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誰也不能否認，報告文學在近現代以來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社會作用，從而贏得了在中國文學史中的地位和價值。然而，進入新世紀以來，尤其是在“非虛構”概念提出之后，關于報告文學的非議和爭論成為文學界的一個不是話題的話題，甚至對報告文學的文體產生了懷疑和否定，以致報告文學的生態環境悄悄發生了諸多的重大變化，呈現了諸多不確定性因素，對中國文學的整體性和報告文學的未來發展帶來了可以看得見的消極影響。為此，筆者列舉如下有關報告文學文體和創作的六個方面的非確定性問題進行探究和分析，一家之言，拋磚引玉，供諸位方家討論和批評。

一、關于報告文學的文學性問題

報告文學作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確定性主要文體之一，與小說、詩歌、散文一樣，是中國文學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員，涌現了許許多多重要作家和作品。特別是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它搶占了龐大的文學版圖，一度成為中國文學的風向標。作為一種文學體裁，報告文學與生俱來的文學屬性是無法改變的。因此，作為一種文體，一些人對報告文學的文學性表示懷疑和否定，有必要厘清其判斷的原因和依據。

當下，有人說“報告文學沒有文學”，也有人說“報告文學沒有報告”。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呢？筆者認為，這不是報告文學文體出現了問題，而應該是作家和作品的問題，板子應該打在具體的作家身上、問題應該是出在具體的作品上。同時，它也不應該是整體性問題，而應該是局部的、個體的和傾向性問題。因此文學界不應該對報告文學的文體和作家群體產生某種偏見，不能以局部的個例來否定整體和全局，甚至對報告文學產生誤讀、誤解和誤判，以致出現文體優劣論。

其實，報告文學的創作是有難度的，具有它自身的藝術性和規律性，而且還有一定的限制，是需要不斷創新的。令人欣喜的是，當下有許多從事小說、詩歌和散文創作的作家也進行報告文學創作。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我相信他們應該能夠從自身報告文學采訪、創作的實踐中體會到報告文學創作的甘苦。

二、關于報告文學的新聞性問題

理論上的模糊和不確定，必然帶來實踐上的混淆和不確定。當下，文學理論界對報告文學的定義是不確定的，也是不確切的，產生了諸多模糊地帶，甚至認為報告文學的“報告”就是“新聞”，或者是“新聞”的拓展和深化，是作家寫的加長版的新聞通訊，與記者寫的深度報道相提并論。因此，我們今天特別有必要在理論上對報告文學的“報告”與“新聞”的關系進行厘清，對報告文學的定義給予重新認識和界定。

筆者認為，報告文學是文學，這是它的本質屬性?！皥蟾嫖膶W”中有“報告”二字，但這并不意味著“報告文學”就是“新聞”。我們來拆分“報告文學”這一詞組：它屬于定中結構，“報告”是“文學”的定語，指的是文學的形態或狀態，中心詞是“文學”，指向其本質。因此，如果一定要說報告文學的“報告”有新聞屬性，那是因為現實題材報告文學作品呈現的外在印象，而不是報告文學文體的內核本質，它的新聞屬性是社會學意義的。

更準確地說，報告文學的“報告”所附屬的新聞性，實質上是指文學的時代性和真實性，也就是說報告文學“報告”的本質是現實針對性、批判性、指導性，以及往往被我們忽略的歷史性。因此，報告文學不是“報告”＋“文學”，它不是“報告”與“文學”相加之“和”，而應該是時代性與文學性相乘之“積”，說白了報告文學就是內容真實的文學，是寫實、寫真的文學?，F在，魯迅文學獎報告文學獎把當下的報告文學、紀實文學和傳記文學作品集合為同類項，是科學合理的。

同時，需要指出的是，那種認為報告文學只能寫當下的現實題材，而不包括歷史題材的觀點，也是狹隘的。筆者認為，報告文學創作的題材不存在事件（事實）發生時間遠近的限制，它既需要現實題材，也需要歷史題材。無論是現實題材還是歷史題材，它的文學性不體現在時間方面（即所謂新聞性），而應該體現在題材的時代性（穿越時空獲得歷史的縱深感）上?！耙磺袣v史都是當代史”，可謂是對報告文學時代性的另一種注解。報告文學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一種文學體裁，其現實題材的作品所呈現的“新聞性”，是具體的題材和內容的現實性（比如社會熱點、輿論焦點問題）帶來的，不是報告文學文體本身所決定的，而它采訪、創作、出版的“短、平、快”和“時、度、效”也為它贏得了“輕騎兵”的美譽。

總之，我們不能因為報告文學生產了大量與“新聞”有關事件為背景、線索或主題的現實題材作品，就把本屬于文學范疇的報告文學“踢”到新聞學范疇里去。這樣的問題，在大學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教科書里表現得尤為突出。有的教材根本沒有列入報告文學，反而東施效顰地跟隨西方炒作一些時髦的文體概念。

三、關于報告文學的價值標準問題

報告文學為什么會出現“如何報告，如何文學”的爭論？核心問題出在文學判斷的價值標準上。什么是報告文學判斷的標準呢？答案自然是文學性。文學性是一把尺子。但是這把尺子的標準又是什么呢？答案可能就更多了。筆者嘗試從語言、創作速度、創作的數量和質量等當下議論比較多的問題談一談。

首先，文學這把尺子最基本又最重要的標準就是語言。語言是任何一個作家的基本武器，也是童子功。和小說、詩歌、散文一樣，報告文學作家確實應該在語言上下功夫，語言關過不了，就無法完成文學敘事。報告文學作家同樣要在語法、修辭、結構、人物、情節、細節的組織和敘事方式上進行文學的設計和創新，同樣需要以強大的同情心和同理心來強化文學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如果文字枯燥、敘事平庸又缺乏結構的美感，閱讀起來跟一般的新聞報道一樣，沒有生機活力，滿紙流水賬，自然不能給人帶來閱讀的愉悅、好奇和思考。這或許是當下報告文學被人詬病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也是報告文學作家必須進行反思的問題。

其次，針對報告文學作家一年出一部作品或多部作品的問題，有人認為這樣的創作速度太快、數量太多，質量難以保證。作家要靠作品說話。我們判斷一部作品的質量、判斷一個作家的成就，都要從實際出發，作品的數量和質量不一定成反比，創作的質量與創作速度的快慢也不一定成正比，這與作家個體創作的體力、智力、精力和心力有關系。我們要尊重作家能力、水平的差異，具體問題具體對待，不能憑個人的臆想和喜好，也不能道聽途說、人云亦云。評論家既要看整體又要看局部，還要調查研究其背后的創作歷程，搞清因果，因為“蘋果的味道好不好，只有親自嘗了才知道”。一句話，作家要用心寫，評論家要用心看。

四、關于報告文學與“非虛構”的關系問題

報告文學是文學體裁，“非虛構”不是文學體裁，這是它們關系的基本原則，而且是一個基本的常識。那么，“非虛構”到底是什么呢？筆者認為，“非虛構”既是出版物的一種分類形態（從出版物生產發行銷售渠道，西方文學界和出版界一般把出版物分為虛構類和非虛構類兩種類型），也可以說是文學的一種敘事形態（即虛構敘事形態和非虛構敘事形態）。那么報告文學和“非虛構”到底是一個什么關系呢？報告文學作為寫實類文學，它文體屬性的內在要求是保證其書寫內容的真實性，使得它的出版物形態自然屬于“非虛構”類出版物，文學創作的敘事形態也自然屬于“非虛構”敘事范疇。

《人民文學》在2010年推出“非虛構”專欄時也曾指出，“我們只是強烈地認為，今天的文學不能局限于那個傳統的文類秩序，文學性正在向四面八方蔓延，而文學本身也應容納多姿多彩的書寫活動”，“希望由此探索比報告文學或紀實文學更為寬闊的寫作，不是虛構的，但從個人到社會，從現實到歷史，從微小到宏大，我們各種各樣的關切和經驗能在文學的書寫中得到呈現”，可見它是試圖通過文本的真實性，來形成一種新的認知和寫作姿態，并提供一種新的可能性，其根本原則還是“不是虛構的”。筆者自2014年以來，曾在《光明日報》《文藝報》《文學報》發表《“非虛構”之辨》《“非虛構”平議》《“非虛構”不是虛構剩下的東西》等理論評論文章，此文不再贅述。

五、關于報告文學作家的“在場”問題

“在場”是一個熱詞。何謂“在場”？詞典里的解釋是“親身在事情發生、進行的場所”。如果從這個解釋出發，無論是報告文學作家，還是其他領域的作家，都不可能真正的“在場”。因此文學的“在場”不是親歷者的現場和詞典上的“在場”，而是引申意義上的見證者和參與者，更多的是意識或精神意義的“在場”。在西方，被譽為“在場詩人”的法國詩人博納富瓦1981年在法蘭西學院第一次提出了“在場與形象”的問題，認為詩歌、繪畫、建筑、雕塑等一切藝術形式都要與現實建立本質的聯系，最終形成語言，“還原世界存在的在場面目”。詩歌語言以文字的形式，在一個更加豐富的世界中反映一個非概念化的真實現實，這個現實即在場。2008年，中國散文作家也倡導了“在場主義”寫作，認為“在場主義散文就是無遮蔽的散文，就是敞亮的散文，就是本真的散文”。從字面意義上看，它的宣言與報告文學文體的價值取向應該說是高度一致的。

可見，當下的中國報告文學界對“在場”的理解和闡釋，有些片面和狹隘，似乎報告文學作家只有寫現實題材的作家是“在場”，而寫歷史題材的無法“在場”，只有人到了現場才是“在場”，人的腳步沒有抵達的就不算“在場”，因而錯誤地認為，只能且只有親自、親身到事實（事件）發生的現場的作家，才能寫出好的報告文學來，而寫歷史題材的作家因為不能回到歷史的現場中去，似乎就沒有“在場”。其實，報告文學作家的“在場”與詩歌、散文、小說等領域作家的“在場”一樣，不太可能以物理的形式直接到達現場，因為你要寫的那個“現場”早已成為過去，早已不是當時發生的那個“現場”了。

因此，無論現實題材還是歷史題材，作家的“在場”，從時間上來看都是“過去時”，都是歷史，區別僅僅在于時間過去的長短、距離我們遠和近而已。所以，無論是現實題材，還是歷史題材，報告文學的那個“在場”都永遠存在，都需要報告文學作家用心靈去體會、用思想去考量，它同樣是文學和精神向度的“在場”。更為重要的是，報告文學的“在場”主要是看作家能不能在自己獲得和掌握的紛繁復雜的材料或文獻中，以敏銳的眼光、辯證的邏輯和科學的方法發現、抓取、提煉出最符合歷史真實的“在場”內容，還原出“在場”。

六、關于報告文學“七分采訪三分寫作”的問題

這個問題實質上就是采訪與創作的關系問題。人們都習慣于把報告文學形容為“行走的文學”。對報告文學作家來說，采訪真的比寫作重要那么多嗎？它們之間的重要性的比例關系真的是三七開嗎？筆者很不以為然。明代著名書法家董其昌在《畫決》中說：“畫家六法，一曰‘氣韻生動’?！畾忭崱豢蓪W，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學得處，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丘壑內營，立成鄄鄂，隨手寫出，皆為山水傳神矣?！笨梢?，“讀書”和“走路”是同等重要的。君不見，許多非常好的題材，報告文學作家的眼力、腳力都足夠了，下了苦功夫、當了苦行僧，卻因為其腦力、筆力不夠，使得作品完成得不夠成功。原因在哪里？就是缺乏“氣韻”之法?！八牧Α敝械难哿?、腳力是采訪，腦力和筆力是寫作。所謂的“七分采訪三分寫作”只是片面地強調了作家采訪能力的重要性，而忽視了作家創作能力的重要性，有失偏頗，這就從理論上誤導了報告作家在寫作的創造力、創新性上少下了功夫。如果片面地強調“七分采訪三分寫作”，可能將誤導年輕作家走向一個誤區，導致其寫作的創新能力弱化，進而降低對“文學性”的追求。

筆者認為，作為一名報告文學作家，如果寫作能力不強，采訪能力也不會強到哪里去。為什么？盡管采訪是寫作的基礎和來源，但采訪的目的是為了寫作。高質量的寫作必須有高水平的采訪，而高水平的采訪能力主要來自于作家高水準的創作能力（包括問題意識和發現、判斷、提煉、升華、表達和結構的能力）。報告文學作家的寫作能力是前置性的，采訪能力需要寫作能力的智力支撐。因為有了寫作的欲望、素質和才情，才有采訪的動力、才能和熱情。因此，采訪和寫作如同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相輔相成，是同等重要，應該是“十分采訪十分寫作”，而不是“七分采訪三分寫作”。會采訪卻不會寫作，浪費了好題材；會寫作卻不會采訪，同樣寫不出好作品。如何采訪，如何寫作呢？生活是創作的源泉。優秀的作家們都有各自的經驗，在筆者看來，深入生活、不尚空談，而且把深入生活（采訪）變成文學創作的一種技巧，你到群眾中去就能夠寫出好文章。報告文學作家必須要做一個懂生活的人，只有懂得生活，才能懂得人民、懂得人生，從而懂得文學。

作為新時代中國當代文學主題創作和主題出版最為活躍的文學體裁，報告文學的文體和創作出現的上述六個方面的非確定性問題，是值得中國文學界、出版界共同思考的課題。讓這些不確定性的問題回歸到確定性中來，為報告文學創作營造更好的生態環境，使其與小說、散文、詩歌一起“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在文學的大花園里“百花齊放，百鳥爭鳴”，從而看得見生動活潑的現在，更看得到生機勃勃的未來。

（作者系魯迅文學獎獲得者，中國作家協會報告文學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