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是在芍藥居一家西北菜餐館接受黑濂宴請的。這是我們第一次在現實中見面。他點菜的風格是從價格區間最貴的那一檔先點，遇見兩個相似的菜品，比如都是羊肉類，也一定找貴的安排。在我多次婉拒之后，他才勉強同意去掉一兩個菜。我不認為這是一個人性豪邁的表現，極可能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工作手段滲透進他的日常生活。我們得以認識的一個由頭是都有從警經歷。我早已不在腹地縣城的派出所工作，他還在南方某市公安局履職，相比于我當初，他工作的保密性質要強一點。另一個由頭是都對文學懷有興趣。眼前的他—無論是面貌、聲音、舉止—都像是被這份穿制服的工作歸化了。尤其是一股散發出的無論事主再怎么推心置腹都不能消除掉的深沉感。一股讓人捉摸不透的東西。就是我們在街頭和辦公室看見對方時，從對方身上領略到的比迷霧還要讓人感覺畏懼的東西。因為不知道在那背后隱藏著什么。他想對我分享一個壓在他心里的故事。這個故事也是當初有個人心急火燎或者說欲火炎炎地分享給他的。如果不把它分享出去，他就感覺有什么事懸而未決。它不是不能對單位和社區的人分享，而是這樣的分享就像對一棵樹、一塊石頭分享一樣不能產生有效的回應。

黑濂在講故事前和我探討了偵查工作與寫作的區別：從事偵查工作的人，不乏自由靈魂；從事寫作的人應該靈魂自由，卻也有謹小慎微和保守的。不過，即使是最謹慎保守的人，在寫作領域展現出的自由度，也要大于一個放縱不羈的人在偵查工作所展現出的。這是由體制、模式或者說一件事應該有的流程決定的。說著他從提包里取出一本由群眾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六月付梓介紹案件偵破藝術的通俗讀物（它是由那位把故事講給或者說托付給他的人推薦給他的，他從孔網花費五元購得，后來我也下單買入），翻到粘著便條紙的第三十四頁，指向一段用熒光筆標記的話朗讀。綜合起來說，偵查工作的邏輯程序如下：獲得原始證據—建立推論—根據推論推出結果—檢查結果—鑒定推論；在偵查過程中，凡未得到證實的推論要一一否定，直到剩下符合真實情況的，實際上已不是推論、不是假設，而是被證實了的現實。隨后他說：而文學創作只有三步甚至兩步：獲得原始證據—建立推論—根據推論推出結果；抑或，獲得原始證據—建立推論。也即，基本只需要有一個迷人的想法并把它顯現出來，就可以了。作者、編者、讀者就覺得事情告竣。或者說，對事情以如此姿態結束表現出一種諒解。他的說法讓我吃驚。此前我從沒有把偵查工作和寫作擱一塊兒考慮，對寫作是否應該有核實的程序，雖然有過意識，但這意識肯定也不深刻且不能指導實踐。可能就是一閃念吧。而他一說，甚至還沒說完、只說到一半，我就了然于心，就擁有關于這方面的全部知識。并且可以說，一下子變得比他還有發言權。“我知道你說什么，就是這回事，我完全同意，”我說，“并且你這也是給我提了一個大大的醒。因為自有寫作的念頭以來，我的寫作就差不多只受迷人的想法—也就是靈感的火光—驅動，并以它自身的釋放為終結。我想這不僅是存在于我，也是存在于大多寫作者甚至是大多數人身上的疾病。我們更傾向于從可行性而不是不可行性去看待事情。只要是在審美，道德訓諭，消遣，統戰和團結，討好大眾或某個群體、階層，以及個人出風頭上有一丁點賺頭，一名作者就敢赴湯蹈火，冒絞首的危險去寫，而根本不會管它從客觀現實上看合不合理、合不合法。”在舉了若干這方面的例子（其中包括我自己寫的兩個作品）后，我接著說：“而且我們不能用小說就是虛構因而也就有了胡編亂造的這樣的說法來狡辯，恰恰是在虛構當中應該引入證實的紀律。因為構建文藝作品它面臨比構建現實世界更重要的使命：通往永恒。在寫作中，若對迷人想法的迷戀與遷就超過對合理性的堅持，創作恐入歧途。謝謝你帶來的知識。”

下面是我根據回憶對他的講述的復述。完整地復述或者說原封不動地復述幾乎不可能——哪怕我們對此有著最強烈的愿望——我們在復述時總是以自己的功能、特性（或者說局限）來對我們要復述的事物進行呈現。最后怎么看都像是我們自己在講述。讀者啊，希望你能理解，這就如同我們無法像魚游泳一樣，只能用人類的方式在水里比畫。是啊，那個人在水里游泳。

我和他的關系是看管。一種奇怪的看管方式。既不能用墻、欄檻、鐵絲網把他關在里邊，又要達到讓他只能在有限的范圍內（或者說可控范圍內）活動的效果。我們采取了一種對外介紹時應該保密的工作方式——但也沒聽誰說要保密，我在很多公開信息資源看到過對它的描述——來實施看管，總之是動用了一些干部、群眾以及其他可以給予我們幫助的人。他叫25號。25號本身的生活習慣也給我們的工作帶來了方便。他似乎聽見我們的呼聲，從不多出門，總是到了一天眼見就要過去也就是下午四點多五點的時候，才從住的四樓急匆匆也可以說是慌里慌張地下來，似乎要趕著去哪再不抓緊就遲到了，可就是走到宿舍區外頭一個路口，他就變得像根鹽柱一樣凝在那兒。每到路口他都會這樣。是兩股通向不同方向的意愿的力分別拉住他一邊胳膊，使他動彈不得。無疑他在內心表達了對昨日選擇的排斥（“不能再去那邊了”），最終卻還是重復了昨天的選擇。有幾次這么走過去后，他怒抓頭發狠批面頰，像是在訓斥自己：“我對你充滿厭惡，充滿厭惡，你真讓人厭惡！”這樣走過五六個路口，他望見高高顯露在行道樹上方的宿舍區煙囪，宛如猴子望見耍猴人的皮鞭，幾乎是無計可施同時也是痛心疾首地回家了。我們發現他每天都是這樣，沿著既定的軌跡出門、回家。途中駐留超過三分鐘的場所只有一家水果店（總是在橘子、香蕉、西瓜三者當中選來選去、確定一種）、一家報刊亭（買一種即開型彩票，刮開的同時把它朝空中扔去，并發出爽快意義大于沮喪的一聲哀嘆）、一家超市（常買啤酒、可樂、牛奶、酸奶、果凍、冰淇淋、面條、米糕這些當中的一些）。偶爾也去藥房，進一大袋子的藥。有一天他大表姐登門送來三條褲子，他抓起它們說頂多有兩條就夠了干嗎弄三條，他大表姐很是奇怪，說錢是我出的我給你多買一條你怎么還犯脾氣呢，他說這擺明了是浪費。

有一天他主動來到我辦公室，在我目瞪口呆之時泰然坐下，并用一只眼環顧四周，雖然他之前來過這里。我感到雙重的吃驚。那是一種純度很高、單純只是吃驚的吃驚。在它后面沒有涌現責備、擔心、同情、悲傷等心理表現，或者說這些心理表現其實涌現了，只是不過度，不至于在身上形成負擔。我一是吃驚于他幾乎像是順道走訪那樣隨隨便便就走到我面前。我的辦公室可是設在局大院深處。只有當他這么出現在我面前，我才知道他來了。在此之前，那些專為他個人以及像他這樣沒有預約的訪客設置的預警機制沒有任何反應。這說明我們原本以為牢不可破、能讓目標對象插翅難飛的監控網絡，以及被認為密不透風、連一根針都插不進來的保衛系統，早已變成了紙糊之物。應該說他想要離開看管早就離開了，他對此一定很明白。二是吃驚于他如今的模樣十分嚇人。我第一時間意識到他來到面前不是因為他和過去相同，而是有很大不同。首先，右眼的眼皮像是被強力膠水粘住，始終無法睜開。由于想睜開它，他的臉總是朝右上方微微傾斜。右眼睜不開，左眼也只能留一道小縫，露出一點發紅的眼球。鼻子因此顯得大，并且它也確實比以前大了，尤其是鼻尖，變成一個肉球。這個肉球讓整根鼻子朝左前方微微歪去。嘴巴大張，右邊的牙齒掉了好幾顆，豁開處像一個黑洞。蜥蜴般的舌頭在洞中怪異地游動。臉色病態蒼白，像焯過水的豬肉，泛著油膩。讓人不舒服的是，不少毛孔長著又短又硬的黑毛。頭發濃密蓬亂，比女人的還多，甚至比女巫的還多。原來是假發！有一次他嫌熱，把假發往上提了提，我因此看見屬于他自己的頭發沒剩多少了，可憐的頭皮粘著十幾縷可能也已掉落、汗濕的毛發。這一定是病得不輕，我猜想他之所以沒有離開本地，就是因為疾病發展過快，或者說他對疾病惡化到這個程度早有預料。

他開口說話，他這個人才到齊了。怎么說呢，當他出現在我面前，我反應到是他，他長著這樣一副模樣（雖然它變異了），這時在我心里，他是一個說話正常的人，和別人一樣說話。等他開口，我才猛地記起來：他其實是大舌頭。每次見他都是這樣，總是在他開口時想，咦，他是個大舌頭呢。按理說這不應該，因為我連他櫥柜里有多少只碗都記得，怎么就記不住他發聲的這一特點。可能是因為我從本質上對他沒有興趣。我們曾辦過一個案子，一個男人把一具臉上光光的尸體認成是自己妻子，而他妻子額頭上其實有一塊杯蓋大的胎記。（這位先生也可能是因為心急。坐在黑濂對面的我為了不喪失顯露才智的機會而補充道。對對對。黑濂說。）25號的舌頭就像短了一截，或者剛被燙傷，剛被銳器絞了一下，這使它要么在功能上要么在膽量上，無法跟上一同說話的嘴唇的動作。他說“牛奶”是“劉奶”，“悲傷”是“悲桑”，“村子”是“春幾”。這些發錯音的字好比是地鼠，總是從你預想的位置附近冒出頭來，怯生生地看向四周，然后趕緊溜下去。你休想打得中一個。

“我要沼（走）了。”他說。

“走哪兒去？”我問。

“我可能要屎（死）了。”他說。

我想問他什么時候死，又覺得這樣不地道。但我想這是我應履行的職責，因而關切地問：“大夫怎么說？”

“我不怎么看大夫。”他說。

“那還是得看看哪。”

“人總系要屎的，屎就屎唄。”

之后他給我講了一個故事，我想把它完完整整也是原汁原味地轉述給你，但你是知道的，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就好比用篩子盛滿水去某個地方，能留下來的一定不多。你只有親耳去聽，才知道他說了什么。

……

（節選自《百花洲》2024年第6期）

【阿乙，本名艾國柱， 1976年生于江西省瑞昌市，曾任職鄉村民警和報社體育編輯，出版有《鳥，看見我了》《灰故事》等四部小說集及長篇小說《下面，我該干些什么》《模范青年》《早上九點叫醒我》《未婚妻》。曾獲蒲松齡短篇小說獎等十余獎項。作品被翻譯為英、法、意、西等語種在十余國家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