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人與機器的關系，一直是科幻敘事中的重要主題。在西方經典科幻中，人機關系的基本模式主要有兩種：一是人類作為機器的“造物主”，機器作為人類的“造物”；二是人機之間形成共生關系，機器介入、改造人體，生成人機混合的“電子人”。第一種模式充滿了危機與張力，人類將機器工具化，一旦機器不滿足于僅僅作為工具的身份，人機之間便會產生矛盾。如阿西莫夫的《正電子人》等小說中描繪的那樣，一旦機器具備自我意識，甚至渴望擁有和人類相同的主體性，人機之間的沖突就開始了。而在《海伯利安的隕落》等作品中，智能機器甚至會反過來控制、設計人類，成為“造物主”般的存在。第二種模式下，機器與人類相互建構，形成人機結合的“賽博格”形態。以威廉·吉布森的《神經漫游者》為代表的賽博朋克小說就描繪了人與機器的界限是如何被打破的，這很大程度上預見了當代人機關系的發展趨勢。

中國當代科幻小說在人機關系書寫方面，同樣圍繞著上述兩種基本模式展開探索，然而許多作品又各有自己的獨特詮釋。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中文科幻作品中，常見的人機關系書寫是：將機器“工具化”，作為人類操控的“假體”。肖建亨《奇異的旅客》中的機器人可以切換男女聲音，眼睛是攝像管，耳朵是拾音器，把聲音圖像傳回后臺，由值班人員回答。《鄉村醫生》中劉興詩塑造的看病機器人，其實是通話式電視收發機，與值班醫生聯系來進行診斷和開藥方。而在《神奇的帽子》李登柱描寫了科學家通過特殊裝置讓人的腦電波和機器人連接，指揮機器人的身體進行行動。在這些書寫中人類是佩戴著“機械假肢”的上帝，機器人成為人類身體的延展，成為替人類解決各種問題的“四肢”、“器官”。雖然這些器官不在他的身體之上，但是卻可以為他任意操控，“如臂使指”地完成各種任務。

20世紀80年代以來，類似魏雅華的《風流影子》《溫柔之鄉的夢》、肖建亨的《肖二患病記》等科幻小說中塑造的“類人機器人”形象開始大量出現。這些機器人可以說是人類的“鏡像”。這些作品中充滿了人類對機器的恐懼，本該服務人類的機器卻反過來控制或破壞人類的生活、人類社會的秩序。究其原因，在于機器產生了和人類相同的欲望。與其說這些作品投射的是人類對機器的恐懼，不如說投射的是機器承載的人類自身膨脹、扭曲的欲望。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人類發現和自己相似的鏡像“造物”變得越來越強大，越來越不可控制。

在書寫虛擬世界數字AI的科幻作品中，這種危機意識又被進一步放大。《人人都愛查爾斯》中，寶樹描述了虛擬的人工智能是怎樣通過感應裝置制造出身體的幻覺認同，讓人類舍棄現實中的肉身，進入數字“偶像”的身體形象之中。陳楸帆的《荒潮》也刻畫了相同的深陷于對數字AI幻覺認同的“垃圾人”的形象。而在《仰光在燃燒》中，陳楸帆甚至描繪了底層孩子的身體成為機器附身的“容器”的恐怖圖景。“無身體”形態的數字AI已經成為超越人類的神明一樣的存在，只需要有空氣、水和人在流動，機器的觸手就可以在這個世界上無限延伸。長久以來，在人機關系中，人類始終對人工智能扮演著“造物者”和上帝的角色。而這些中文科幻作品中的機器是人類“造物者”形象的鏡像，而人類則成了機器上帝奴役的“凡人”，變成了以往機器形象的鏡像。這種顛倒的鏡像迫使人類重新思考自身的定位。

如果說互為鏡像的人類與機器之間還存在明確的界限，那么賽博格則打破了人機之間的那塊厚厚的鏡面。“破鏡”象征著融合與新生，是機器和人類兩種鏡像重疊后，整合的全新形象。中文科幻作品中很早就有人機結合的“義體人”形象描寫：王亞法的《強巴的眼睛》、蘇史華的《鼻子的問題》、一幟的《重登舞臺》、陳日朋的《第三顆紐扣》、童恩正的《電子大腦的奇跡》等文就分別講述了機器取代人類眼睛、鼻子、四肢、心臟和大腦等重要器官的故事。

除了對人類原有的器官進行模擬的“義體”外，中文科幻中還描繪了許多基于動物器官發明的機械義體，這些新的機械器官幫助人類擁有了其他動物的能力。鄭文光的《海姑娘》中魚類學家給自己女兒裝上人工的魚鰓，葉永烈的《海馬》中科學家給人類和馬裝配上人造腮，這些機械裝置模擬了水生動物的腮的構造，通過其植入人體，人類從原來的陸生動物變成了水陸兩棲動物，大大拓寬了人類的活動范圍和生產力水平。

科幻小說中的義體植入展示了全新的人機關系：人類通過機器實現自我進化。墨顏的科幻小說《雙星記》展示了一個器官逐步零件化，人類逐漸進化成“生化人”的過程。小說中，飛行員楊清貅的身體在飛行任務中嚴重損傷，來到地下醫院接受治療。他看到了自己的腎臟、心、肺等身體器官一一再生，他也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人類，而是與人造“零件”結合的生化人。更進一步地，另一些中文科幻作品描繪了通過神經網絡或基因技術，人類的意識嫁接到計算機系統和機器身體的未來圖景。腦機結合讓人類可以像控制自己的身體一樣控制機械身體，或是進入網絡的虛擬世界。完成與機器融合的賽博人可以隨意穿行在宇宙空間，穿越過去、未來、現實、虛擬等多維度時空，完全解除了肉體對人類行為的限制。在這些敘事中，與機器結合的人類擁有強大的學習能力，可以全方位地與人工智能進行競爭、博弈或是合作發展。

然而“破鏡”帶來的全新人機關系中，也隱含著人之為人的意義逐步瓦解的危機。部分當代中國科幻小說在書寫前者的同時，也揭示后者帶來的可怕影響。譬如平宗奇的《智能型人生》也展現了人類身體意義消解的危機。小說中一款名為“智能型人生”的科技APP在人群中普及使用，使用者的身體在棺木里沉睡，意識連接到“人偶”身上，進行工作、生活。被數字化的意識可以無限次地出現在各種不同的軀體身上，肉身反而成為最不值一提的存在。米蘭·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通過對尼采的“永恒回歸”的闡釋指出，永恒回歸是建立在人類生命的有限性上的，而這種有限性又是建立在身體的有限性基礎之上。隨著數字傳感技術的發展，新技術將完全改變人類的“身體”和“死亡”的關系：意識可被數字化、人的身體可以互換、死亡不再是永恒的。在《智能型人生》中，只有存在于信息系統內的數字意識才是人類的“本體”，而身體則只是一個可以無限復制的“副本”。副本的本意是指在“原件”基礎上抄寫的復制品，“副本”相對于“原件”只是一份備份的材料。在暴雪公司研發的網絡游戲“魔獸世界”中，“副本”被大量應用，成為主宰游戲世界的衍生產品。相對于身體的“原件”的唯一性，作為“副本”的身體有著極強的可復制性。“副本”開發了身體的“無限性”的同時，也消解了身體的獨特性，瓦解了身體的“重量”，讓身體“輕”得可有可無。“永恒回歸”的戲碼一旦沒有了身體分量的支撐，就會產生令人無比厭倦、重復的感受。身體的“副本化”將使普通人類面臨《智能型人生》中的終極危機，身體失去了意義，每次從新身體中蘇醒都是最絕望最無聊的時刻。

王晉康的《七重軀殼》則描述了一個在計算機構造的“元宇宙”中，人類與機器構建的人的數字“化身”之間產生身份沖突的故事。小說主人公是來自貧困山村的中國大學生甘又明，他來到美國的一個虛擬現實技術基地，穿上一副能夠進入虛擬世界的“外殼”，進入美國人實驗創造的電子世界。他必須找到程序系統的漏洞，分清楚自己是處于“真實”還是“虛擬”世界，如果成功就可以得到一萬美元的獎金。小說中的“外殼”就是虛擬現實裝置，而這個電子世界是類似“元宇宙”的存在。

在王晉康的小說中，化身時刻與真身存在世界觀上的巨大分歧，這來自主人公本身的身份定位和其化身身處的虛擬世界運行邏輯背后價值觀之間的錯位。在實驗中，甘又明明顯拒斥虛擬世界中的“化身”。他一次又一次脫下虛擬現實技術構造的“外殼”，要返回自己的“真身”，卻驚恐地發現自己依然處于電子世界的幻覺當中。這個無限逼近現實世界的實驗“元宇宙”充斥著暴力犯罪等活動，是資本主義世界腐敗墮落的代表，是“美國夢”的噩夢版。這對于出身在中國鄉村，本性淳樸的甘又明來說是無法接受的。實驗結束后，丟了魂似的甘又明回到自己成長的荒涼偏僻的山村里，見到了年邁的母親。這個封閉的山村，成為他遠離電子環境的“凈土”，小說的敘事投射出強烈的本土化意識。甘又明身上佩戴的虛擬現實技術的“外殼”具有強大的功能，可以進入人的意識，提取個體獨有的隱私和記憶，作為素材加入電子幻境的構造當中，以至于甘又明無法識破虛擬世界的假象。“元宇宙”就像一個不斷吸收人類身體記憶的怪物，最終要做的就是取代“現實”世界。甘又明的化身與真身的沖突也正是兩種價值觀的對抗。故事中，真身和化身之間的沖突，同時也是兩種文明形態代表的“自我”與“他者”的分裂與對抗。

在中國當代科幻小說中，無論是對人機關系的未來走向秉持樂觀主義態度的作品，還是對新的人機關系充滿危機意識的敘事，都用文本的形式拓展著機器與身體、人類與后人類等諸多爭論的外延。在技術語境下，這些文學話語具有極強的先鋒性和思想性。當代中文科幻在面對全新的人機關系時，始終以一種主動的姿態接入這些新經驗，形成對抗、呼應或共識。

(作者系文藝學博士，福建技術師范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