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寫了一小篇《我寫貴州山水》，發表在《新民晚報》上，上海的一位讀者給我發來一條微信說：

“看完你寫的這篇，我一定一定要再去一次貴州。”

這位讀者是個身居要職的女干部，接著她又意猶未盡地補充了一句：

“葉老師寫的不僅是貴州，也是自己的青春吶。”

我久久地凝視著這句話，覺得一下子被她的這句話打動了。我一邊發微信向她道謝，一邊加了六個字：“你真的很敏感。”心里說，她豈止是敏感，看文章的眼光還十分犀利。很少有讀者從我寫的小散文中讀出我的內心。她回了微信解釋：“我媽媽也是知青，到大興安嶺。她也常常說起那里的樹木森林、藍天白云，我覺得應該是一樣的道理，她在說她的16歲。”

哇，原來是這樣！她是從我寫貴州山水的文字中，讀出了我們這一代人對曾經度過的青春歲月的感情，對青年時代生活過的土地的感情。

似乎是一晃眼的工夫，我和貴州結緣整整55年了，半個多世紀的人生，真是有說不盡道不完的話。

今年春節年初四那天，砂鍋寨的楊村長邀請我去他家里過年。他說，葉老師這些年，年年都回貴州來，但大都是夏天來的，冬天從來沒有回過砂鍋寨。冬天好玩哪，一是農閑時節，二是外出打工的年輕人都回來了，你和他們都可以擺擺龍門陣，聽聽他們講打工生活的辛酸、打工的不易。

我讓孩子開車，在年初四送我去了小楊家。砂鍋寨是我插隊落戶當知青10年7個月的村子。

1969年4月3日的傍晚，在一幫老鄉大人娃娃的簇擁下，住進茅草房的情形，仍歷歷在目。1979年10月31日，我辦理了所有的戶口遷移手續，把關系轉到貴州省作家協會，告別砂鍋寨，走上門前壩小山岡，轉身凝望這個村落的情形，同樣時常涌上我的心頭。

轉瞬之間，竟然整整55年過去了。小楊村長的父親，當年也曾是我教過的學生，在他家火爐邊坐定下來，不一會兒就圍起了團團一屋子的人，年長的農民講故事，講我們幾個男女青年在砂鍋寨生活、勞動的細節；年輕些的農民就講他們今天的故事——外出打工時難忘的經歷、回到山鄉的感慨。鎮上正在春節休假的干部聞訊來了，當年和我一起在耕讀小學教書的石老師也從砂鍋寨下邊的大坡腳上來了。石老師今年90歲了，我們擠在一個小辦公室里教書時有好些共同語言。但他現在已是高齡老人，我事前給小楊打招呼，不要讓他走這么長的山路過來了。但是小楊說，我不跟他說，事后他一定會發脾氣，訓斥我。不要緊的，我們有年輕人陪著他，并且把他安全送回家中。

于是，吃過晚飯又堅持擺龍門陣，一直聊過了十點后，想到要開回省城貴陽，還有一個多鐘頭，我才和砂鍋寨的老少鄉親依依惜別。這天夜里，回到我的駐地，已經過了12點。

平時到了這個點，我已經睡熟了。但是年初四這天夜里，我睡不著。砂鍋寨的10年7個月插隊落戶生涯，只是我與貴州結緣的55年來的五分之一，也只占了我實際在貴州生活20余年中的一半。但是這第一階段的10年7個月，讓我真正懂得了山鄉里的各族農民，懂得了農村，懂得了棲息在這塊山地上人們的生活，他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勤勞的雙手，打發著人間的白天和黑夜。

正是在砂鍋寨的勞動、體驗、思考和寫作，使我在這塊土地上成了作家，調進了作家協會工作，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還當上了文學刊物《山花》主編。這一段人生又讓我認識了省城的社會，在人大代表團里，在當選為青聯副主席的十多年中，我又認識和接觸了各界人士，和他們交朋友、談家事，并且借著慰問、采訪的機會，幾乎走遍了貴州全省的山山水水。

直至1990年夏日我調回上海，這一階段可以視作我和貴州親密接觸的日日夜夜，我已習慣了貴州的冬夏春秋，無論是濕冷的冬天，還是溫暖的春日，我都覺得生活得安逸自在。

1990年初秋，由于我母親患白內障，術后效果不好，雙目幾近失明，貴州省委省政府領導批準了我調回上海工作的請求。自那時到2013年，可以說是我的貴州情的第二階段。那些年里，我一直記得貴州有位老領導說的話：“回到上海，你的生活一定更加安定了，但你要記住，工作的同時，仍然要繼續寫作，作家是靠作品說話的。”

雖然我對上海新的工作有個適應的過程，但在上班之余，我仍堅持把在貴州開了頭的《孽債》寫完了，并且陸續完成了其他長篇小說，如《華都》《上海日記》《纏溪之戀》和《問世間情》等作品。在這些作品中，只要寫到農村，都會有貴州元素。我在寫作中，總會情不自禁地將鄉村生活和都市生活相比較。都市生活自然以上海為主，而農村呢，總是會和西南山鄉有關，和貴州有關。

還有一件趣事，由于上海作家協會機關在市中心的一幢名為“愛神花園”的別墅樓里，較為好找，經常有認識和不認識的貴州老鄉來找我。門房的一位老同志，也是農場退休的一個領導，給我開玩笑道：

“要不，我們在作家協會牌子旁邊，加一塊‘貴州第二辦事處’的牌子吧。葉老師，來找你的貴州人太多了。”

2013年末、2014年初，我從行政崗位上退了下來，空閑的時間多了，幾乎年年夏天，我都回貴州度過。一來是參加省里的文學、文化活動；二來爽爽的貴陽能使我靜下心來，寫作一些新的作品。遠的不說，僅2019年以來，我就寫出了長篇小說《九大寨》《晚秋情事》《魂殤》《婚殤》《戀殤》。這幾部書，幾乎每一部都是在上海寫出了開頭部分，遂而到貴州完成的。當然，也有在貴州開了頭，后來在上海完成的。

也是在這十幾年中，我有意識地走遍了貴州的9個市、州、地區。記得66歲那年，《人民日報》邀我寫一篇新年展望的文章，我寫了：66歲，走過了貴州省里的66個縣。到今年為止，這數字已經增加到了79個。需要說明的是，我講的到過這個縣，指的是在這個縣里住定下來，采訪過和參觀過的縣、區、市，如果僅僅是路過，88個縣、區、市我早到過了。

我的身份是小說家。2019年，新中國成立70周年，長篇小說《蹉跎歲月》被評為“新中國70年70部典藏”；2021年，長篇小說三部曲《巨瀾》被評為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百年百部紅旗譜”，譽為紅色經典。

實事求是地說，這兩部作品的創作，都和貴州有關系。《蹉跎歲月》不用說了，那是根據我在貴州山鄉插隊落戶10年7個月的生活體驗寫出來的。《巨瀾》三部曲，其知名度不如《蹉跎歲月》和《孽債》。但是，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也曾出版過6個版本。每一次再版，無論封面怎么換，內容簡介或是提要中，都會重復出版時的這句話：“……小說緊扣時代的脈搏，深切地關懷人民的命運……”

55年過去了，人生不可能有第二個55年。近些年來，我來到貴州，目睹了山鄉里的巨變，目睹了貴州苗族、布依族、侗族、彝族、水族等少數民族村寨的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由衷地為包括砂鍋寨在內的鄉村巨變而喜悅和高興。親眼看著砂鍋寨上近年來在宅基地上新建的三層樓、四層樓，甚至五層樓的房子，走進院壩，遇到當年一起在田壩山坡上勞動的老人含飴弄孫、享受晚年的畫面，我幾次都在心里問自己：這是真的嗎？

是真的，所有我親眼所見，親身經歷的變化，都是真的，故而有感而發，我寫下了共計有200多篇和山鄉有關的風情散文、民族散文、人文散文、山水散文，出版的散文集也有好幾本了。我相信，這些印成書的文字，隨著時光的流逝，會是有意義、有價值的。只因這些文字里飽含著我半個世紀以來的貴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