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作家專號”有九篇小說作品，作者來自天南海北，題材、主旨、形式和時代精神狀況也是多元的。他們年輕俊潔的心還沒有被世故或世俗經驗所“腌漬”，因此能夠撥開成見，敏銳地看到并寫出光鮮生活表層下所包含的當代人精神形態的多樣性與豐富性，充分地體現了阿甘本所說的“當代性”（contemporariness），即一個人與其時代之間的獨特關系，“既依附于時代，同時又與時代保持距離”。

寫出“當代性”，意味著主體必須保持“對自身時代之凝視”之姿，這種凝視不是依附性而是具有反思性的。以人物形象來說，“新作家專號”所涉及的有高校教師、新聞記者、精神病患者、便利店售貨員、博物館安保員、“蜘蛛人”、小巷深處的婚服制作者、沙漠冒險者……面對這些普通人甚至被漠視者、被遺忘者，作家著力的不是關于“階層”“身份”等形象本體論的建構，而是對人物所涉的社會、文化、情感、精神、潛意識等深層問題的探討。比如，在章雨恬的《米諾斯的迷宮》里，男主人公是高校教師，說起來也算體面工種，但巨大的考核壓力如影隨形，情感生活更要面對關于承諾、忠貞、信義等道德挑戰。章雨恬特意設置了兩位作為同事的高校男教師，將他們的情感偏向、選擇與結局進行對比，揭橥了耐人尋味的反差：“無道德者”未必是施害者，也可能是受害者；“有道德者”未必愿意“從一而終”，只是當“情”變成了“恩”，負累者難以解脫，而情感誘惑的啃噬又因關乎倫理和精神病理學而難以啟齒，最終化作了潛意識層面的幽暗迷思。在林檎的《張黑女》中，博物館安保員老張的薪水和地位都屬最微者，卻有著堅守不變的文化信念和尊嚴。館內人員與“盜拓者”相勾結，老張被視為“眼中釘”。最后，兩個“張黑女”都倒下了，雖然一個是贗品，一個是被戲稱此名的老張，但在作為敘述者與見證者的“我”看來，他們都有著獨特的精神價值。當這種價值、這種力量是通過古老悠遠的文化論題和跌宕起伏的戲劇性張力而非主體干預體現出來時，所傳遞給讀者的震撼是驚人的。廢斯人的《保持飛行的姿勢》展現了屢遭命運暴擊的“蜘蛛人”李強的辛酸人生。作為最具城市符號性的“蜘蛛人”，他們確實落在了我們的視野里，但又從來沒有被我們“看到”過。廢斯人執著地講述李強全方位的失敗，從學業到工作到婚姻、家庭，但更執著地展現了他的飛翔之夢，即便屢屢被欺騙、被羞辱都無法阻斷他的夢想。當然，廢斯人也清楚男主人公永遠不可能實現夢想，于是將夢的種子無縫遷移到了其女兒娟子身上，一個行動力超強的假小子。諸如此類的敘事，讓讀者強烈感受到的不是對人物的體恤或憐憫，而是尊重與認同。

年輕的作家們不再以所謂的邊緣、喪失、苦難等底層故事和道德焦慮來“脅迫”讀者共情，比起新世紀初的“底層文學”在寫作倫理上更成熟、更自洽。這種變化雖然不是從他們開始的，但九篇作品無一例外都袪除了道德訓誡和主觀干預，這種共性不妨視為代際進步，意味著年輕一代所持的敘事倫理不是“俯視”而是“平視”，不是“對立”而是“呈現”，由此帶來的美學效果也相當明顯：不板結，不黏滯，敘事節奏緊湊而飽滿，敘事肌理豐富而結實。

如果說以上故事是在現實主義軌道運行的話，那么有一些文本則在現實與非現實之間游走。通過對線性敘事和時間鏈條的扭結、重置，作者以具有想象力的魔幻元素將N個界面縫合起來，這種對“惰性同質”的修改帶來了鮮明的“異質性”“陌生化”色彩，這也是“當代性”的重要特質。曾子恒的《紙屋手記》初讀是“現實敘事”，再讀是“魔幻敘事”，最后才知道是“冥幻敘事”，細節越逼真，真相越悚然。在李浩然的《如律令》里，一個奇跡綻放的童年被置于成年后的講述中，帶有記憶詩學的特征。“我”向女友莫菲講起自己會幻術的父親，他很可能在一次表演中失誤墜樓，從此“生病”了，不再會“變形”，呆若木頭。這很容易讓我們想起布魯諾·舒爾茨筆下的父親形象。在李浩然那里，父親的幻術如奇跡之光照亮了庸碌人生。“我”與莫菲的愛情也得益于此，她愛上的不是“我”，而是“我”關于父親的講述。如果按瑪麗亞·斯捷潘諾娃在《記憶記憶》中提出的三種分類——“失去的記憶”“得到的記憶”“非在的記憶”來看，《如律令》顯然屬于最后一種，即“在所見之處看見幻影”，可以幫助人們“逃避赤裸的現實及其穿堂風”。黃昶的《尋找薇薇安》從一樁新聞調查開始，但調查在實施中走了樣。文本重心并不在新聞，而是調查對象帶來的懸疑感、緊張感以及兩位調查者展開的“元敘事”討論。“新聞不可惡是因為它不用符合現實，小說可惡的原因是它太過符合現實”“想象是生活中僅有的可以使事物完整的能力”等語表明，年輕作家對于敘事倫理依然有著強烈的探索興趣。即便有余華《虛偽的作品》、格非《塞壬的歌聲》、王安憶和畢飛宇的“小說課”珠玉在前，也不妨礙新一代興致勃勃地作出自己的闡釋。

還有兩個文本，阿珂的《蜘蛛臍帶》和孔家鏵的《積福巷》，我想把它們放在一起來談。雖然風格大相徑庭，但有一點是相通的，它們都通過“奶奶”來講述親情與家庭生活，即使遭遇再大的變故，“血濃于水”依然是中國人的情感底色。《蜘蛛臍帶》中奶奶床底下的“蜘蛛”和她肚子里的“石胎”，《積福巷》中奶奶手制的“婚服”都有象征意義。前者指向無法割舍的親情，后者預示著一種職業、一種睦鄰關系的遠逝。那浸染著濃厚儒家色彩的文化秩序和風習曾經陪伴并安妥了一代代中國人，但還是無法避免地被現代性甩棄了。作者所吟詠的是“悲歌”，也是獻給過去時代的“挽歌”。

不過，在上述文本中，有一些細節和設置還可以再推敲。《保持飛行的姿勢》關于李強和朱冬的故事有許多巧合，不是不可能，不過敘事邏輯性還不夠強。《風馬》關于女主人公開著越野車在沙漠失聯的敘事素材很好，有鮮明的社會事件影子，但處理得不太理想，而最后將故事落腳為“風/馬”之辯也有些牽強。

當然，瑕疵屬于技術層面，很容易優化。在我看來，更重要的是年輕作家作為“當代人”的思考與書寫。不僅僅寫出“陰影”“晦暗”“斷裂”，將之銘刻進時代，還要“在現時的晦暗中辨識光明，那種無法抵達我們卻又永恒地駛向我們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