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24年11月，“尋根”思潮與中國文化主體性建構學術工作坊在浙江大學舉行。本次活動由《揚子江文學評論》雜志與浙江大學文學院主辦，邀請韓少功等“尋根文學”的代表作家、評論家再次聚首，既是對“尋根文學”40年的紀念，更是對中國文化主體性建構地再追問、再闡釋，這是一次“新杭州會議”。

40年前，年輕的韓少功、阿城、李杭育等在杭州開了一次“神仙會”，即所謂“杭州會議”。當時與會者海闊天空，“無限交談”，東方與西方、歷史與現實，萬千思緒，相互激蕩，在一番思想碰撞之后，收獲了思想的果實，韓少功《文學的“根”》、李杭育《理一理我們的“根”》在《作家》1985年第6期同期發表；阿城《文化制約著人類》與鄭萬隆《我的根》分別在《文藝報》《上海文學》等報刊發表。一時間，關于“文化尋根”的討論波及全國，后來文學史家們由此得以命名“尋根文學”或“文化尋根派”。40年后，《揚子江文學評論》主編賈夢瑋指出：“我們不僅要尋根，更要保根。不僅要尋找主體，更要優化主體。”“根”或“主體”，何其復雜。如果概略表述，“根”在“本土”方能“優化主體”。

文學的“本土化”本質上與“全球化”不悖。如硬幣的兩面，即一體兩面，相互參照，互為表里。中國當代學術界有三次重大轉型，即1949年開始由民國學術向共和國學術的轉型，1978年開始由階級論學術向現代性學術的轉型，2012年開始由西方化學術向本土化（中國化）學術的轉型。山東大學王學典教授在談論哲學學科發展時有一個強調，“本次大轉型實質是從根本上擺脫對西方化的學科體系和理論體系的依賴，著力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彰顯哲學社會科學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具體而言，這次大轉型將表現為從與西方接軌到與傳統接軌、從‘文化自卑’到‘文化自信’、從批判傳統到禮敬傳統、從追求西方化到追求本土化、中國化。它將從根本上重塑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品格，使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重新建立與東方這片廣袤大地的關系。”以文學規律而論，關注“本土”，則是全球化語境下的具體言說。本土化的追求，是在全球化、國際化的視野里進行的。本土化不是中國“孤島化”，而是要在海納百川中切實建立具有原創意義的中國文學學術，是本質意義上的“洋為中用”。韓少功當年提出“尋根”概念，從追問“絢麗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開始，他發現，在湘西少數民族地區的崇山峻嶺里還有“活著的楚文化”，于是認定“文學有‘根’，文學之‘根’應深植于民族傳統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則葉難茂。”

“本土”在突顯文學的本源性、本質性意義時，也彰顯著文學主體的文化自信。可以從四個維度解讀“本土”文學資源的意義。

從歷史維度看，“本土”的過去、現在和將來構成時間長河，其間，生命存在與消亡的故事不斷上演，文學的所有想象與呈現都在勉力還原生命故事的精彩。“本土”之域的社會生活如長河一樣流淌，匯成自然歷史，而文學在反映歷史的過程中成就文學的歷史。很多優秀歷史小說，如《李自成》《張居正》等，正是從“本土”歷史維度看取人物，再現了特定時代的“本土”風貌。

從文化維度看，“本土”文化是一切物質與精神創造的總和。“本土”的文化離不開人的創造。不論是物質創造還是精神創造，人所從事的創造，終將凝結為“符號化”的存在。文學的作為，既是對“符號化”存在的破譯，同時也參與“符號化”的進程。阿來《塵埃落定》書寫藏地土司部族的故事，以詩性而帶有魔幻色彩的敘事，探入藏民族文化深部，用心破解了藏民族文化的密碼。

從社會維度看，“本土”社會是生存環境的總和。“本土”社會，活躍著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自我之間的復雜關系。文學的想象和呈現，總是把各種社會關系的關聯軌跡和運行肌理作為關注對象，也因此，我們總是借文學之手解剖各種社會關系，并且，在呈現各種社會關系的過程中，把握社會演進的規律性與“總體性”。路遙《平凡的世界》描繪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社會的現實圖景，不僅對孫少安、孫少平兄弟個人命運有生動的刻畫，更是生動揭示出了中國社會由封閉到開放轉型的艱難以及不畏艱難、矢志前行的社會總體樣貌。

從自然維度看，“本土”是生態之園，實際指向一定范圍的生態圈。在“本土”之地，它可以是“橫空出世，莽昆侖，閱盡人間春色”這樣的宏闊奇景，也可以是“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這樣的幽微意象。文學的想象與呈現，離不開對“本土”自然圖景的關注，更離不開對物與物之間、人與物之間的互動關系的探究。也因此，才有“生態文學”在中外文學史上蔚為大觀，生生不息。

進一步，可以把“本土”概念直接納入“地域文化”的學術范疇加以討論。

地域文化是特定地域、特定環境中生長的文化形態，比如民情民俗、生產生活、傳統習慣、文化遺存等，它們是源遠流長的、獨具特色的，并且一直在發揮文化的作用和影響。

學術界把“文化區”分為三種形態：形式文化區、功能文化區和感覺文化區。從地域文化不同的文化形態考察，文學“本土”可以理解為“感覺文化區”，它不像形式文化區那樣強調文化分布的邊界，也不像功能文化區那樣強調文化功能的組織性；“本土”與創作相關，強調主體感覺的認同度。由于主體感覺認同度的差異，“本土”概念有明顯的“相對性”特征。

同時，“本土”與家鄉、故鄉的概念有同義性，都屬于與創作主體相關聯的地域；但“本土”相對寬泛抽象，而家鄉、故鄉強調地域與創作主體的直接關聯度。所以，本土作家與家鄉作家可能重疊，但實際是有差別的。

從文化認同的角度看，“本土”與異鄉有對舉關系。“本土”強調作家的文化歸屬感，而異鄉是以“本土”文化差異性面目出現的。作家與“本土”的關系，是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糾結。作家對“本土”的關注，有使命和責任，更是一種宿命。作家因為歷史觀、價值觀等認知的超越，難免對“本土”的現狀產生不滿足感，產生失望情緒，而更多的作家把全身心的愛傾注于“本土”之上，只是不同的作家會做出不同的表現。福克納一生沒有離開過故鄉奧克斯福，他以畢生精力書寫“郵票般大小”的約克納帕塔法縣，把所有的愛與憂傷都獻給自己的故鄉。

像福克納這樣不離開“本土”而堅持書寫“本土”是一種情形，更多的則是離開“本土”身處異鄉，以“僑寓”之身回望“本土”，書寫對“本土”的關懷。比如魯迅、沈從文。魯迅以書寫家鄉表達對國民性的批判，作了“故鄉的逆子”，這并沒有妨礙魯迅對家鄉的悲憫和溫情。沈從文“僑寓”北京卻以“鄉下人”自稱，盡管他深知軍閥混戰民生凋敝的湘西社會充斥著愚昧和血腥，但他依然愿意用手中的筆去為家鄉營造一種純美的烏托邦幻景。

雖說作家書寫“本土”是一種宿命，但這并不意味著作家對異鄉異域的書寫會有本能的排斥或抗拒，相反，優秀作家總是善于發現異鄉異域文學資源的價值，創造出優秀的文學作品。諾獎得主勒克萊齊奧是一位特別醉心于書寫異域風情的作家。他的代表作《烏拉尼亞》把書寫的時空選定在離法國“本土”萬里之遙的墨西哥，虛構了一個烏托邦式的理想王國“坎波斯”。書寫“本土”更注重復活記憶還原熟悉的生活圖景，而書寫異鄉，則為作家揮灑想象力和創造力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

大致說來，以“本土”作為文學資源的寫作，有三種不同情形：一種是強調還原“本土”真實生活，追求現實主義品格；一種是強調對“本土”文學資源的詩化，呈現浪漫主義（烏托邦）的審美趣味；一種是超越“本土”邊界，假托“異托邦”書寫生活。不論哪種情形，以“本土”作為文學資源，文學的“根”在“本土”，魂在“本土”。

（高曉暉，湖北省作家協會原副主席，一級巡視員，曾任文學期刊社長、主編，發表文學評論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