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19年3月12日，《羊城晚報》發表香港作家陶然辭世前一個月寄來的紀念詩人卞之琳的文章《當年詩人二三事》，其中提及卞之琳1992年9月15日來信中抄錄的“八月二十七日寫了而沒有給你寄出的信”：

1980年香港一晤，匆匆已十有二年，老來事繁心煩，久疏致候，諒能見諒。年來大作時見，與盛年同登佳境，可喜可賀。《香港作家》經常收到，謝謝編委諸公垂注，今年版面擴大，面目一新，新任總編輯功不可沒。不巧，就在四月十五日這一期刊登的《京華文壇三老》寫我的首篇文字頗有失實處，不無小憾。作者是舊同事家的小青年，與我相知不深，似正熱衷中文寫作，下筆還不知輕重，文中諸多失實處，亦無非雞毛蒜皮，本擬不予置理，奈此文一再發表，已經起了一點混淆作用，因此我想還澄清幾點，以免令人誤會，甚至令不甚知情的異地朋友為我作不必要的擔心。考慮到用“更正”方式，清單訂誤，發表出來，于作者和刊物都有所不便，所以寫了一篇獨立性的隨筆式小文，作為例證，將《老》文訂正幾處……

卞之琳在“大致”抄錄了上信之后接著表示：

現在還是決定把文稿寄奉審閱，看可否就這樣發表一下，請提意見。試加題目，長了一點。你們如能代我擬一個妥帖一點的供我選用，就更感激不盡了。不急。照片徒費篇幅，我看不要，刊出的那張是多年蒼梧一行香港文友第一次來京，在聚會場合照的，顯得太年輕，也合不了今日的老朽文字。

 走筆至此，陶然先生評價說：“由此可見，卞老待人之誠，對當時小輩的真心客氣，讓我深深慚愧。”

當年無緣讀到卞先生信中談到的文稿，陶先生又是一筆帶過，因而很快就淡忘了此事。近日機緣巧合，一睹《香港作家》改版號二十六期（1992年11月15日，總第四十九期）上卞之琳先生的《事實也許更有點意思》（以下簡稱《事實》），一連讀了好幾遍，結果豈止是“有點意思”，而是收獲極大——此文正是上述卞先生提及的“寄奉”陶然“審閱”的文章，但未見收錄進卞先生身前、身后出版的所有著作！盡管無法得知刊出文章的題目，究竟是卞先生本人“試加題目，長了一點”的呢，還是“你們如能代我擬要給妥帖一點的供我選用，就更感激不盡了”的呢，有一點毋庸置疑，雖然卞先生自稱此文是“獨立性的隨筆小文”，實際上是寫給《香港作家》編者要求訂正文章失實內容的信函，如此這般，確實如陶然先生所言，是卞先生對“當時小輩的真心客氣”，當然也是對刊物的客氣。不過，卞先生對所謂作家紀實類文字中的“失實”變為“史實”的擔心，歷經三十之久，仍未過時，極富有先見之明，是研究卞先生生平史料乃至現當代作家傳記史料的重要文獻。雖然陶然先生也已于2019年3月9日去世，但祈望卞先生文章的手稿能被其后人妥善珍藏，有朝一日可以公開亮相。

《事實》一文的第一段，即卞之琳先生自稱的“海闊天空的泛論”，談及文人的回憶錄“最不可靠”，存在刻意拔高，存心貶抑等狀況。不過，文章并未從文人回憶錄的不可靠或夸張深入下去，而是牽扯出一篇寫他的小文章，“失實點隨處都是”，讓他難安緘默。此文就是發表在《香港作家》1992年改版號十八期（1992年4月15日，總第四十二期）上的《京華文壇三老》中描寫卞之琳的“首篇文字”，作者為一個小青年，是“朋友家的孩子”、 “和我并不相熟”，“有寫作才份的，只是目前顯然沒有抵擋得了時髦的不正趣味的誘惑”。

卞之琳先生在《事實》一文中指出：

就寫我的這篇文字而論，首先錯把我這個生活中并無光彩的平凡人物硬充舞臺上的顯眼角色，無意中訴諸扭曲、顛倒、“創造”、以假亂真的手法，文中寫到的是有些真實的，例如我在他索贈書上寫的兩行字和請他讀序的一句話，他借此發揮評論，也有點意思。我理解人家是“做”文章，倒是想抬舉我，殊不知我偏不配“做”戲，至少目前還進不了派給我的角色。文章中失實點隨處都是，雖然都是雞毛蒜皮，無關宏旨，但是在作為紀實的文章中繪聲繪影了，傳開去，傳下去，自會有好事的文史研究者坐享現成搜羅去，再七嘴八舌，重復三遍兩遍，也就成了鐵打的“史實”。

卞之琳先生自稱平凡人物，不愿作舞臺上的顯眼角色，自然是謙詞。他原本以為，失實“這種潰斑，是要經過些時日才會積久到洗刷不凈的，且不去計較也罷，既免得像太珍惜自己的渺小形象，也免得挫傷年輕人文藝習作的積極性”，但問題在于，《京城文壇三老》這篇文章，“一再發表”——此前已見于北京出版的雜志，卞先生曾就失實部分向作者“提過口頭抗議”，遺憾的是，作者略加修改后，又把文章投寄到了《香港作家》。對此，卞先生擺出事實，對“妙文”的“妙筆”作了回答：

現在他還是不忍割舍這篇“妙文”的多少“妙筆”。出言還不知輕重，不自知其為惡俗不堪的污蔑語中有一句算改了，否定了原來文中所橫加我的笑柄——緊接“大躍進”的“三年困難時期”撿別人扔掉的香煙頭過癮——說是誤聽了張冠李戴的謠傳（實際上我們文化界還沒有誰寒傖到這地步，招惹過這個謠傳，恐怕是作者謙讓了自己的發明權。)作者在文中還繼續讓我說口頭戒了煙卻還是沒有戒掉，還笑我一副窮兇極惡的樣子，一見別人拿出好煙來，就破戒大抽！我也不需他替我謙虛說平時只買便宜煙，我還不至于窮酸絕頂，“文化大革命”以前，我還和許多文化人一樣，同被劃入過并不相稱的“三名三高”的行列，也算戴過這頂歪帽子，并不光榮，倒也享受過一點實惠。就在這三年困難來臨的時候，我充分利用每月發給的兩張優惠券，去供應站買兩條當時算最貴的“大中華”，還借用鄰居同事一位不吸煙的大學問家的那兩張券去加買兩條。在以前以后，在海內海外，我一直不買煙則已，買起來還相當挑剔。如今我輩“臭老九”當然更無從攀比“個體戶”新貴了，幸而不少人如我，早已根本不理會香煙了。

卞先生羅列的事實，不必多做解釋。只是其中“三名三高”一詞，年輕一代可能比較隔膜。《當代中國流行語辭典》（吉林文史出版社 , 1982年8月版）的解釋是：“即名作家、名演員、名導演、高工資、高稿酬、高獎金。“文革”是由文藝界開始，而文藝界最早批的就是三名三高人物。如著名黃梅戲演員嚴鳳英就因系三名三高人物而被迫害致死。此詞主要流行于1966年至1968年。”這個詞語源起可能更早，大約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和卞之琳文中稱自己“文革”前被劃入“三名三高”行列吻合。

對《京華文壇三老》的失實之處，卞之琳先生提出，“我雖然不必去全面訂正，還是得澄清幾點，而這類事實本身大致比求趣虛構還更有意思一點”。

《事實》一文中對《京華文壇三老》中失實文字的訂正，除了上述所引文字外，還有文章弄錯了卞先生的住址“令人懷疑我搬了家”、以及戒煙未獲成功等多處，恕不一一引用，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來《事實》一文細讀。

拙文在收尾之前，尚有幾個關鍵之處還需要費點筆墨，這也是我十來年養成的史料癖和考據癖的習慣使然：卞先生給陶然先生的信及《事實》一文，無論提及失實的文章是“一再發表”“最初見于北京出版的雜志”，還是談及作者是“舊同事家的小青年”“朋友家的孩子”，均未點出具體名稱，這當然是卞先生的宅心仁厚和對晚輩的客氣。我本來也應該遵循卞先生的客氣，對此不予深究的，不過，因為有所發現，深感老人家的客氣是不應當作福氣的，因此，不揣鄙陋，只提供下面幾個事實供讀者去參考。

卞先生在給陶然去信之前，曾在1992年7月22日晚給廣東《華夏詩報》主編寫有一信，刊登在《華夏詩報》1992年第7期上，后轉載于《香港作家》改版號二十五期（1992年10月15日，總第四十八期），題目為《補趣》，內容同樣涉及上述失實文章。從信的內容推斷，應該是《華夏詩報》主編看到《香港作家》刊登的《京華文壇三老》一文后，想加以轉載而給卞之琳去信，結果，卞先生迅速回信“趕快建議你們不要轉載”。這封信透露失實文章初刊北京的雜志，名為《中華兒女》（雙月刊），作者為“龍冬”。卞先生在信中說：

龍冬這孩子當然是聰明、善良的，將來也可能是寫文章的能手。目前卻像多少沾染了時髦的低級趣味，為文愛耍花招，不夠認真。他最近在《香港作家》上發表的有關我的那段文宇，我早就在內地出版的繁簡兩種字體版的《中華兒女》這個刊物上見過。我了解他對是我（“對是我”疑似“對我是”之排版錯誤——海注）尊敬的，但是弄巧成拙，我曾當面向他抗議，指出過許多失實以至無中生有的捏造。后來好像在以后出的一期上改正了。現見《香港作家》第19期上，他只改了自以為最有趣、而不知道是最侮辱人的、不知從何處撿拾來的誹謗話，說我在“三年困難”期間，撿人家丟掉的煙蒂頭來吸。他承認是根據張冠李戴的傳聞，還有多處與事實不符或正相反的地方，說我住“史家胡同”，即是一例(這本來無關緊要，但己害得你們懷疑本來寫的正確的地址了)。

查詢《中華兒女》，1990年第3期“文化長廊”欄目上確有署名“龍冬”的文章《文壇三老》。繼續在網絡上搜尋，原來“龍冬”是熊耀冬的筆名（其父是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算是卞之琳的同事），1999年參加中國作家協會，曾在多家出版社任職，2017年辭去公職，迄今已出版著作多種。再回頭查看，《中華兒女》1990年第3期扉頁的編輯名單里，有“熊耀冬”的名字，當期刊物中也有數篇熊耀冬擔任“責任編輯”的文章。

《文壇三老》之“卞之琳先生”部分，卞先生文中提及的“原來文中所橫加我的笑柄”的文字，以“據說”開頭：

據說有人親眼見到他在三年困難時期，在一個汽車站彎腰撿起地上的一節煙屁股，我不敢相信這個傳說，也許是那人當時沒看清楚。可他是對香煙比較喜好的。

很抱歉，限于網絡等條件，我至今無緣看到《香港作家》刊載的《京華文壇三老》原文，不知道卞先生所言“惡俗不堪的污蔑語中有一句算改了”的具體情形。不過，偶爾瀏覽“豆瓣”，發現有署名“龍冬”的網民發布于2019年2月25日、寫于“1990年元旦”的舊作《卞之琳先生》（鏈接：https://www.douban.com/note/708159011/?_i=32978623aN1YHw），有這么一句話：

據說有人親眼見到他在三年困難時期撿煙屁股，后來才知道，這大概是一個張冠李戴的傳說。但他過去對香煙的喜好，卻是特別的。

這句話，大概就是經卞之琳先生抗議后再度發表的《京華文壇三老》中有關卞先生的相關部分所作修改的文字。既然已經知道“據說”的內容是張冠李戴的傳說，卻依然“不忍割舍這篇“妙文”中的“妙筆”，甚至在“張冠李戴”之前還要加上“大概”這個模糊不清的定語。豈不聞“道聽而途說，德之棄也”的古訓。難怪卞先生在《故事》中會無奈地指出“是作者謙讓了自己的發明權”“出言還不知輕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