里是有名的莊稼把式,對大哥在這方面的“學問”,多少有些輕蔑意味。記得某年回老家過中秋節,我向父親詢問農諺“山怕白露川怕社”的社是什么,父親說,社就是秋分。但大哥卻說,社是社,秋分是秋分,他曾經聽村里的生財老漢說過“先社后秋分,來年好收成”,可見不是一回事。父親不悅。不過,那一回是大哥說得對。
春社,在春分前后;秋社,在秋分前后,但卻不是一個固定的日子。俗話說:“夏至三庚入伏,立秋五戊為社。”也說“立春五戊為社”。就是說,立夏以后第三個庚日開始數頭伏,立春、立秋后第五個戊日是春社或秋社。今年春社在立春后的第五個戊日——陽歷3月16日(即農歷二月十四,戊辰日);春分在陽歷3月20日(即農歷二月十八),“社”在“分”前。今年秋社在立秋后的第五個戊日——陽歷9月22日(即農歷八月廿七,戊寅日),秋分在陽歷9月23日(即農歷八月廿八),依然“社”在“分”前。俗話說:“先社后秋分,來年好收成。”祈望來年五谷豐登粱滿倉!
漢代史學家、文學家班固《白虎通義·社稷》曰:“王者何以有社稷者,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廣博不可遍敬也,五谷眾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谷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社為土地神,稷為五谷神,合稱社稷,乃國家之象征。“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谷豐收;秋祭社以百谷豐稔,所以報功”,故稱“春祈秋報”。古時為慶祝秋天的豐收,各村各戶都要舉行“社會”活動。漢代崔寔《四民月令·八月》云:“是月也,以祠泰社。祠日,薦黍、豚于祖禰。”祠乃祭祀之義。又據宋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秋社》記述:“八月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齏送。貴戚宮院以豬羊肉、腰子、奶房、肚肺、鴨餅、瓜姜之屬,切作棋子片樣,滋味調和,鋪于飯上,謂之社飯,請客供養。”這種慶社活動,熱烈,隆重,而且普遍流行,唐宋以來尤盛。只是到了民國之后“咸與維新”,大多數人就不知道社為何物也。
(刊于2022年9月23日《中國社會報》)
實用性與時效性。二十四節氣的最大特點,就是前面所講過的,“數千年來對我國北部——尤其是黃河中下游地區的農事活動,一直具有極其寶貴的生產規律總結性和實踐操作指導性”,因而具有恒久的實踐性與經驗性、實用性與時效性。怎樣才能把這幾個性準確地表達出來呢?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掌握、運用、發揮好諺語(特別是農諺)的實用功能和語言工具作用。俗話說,“莊戶人不懂二十四節氣,白把種子撒進地”。而二十四節氣中每一個節氣,都可以用大量諺語來表述。以小滿為例:從氣候來看,“小滿小滿,不熱不寒”;從農作物的生長期以及當下該干什么農活來看,“小滿臨,麥滿仁”“小滿三天遍地黃,再過三天麥上場”“小滿割不得,芒種割不及”;從當令時鮮來看,“小滿苦菜秀”“小滿桑葚黑”“小滿見三鮮”(所謂“三鮮”,在北方不同地區略有差異,有說黃瓜、蒜苗、櫻桃,有說油菜、黃瓜、櫻桃,還有說是桑葚、櫻桃、黃杏)“小滿三日見三黃”(杏黃、麥黃、繭子黃);從地區差異來看,無霜期比較短的晉北地區是“小滿前后,點瓜種豆”,而黃河南岸地區卻是“驚蟄種瓜,遍地開花”“驚蟄種瓜,車載船拉”,等等。每一個節氣都要準確地踏著時間的節點,一個節氣“三候”,一候五日。比如“小滿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靡草死,三候小暑至”。這不就是它的時效性嗎?而且,二十四節氣中的每一個節氣,都可以從不同側面、不同角度用多種諺語來表述;這些豐富而生動的諺語,無不反映出節氣的實用性與時效性。
即如,在《小滿臨,麥滿仁——二十四節氣之小滿》寫到“小滿苦菜秀”:
小滿苦菜秀。據《禮記·月令》講,春天“其味酸”,夏天“其味苦”,秋天“其味辛”,冬天“其味咸”。故小滿吃苦菜最“正點”。苦菜的生長特性及其食用和藥用功能,李時珍《本草綱目·菜部·苦菜》均有闡釋:“【釋名】荼、苦苣、苦荬、游冬、褊苣、老鸛菜、天香菜。【集解】﹝桐君藥錄曰﹞苦菜三月生,扶疏。六月花從葉出,莖直花黃。八月實黑,實落根復生,冬不枯。﹝時珍曰﹞苦菜即苦荬也,家栽者呼為苦苣,實一物也。春初生苗,有赤莖、白莖二種。其莖中空而脆,折之有白汁。胼葉似花蘿卜菜葉而色綠帶碧,上葉抱莖,梢葉似鸛嘴,每葉分叉,攛挺如穿葉狀。開黃花,如初綻野菊。一花結子一叢,如茼蒿子及鶴虱子,花罷則收斂,子上有白毛茸茸,隨風飄揚,落處即生。﹝士良曰﹞蠶蛾出時不可折取,令蛾子青爛。蠶婦亦忌食之。【氣味】苦,寒,無毒。【主治】五臟邪氣,厭谷胃痹;久服安心益氣,聰察少臥,輕身耐老;腸澼渴熱,中疾惡瘡;久服耐饑寒,高氣不老;調十二經脈,霍亂后胃氣煩逆;久服強力,雖冷甚益人。【發明】夏三月宜食苦菜,能宜心和血通氣也。又,凡病痔者,宜用苦苣菜,或鮮或干,煮至熟爛,連湯置器中,橫安一板坐之,先熏后洗,冷即止。日洗數次,屢用有效。”唐代大詩人元稹《詠二十四氣詩·小滿四月中》詩云:“小滿氣全時,如何靡草衰”“向來看苦菜,獨秀也何為”?可見,“苦菜秀”已經成為小滿到來的標志。苦菜在我的故鄉也叫甜苣,另有一種叫白毛(葉子的表面有一層微細的白毛),有別于苦菜。俗話常說:“熟油苦菜,各人所愛。”我從小看母親做熟油苦菜,具體操作程序為:把苦菜從田地里用鏟子挖回來,擇洗干凈,煮熟,再用涼水浸洗兩三遍,攥干,切碎,然后浸放在涼水中,可隨時攥干拌食。食用時,先將一把長柄大銅勺放在火上燒到灼熱,倒入一羹匙胡麻油,加入切細的蔥絲和搗碎的辣椒面,快速潑在苦菜上,“嗤——啦”一聲響起,冒出撲鼻的香味,口水隨之而出。撒點鹽,倒些醋,拌幾下,嘗一口,微苦清香,打涼敗火,那叫個美氣!難怪《詩經·邶風·谷風》詩云:“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刊于2022年5月20日《中國社會報》)
再如,寫《谷雨種大田——二十四節氣之谷雨》,重點在于:
谷雨,谷雨,雨生百谷。《通緯·孝經援神契》云:“清明后十五日,斗指辰,為谷雨,三月中,言雨生百谷清凈明潔也。”《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亦云:“三月中,自雨水后,土膏脈動,今又雨其谷于水也……蓋谷此時播種,自上而下也。”明人張岱《夜航船》亦講:“谷雨,言滋五谷之雨也。”谷雨已是深春時節,家家戶戶忙于下種。俗話說:“谷雨立夏,不可站著說話。”宋代文豪歐陽修《歸田四時春夏二首(之一)》詩云:“春風二月三月時,農夫在田居者稀。新陽輕暖動膏脈,野水泛滟生光輝。鳴鳩聒聒屋上啄,布谷翩翩桑下飛。碧山遠映丹杏發,青草暖眠黃犢肥。”歐陽公的“農夫在田居者稀”,與王建的“人家向田不歸宿”,歌詠的都是谷雨前后農民下田播種的諸多辛勞。
俗話說:“谷雨種大田。”在我的家鄉晉北,谷雨下種的大田莊稼是什么?我打電話問“老莊戶”大哥。大哥說,咱們這里的大田莊稼就是玉米、高粱和谷子。他還念叨,“谷雨種谷子,立夏種糜子”“芒種三天種黍子”,胡麻也在谷雨前后下種,“谷雨種胡麻,七股八圪杈”,打得籽多。我問西葫蘆和西瓜啥時候下種?大哥說,“小滿前后,點瓜種豆”。最后大哥感慨地說:“走京城,逛買賣,不如犁鏵翻土塊!”可見“以農為本”的傳統觀念,在大哥心中根深蒂固。
為了把老家的大田莊稼搞得更精準、更科學一些,我特地請山西省農業廳的朋友,為我介紹了一位資深農業專家郭教授。郭老說,三晉大地南北跨越七個緯度,氣溫差異較大,所以莊稼種植的時間也就不同。山西全省共有5700萬畝耕地(良田),大致玉米2000萬畝,小麥1000萬畝,黃豆(大豆)500多萬畝,高粱多用來做酒做醋,種植情況根據酒醋的產量而定,大約有百十萬畝吧。這些就是大田莊稼。其他都是雜糧,山西在全國來說,是“農業小省,雜糧大省”。我問什么是雜糧?郭老說,主糧以外的糧食就是雜糧。我問雜糧都有哪些?郭老如數家珍。他說,山西雜糧有四類,一是谷類,如谷子、黍子、糜子等;二是豆類,如紅小豆、紅蕓豆、綠豆、豌豆、蠶豆等;三是薯類,如馬鈴薯(山藥蛋)、紅薯等;四是其他類,如蕎麥、藜麥等。郭老還特別介紹,他負責主持培植的1000畝谷子基地,距離我的家鄉交界處不甚遠,每年固定在谷雨后四五天——具體說就是每年的4月25日開始播種谷子,畝產年年過千斤。
(刊于2022年4月18日《中國社會報》)
知識性與科學性。二十四節氣中的每一個節氣,都是一個內蘊積聚豐富、知識藏量巨大的“信息寶庫”,有的節氣甚至還蘊藏著歷史文化、天道人文的“大學問”。即如,寫春分與秋分,必然要寫到春社與秋社;寫春社與秋社,也必然要從“立春(立秋)五戊為社”談起;寫“五戊為社”,關乎天道人文的“十天干”即不可或缺,關乎歷史文化的“封土為社”“江山社稷”亦不能不談;寫“封土為社”,就會寫到遠古祭祀“社神”的集會,就會寫到“社會”的雛形……因而每一個節氣,都具有集群性與散發性的知識點。其中不少知識點,還會成為人們習焉不察的“盲點”。再如,我們常用“黃鐘大呂”來形容音樂或文辭莊嚴、正大、高妙、和諧,然而“黃鐘”與“大呂”最初的本義又是什么呢?“黃鐘”指古樂“十二律”中六種陽律的第一律,“大呂”指六種陰律的第四律。太史公司馬遷《史記·律書》云:“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規則,壹稟于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六律”包括“陽六律”和“陰六呂”,合稱“十二律呂”,簡稱“十二律”。之所以要談到“十二律”,是因為在我國古代傳統歷法上,農歷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紀年月日時——每年用“十二地支”紀十二個月“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與“十二律”之“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是相對應的。所以寫二十四節氣,是不能避開“十二律”的。正好大雪是每年農歷子月“應律”第一天,子月又恰好“律中黃鐘”,所以我以《“黃鐘大雪”》為題來寫大雪。還如,小麥會開花嗎?這對不少人(包括農民)來說,有些含糊。有鑒于此,筆者在《小滿臨,麥滿仁》一文中寫道:“宋代詩人范成大《四時田園雜興》詩云:‘梅子金黃杏子肥,麥花雪白菜花飛。’山西老歌《汾河流水嘩啦啦》也唱道:‘汾河流水嘩啦啦,陽春三月看杏花。待到五月杏兒熟,大麥小麥又揚花……’也許有人不知‘麥花’為何物?在每年農歷的三四月份,北方最晚要到五月份吧,是大麥、小麥的揚花期和灌漿期,它們的‘花’,就是每顆麥粒尖兒上吐出來的比米粒還要小的小白粒兒,小得像雪霰一般,所以范成大才說‘麥花雪白’。”并以農業種植方面的科學知識補充道:“冬小麥的生育期分為十二期:播種期、出苗期、分蘗期、越冬期、返青期、起身期、拔節期、孕穗期、抽穗期、開花期、灌漿期和成熟期。在黃河中下游地區,一般到小滿前后,就是小麥的開花期、灌漿期和成熟期。所以俗話說:‘小滿臨,麥滿仁。’”這樣,就把知識性與科學性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就以《春不分不暖,秋不分不涼——二十四節氣之春分》為例吧,我在整篇中側重于寫“社”與“社會”的由來:
唐代詩人權德輿《二月二十七日社兼春分端居有懷簡所思者》詩云:“社日雙飛燕,春分百囀鶯。”宋代詞人晏殊《破陣子·春景》詞云:“燕子來時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新社即指春社。所謂“社日雙飛燕”和“燕子來時新社”,比《逸周書》所說的“春分之日玄鳥至”,要更準確一些。因為,燕子古名玄鳥,而且也的確很神秘而玄乎。它們總是一夜之間突然群體出現,到處飛來飛去;到了一定的日子,又突然全部消失得無影無蹤。它們究竟從何而來?又向何處去?不得而知。不過據古人觀察,它們是“社來社去”——春社而來,秋社而去,所以在古詩文中,燕子亦稱社燕。
關于社,多說幾句。可以說,社是中華民族的“感恩節”。但什么是社?如今知道者已經很寥寥。上古之時,人們為“求福報功”“報本反始”而祭祀社稷之神;社為土地神,稷為五谷神。以古人之樸素思想來看,有人民,有土地,有糧食,不就象征著有“江山社稷”嗎?據《孝經緯》曰:“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闊不可盡祭,故封土為社,以報功也。”相傳社神為后土句龍。《禮記·法祭》云:“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之以為社。”《國語·魯語上》和《左傳·昭公二十年》亦有相同記載。漢·蔡邕《獨斷》記述更詳:“社神,蓋共工氏之子勾龍也,能平水土。帝顓頊之世,舉以為土政,天下賴其功,堯祠以為社。凡樹社者,欲令萬民加以肅敬也。”有關夏商周三代的祭社活動,古籍均有記載。《史記·周本紀》對周武王滅商后于次日舉行的盛大祭社儀式,記述得十分詳細。《周禮·地官》曰:“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讀法”,即趁著人民祭祀集會之際,頒讀有關政令法令)孔穎達疏:“歲時,謂歲之二時春、秋耳。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谷豐收;秋祭社以百谷豐稔,所以報功,故云祭社州社也。”祭祀社神的供品大多“出于民之所自供”,故在民間形成了祭社的節日——春社和秋社。
社并不像二十四節氣那樣有相對固定的日期,它是動態的,一般在春分和秋分的前后。據宋人陳元靚《歲時廣記·二社日》記述:“《統天萬年歷》曰:立春后五戊為春社,立秋后五戊為秋社。”也就是說,春社,在立春后的第五個戊日(今年在3月16日,農歷二月十四,戊辰日,春分前四日);秋社,在立秋后的第五個戊日(今年在9月22日,農歷八月廿七,在秋分前一日)。需要說明的是,古人因慶祝“社日”而聚會在一起,稱之為“社會”。這是“社會”一詞的最早來源,也是我國“社會”形成的雛形。譬如唐代詩人柳棠有句:“未向燕臺逢厚禮,幸因社會接余歡。”那么,什么是“社會”?或曰:“社會”具有哪些特點?今之所謂“社會”,須具備三個條件:一定的地域,一定的人群,一定的文化。古代的“社”即完全具備這幾點,只是“具體而微”而已。《管子·小稱》云:“古者群居二十五家,則共置社。書社,謂以社數書于策。”《孔子世家·索隱》亦云:“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于籍。”群居置社,冊名于籍,這不正好是一個小型社會——亦即“社區”嗎?
(刊于2022年3月21日《中國社會報》)
另外,有一些遠古的“冷知識”暫時還得不到合理的科學的解釋的時候,我秉持“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即如寫《寒露百草枯——二十四節氣之寒露》之“爵入大水化為蛤”:
關于“爵入大水化為蛤”,需要多說幾句。在二十四節氣之七十二候中,有關“化”的物事即有“鷹化為鳩”(驚蟄)、“鼠化為鴽”(清明)、“腐草化為螢”(大暑)、“雉入大水化為蜃”(立冬)等。其中“爵入大水化為蛤”,《禮記·月令》亦有“季秋之月,爵入大水為蛤”,而《大戴禮記·夏小正》則曰“九月:雀入于海為蛤。蓋有矣,非常入也”。可見,這里的“爵”即“雀”也。對于這些“化”到底確不確實?我一直認為:一是這些物事與今天所說的物事是不是一碼事?比如“爵”和“雀”是不是確指現在人們所說的麻雀?我看到很多人對于“又五日,爵入大水化為蛤”,直接譯成“再過五天麻雀鉆入海中變成蛤”,這樣說確切嗎?如果不準確、不確定,我主張還是“存疑”為好。二是遠古先民的認識是有局限性的。譬如《國語·晉語九》記載:“趙簡子嘆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黿鼉魚鱉,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趙簡子作為春秋時期晉國的一代雄主,何等精明睿智!但他所說的“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黿鼉魚鱉,莫不能化”,屬于因襲前人之觀點,同時也有其認識上的局限性。唐人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蛤像聯句”之記述,唐人張希復有“雖因雀變化,不逐月虧盈。縱有天中匠,神工詎可成”之句,可見張希復已經懷疑“雀”是怎樣變成“蛤”的,所以才發問“縱有天中匠,神工詎可成”——它們之間是怎么“化”成的?同理,前述那么多“化”,到底是如何個“化”法?均缺乏有理有據有效有力的科學依據、數據和證據,因而我還是建議“莫作強解”“付諸闕如”的好。
(刊于2022年10月8日《中國社會報》)
趣味性與文學性。把“二十四節氣專欄”開在《孺子牛》副刊上,就要展現出副刊文章的特色。換言之,撰寫“二十四節氣專欄”系列文章,最忌諱的就是把它寫成從網上搜羅一大堆資料,然后再攢成一篇堆砌材料的說明文。故撰文時,在注意占有材料的獨特性和對材料之獨到的分析與研究前提下,還要特別注重文章的趣味性和文學性。這就要求作者“在場”——即“我在”講述,并要注入“情愫”——即帶有感情色彩,情感是藝術的本質。《谷雨種大田》如此開頭:“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谷雨來臨,它是春天的最后一個節氣。”《春到人間一卷之》這般結尾:“時逢立春,一家人動手制作春卷、春餅,‘聊把一尊酒,共尋千里春’,多好!”
再比如,寫到《大寒過大年——二十四節氣之大寒》中的三個重點片段:
第三是備種備耕:大寒氣過,農事將起,把五谷的種子預先淘選準備好,把耕田種地的各種農具也要一件件修整好,以備開春后使用。就像東漢崔寔《四民月令·十二月》所云:“遂合耦田器,養耕牛,選任田者,以俟農事之起。”上文中的“耦耕”“合耦田器”,均指兩個人合作耕田耙地,《論語·微子》即有“長沮、桀溺耦而耕”的記載。我在童年時,曾親眼看見過父親和二哥于春天翻耕土地之后,一起趕著兩頭牛踩著木耙“合作”耙地的情景。俗話常說:“一年之計在于春。”其實,到了春天,已然是“田家幾閑日,耕種從此始”,莊稼漢都忙乎起來了;而真正的農事籌劃與布局——諸如來年五谷種什么?哪塊地里種啥好?什么莊稼上啥糞?哪些莊稼要倒茬?往往要未雨綢繆,依據歷史經驗判斷,須事先做好周密計劃,因而也可以說,“來年之計在于冬”,或者說,“來年之計在大寒”。
俗話說:“大寒須守火,無事不出門。”魏晉時期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傅玄《大寒賦》云:“若乃天地凜冽,數極地否,嚴霜夜結,悲風晝起,飛雪山積,蕭條萬里,百川咽而不流兮,冰凍合于四海。”《逸周書·時訓解》亦云:“大寒之日雞始乳,又五日鷙鳥厲,又五日水澤腹堅。”其大意為:大寒一候“雞始乳”——我個人理解,“雞始乳”指當年孵出的小雞,到大寒便開始下蛋了。為此,我打電話咨詢專業養雞的姐姐,姐姐說,早些年家養雞一般到農歷四五月份,老母雞“扎窩”孵小雞,小雞到臘月前后就開始下蛋了。據說,小雞最初下的蛋營養價值很高,大約相當于“牛初乳”吧。
俗話常說:“小寒大寒,打罷春過年。”不過,“打罷春過年”的說法,不夠嚴謹。我一直認為,將農歷的“年”叫做“春節”,也是不夠嚴謹的,所以在我的文章里,一般把“春節”稱作“大年”。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關于“過大年”的演變悠久而復雜,毋庸贅述。只是“春節”這個名稱,在我國乃是辛亥革命之后“咸與維新”的產物,改用公歷(格里高利歷)紀年,把公歷的1月1日稱作“元旦”;鑒于夏歷(農歷)每年一月一日恰在干支歷法中表示季節變遷的二十四節氣之立春前后,故將農歷正月初一改稱為“春節”。袁世凱于民國二年(公元1913年)正式批準以正月初一為“春節”,具體從民國三年(公元1914年)開始實行。
毫無疑問,采用公歷紀年與“國際接軌”是很有必要的。但問題在于,“春節”這個名稱——既然農歷“春節”是因為在立春前后而命名的,那么,第一“春節”不能離立春太遠吧?譬如,馬上要過的農歷癸卯兔年“春節”(2023年1月22日),離今年即農歷壬寅虎年臘月二十九的大寒(2023年1月20日)僅有兩天,而與來年即農歷癸卯兔年的立春(2023年2月4日)卻相差了13天。有的年份如農歷癸未羊年,大寒與除夕是同一天(2004年1月21日),第二天就是農歷甲申猴年“春節”,可是距離立春還有半個月呢。雖然這是特例,但嚴謹而準確的命名,應當把所有特殊情況都要考慮進來。第二是在農歷“春節”到歲末除夕的一年里,總得有一個立春吧?然而,在農歷紀年里,要么一年里沒有一個立春,要么一年里在正月和臘月先后出現兩個立春,這種情況也是并不鮮見的。譬如,即將來臨的農歷癸卯兔年(2023年—2024年)就是“雙春”年,而緊接著農歷甲辰龍年(2024年—2025年)卻是“無春”年。如果說農歷的“春節”是由于臨近立春而命名的,在有一個或兩個立春的年份過“春節”尚可,但是連一個立春都沒有的“無春”之年,怎么還叫“春節”呢?在中華傳統節日里,與節氣和“星次”相關的均屬于陽歷,如立春、清明、冬至、數九等;與農歷月份相關的均屬陰歷,如春節、元宵節、端午節、重陽節等,這是由于我國傳統歷法是陰陽合歷。不得不說,當年民國政府在“春節”的命名問題上,把屬于陰歷的“年”與屬于陽歷的立春,硬性地綁在一起作為“參照”,是不夠科學的。
(刊于2023年1月19日《中國社會報》)
還如,寫到《驚蟄百蟲動,走馬快耕田——二十四節氣之驚蟄》,我如是講述:
據《禮記·月令》記述:“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禮記·月令》是以月為時間單位的,譬如以孟春、仲春、季春來劃分時令,故仲春二月之驚蟄,介于雨水和春分之間——以月來表述節令比較籠統,不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逸周書·時訓解》是以“五日一候”的“候”來表述的,故相對要精確一些:“驚蟄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為鳩。”我國古代先民的農業耕種經驗之積累,最初是以大自然的某些物候作為參照的——什么花開的時候干什么,什么鳥叫的時候種什么。即如,驚蟄一候“桃始華”,“華”即花也。驚蟄前后,杏花、桃花、梨花次第開放,我們故鄉的民歌即有“桃花花紅來杏花花白”的歌詞。桃花的確是鮮紅而醒目的。但杏花卻有黃色的、淺紅色的和白色的多種;而且白色也不是純白,在白色花瓣的根部,淺淺的又有些淡紅色的點染,所以宋代詩人楊萬里詠杏詩云:“道白非真白,言紅不若紅。請君紅白外,別眼看天工。”然而梨花卻是真正的純白,潔白如雪,誠如唐代詩人岑參以梨花譬喻白茫茫漫天飛雪的詩句:“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二候“倉庚鳴”,“倉庚”就是黃鸝。伴隨著春雷發聲,歌喉婉轉的黃鸝鳥也開始清唱了。三候“鷹化為鳩”,“鳩”指布谷鳥。鳩是鳩鴿科部分鳥類的通稱,有41屬309種,可謂種族龐大。而其中一種“鳩”的叫聲很特別,一般是雙音節的“布谷,布谷”,所以叫布谷鳥。不過,我童年以來在故鄉聽到布谷鳥的叫聲,是三個音節的“咕咕——鳩!咕咕——鳩”,所以故鄉從來就把它叫做“種咕咕”,有“種谷谷”之諧音。前年春天回故鄉,跟母親在姐姐家小住幾日,我又聽到了它那熟悉的叫聲,故特意分辨并確認了一下,沒錯,就是三個音節的“咕咕——鳩!咕咕——鳩”,而且“鳩”的落音很重,頗有號召力!這使我回想起童年時光,每當聽到“種咕咕”在樹上發出“咕咕——鳩”的叫聲,我便和頑皮的小伙伴們齊聲大叫:“咕咕——鳩!打連——豆!打下連豆喝稀——粥!”
(刊于2022年3月7日《中國社會報》)
由于“我在”,不只講大道理,也講有趣的故事。這種“我在”敘述的行文風格,以及帶著感情色彩的形象描述——我的故事,我的觀點,我的意見——這是典型的散文化寫作,可以增強文章的趣味性與文學性。
民為邦本,食為民天。二十四節氣即使最晚從“周公始定二十四節”的西周初年算起,三千多年以來已然惠及華夏萬億兆民,并且仍將千秋萬代繼續惠賜下去。這是華夏先哲最輝煌燦爛的創造發明,也是對中華民族最偉大而深遠的恩蔭貢獻。因而繼承、弘揚、挖掘、研究、解讀、傳播好二十四節氣之類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使之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是媒體并媒體人和文化人的歷史使命與時代責任。
說不盡的二十四節氣
二十四節氣是中華傳統文化“天人合一”最經典的案例。在我看來,二十四節氣的發現、發明與創造,對中華民族千秋萬代的淵永滋養,遠遠超越了我國古代的“四大發明”,功不在禹下。
二十四節氣在我的故鄉塞北叫做節令。俗話常說:“節令不饒人,年齡不饒人,算盤珠子不饒人。”“春播夏耘,秋收冬藏”“冬穿棉,夏穿單,春秋穿裌衫”——“節令不饒人”;“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隨心所欲,不逾矩”“人過四十五,半截入了土”——“年齡不饒人”;“加減乘除,欠債還錢”——“算盤珠子不饒人”,等等。所以故鄉人很少說節氣,而是口口相傳叫做節令。節令,更加明確其具有命令型、規定性以及規律性與地域性。特定的地域性,是二十四節氣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征。因而有時在某本雜志上,看到某個未曾深入了解北方的南方作家突發宏論,由一葉飄落而大談“立秋”什么的,總覺得有點那個。倒不是說,在下沾染魯迅先生筆下趙太爺之流的官爺脾氣,不許阿Q姓趙;而是二十四節氣的“天人感應”性,確乎具有黃河中下游地區的特定地域性,具有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的“綜合征”,而天時、地利、人和又包含著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和諧相處則必有親近、了解、相伴、相知在。我的女兒現在深圳工作,我和老戴前不久去看她,市井中,商店里,地鐵上,飯堂間,到處可以看到很多人還是大褲衩光腳穿拖鞋。在這里,大冬天白晝氣溫還在20℃上下,夜間也很少低于5、6℃,一年360天,四季不分明,有300天燠熱如盛夏,即使冬季,充其量只相當于北方的初春與秋末,怎么能夠感受到二十四個節氣的“節令”變換呢?從未離開南方的人,見過“白露百草枯”的蕭瑟景象嗎?看過“黃鐘大雪”時節的冰天雪地嗎?未見識“鴻雁來賓”(寒露)與“雁北向”(小寒),就不會曉得“鴻雁來”(雨水);不了解“蟄蟲培戶”(秋分)與“蟄蟲咸俯”(霜降),就不可能理解“蟄蟲始振”(立春)乃至于驚蟄。誠如古諺所云“南人不識雪,北人不識梅(梅子)”“南人不夢駝,北人不夢象”,皆因未曾見識過也。
然而,凡事總有例外。2022年夏天,當我為報社開寫“二十四節氣專欄”系列文章一段時間之后,單位一位同事拿著一張滬上大報對我說,看人家的二十四節氣專欄,每個節氣加上配圖出一個專版,很有氣勢。我趕忙接過報紙拜讀,乖乖,這不是把咱《母親詞典》里的幾篇文章“照搬”上來了嗎?聯系該報版面負責人,比照落實之后回復:一是把稿費寄給我,二是約我另寫一個節氣。我沒有應允,亦未作深究。作為報人,我很明白,報紙的責任在于把關不嚴,關鍵在于作者——不,是剽竊者。剽竊者不僅敢于明目張膽生吞活剝巧取豪奪,而且還會明火執仗振振有詞能奈我何!你胼手胝足爬梳剔抉伏案書寫幾十春秋,整理出一篇大部頭文章,好比打造了一個精美而堅固的紅木箱子,里面裝滿金珠寶器;而剽竊者卻像《莊子·胠篋》里所講的“巨盜”那樣:“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莊子真是偉大,看透世相百態;不過莊生亦未曾料到,如今這些“巨盜”們,有的竟然裝扮成附庸風雅的小蟊賊矣!俗話說得好,“山上就數老虎厲害,地上就數不要臉的厲害”。厲害了,小蟊賊們!
也許有人會說,寫二十四節氣,所有的歷史資料,所有的俗諺俚語,你能用,別人也能用,誰都可以用嘛。然也,然也。問題是,《新華字典》里所收錄的字,你能用,我也能用;可是別人用這些字寫成的文章,你就不能照抄照搬了吧?同理,從在下《母親詞典》里“笨賊偷碾子”似地整篇整篇“搬運”,光天化日之下“負匱,揭篋,擔囊而趨”,這是沒有違法而具有可行性的嗎?其實,以二十四節氣之天高地迥涵渾深厚包羅萬有,其內涵太豐富了,其外延太宏闊了,又有誰能夠說得盡寫得完呢?倘有志于作此學問者,只要沉下心俯下身,用心觀察,實踐,領悟,開掘,是不難做出屬于“自己的文章”,而不是挖空心思削尖腦袋去做一個“剽客”。做學問寫文章,難免涉及引用文獻資料(文章和觀點被廣泛引用,說明創新性、權威性大,影響力、認可度高),然而引用是要標明出處與作者的。學術是有規范法度的,學術不端是不被允許的。有道是,“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作為文人學者,就算缺失了“禮儀”,“廉恥”總還要講一點吧?
我曾在《說冬至》一文中談到過,孔子的得意門生顏淵問“為邦”——怎樣才能更好地治理國家?孔子講的第一條就是“行夏之時”(《論語·衛靈公》)。因為夏歷最符合古代中國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的自然節律——直到今天仍然合若符節。談到農歷二十四節氣,自然會想到農歷、陰歷和夏歷。不過,這三者的關系問題,太大太深太復雜,且按下不表。謹就夏歷及二十四節氣簡單說兩句。夏歷要比二十四節氣出現得早,創制于夏朝,距今已有四千多年的歷史。盡管二十四節氣也有產生于商代或周代(我取周代說)、早已應運于農業生產實踐的說法,但真正納入歷法,則最早出現在創制于西漢早期的《太初歷》(公元前104年頒布)。夏歷其實是陰陽合歷,要比西方簡單粗暴的數學分段法制定的公歷或曰陽歷,先進不知多少倍。所以我一直認為,夏歷以及二十四節氣,是華夏先民最偉大的發明創造,它帶給華夏世世代代億萬兆民深廣而綿長的福澤,怎樣評價都不過分。
2024年12月16日完稿于深圳光明科學城
2024年12月22日改定于京東果園南書坊
李建永,筆名南牧馬,雜文家,散文家,民俗文化學者。山西山陰人氏,曾在陽泉市工作多年。現居北京。從業媒體,高級記者。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北京市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太陽鳥”中國文學年選雜文卷主編。著有雜文散文集《說江湖》《說風流》《母親詞典》《中國雜文·李建永集》《我從〈大地〉走來》《園有棘:李建永雜文自選集》等九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