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的父親名叫陳乃智，他年輕時覺得自己性子急，曾取筆名耐之。其實他出生時名字叫樟根，老家的叔伯兄弟幾十年一直喚他樟根。前幾年我回建德謝田老家，在村里看到一棵幾百年的樟樹，這棵老樹皮皺桿粗，枝葉繁茂，風吹過，發出沙沙的響聲。表姐指著樹說，知道他們為啥叫你父親樟根了吧？

父親出身于一個地主家庭，3歲喪母，10多歲喪父。因伯父家沒有兒子，他從小就過繼給了他們。父親的一個姐姐叫陳懷白，是這個家族最早投奔革命的。她先在浙江大學參加胡喬木領導的學生運動，后來加入新四軍，長期從事民眾教育工作。她博覽群書，能寫一手好詩詞，曾擔任過新知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總編輯。父親和家里的一些姐妹、外甥后來走上革命道路，都與這位姐姐的影響有關。謝田村現在安放著的一尊塑像就是我姑媽陳懷白。

記得表姐與我說過，父親當年在梅城嚴州中學讀書，后來考入上海暨南大學。那時革命思想已廣為傳播。每年暑假回來時他都會在晚上乘涼時教她們唱歌，表姐印象最深的是父親唱的“你是燈塔，照耀著黎明前的海洋”。父親讀的是外語專業，李健吾、鄭振鐸都做過他的老師，但他從未唱過外語歌。他似也忌諱與我們談他的專業。他的斜體中文字一直讓我們覺得很奇怪，許多人看不懂，他自己也有愧疚。后來才知道那是他過去寫英文形成的。

父親是1948年大學畢業的，開始在江山一所中學教書。那時解放戰爭形勢明朗，他回家鄉過年時與表姐說，如建德解放立即給他發電報：“母病危速歸。”他不想留在江山，那是戴笠的老家。1949年5月5日解放軍到梅城，建德解放。表姐立即照辦發了電報，父親馬上回到家鄉。那時，我姑媽陳懷白已隨部隊南下到了上海。父親打點行裝也去了上海。那天送他的是他大姐、姐夫。大姐懷著身孕送他到村口拐彎處。沿著蜿蜒的小路，父親離鄉背井。這一走整整38年。

在上海，父親先在市一女子中學任外語老師，那是陳鶴琴先生主持創辦的學校。他在學校加入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雷社”。上海一解放，學校改名為上海市第一女子中學。父親改任政治老師，后又做了教導主任。30歲左右，他就擔任了上海市第一女子中學的校長，我還見過陳毅市長給父親頒發的校長聘任書。父親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教改實踐中成績斐然，他深入班級探索文科教與學的關系，強調學生在課堂提問的重要性，寫過論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在全市引起反響。他重視師資隊伍培養的經驗，至今在網絡上有跡可循。

但我很小就感覺到，父親除了沒日沒夜的工作、對事業充滿熱情，平時總有些沉郁，并不那么開心。父親對自己的家庭出身很介懷，我們從小不知爺爺奶奶怎么回事，父親也絕口不提。后來我去江西農村插隊，貧下中農曾三次推薦我上大學，都因我的出身問題沒有被批準。我想我當時心里是有些怨恨父親的。有一年冬天，父親出差，彎道來江西看我。那時他已從“五七”干校出來，被分配在靜安區中心醫院工作。我告訴他今年大學招生政審仍沒通過。他一語不發。父親戴著一頂雷鋒帽，脖子上圍一條粗呢圍巾，手里提一只人造革的旅行袋，顯得很沉，他甚至有點氣喘。那天下著鵝毛大雪，八一紀念館已關門，我們沿著南昌廣場默默走了兩圈，四周白茫茫的一片。臨別時，我說縣里要買些醫療設備，想請你幫忙。他沉默了一會說，回去想想辦法。

父親從20多歲離開家鄉后，就一直沒有回去過。他對他這個地主家庭的告別是決然的。但他對家鄉的思念或者說那份鄉愁的隱忍和強烈，從來沒有停止過。這是我后來才慢慢感悟到的。他的二哥因收過少量地租，新中國成立后被安排去國有農場勞動，幾乎每個月都會來信，述說他在那里的學習、勞動、生活情況。父親再忙也會按時給他回信。有時他沒空就讓我去郵局寄信。我們小時候從未見過這位二伯，父親也很少言及他。直到我長大后看了他們的書信來往，才明白在那些“鼓勵”的言辭下隱藏著兄弟間的難舍之情。有一天，父親拆開信高興地說：你二伯被評為農場先進了。這種眉宇間的舒展是我過去從未見過的。他們兄弟分別前，是不是還一起去村里的小溪抓過魚（父親后來常說起家鄉小溪的清澈，小時候抓魚的歡快），但再見面時，都已垂垂老矣。近40年的手足之情，就在這紙墨中來回流淌。

父親還有個三哥是庶出，終身未娶。在家鄉自食其力過著孤獨日子。每隔幾年，他就會來我們家住一陣。有幾年，我們家很拮據，但父親還是每天給他五毛錢，讓他自己出去玩。那時電車、公共汽車車票0.04—0.05元，一碗素雞面0.15元。他去了大世界、城隍廟、西郊公園。每次都是大清早起床，步行來回，省下錢給我們買點糖果什么的，并眉飛色舞地向我們描述他的所見所聞。你也可以想象他回到鄉下后的那份得意。這或許是他人生最愉快的一段時光。

父親平生最大的喜好大概就是吃了。每次鄉下有人來，他總讓他們帶六谷粉（玉米粉）、山芋粉兩樣東西。星期天他親自下廚，把玉米粉做成餅，里面放咸菜、肉和紅辣椒拌的餡，然后在鐵鍋里放上油，用鍋鏟兩面翻、慢慢烤，直到香味撲鼻，餅子金黃。父親叫它“六谷鍋”，他常常一口氣做好多個，連續幾天每天熱一熱當早餐吃。

逢年過節，父親就要做“豆腐餅子”，把山芋粉、豆腐、肉糜和在一起，做成一個個餅子，放在蒸籠架子上蒸，快熟的時候撒上蔥花。那口味鮮美嫩滑，令人難忘。后來父親走了，這個菜成了家里的傳統菜。我和妹妹都會做，還教會了女兒。但我們總做不到父親的那樣嫩滑、爽口。一直到多年以后，我回謝田老家，在姑媽家吃到表哥做的餅子，才又嘗到了久違的父親的手藝。原來，所謂傳統不是我們想得那么簡單，總有一些地氣在里面吧。

父親有一位姓施的同鄉同學，一直在長寧區從事中學數學教育工作。他住得離我們家很近，走路只要10分鐘。小時候來我們家最多的就是施叔叔了。他一來，父親就要泡浙江的茶，碧螺春、茉莉花，偶爾也會泡小袋裝的龍井。那小紙袋上印著一把茶壺，綠色的，一包的容量只能泡一兩杯茶。現在想起來，那大概就是明前茶吧。每次看他們喝第一口茶，吹皺水上碧綠的茶葉時，臉上那種癡迷、陶醉常有“不知今夕是何夕”之感。平時他們除了聊工作，就是說說老家的誰后來去了哪里、在做什么、家里如何。有時，他們聊天時會出現短暫的沉默。對往事的回憶可追溯到更遙遠的少年時代：爬過的山、掏過鳥窩的樹、抓過魚的河，甚至互相取笑兒時的頑皮。那時我家沒有沙發，他們就坐在兩張有靠背的硬板凳上，消解著他們近在眼前、遠在天邊的鄉愁。

1983年暑假，市教育工會組織富春江、新安江旅游，父親終于踏上了回鄉路。那時二伯也已從農場回到了謝田。他們兄弟仨和一位姐姐，在闊別近40年后終于相見。三兄弟寒暄了些什么已無人記得，但他們的大姐望著他們老淚縱橫，那個場景表姐、表哥至今難忘。父親回上海后，看到《旅行家》雜志在舉辦“我愛祖國山河美”全國征文，激情難抑，連夜寫了散文《故鄉行》。那時我已在青年報社工作，問他是否要與北京同行打個招呼，他說不要。他自己去郵局掛號寄了出去。幾個月后，他的文章在雜志發表，并獲得全國三等獎。

父親在文中寫道：“在這歷史上被稱為吳頭楚尾一帶的古老的土地上，留下了我童年、少年和青年的時代的腳印。我的小學、中學時代就是在新安江畔的梅城度過的，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是多么熟悉，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彈指一揮間，近40年未回鄉了，這次來尋故地，我的心情確實是難以平靜的。當我一踏上故鄉的土地，就滿眼見青山，處處聞鄉音，不管旅途上有多少疲勞我整天都沉浸在喜悅之中，陶醉在山水之間，更勾起了我對許多往事的回憶。”但讓我納悶的是，父親的文章中除了對山水、古城、學校等的記述外，沒有一句提到謝田、提到家鄉的親人。進了村，他沒有踏入他出生時的老宅，沒去尋找“荒冢一堆草沒了”的父母舊墳，也沒寫他又嘗到了家鄉的“豆腐餅子”。我想，也許那個家族腐朽的一面他兒時見到過，他把它徹底埋葬了。他只是在文中最后寫過一句：“我愛那些撫育我成長的故鄉人民，因為他們都是我的故鄉一切美好生活的創造者。”這是他的第一篇文學作品，也是最后一篇。

1987年，父親被查出直腸癌，動了手術，但癌細胞已轉移。在他彌留之際，我每天都去醫院探望。有一天他突然說想吃橘子，并要我買浙江黃巖最好的橘子。平時他很少吃貴的水果，難得買兩個黃蕉蘋果，都是切開和家人一人一塊分著吃。我想他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了。我弟弟當時在美國讀書，國際長途打到醫院護士間，我們攙扶著他去接電話，他把話筒拿反了，嘶啞著說：“別回來了，來不及了。”我夫人是懷著身孕去醫院看他的，可父親揮著手讓她快走，甚怕有什么不祥帶給胎兒。我當時有點奇怪，父親是個無神論者，為何對冥冥之中的東西仍有敬畏？隆冬的一個深夜，我看著父親身上所有儀器顯示的綠色曲線慢慢變平。他在昏迷中安靜離去，時年64歲。

我女兒結婚前，我帶她回了一次謝田老家。那棵老樟樹依然郁郁蔥蔥。那一刻正是午后，樹蔭籠罩著幾處灰色的屋檐瓦片，幾聲雞鳴、幾聲狗吠，全村十分安靜。我告訴女兒，爺爺小時候的名字叫樟根，就是從這棵樹來的。女兒從未見過爺爺，但她也喜歡喝浙江的綠茶，會用“豆腐餅子”招待外國客人。老樟樹下沒有蟲子，陽光從樹葉縫隙間灑下金斑，我們在樹下待了好一會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