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文學研究所退休教授張子清先生于2024年12月10日辭世，享年85歲。張先生一生一筆為器，以文為橋，貫通中西，連通古今，且以其淵博學識、深刻洞見和文學熱忱，啟迪了無數后學，留下了彌足珍貴的學術遺產。本網特發原刊于《野草》的訪談以志紀念。

我翻譯的原則是決不望文生義，

不懂的地方請教詩人本人

傅小平：想到你的一個翻譯觀。你說，你從來不相信單靠譯者翻譯而不請教原作者本人或有關評論家或學者的譯著。但你這么說的時候，是不是也得考慮到，并不是所有譯者，都具備類似你這般的條件，譬如有機會去哈佛進修。

張子清：但這是一種不得已的缺憾。我有幸彌補了這個缺憾。

傅小平：看來作為訪問學者去了哈佛大學和加大伯克利分校學習，對你后來翻譯和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

張子清：是的，不但熟悉了美國文學文化的氛圍，而且交了許多美國詩人朋友，隨時向他們請教，還得到他們慷慨贈送的大量詩集和著作。例如，令我尤其感激的是，著名評論家瑪喬里·珀洛夫、著名詩人安娜·瓦爾德曼、納撒尼爾·塔恩和羅恩·西里曼把他們的全部的著作和詩集贈送給我了。后垮掉派詩人戴維·科普、吉姆·科恩、弗農·弗雷澤和杰克·弗利把他們的作品贈送給我了，后者數次寄送他的詩歌錄音光盤。

在西部，詩人杰克·弗利陪同我游覽舊金山文學遺跡，拜訪灣區的垮掉派詩人，參加他主持的詩歌朗誦會，觀看他在電臺朗誦詩歌和演講。在這里還結識了大批華裔美國小說家。

在東部，參加富布萊特項目波士頓地區負責人組織的每周一次的歷史遺跡地的游覽和學術座談。常常有機會聆聽很多著名詩人來哈佛朗誦。例如，高爾韋·金內爾來哈佛朗誦他的名篇《熊》時，激起聽眾的陣陣笑聲。親自聽他朗誦，對理解原詩幫助很大。

傅小平：我印象中，倒不是每個去哈佛大學訪學過的人，都對那里有好印象。我想你在那里如魚得水，可能和你善于交友有關。看你放在詩歌史第一卷前面和各大詩人合影的照片就挺可觀的。在和你合影的這些詩人里面，國內最熟知的就是金斯堡了。跟他交往是怎么一個情景？

張子清：1989年，我開始一個中美文學比較研究項目，向包括金斯堡在內的許多美國作家發信。不久收到金斯堡1990年3月26日親筆回復的明信片。在明信片里，他寫道：“我收到了你的調查表。我將回復。但首先要知道的是指古典（xx朝代）還是當代中國文學和理論；其次，要知道西藏詩歌、佛經、文學等等算不算是中國文學？請讓我知道。”他還對一個素昧平生的中國人，以一個老朋友的口吻致候。同年8月8日，筆者接到了金斯堡長達3頁紙的答復，其中最具史料價值的是提供了他廣泛閱讀中國古典哲學、詩歌、佛經、當代詩歌、《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的詳細情況。1993年冬，筆者接到金斯堡邀請，出席他與安妮·沃爾德曼在紐約舉行的詩歌朗誦會。朗誦會后，又應金斯堡邀請出席晚宴，坐在他的身旁。在近兩個小時的晚宴中，金斯堡自始至終陪我談話，使我感到不安，怕冷落了其他詩人。當我向金斯堡請教在中國應該介紹哪些垮掉派詩人及其代表作時，他立刻從自己的筆記本上撕下兩頁紙，耐心地一面解釋，一面開列名單。后來他在舊金山書店簽名售書，我去時，他特地簽名送給我新出版的詩集。這位大詩人慷慨大度，胸懷廣闊。當他得知自己到了癌癥晚期時，他到處打電話，把他的錢贈送給需要用的朋友們。臨終時，他的許多朋友守候在他身旁。

傅小平：你在詩歌史里有分節論述的20世紀詩人中，除了我們前面談到的幾位之外，眼下國內比較熟知的，我看還有約翰·阿什伯里、伊麗莎白·畢肖普、西爾維婭·普拉斯等等。像斯泰因和凱魯亞克，國內讀者也應該比較了解，但主要是把他們看成小說家。我知道，你還翻譯了特德·休斯的詩集《生日信札》。想必你對休斯和普拉斯的詩歌，和他們之間的情感糾葛都有過研究。你又怎么看待他們各自的影響。會否普拉斯的詩歌成就因為她自殺造成的神話被夸大了，而相應地，休斯詩歌的成就，卻因為受普拉斯自殺影響而被低估了？

張子清：特德·休斯和西爾維婭·普拉斯本來是天生一對、地造一雙的天才詩人，他倆在詩名上互不掩蓋，而是相得益彰，前者是桂冠詩人，后者是著名的自白派詩人。怎奈兩人性格不合，例如，普拉斯發起脾氣來，竟然把休斯家祖傳的桌子砸掉！休斯有外遇可能與得不到普拉斯溫柔的愛有關，但不應該的是，在天寒地凍、大雪紛飛之際，休斯只顧和情婦逍遙，不管不顧帶著兩個小孩的普拉斯，使得她陷入絕境，以致最后自殺，引起廣大讀者對他的強烈譴責。休斯無法自辯，最后出版了《生日信札》，陳明心跡。據說，他毀掉了普拉斯不利于他的材料，成了大家不原諒他的主因。但他的詩歌成就并沒有因此而受到貶低，他依然以桂冠詩人的榮譽載入史冊。

傅小平：你在詩歌史最開始還談到了惠特曼和狄更生。這兩位詩人是美國詩歌的奠基者么，談20世紀美國詩歌自然也繞不過去。那么今年是惠特曼誕辰兩百周年，在你看來，今天我們為何還有必要讀惠特曼？

張子清：惠特曼受如此追捧，在于他在龐德和T.S.艾略特之前，就大膽地與占主流地位的風雅派詩歌作了成功的決裂。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出這位“粗野叫喊的”詩人對現代派詩人的影響。在50年以后，現代派詩巨匠龐德，把惠特曼的詩歌形式的革新，作為現代派詩的原則而確立下來了。他的詩大氣磅礴，詩壇后輩們無不對他敬仰有加。明顯受他影響，繼承者眾多，其中包括西部第一代大詩人桑德堡和后來的金斯堡。

傅小平：至于狄更生，坦率地說，我讀過她翻譯過來的詩歌，著實沒覺得她的詩歌高妙在哪里？她在美國詩歌史上享有那么高的地位，應該有其道理啊。那會不會她的詩歌經過翻譯，相比惠特曼損失更多。我們都知道，詩歌從某種意義上是不可譯的，詩歌翻譯要準確傳達原作的神韻，大概真的很難。

張子清：是的，嚴格地講，詩歌是不可翻譯的，這是理論上講的。實際上，各國都在翻譯大量的詩歌。按照龐德的觀點，詩歌能被翻譯的是意象。狄更生的詩歌基本上是意象羅列。國內譯者幾乎把她的詩翻譯完了，形式上基本忠實于原文，至于傳達神韻嘛，就看各人的審美趣味了。

狄更生雖然是和惠特曼齊名的一位大詩人，但在生前只發表了7首詩，生前沒有受到她同時代的惠特曼的那樣眾多追捧，是一位真正耐得住寂寞的詩人。19世紀90年代出版的詩集被編輯修改走了樣，到1955年才以原貌出版了全集。狄更生也是一位偉大的詩歌革新者，即使在21世紀的現在，她打破傳統語法和句法的膽量并不亞于語言詩人。根據昂特邁耶的考證，肯明斯和阿博爾德·麥克利什的一些詩很明顯地取法于狄更生。W.C.威廉斯認為狄更生是他的“庇護圣人”。

惠特曼和狄更生，都無后代，生在19世紀，但他倆被尊為現代派詩的祖師爺和祖師太，身后卻跟隨一代又一代的大批擁戴者。

我不喜歡名著重譯，而是喜歡翻譯

別人沒有翻譯過的詩歌

傅小平：回過頭來談談你的翻譯生涯。你什么時候開始涉足翻譯領域？

張子清：我1964年畢業于南京大學外文系。翻譯起步于文革之后，參加1980年北京大學首次舉辦的美國富布賴特文學班。翻譯領路人是前《世界文學》主編李文俊先生，他不但刊登我投在《世界文學》上的譯稿，而且主動約我翻譯。還有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孫繩武、盧永福、施咸榮先生和譯文出版社的孫家晉先生在我需要提攜的時候，都給我提供了及時而慷慨的幫助。我由衷地感謝他們。更不能忘懷的是我的恩師陳嘉教授，我是在他的耳提面命下成長的。前面已經說過，我學會寫英文詩是他教的，我研究美國詩歌是他分配的。詩歌翻譯是我研究美國詩歌的副產品。

這里還有一個得天獨厚的條件：有幸在南大外國文學研究所（前身稱為歐美文化研究室）工作，直接接觸大量最新的英美文學書刊。當時教育部在北師大設立蘇聯文學研究室，在山東大學設立美國文學研究室和在南京大學設立歐美文化研究室，國家撥專款購買國外最新的圖書和報刊資料。這三個室都印發定期內部雜志，供教育部領導參考。《當代歐美文化》是南大美文化研究室的內部雜志。我當時從英美報刊上選譯了不少消息性的文學動態文章。在陳嘉先生的帶領下，我們首先譯介了美國黑人小說和黑色幽默小說。

傅小平：有一點我比較好奇，你幾乎每本小說的翻譯，都有合作者，這是出于什么考慮？

張子清：一個人的時間和精力是有限的，我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美國詩歌研究上。但也有以筆名紫芹單獨翻譯的小說和戲劇，例如，非裔美國小說家布·杰克遜的《燭光行動》（外國文學出版社，1980）、美國戲劇家拉里·蓋爾巴特的《狡猾的狐貍》（《譯林》1980第4期 ）和美國戲劇家貝利·施大為的《午夜明燈》（《當代外國文學》1994年第2期 ）。

傅小平：前些年美國學者帕特里夏·勞倫斯訪問上海，談到中國文學的翻譯問題。她說：“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如果不重視中譯外這個環節的話，那么中國人在社會的改革變遷中所表現出來的更加復雜、更為微妙的東西，可能就不能適時地傳達給世界了，而事實上，中國已經站在了世界的中心。”總體上說，我們國家還算是重視外國文學翻譯的，但中譯外卻是個薄弱環節。

張子清：我一直關注中國文學翻譯成外文的問題。我現在只談英文翻譯。中國人翻譯的英文作品往往不地道，中國腔，不容易被西方讀者欣賞。一般地說，只有中國譯者與美國作家或詩人合作的譯文才有可讀性，才能在西方流行。合作的美國作家或詩人名聲越大，該英文譯著越流行。龐德并不精通中文，中國的古典詩歌，通過他翻譯的《華夏集》影響了西方幾代人，至今影響依然不衰。  

當代中國詩人在西方的影響，以朦朧派詩人為最。何也？由于北島、顧城當時在西方媒體的熱效應，惹得不懂中文的美國詩人也參加了譯介朦朧詩的行列，以至于使朦朧派詩歌在西方產生的影響到了家喻戶曉的程度。艾青現在被尊為中國的詩歌泰斗，我1994年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校圖書館調查過，發覺北京熊貓圖書叢書出版的厚厚一大本《艾青詩選》只有一個讀者借閱，而《朦朧派詩選》借出去的次數卻很多很多。這是中國翻譯和出版的英譯本很難在西方流行的一個例子。其中的道理顯而易見。

 傅小平：對國內文學翻譯的現狀有何看法？

張子清：如今外文著作翻譯成中文，數量之多，簡直是汗牛充棟。為了搶在中國加入國際版權組織之前，中國曾一度以驚人的速度搶譯了許多外國當代文學作品。如今中國有錢了，不在乎版權費，凡是能在中國暢銷的書都會及時地翻譯到中國來。因為速度快，難免粗糙。中國書也在被翻譯成外文，可是無法和外譯中相比。中國在翻譯上是進口遠超出口。個別幸運的中國作家被外國譯者或作家看中了，也就在外國紅了起來。中國似乎不在乎獲諾貝爾文學獎，盡管它是很多中國作家追求的目標。

在目前，沒有地道的英文版本，再好的中國文學作品也難被外國讀者欣賞。至于等外國學者都來學漢語，精通漢語，然后譯介中國文學作品，恐怕要經過很長的歷史時期，不是一兩代人就能實現的。最理想的是中國譯者與外國作家或學者合作翻譯，能把地道的英語譯作流傳到外國去。例如，著名的翻譯家楊憲益的《紅樓夢》譯著之所以地道而在國外流行，得益于他的英國夫人的協助。英語地道，美國人說的“sleeping pillow”（睡枕）就是這個意思。

傅小平：不管怎么說，中國還是重視外譯的，只是效果遠不如預期。

張子清：對，中國文學界主管部門近些年也開始重視把中國文學譯介到國外去，每年《文藝報》都發布本年度中國當代作品翻譯工程征集公告，鼓勵和資助譯著翻譯中國文學作品到外國出版，這本來是好事一樁，但前提是首先要譯者去和外國出版社訂立合同，并要外國出版社提供營業執照、稅務登記證或其它資質證明，然后申報項目才由評審機構評審，是否獲得資助將由中國當代作品翻譯工程辦公室通知申報人。想想看，要申報者先與外國出版社訂立合同，并要申報者把一個懸著的有無資助問題交給外國出版社，首先要外國出版社提供營業執照、稅務登記證或其它資質證明，然后交國內評審機構評審，到底能不能獲得資助不知道，或者獲得多少資助也不知道。哪一家像樣的外國出版社愿意這樣干嗎？我試過幾次，以失敗而告終（我和美國詩人合作翻譯中國詩歌，不存在英語不地道的問題）。人家外國出版社看到這種條件，連信都不回！翻譯工程負責人以為這樣做，既是鼓勵申報者，又不把錢打水漂，保險則保險矣，實際上行不通。程序應該倒過來，先讓申報者把翻譯項目交評審機構評審，如果翻譯質量過關，事先說明發放多少資助，然后讓譯者與外國出版社洽談，訂立合同，千萬不要讓外國出版社提供資質證明，這是人家保密的隱事。這里存在一個對申報者信任與否的問題，須知譯文過關的申報者一般都是要找好的出版社的。至于可能存在失德者，那是極少數或個別的，不能因此而連累大多數譯者，以至于使中國當代作品翻譯工程征集公告成了一紙空文。

傅小平：你認為中譯外還存在哪些問題？

張子清：另外一個重要問題是，中國連一本像樣的、與國際接軌的《中國作家詞典》都出版不了，更談不上有各種外文版的中國文學詞典或中國作家詞典了。照春和高洪波主編的《中國作家大辭典》（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不盡人意，把作家的單篇論文、散文、小說等混同于他的詩集、長篇小說、散文集或論文集，而且不注明出版年代，更不必說出版社了！這樣的信息，對研究該作家的中國或外國評論家或學者或史學家沒有絲毫有效的參考價值。現在通過百度，可以便捷地查到中國作家的簡歷，可是信息很不完整，對文學研究者沒有參考價值。

傅小平：倒是比較感興趣你是否寫詩？因為你研究、翻譯詩歌么，如果自己寫詩，想必對你的翻譯、研究有所助益的。如果你寫過詩歌，最早是什么時候開始的，有一直持續寫下去嗎？

張子清：是的，寫詩的人翻譯的詩，讀起來才有語感和詩感。裘小龍對此有深切的體會，他說：“卞之琳先生給我的第一次研究生作業：寫詩。在他看來，要譯詩，評論詩，最好自己也寫詩，這樣才能真正知道兩種語言感性中轉換的甘苦。”老前輩是這樣吩咐的，他的得意弟子也是這樣實踐的，而且卓有成效。

至于我寫英文詩，得益于恩師陳嘉先生的教誨。在他的啟發下，我開始學習寫英文詩。有一年，他在北京參加全國政協大會期間，寫了不少英文詩，讓我看。我跟著模仿，他修改。去美國后，我就在美國詩歌雜志上發表詩了。

傅小平：那你寫中文詩嗎？

張子清：關于寫中文詩，我在初中時代就在報紙上發表詩了，原因是我有一年暑假在外祖母家背誦了一百多首唐詩，突然醒悟到什么是詩的意境。初中語文教師凌昆山老師對我的幫助很大，幫助我修改詩，五一節得到了學校頒發的詩歌獎，對我鼓舞很大。

把中國古典詩詞譯成英語自由詩而不是死板板的押韻和字數限定的傳統形式上，我很贊同裘小龍的觀點。他引用桂冠詩人莫娜·范德溫的話說，格律詩在英美很少有人寫了。他認為：“就中國古典詩歌翻譯而言，情況更難，更嚴峻一些。因為寫格律，作者可能對某個韻的考慮，來這樣或那樣處理一行詩，甚至因為一個韻而寫出一行詩，但譯者卻沒有這樣的自由，原文的意義、意象都不能妄加改動，要湊韻而加字減字，都是不能原諒的。這里不僅僅是畫虎不成的問題，拉格律的大旗作拙劣譯詩的虎皮，其實是更為下策。至少在美國書店里看不到這些中國古典詩詞‘詩體’譯本……那么用現代英語自由體詩歌形式翻譯的中國古典詩詞，能否傳神地再現原文的意境？我個人認為是可能的，尤其是在凸顯原詩感性的基礎上。”這是經驗之談。我翻譯中國古典詩詞也是用現代英語自由詩形式翻譯的。其實，龐德早在一百多年前在他著名的《華夏集》（1915）里成功地用現代漢語翻譯中國古典詩歌了。

寫詩和譯詩是我的終生愛好。美國中文詩歌雜志《新大陸》《休斯敦詩苑》和美國網上雙語雜志《詩天空》（PoetrySky）是我喜歡發表的園地。

 傅小平：我注意到你還參與了《賽珍珠作品選集》的編撰工作。賽珍珠雖然貴為諾獎得主，在中國大概也只是屬于因為其特殊經歷有時被談論，但很少被閱讀和研究的一類作家。不知道她在美國文學史上享有怎樣的地位？你在參與這個項目的過程中，是否對這個作家有新的認識？可否與讀者作些分享？

張子清：賽珍珠雖然獲諾貝爾文學獎，卻是長期被中美兩國誤會的作家。她的小說都是反映中國社會現實，文風也有點像中國作家，和美國現代派不搭界，因此，她的地位在美國通常沒有獲諾獎的美國作家高，甚至不如獲普利策獎的作家走紅，是一位受冷落的作家。

在中國，她獲諾獎的代表作《大地》因為寫一個貧苦農民王龍在偶然的機會變成地主，而被視為歪曲中國農民的反動小說。再加上，她后來在國內又寫了反映中國文革的小說，很不符合當時文革的政治標準，被視為敵視中國。她晚年申請跟隨尼克松總統訪華卻被拒絕簽證，這使得她郁郁而終。實際上，她在她的著作中記錄和反映了中國的歷史、社會和民情風俗，為中國和世界留下了大宗的寶貴精神財富。

賽珍珠把中國看作是她的第二祖國。在中國抗日戰爭的艱苦時期，她仗義執言，大力募捐支持中國。在獲諾獎的講臺上，她以《中國小說》為題，發表長篇演講。她說：“我屬于美國，但是恰恰是中國小說而不是美國小說決定了我在寫作上的成就。我最早的小說知識，關于怎樣敘述故事和怎樣寫故事，都是在中國學到的。今天不承認這一點，我忘恩負義。”她在演講中詳細介紹了中國古典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和《紅樓夢》。像她這樣的一個西方大作家，站在世界文壇上，激情洋溢地贊頌和弘揚中國文學，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典型例子。

她的前半生主要在中國度過，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通。她往往站在中國人的立場，從中國人的視角看待外國文化和外國人。她站在中美文化的立場，以切身的體驗，對東西文化進行了生動的比較。她在中美文學文化比較上的貢獻是空前的。

傅小平：要這么說，賽珍珠對中國的某些貢獻，可能還沒引起足夠重視。

張子清：文革后，賽珍珠才被國人漸漸理解。著名作家徐遲在文革后的90年代初，站出來說公道話，他說賽珍珠：“寫得不比我們的最好的作品差，但比我們最好的作家寫得多得多。” 他認為，賽珍珠把《水滸》譯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是表達了她美好的愿望，應當早日實現，他間接回應了魯迅說《水滸》譯名取“皆兄弟也”之意不確切的說法。漓江出版社出版了她的作品。南京大學和鎮江市政府都為她住過的舊宅修繕成紀念館，鎮江市政府每年或每隔一年主持召開賽珍珠作品國際學術研討會。

賽珍珠用英語寫作，她的作品反映的卻是當時的中國社會現實，為什么不能載入中國文學史呢，既然中國少數民族作家用他們本民族的語言寫的作品可以載入中國文學史。

傅小平：看你的履歷，你一生中的絕大多數時間，都是在高校里面度過的。其間，有什么深有感觸的事？

張子清：我一九六四年畢業，畢業后留在南大外國文學研究所（前身是歐美文化研究室），前面已經說，這個單位是為周揚提供外國文學信息。因此，文革前有一段時間，有機會閱讀進口的各種大量的英美報刊和書籍，為內刊翻譯和寫文章。文革時期，我是逍遙派，沒有卷入當時的政治。文革剛結束，外國文學研究所就恢復了工作。現在成了國內介紹外國文學主要雜志之一的《當代外國文學》就是在八十年代初創立的，我當時被分配當編輯。外文所規模不小，一共40人。當時設立了英美文學研究室、蘇聯文學研究室、法國文學研究室、德國文學研究室和日本文學研究室。在這樣學術氣氛濃的大集體里，我得到了熏陶和鍛煉。

從1980年開始起，我參加了陳嘉先生與英國文化委員會在南大合辦的全國英語文學學習班;學習一年英國文學，接著去北京大學舉辦的富布萊特美國文學學習班學習半年，又接著去哈佛大學進修一年。最后以富布萊特學者身份去哈佛大學和伯克利分校訪學一年。

傅小平：是否方便介紹一下你近來的生活？也想問問，你已年過八十，按說應該是安享晚年的時候了，但你似乎在詩歌翻譯、研究方面還有不竭的熱情，想來是還有未了的心愿，或是實際上你還有一些有待展開的計劃？

張子清：我喜歡養花。原來住一樓，我在前后院子種了不同品種的樹，例如桂花、月季花、薔薇花、梔子花、棠棣花、金桔樹等。現在遷居到25樓，陽臺大，窗臺寬，我種了四五十盆花，君子蘭、吊蘭、文竹、紅掌、蘭花、萬壽花，其中以各種各樣的仙人球居多。看到自己種的花草開花是一種享受。我還喜歡到樓下喂養野貓。發覺野貓是分等級的，誰先吃誰后吃，它們自行分次序，不會亂套或搶食。盛夏時，我也常常替鄰居的干透了的花木澆水，覺得把花干死，是犯了虐待植物罪，這是我從美國朋友那里聽來的。在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許汝祉教授生前，我常到他家玩，有一次發覺他的陽臺上的仙人掌干癟了，我對他說：“許先生，你犯罪了！”他起初嚇了一跳，不知道犯了什么錯。我指著他的干透了的仙人掌花盆說：“仙人掌要干死了，你犯了虐待植物罪。”他聽了哈哈大笑，他讓我把它拿回家搶救。

我現在的工作效率同在職時差不多，憑了互聯網，甚至效率更高。我現在同美國語言詩人、新田園詩人和后垮掉派詩人群有密切的聯系，不斷收到他們的新詩，多得翻譯不了。是的，我還有一些翻譯計劃。

對談者簡介：

張子清 (1939—2024)筆名紫芹，江蘇南通人，1964年畢業于南京大學外語系，1983—1984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后學位，1993-1994年富布萊特訪問學者。歷任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文學研究所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華裔美國文學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中美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主要譯著有《生日信札》等，與人合譯《荒原：T.S.艾略特詩選》《美國語言派詩選》等，主編 “華裔美國小說譯叢”等叢書，參與大型項目《賽珍珠作品選集》等，著有三卷本《20世紀美國詩歌史》，與人合著《地球兩面的文學：中美當代文學及其比較》，與人合編合譯《文化相聚：美國作家、學者和藝術家在中國》等。

傅小平，1978年生，祖籍浙江磐安，現居上海。著有對話集《四分之三的沉默》《時代的低語》、隨筆集《普魯斯特的凝視》、文論集《角度與風景》。曾獲新聞類、文學類獎項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