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山東龍口采風的時候，得到了一本厚厚的《徐福辭典》，它體例獨特，使我想起《康熙字典》，但是它們的命名法迥異。《徐福辭典》是一部以徐福為核心的工具書，旁涉秦漢時期相關重要政治人物和事件，另外的部分則是很多記述或吟詠徐福的文字材料的索引，涉及兩千多年的文獻。凡是在文章和詩詞乃至各式記載中出現有徐福身影的，多收入進來精簡成詞條，按順序列于辭典中。這書也可以看作一部闡釋學意義上的著作。

關于徐福的記載，研究者首先都會以《史記》的記載為本進行推演。徐福是齊地（今山東龍口）方士，曾上書為秦始皇求長生藥，失敗后再次向秦始皇要來三千童男童女以及大量五谷、百工重新出海，并一去不回。《史記》對徐福的評價較中性，到《漢書》則將徐福作為帝王政治治理的負面教材。在唐以前，關于徐福的史書記載不多，其故事也少見于詩文典籍，及至唐以后，關于徐福的文字反而驟增，關于徐福在朝鮮、日本的行蹤的記述越發密集地出現（見《徐福志》，中國海洋大學，2007年版）。當時很多日本人自稱徐福后裔，并出現了至少兩座徐福墓，徐福經行的地方也被人紀念，此后徐福事跡也經常被寫入詩文。

晚清以后，關于徐福的文字敘述越發興盛。到了上世紀70年代末，徐福東渡求仙藥的典故成為中日友好的象征。改革開放后，很多地方爭相成立徐福研究會。對于徐福的研究越發熱鬧起來。徐福故鄉龍口的相關研究活動也很豐富。他們對徐福及其行為進行了一種全新的評價，將其定義為最早的航海家和促進國際交流的勇士。

王國維提出考察歷史需要地上文字和地下材料共通佐證。徐福作為秦時知識分子卻是一介平民，后來航行至海外又不知所終，因此很難留下地下實物。徐福研究更依賴于文字記述，推演徐福生前事跡的動機和意義，則得到了各式各樣的闡釋。

按《史記》的說法，徐福的動機乃是求長生藥，有人認同這最早的觀點，并為此找到很多證據，比如東部沿海常有海市蜃樓，時人無法理解，遂認為海外確有仙人居所，求仙的行為因此變得可以理解；也有人認為徐福是避秦、避禍，鑒于嬴政的行事風格，徐福攜帶如此多男女、食糧和技術工人，似乎是去另外一個地方開辟桃源新土；也有人認為徐福乃是秦始皇差去進行“海外殖民開發”的。另外還有抗秦說，徐福作為齊人，他為秦吞并齊的行為進行復仇，凡此種種，各抒己見。由此也引申出徐福的人物形象：逃亡者、使詐者、反抗者、道教先驅、有大智慧的領袖等等。但在各種定性之外，我認為徐福是一位平民英雄，他是中國早期文化出海的第一人。

徐福可以說是中國闡釋學的著名案例。各家學說都以自己的學術背景、文化立場乃至對籍貫的情感來完成自己的解讀。這一“名場面”包含對古代典籍的詮釋，也有對記述者寫作心理的詮釋，筆者則對整個詮釋過程感興趣。在煙臺，我遇到一些本地的學者、作家如田連謨、王月鵬，他們都參與過徐福研究，甚至參與過辭典編撰。而我作為同時研究電影史的人，認為《徐福辭典》的詞條可以擴展到影視領域，我們可以看到徐福形象如何在影視文化中被建構。20世紀90年代大名鼎鼎的《秦頌》中徐福的形象就十分獨特。電影中，嬴政追求長生術其實是為了迷惑身邊的貴族集團，當徐福兄弟說自己長生不老的時候，他佯裝相信，并命人將他們投入到黃河中，讓他們火速去東海和神仙溝通。這部電影的歷史敘事在當時引起歷史學界的爭論，影片編劇蘆葦的敘事也是一種面向歷史的想象，在這個想象中，徐福是被非常簡單地看待的，這與創作者對嬴政的想象與理解有關。但本地的學者不會認同這樣的簡單化闡釋。在那個年代能做成這樣的大事，能在焚書坑儒事件發生之后說服嬴政，并如愿以償帶領幾千童男童女出行，一定是有大智慧的人，不能以簡單的一句話來論定。

在本地學者的眼中，徐福是偉大的探索者，他們愿意從這個歷史人物中看到正面的部分。尤其是當我們的視野拉遠，從國際社會的角度來觀察，徐福則是偉大的航海家，是一個將華夏文明傳播到異國他鄉、促進東北亞文化交流與生產水平的重要人物。

其實對于徐福的評價，從唐代以后就有改觀，徐福的記載越往后越多，大概由于唐代之后中日交流的頻繁。日本很多人視徐福為祖先，而且他們認為徐福東渡所攜帶的五谷與百工，使得日本有了水稻、紡織術以及捕鯨的技術，推動了日本落后生產力的升級。這使得中國人獲得了觀察徐福形象的新角度，不再僅僅將徐福看作“怪力亂神”的代表。人們經常強調唐代文化對日本的影響，有學者考證事實上秦文化更早對日本文化產生了塑造的作用。

徐福形象的生成有著一個隨著時代發展變遷的可循脈絡。本土人士對徐福形象的建構與評價，對于本地的文化觀念也起到了形塑的作用。徐福的行動線給人們以移動的視點，海上的想象帶給他們不一樣的信念和勇氣，這是一種開放的精神。

我去過徐福的老鄉，近代民主革命家、政治家徐鏡心的故居，在龍口一個普通的村莊里，發現了一個被我們忽略的歷史世界。我曾在作家張煒的《獨藥師》中見到徐鏡心的名字，以為關于這個人物的故事多是杜撰的，未曾想小說與歷史有緊密的索引關系。徐鏡心被稱為“革命巨子”，辛亥革命時有“南黃（興）北徐（鏡心）”的說法。出身于工商業家庭的徐鏡心，早年東渡日本，就讀于早稻田大學，和孫中山一見如故，后為辛亥革命的成功立下汗馬功勞。晚年因為“討袁”而被捕，受盡酷刑仍然拒絕妥協，最后英勇就義。徐鏡心身上有太多徐福的影子。比如東渡海外，比如學者所考證的曾帶去日本的視死如歸的精神。另外《獨藥師》中的男主角熱衷于道家養生文化，我在本地史料中也看到徐鏡心原來也是熱衷于此，他曾經撰寫《養生秘訣》《原老篇》等專著，這也與徐福所建立的傳統息息相關。

依據于思想主體的個人位置，而對于徐福進行想象并生產出多種形象，這個過程非常值得研究。對于徐福的想象和講述作為一種不斷生長的文化活動，它明顯產生了積極的效應。當徐福身上開放性的一面被強調，則塑造了完全不一樣的本地文化，因為一種氣質被灌注于本地人的潛意識深處。想象徐福，勾勒徐福的形象，一方面來自于本地人自我賦權的意識，另外一個方面也來自于他們深層的需求，他們希望他們的先人是這樣的，這里面包含了他們的追求。從這個意義上，徐福是一種媒介。當然我們也不能將這一切都當作策略性的存在，作為實體的人，一個活生生的徐福永遠是魅力的源泉，是歷史求真道路上最重要的對象。研究和探尋他的過程本身是文化生成的過程，它充滿了無窮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