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阿根廷作家埃內斯托·薩瓦托曾經寫道：“人不僅是由失望鑄成的，而且也是由信念和希望鑄成的；不僅是由死亡鑄成的，也是由對生命的熱望鑄成的……幸運的是，人幾乎從來都不是理智的生靈，所以希望在災難中一次又一次地復生。”

我們也都很熟悉這句話：“人生的本質是詩意的，人應該詩意地棲息在大地上。”此為哲學家海德格爾從德國詩人荷爾德林的詩里摘取出來的，荷爾德林的原句是：“充滿勞績，然而人詩意地/棲居在這片大地上。”

其實，兩句話核心說的都是希望的重要性，也是如何活下去的指南。“詩意地活著”是一個希望，不僅在十九世紀是一聲嘹亮的吶喊，哪怕放到現在，實踐起來可能也非常困難。

荷爾德林三歲時父親就去世了，自己長大后的生活也過得很不易，雖然是好學校畢業，但很長一時間靠做家庭教師為生。直到1806年8月，三十六歲的荷爾德林精神錯亂后，在病中度過了三十多個春秋，1843年6月去世。到他去世時，這個詩人不為當時的文學圈熟知，他寫過小說、戲劇之類的作品也都沒有什么影響。可是寫下這些東西，對他個人內心的影響非常大，我忘記他曾在什么地方寫過：“在我的職業里，人們獲得的結果在本質上都太隱秘了，讓人難以感受到它的力量。”

他是一個把寫作當職業的人，這就意味著他的寫作不完全是形而上的。當寫作變成一種每天都要做的，并且周而復始的事，一下又和普通人的生活連接起來，但做這個工作的人，往往比做別的工作的人多出一種想象生活的職責。他們必須為此經歷考驗，如同考試合格才能上崗，而這個考試考得的內容是如何理解生活。

一個世紀后，法國作家加繆在《西西弗斯神話》里提出另一種看法：“以前，是要知道生命是否有意義，值得我們活過。而此時，恰恰相反，正是因為生活可能沒有意義，它才值得更好地活過。”道理是這么個道理，可我總覺得，有無意義跟荷爾德林說的“難以被感受的力量”有關。我也好奇，那個隱秘的力量到底對生活做過些什么——這是我第一次看完卡夫卡小說《審判》時的簡單想法，得出這個想法時我還是在一個沒生活經驗、無憂無慮的青春年紀。

我不知道，《城堡》的主人公K具體多大年紀，感覺上他和自己差不多，也像一個魯莽、單純的年輕人。于是，他才會在一天后半夜，一個人晃蕩到一個村里，想在那里休息一下——最早他也沒準備留下來。由于時間太晚，客棧雖然沒關門，可早已沒了房間，他在火爐旁將就一晚也行。至少，在小說開頭，我對他就是這么個挺隨性的印象：村子里來了一個自由自在的人。隨著熟睡的他被穿著像城里人一樣的年輕人叫醒，被告知村子屬于城堡，想在這里待著，就必須得到城堡主人威斯伯爵的許可，我忽然意識到，那股隱秘的力量來了。如果，不是K來到了村子，這個力量也許還不那么明顯。對我們這些旁觀者來說，故事到這里也算合乎邏輯——你進入私人領地，總要得到主人同意。

問題是K第一時間的反應不是正常溝通，實話實說，而是聲稱自己是伯爵雇來的土地測量員!那時候，他還沒意識到前面等著自己的是什么，他更沒想到自己根本無法見到伯爵，自己甚至連城堡都進不去。K對自己聲稱的這個職業的認識，也很有意思，他說：“我得先弄清楚人家要我干的是什么工作，要是我必須在這下面村子里工作，比方這么說的話。那我在這兒住著也許更妥當一些。再說，我怕城堡里的生活我過不慣。我是喜歡自由自在的人。”

接下來測量員是不是就要去測量伯爵擁有的土地了？這片土地的面積從哪里算起？K去城堡的路是不是也包括在其中？他的工作，早就開始了，而他渾然不知，后面去城堡的過程，慢慢變成了一個工作當中的流程，但這個工作還算符合K“自由自在”的人設，畢竟它無需許可，單方面就可以定下來。然后，他毅然決然地，上了路——“他走的這條村子的大街根本通不到城堡的山岡，它只是向著城堡的山岡，接著仿佛是經過匠心設計似的，便巧妙地轉到了另一個方向去了，雖然并沒有離開城堡，可是也一步沒有靠近它。每轉一個彎，K就指望大路又會靠近城堡，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他才繼續向前走著。”

路是永無止境的。我一開始時還可以理解K的做法。即使，冒充了土地測量員，總要去城堡試一試，伯爵會不會大發善心，同意他留在村里。后來，這個合乎邏輯的理由，就被一路上的絕望給遮蔽了。目標是一個根本到不了的地方。

K沿著這段路途，走向了虛無，又從虛無中，感受著希望——我不認為，卡夫卡寫的是絕望。如果找不到路，就放棄去城堡，我會覺得，這更符合邏輯。K的一舉一動都在打破邏輯，不管有沒有城堡，他都要去。K相信，自己一定會得到伯爵許可——信念的事很難評價，我這才發覺K開始時候的理性消失了。他之前，對想安定下來，就是理性推動的，到了“城堡”這個超現實的世界面前，他變了。他那點卑微的追求，讓人體會到了不可實現的哲學意味。到這里，我差不多就能理解加繆為什么說：“荒誕于是被承認，被接受，人服從于它，而從這一刻開始，我們知道他再也不是荒誕之人了。”（《弗朗茲·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與荒誕》）

緊跟著，這股隱秘的力量，催生出K為了進城堡，和當地人耍的各種詭計。后來，這個單純的土地測量員變本加厲，簡直被信念沖昏了頭腦，從“荒誕之人”變成了“奸詐之人”——荒誕之人還帶點悲劇色彩，奸詐之人就只會讓讀者憤恨，討厭了。但這個K的遭遇有點特殊，到最后你也不能說他不單純，各種鉆營的目的，只是獲取去城堡有用的價值而已。這又讓人覺得，他有些可憐。

后來，我們都有點忘了他的目的，包括他自己也不一定記得。一個人在路上走啊走，一直走不進城堡，所有人都成了他進城堡的“信息員”，然而所有人對城堡的事，也都一知半解，與城堡的關系也是，若有似無。

我有很多疑問：一個喜歡自由自在的人為什么忽然想安定下來？不顧一切進入城堡真有必要嗎？你的生活要得到別人的許可？發出許可的人是誰？

我帶著這些問題，翻到了最后一頁。在這篇未完成小說的后半部分，作者卡夫卡像被什么逼急了似的，段落都懶得分，對話越來越絮叨……我想把這個變化算到隱秘力量頭上。一個很簡單的去某地的故事，在這股力量之下，硬生生地，像雪球似的越滾越大。“某地”甚至在小說里，都沒有正面描寫，頂多說一說遠景——“它既不是一座古老的要塞，也不是一座新穎的大廈，而是一堆雜亂無章的建筑群，由無數緊緊擠在一起的小型建筑物組成……”越想越不對勁，我在小說前面看到這些描寫時，還以為是K親眼看到的，并且也對城堡里面的樣子有所期待。這樣的描寫無限重復，又沒有一次真正進到城堡里，轉念一想，也許這些一直是想象出來的？以K的精神狀態，我說這是想象不過分。當然，小說并沒有真正結束，故事在最后幾頁大段落之后忽然中斷了。準確地說，卡夫卡只寫到K要和在村里認識的弗麗達分手。最早，K接近這個女人，是因為對方認識城堡的一個公務員。這樣似乎可以得到一些信息了，后來，他發現女人愛上了自己，她只會把自己拖到現實生活中去，而他要去城堡，一個超現實的地方。

印象中有人說，這篇篇幅不長的《城堡》的結局，可能是K在彌留之際，城堡的通知來了，他可以留在村里，但不許進入城堡。我覺得，卡夫卡沒被那股力量弄崩潰，堅持寫下去的話，很可能會把K丟進一個“西西弗斯式”的結構里。絕望永遠也不會是重點，面對絕望的希望才是，甚至死亡也可以不算什么，死也要死在路上——K實在太累了，好容易睡著時，再次被開頭驅趕他的年輕人叫醒。這次，他告訴那個年輕人，城堡主人已經在為土地測量員遲遲不到，大發雷霆，村里人都要為此負責，于是人們紛紛驚愕起來，不知所措……然后村里的人，又看著他，拖著疲憊的身軀，出了門，上了路。

如果，讀者按現實邏輯批評這個結尾，我也沒辦法！這么設計就是為了打破邏輯，卡夫卡的故事接近現代主義，而不是現實主義。如果，K和村里人順暢溝通，大家通融一下，也許他就能留在火爐旁休息了，休息完說不定他又離開村子，去過自由自在的生活了，根本不用編理由說自己是什么土地測量員！就是因為溝通被什么阻礙著，大家都沒聽懂彼此的話，于是沖突就來了。“城堡”在小說里是一個象征，說小說主題是溝通障礙沒問題。我覺得，最核心的障礙就是“城堡”，它是隱秘力量的核心。

事實上，現代人面臨同樣的問題，那還要不要溝通？如何溝通？詩人米沃什在一篇短文中思考過這個問題后，自問自答道：“溝通的價值有賴于承認自己的局限，而神秘的是，這些局限也是很多其他人共有的局限。”

卡夫卡不會過時的原因就在這里，人只要還活在自己的局限中，“障礙”就不會消失。從過去到現在，再到未來，“城堡”始終在離你不遠的地方，但你就是沒法進入，也沒法繞過去。

看過德國作家威廉·格納齊諾的小說《一把雨傘給這天用》之后，我覺得，一定要直面這個殘酷的真相了——跨過障礙，走出局限是多么艱難。

這個小說的主人公有一個有趣的職業——鞋子測試員。第一眼看到這個職業，我立刻想到卡夫卡，想到土地測量員K。在我們的生活中很少見到從事這個職業的人，一個鞋子測試員到底要干什么呢？

這個主人公比K更清楚自己的工作內容，雖然未必喜歡，也沒有什么動力——每天，穿著半成品的高級皮鞋走路，去哪里對他來說不重要。他在乎走路時，鞋子給自己帶來的感受，直到“摸清鞋子的特性，并且能夠貼切地描述一雙鞋子的舒適程度，尤其是鞋子對腳跟與鞋頭可能產生擠壓的地方”。

——終于有人在乎自己的感受了，這就是時代變化在文學中的體現，看似K的時代翻篇了。其實，他這工作和土地測量員的工作挺相近的，比如都是關于測試、關于感受。

土地測量員直到最后都只是一個幌子，K的感受與工作無關，卻緊貼更具體的交流，目的性更強的接觸，這都非常生活化。城堡未必真的有，雖然村里人告訴K有這么個地方，但村里人也沒進去過。K和他們接觸，都是為了一個虛無的目標。

和K不同的是，鞋子具體多了，有大有小，可以感受，可以測量。鞋子測量員的感受再怎么無聊、重復、厭煩也有實際作為。在某種程度上，他比K遠離生活，他的感受完全是沒有生活的工作體會。這個工作也像主人公本人境遇的隱喻：他是受過高級教育的人，社會上沒人認可他，于是他只能每天在沒人注意的河岸邊，走來走去。“沒人注意”這點很重要，一定要待在邊緣地帶，除了自己，沒有別的人影。K是在“城堡”外圍打轉，不希望有人看見自己。鞋子測試員則是在被人忽略的河岸，默默干他的活兒。

鞋子測試員的故事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走向，就是這個鞋子測試員和女朋友結束約會，明天還要繼續工作，他表面上接受了工作，又沒有完全接受——“我卷入令人厭惡的工作，或卷入了處理厭惡的工作，或卷入了真正的厭惡，我這時候并無法明確分辨出這些差異。”周而復始的，重復的生活才是核心。也許更多的人是無法跳出這種模式的，不過在我看來，哪怕是朝著虛無目標不停前進的K也不是徹底的失敗者，因為他們守著一個信念：“盡管有些荒謬存在，我至今尚未發瘋。害怕發瘋往往只是在害怕投降。”（《一把雨傘給這天用》）

除了一些內心對這種生活的反思，這差不多就是這本小說里寫的這個鞋子測試員生活片段的全部了。這樣的生活不枯燥，反而奇怪。在生活中，看清現狀，絕不投降，沒有發瘋的人占大多數，像這個測試員一樣，在長期、機械性的生活中，他們要找到一個紓解方式。當然，每個人方法不同，但我清楚，大多數人能做的，恐怕不是跨過“障礙”，唯一的方法是看到障礙，不無視它，然后用沉默進行一個微不足道，且有意義的嘲諷。然后，向未來日子出發。

未來的日子會有什么不同呢？我不知道。

一次意外的機會，我看了一篇2015年普利策獎得主、美國小說家安東尼·多爾寫的短篇小說，叫《113村》，來自小說集《記憶墻》。小說背景是中國某山區建大壩，涉及到一個村莊的動遷。這個村子無名，113只是一個水位標志數字。主人公是一個種子保管員，她連名字都不配擁有。不是西方人對中國不夠了解，而是作者故意的設計，“保管員”這個有點古老的工作，與一個有冰箱、暖氣、公寓、商業街的年代背景，產生了一種沖突效果。

這個故事講的是未來發生的事——對我們來說，這些事情在現實中，早已經發生了。

我們沿著作者指出的這個方向，繼續說故事內容。隨著大壩建設而來的是“遷徙”問題。對中國人來說，土地在心中的位置，一直特別重。人難離故土，而建水壩是社會進步的標志，是走向未來日子的必經之路，同時它也意味著，土地將被淹沒。

與現實一起被淹沒的，還有一些詞語。我們現在就不太說“社稷”這個詞了，未來慢慢無從說起它，因為它背后的意義丟失了，落實不到具體的事物上，一說起來，顯得很空泛。“社”指土地神，“稷”是谷神，對于過去的人是非常重要的，相當于根。大家也都能明白種子與生命的關聯。

于是，這篇中國背景的小說給出了這樣的理解：“種子既是開端，又是結尾——它們既是一株植物的蛋殼，也是它的棺木。”這也是作者安東尼·多爾把“種子”作為意象，單拎出來的用意。西方對東方的想象始終有點脫離真實的現實，我們的“保管員”可能沒有這么細的分工，保管的東西也不限于種子，還有農具、廢料、農藥等勞作所需的一切。“種子保管員”的工作，就明顯來自一個西方人的角度，但這不重要。

這篇小說涉及到了兩代人：主人公種子保管員和另一個人物老教師，屬于創造記憶的一代人；種子保管員的兒子是考上大學、離開鄉下的一代，他覺得，鄉下生活條件不好，沒有電，沒有爐子、冰箱等等，主要是物質條件。母親守著土地，其實就是為了保管種子，進一步說是讓自己有事可做，不甘心退出歷史舞臺。安東尼給種子保管員的兒子取了一個非常中國化的名字叫李慶，然后給他設計了一個不夠樂觀的個人狀況，一個四十四歲的未婚男子，生活上并不美滿，其次他還是大壩委員會工程三部的安全聯絡副官。對于其他人來說，這個工作不錯，可是對于在這長大的人來說，含義就復雜多了。他的工作是，自己去故鄉把鄉親們從這片地方趕走。按科學計算，“首先，水會從河里溢出來，然后會變得非常平靜。急流會消失。接著，一天之后，碼頭會消失。要達到高水位得花上八天半的時間……”八天半后，這片地方將沉入水下。李慶回鄉的當務之急是，在七月結束前，完成動遷工作。

李慶回到老家后，在村里巡查，直到他來到很久不見的母親面前，說出一個問題：“在這座村子的東西里，有多少得自你的種子？稻茬、土豆田。農夫們背著去趕集的豆子和生菜，他們身上的肌肉。全都來自你的種子。”他顯然沒有忘了母親的身份，只是想夸母親一下。母親聽了兒子的話，尷尬地接話：“從前甚至不需要什么種子保管員。每個家庭的種子都是自行儲存和交易的。”

改變在村里早就發生了。母親也清楚，種子保管員的工作越來越沒有意義。如今的人們不愿耕種，土地逐年減產，肥料卻越來越貴，誰愿意把精力花在這上面？

小說沒有寫李慶催促母親，只寫了建筑被拆除、郵局被廢棄，還有村民帶著能帶走的一切在搬遷。

種子保管員幾乎是村里最后一個人了，當她孤零零地，在村子里見到了兒子，也就是李慶。當時，李慶則坐在一艘汽艇上，面帶喜悅地巡視村莊，也就是結果是令人滿意的，用小說里的話說，就是“只見他正戴著荒謬的眼鏡朝她揮手”。

“荒謬的眼鏡”在小說開頭有過鋪墊，母親好久沒看到兒子，因為遷徙的事，兒子來到母親面前。母親發現，兒子的眼鏡是新的。除此之外，一切都是舊的。一切朝著新的方向而去，可她沒有辦法在現金安置和一份政府工作之外做出選擇。李慶站在旁邊嘆了一口氣說：“沒有第三種選項！”

可想而知，兒子的沉默與母親也就是種子保管員的沉默，組成了小說里一種更深沉的聲音。在我不知如何描述它時，剛好看到諾獎得主挪威劇作家約恩·福瑟的獲獎演講，巧合的是，題目叫《無聲的語言》。福瑟歌頌著沉默，他說：“有些東西無法被言說，或不愿被言說，或在一言不發中才得到最好的表達……無聲的發言，或無聲的語言，主要是由作品整體發出的……這個整體也必須體現在每一個細節里——或許我可以大膽談論整體的精神，一種同時在近處和遠處言說的精神。那么，如果你足夠仔細地傾聽，會聽到什么呢？你聽到的是沉默。正如人們所說的，你只能在沉默中聽到上帝的聲音。”

雖然，我們沒有“上帝”這個說法，但我們心中有一個無名的“神”。要不就沒法解釋種子保管員身上，那種為著什么在堅持的東西了。在我們的文化中，這個東西始終模模糊糊，像她這個人的形象一樣，也許很快會被忘記，連同已經顯得可笑的身份。小說最后幾段，住進有大陽臺和二十四小時電力的安置公寓，本該享受美好生活了，可是這個歷史上無數的無名氏之一，想得卻是“她的種子正在公寓配套的預制構件膠合板碗櫥里腐爛、破裂或死亡”。

《113村》這個短篇小說里出現了很多有關這種“信念”的側面描寫。雖然，一個西方人對此的描寫，在中國人看來，多少有點夸張，但他的意思很清楚，比如小說的重場戲幾乎就是一個儀式。

在七月最后兩個晚上，距離動遷最后期限很近了。種子保管員做了一件奇怪的事，她把種子從瓶子里倒出來，然后和反對修大壩的老教師，一起往里裝上反映問題的信件。瓶子里不僅僅裝上了信，“兩人一起用紙做的漏斗把螢火蟲搖進瓶中。昆蟲四處飛舞，阻塞了瓶口，不過他們還是設法在每個瓶子里裝了三十多只蟲”。

我還記得他們走下河去放這些瓶子時的畫面——

“她涉水邁進冰冷的河水中。卵石在她的腳下攪動。水流在她的膝蓋周圍微微分開。在她的手邊，老師就是一個戰栗的砝碼……瓶子閃啊閃啊。終于，他們兩人——種子保管員和老師——已經被河水沒了腰。她把第一只酒瓶遞給了他，任他把它放好。兩人看著河水將它帶走。一道藍綠色的光芒閃爍著被卷進水流之中，加速時還微微調轉了方向。”

外人可能無法理解他們這么做的意義何在，我把它看作是一種近似西方朝拜的儀式。

倒推一個章節，種子保管員問了老教師一個問題：“這些信能起作用嗎？”

老教師回答：“你覺得呢？”

除此之外，老教師再沒說過什么話，直至結尾，但這種沉默并不意味著他們去懷疑了。所以，我們才會在這段重場戲里，看到老教師站在水中，望著第一只瓶子在河水里消失哭泣的片段，有所感動。這是小說里最動人的一段描寫，然而抒情無濟于事，村人離開的步伐，一刻不停。我曾有過一個幻覺，就是現代文學一直在歌頌前進，并且把那簡化成一種對進步的隱喻，世俗道德也贊美“步履不停”的工作者，沒人在乎走向哪里。

這些人，無論是種子保管員、土地測量員，還是鞋子測試員沉默時，也許是聽到了上帝的召喚，心甘情愿地重復下去。過去，我總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支撐這些人這么做的。雖然現在，我仍不知該如何好好地解釋那個隱秘的力量，但我大概可以體會，他們享受此刻的價值，一種向前走會帶來希望的感覺，那讓人覺得幸福。如果說，《一把雨傘給這天用》的作者威廉·格納齊諾寫出了現代人焦慮、沒安全感、窩窩囊囊的生活，《113村》的作者安東尼·多爾寫的，就是信仰土地的老一輩中國人，在新時代失去土地后的無望、失落的日子。哪怕只是局部，無論在東西方，人在生活中，選擇余地都不多。大部分人都在試著習慣。

鞋子測試員有一段獨白：“事實上，我越來越不想說話，這讓我有點害怕，因為我不知道我這輩子這么多沉默的時刻是否還算正常……我近來想到，該寄給我認識及認識我的人一份沉默時刻表。星期一和星期二會是一直沉默，星期三和星期四只有早上一直沉默，下午則是寬松性沉默，也就是可以短暫交談和短暫通電話。只有星期五和星期六，我會愿意說三道四，不過也要十一點以后。星期天則是絕對沉默。”

它只是一種想象，像生活中的希望一樣。大部分時間，測試員還要繼續和客戶、皮鞋制造商溝通——事實上，連土地測量員K都得和能幫助自己進入城堡的村長、村學校領導等人溝通。這種溝通可能是無效的。城堡在哪這些人都不知道，所以他越努力溝通越無效，離目標越遠。種子保管員呢？雖然，《113村》對話不多，遷徙之前，還有些交流，隨著遷徙日期的接近，種子保管員陷入了沉默，“記憶來的時候通常是不流暢、無生氣的，被困在遙遠的表面之下，或是陷入神經纖維的糾纏之中”。這段寫得太不像中國人的思考方式了，換成我們的話就是，由于很多地方被水淹沒了，逐漸想不起那里過去的樣子了。

過去是什么樣子？“我們在談到過去時，總是建造神話，因為忠實地重構飛逝的時刻是不可能的。”（米沃什《幸福》）對于保管員來說，神話和種子聯系在一起。然而，土地沒有了，神話也就隨之破滅了……只剩一種選擇，就是離開，無論是從支持兒子工作的角度，還是面對時代的變化的方面，都比堅持留下來的理由充分。

多少年后的失落，來自于她要接受安排：從此，生活在一個沒有過去的地方，并且自己毫無用處。荒誕的是“種子保管員”的名頭問題——是不是等于一直不存在呢？何時解除也不知道。沒人關心個體，集體在前進，甚至沒人有耐心告訴她，一切都改變了。

在離開村莊前，那個反對修大壩的老教師和她有一段最后的對話：

“一個地方會在你知道自己這是最后一次看到它時變得不同。也許它知道再也不會有人看到它了。也許它知道沒人能再看到它會讓它發生改變。”

“改變這個地方，還是改變你怎么看待它？”

“兩者都有。”

即使，有什么人主動告訴種子保管員，她也有可能不會理睬，一個失去價值的保管員終其一生，未必能理解很多過于遙遠的東西，比如時代、科技、能源，但就是這些把現在變成這樣的。事實上，卡夫卡筆下的土地測量員K也是類似悲劇人物，K不會相信，根本沒有城堡，更別提城堡主人了。他所有的行為都是那個趕他出村的年輕人編出來的，一切只是為了讓一個無憂無慮的人變成一個小丑。這種事在加繆看來具有普遍性，所以我們稍加思考，就可以理解故事的深意，感動于這種人，“他在種種矛盾中汲取了信念的理由，在豐富的絕望中汲取了希望的理由，把他對死亡的可怖的學習稱為生活”。雖然，加繆文章里的寫的是卡夫卡筆下的人物，但我覺得，這樣的人不在少數，他們靠各種各樣的信念生活著，為的是不至于完全麻木。

讓這樣的人存在，如同一個現代生活的魔咒，多少有點殘忍。短篇小說《113村》的作者安東尼·多爾在故事里如何沖淡這種悲涼的宿命感呢？

他寫一些古老的傳說，比如每次滿月會活過來的石獅子，腳趾變成根、手指變成嫩枝的獵人，包括這個所謂的中國故事，在我看來，還是沿著寓言，不是荒誕的結構在發展，我同意加繆的話，荒誕是沒有普適性的，也就是說繞來繞去，悲涼的感覺又回來了——

種子保管員肩負著，保管信念和一個時代碾過之后的遺跡的責任，直至死去。

這個責任是誰給她的呢？《城堡》里K想進城堡獲得許可只是目的，后來他的責任，可能是自己給自己加上的，一個人對說過的話的履行，或一個土地測量員的盡職。還有《一把雨傘給這天用》里的鞋子測量員也幾乎是把自己全都交給了生活，雖然有點想法，卻最終接受了生活，履行一種他都不知道是什么的責任——把一雙鞋子的測試工作完成。

從旁觀者角度看，這些責任似乎都有點大，大到讓人有點覺得虛無。承擔這些責任的，不是一個前種子保管員，就是一個鞋子測試員，要不就是一個土地測量員，總之都是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有人問過意大利導演帕索里尼為什么對社會邊緣人這么感興趣？帕索里尼的回答是說，因為生活在那些人的悲慘命運中，保留下了神圣的一面。

是的，我舉例的這幾個小說人物不是如此嗎？

“神圣的一面”就是沒那么世俗的一面，可以說這些小說中出現的小人物都是絕望的，面對走不進的城堡，面對測試不完的鞋子，面對失去土地、種子毫無意義，能不絕望嗎？對他們來說，生活是十分純粹的，活下去已經很吃力了，所以活著成為這些人唯一的目的。哪怕死也不能改變這一切，像一首詩寫道：

一個人死去了，可是他還在對死對遺忘

繼續戰斗

他們的生活不堪一擊，脆弱得像玻璃一樣，因為足夠單純、純粹，所謂的神圣本身就有“易逝”的特質。上面這個句子來自最喜歡“戰斗”的法國詩人保爾·艾呂雅，他還寫下過另一個句子——

為了解釋世界和改造世界

人們需要團結起來去希望去戰斗

希望不僅是活下去的途徑，也是動力。也許，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解釋世界，但是每個人都要用力生活。加繆說：“他們都擁抱了吞噬他們的上帝。”這里把“上帝”換成生活，也沒有什么不可以。然后，通過小人物的卑微和某些純粹，引入了活著的希望。小說最愛在這時結束，留下余味。生活哪來那么多余味，甚至也沒什么意義，“經歷某一種經驗，經歷命運，就是充分地接受它”。（加繆語）

今時今日，更應該警惕“荒誕”這個說法，字典上對這個詞的解釋是：荒唐離奇；極不近情理。本質上，荒誕是邏輯上的事故造成的，而我們說的更多是不近情理、荒唐、離奇，統統都是感受。當荒誕被困在感受中，也許就慢慢失去一般意義上的邏輯支配了。

多回到邏輯上來，可能會別有意義。于是，我在海德格爾《林中路》里抄來一句事實描述：“在戰役期間，士兵們把荷爾德林的贊美詩與清潔用具一起放在背包里。”

文章從荷爾德林的詩句開始，也在荷爾德林這里結束。在某種用處上，贊美詩和清潔用具，都可以被視為一樣的事物。走在漫長人生之路上，我們總該知道，身后的背包里裝著什么，接受這個，那股隱秘的力量才會隨之而來。日本大導演黑澤明說過：“沒有希望的話，人們是無法被治愈的。”任何時候，人想要往前走，就必須帶上希望。生活，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