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王瑤先生是“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奠基人，但其人生經驗的意義更要大于這個學科本身。《王瑤畫傳》（陳平原、袁一丹編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不僅回顧王瑤的治學成就，還試圖呈現他作為學人的完整形象，還原他所遭際的時代。盡管王瑤先生跌宕起伏的人生經歷，無法在《畫傳》的文字部分充分展開，但里面收錄的兩百多幅圖像，包括他不同人生階段的照片、手稿、著作、藏書等等，在言不盡意處撐開了歷史的褶皺，讓后來者有可能與大先生晤對，近距離地感受他的精神魅力。

《王瑤畫傳》（陳平原、袁一丹編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

《王瑤畫傳》此次披露的珍貴照片與圖像資料，原本散存于中國現代文學館、北京大學檔案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等機構，大部分是首次與讀者見面，里面隱含的歷史信息極為豐富。《莊子·天道篇》云：“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王瑤畫傳》旨在經由視而可見的學者風姿，抵達言不盡意的精神世界。

王瑤先生的藏書中有一冊劉邵《人物志》，1943年元月購于昆明，是他撰寫成名之作《中古文學史論》的重要參考書。宋人阮逸為《人物志》作序云：“人性為之原，而情者性之流也。性發于內，情導于外，而形色隨之”，我們可依據人物外露的形色“觀情索性，尋流照原”。《中古文學史論》論及魏晉玄學與清談之風，王先生援引《世說新語·賞譽篇》中的雋語，謂：“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學之所益未必淺，但《畫傳》的形式確實有“式瞻儀形”、“親承音旨”之效，讓有心人得以“察其所安，觀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

劉邵《人物志》（王瑤藏書）

《王瑤畫傳》及“魏晉風度與五四精神”文獻展與其說是歷史性的回顧，不如說意在營造與歷史協商或對抗的“記憶之場”。不同于訴諸文字的歷史，記憶黏附在具體的事物上，依附于空間、姿態、圖片和實物。雖然早已從師長輩的回憶文章中得知王瑤先生晚年與眾弟子“神聊”的風采，但當看到現代文學館保存的煙斗實物，看到攝影師鏡頭中王先生坐在自家沙發上時而開懷大笑，時而表情凝重，時而低頭沉思的面影。此前只能通過文字想象的師生從游之樂，一下子變得如此真切。魯迅在回憶章太炎先生的文章中說，先生講授的《說文解字》一句也不記得了，但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畫傳》的意義一方面在于用簡明的文字勾勒王瑤先生的生平事跡與學思歷程，另一方面是想向未受親炙的后輩學者及專業之外的普通讀者，直觀呈現先生的音容笑貌。

不同于常規的學術紀念，《畫傳》及文獻展為我們創造了和王瑤先生“晤對”的機會。圖像作為一種直觀的感性材料，更容易喚起對于他人之迫近的敏感。我們甚至能感覺到畫中人的呼吸，這種“擾人的迫近”拒絕被轉化為知識加以把握。迫近的面容中有無聲的交談和傾聽，其中包含著無法回避的直接性，需要凝視、觸摸來得到理解。迫近意味著“他人面容之超越性的擾人在場”，這種相遇發生在一個獨特的個體與另一個獨特個體之間。借用列維納斯（Levinas）的話說，“迫近的詩意”意味著所有被當作對象或工具的物料，在“面容”的光照下散發出溫情，向“我”迫近，縈繞著“我”：

那觸摸過物件的手，那被一些人走過的地方，那些他們抓過的東西，那些碎片所組成過場景，抑揚頓挫的聲音以及在其中被編織的語詞，語言中那些總是能被感覺的符號，那些筆跡，廢墟，遺物……正是由于感到了它們源于某個絕對他者，某些冰冷的、礦物質般的接觸才沒有由于被剝奪了這些溫暖的感覺而凝固為一些信息。（轉引自劉文瑾《列維納斯與“書”的問題：他人的面容與“歌中之歌”》）

“面容”這種隱而顯的表達方式，在文字與思想之外，打開了另一條進入個體生命史的幽徑。“面容”是無須媒介的人生之書，其上鐫刻著一個人的往昔，預示著他的未來，還可以讀出大寫的歷史留下的隱晦的蹤跡。在其目光的逼視下，與之晤對的“我”會不自覺地卷入對他人在責任上無法清還的負債之中，這種精神的負債越想償還愈發覺得沉重。

迫近的面容

《畫傳》的封面用圖并非王瑤先生常見的經典照。這張照片拍攝于1986年3月王先生受邀到澳門訪學時。此時的王先生已是滿頭銀發，口銜煙斗，身穿棕黃色的翻領風衣，在黑沙灘上踽踽獨行，神情若有所思。王先生身后，是陰沉的、灰色的海，連著同樣陰沉的、灰色的天。海浪迂緩，呈退潮之勢，露出棕黑色的沙灘。王先生佇立于一片泥濘的沙地上，沒有朝向大海，也沒有看向攝影者。他神情冷峻，眉頭微皺，似陷入孤獨的沉思中。不妨借用魯迅的無題詩——“心事浩茫連廣宇，于無聲處聽驚雷”來形容封面想要傳達的意境。選擇這張照片不僅是為了產生陌生化的效果，更想被讀作一個隱喻，一段包含省略號的、有待被書寫的“心史”，希望可以把讀者引入先生深邃的精神世界，從看似平靜的海面上想象他所經歷的時代風浪。

1986年王瑤赴澳門講學，攝于黑沙灘

協助陳平原老師編撰《王瑤畫傳》是我去年12月正式入職北京大學現代中國人文研究所后全身心投入的第一項工作。王瑤先生的經典著作大都精讀過，但對他的生平經歷只有一個模糊的了解。王瑤先生的文集、全集均已出版，九十年代以來也有多種紀念集面世，然而他的生平檔案尤其是影像資料并沒有做過系統的搜集整理。在辦理入職手續的當天，我便請北大中文系開具了三封介紹信，抱著試試看的心態，計劃赴中國現代文學館、清華大學檔案館、北京大學檔案館查閱王先生可能留存的相關檔案。

沒想到初戰告捷，在付丹寧的幫助下，首先在現代文學館發現了王先生家屬捐贈的大量照片和重要論文手稿，對《畫傳》的圖片來源有了一定的把握。保存于現代文學館的這批照片、手稿已經數位化，但沒有準確的文字著錄，需要到館一探究竟。12月5日我首次到文學館查檔，在館內的電腦系統里看到王先生的大量照片，大部分是1980年代王先生赴各地開會、講學的留影，比較珍貴的是他早年的老照片，包括各個人生階段的標準照、生活照。當這些未經整理的照片紛至沓來時，我忽然覺得“王瑤”這個名字變得陌生起來。從這些照片中，我看到的不只是作為學者的王瑤，而是從他生活世界中散落的各種碎片。我一邊瀏覽這些照片，一邊根據自己的判斷對其重新命名，把可能用到《畫傳》中的照片檔案號抄錄下來。當時印象最深的是1982年王瑤先生回故鄉平遙拍攝的一組照片，尤為生動的一張是他啣著煙斗在道備村故居村東頭出生地打棗。

《王瑤畫傳》中我負責撰寫第一章“從鄉村中掙扎出來（1914-1934）”及第二章“清華園中的‘小胡風’（1934-1937）”，這兩個階段恰是學者王瑤的坯胎期。借用趙儷生的說法，人總有還是個“坯子”的時候，等一掛釉上彩，就覆蓋了他的質地和本色。王瑤二十歲以前的活動范圍基本在山西境內，此地重商的傳統對他的家庭生活不無影響。在他對早年經歷的回顧中，更看重父子關系對個人性情的塑造。王瑤并非出身書香世家，他的父親只是一介小民，沒有任何社會資源，也沒有特殊關系的援引，全憑自己摸索，從極端貧困中掙扎出來，讓家人過上小康生活。在王瑤看來，他的父親自尊、要強，肯吃苦，懂得找尋社會關系中的間隙，由此闖出自己的一條路。這種掙扎向上的精神，是父親給他最大的精神財富。由此可以理解王瑤對個人學術天賦的高度自信，以及在政治風浪中表現出的頑強的生命意志。正如錢理群所說，學術對王瑤而言，首先是一種自我生命的掙扎，并且是對自我能力的確認。

為撰寫《畫傳》第二章，我系統閱讀了王瑤先生在《清華周刊》上發表的時事評論和文藝批評，想從他早期的批評實踐中找到學者王瑤和以左翼理論家自居的青年王瑤之間的內在關聯。我好奇的是王瑤在清華園讀書期間汲取的左翼思想資源如何影響其日后的治學路徑。王瑤先生被人稱道的現實感，或源于他為《清華周刊》撰寫大量時評的過程中形成的政治判斷力。要養成這種政治判斷力，需長期浸泡在言論場中，與各種紛雜的信息保持直接的、感官的接觸，方能從支離破碎、轉瞬即逝的信息中分辨出真正的要害——一種獨特的事態或氛圍，特定的人物、事件和危險，在特定歷史時刻起主導作用的希望和恐懼，從而預見時局的拐點。有現實感的人好像長了特殊的觸角，這些觸角幫他們從紛紜萬端的信息之流中提取出關鍵的政治信號，或傳遞社會情況的輪廓與結構。

我在現代文學館調閱王先生的老照片時，會特別留意鏡頭中那些不經意的日常生活瞬間。有兩張讀報的照片特別引起我的注意，從周遭背景看肯定拍攝于不同時期，一張在中關園寓所，一張在鏡春園寓所，但王先生讀報的姿態幾乎沒有任何變化：把身體完全陷于沙發中，頭枕在沙發背上微微上仰，一手持煙斗，一手拿報紙，神情嚴肅，目光牢牢地釘在報紙上，似乎周圍一切都不存在。不變的身體姿態說明讀報已經成為王瑤先生日常生活中不可動搖的固定儀式。

王瑤先生讀報，攝于北大中關園寓所

王瑤先生讀報，幾乎不變的姿態

這種解讀時事的習慣伴隨王瑤一生，讓他和現實政治結下不解之緣，給他帶來了“豐富，和豐富的痛苦”，以至于他臨終前給家人寫下了這樣一句話：“我苦于太清醒，分析了許多問題，自以為很深刻，但不必說，不如癡呆為好！”正如王得后所言，王瑤先生是現實感極強的人，對自己的地位與活力與處境清醒到近乎嚴酷的人。王先生身上的這種現實感，深刻影響了“中國現代文學”這門學科的品質與命運。重審王瑤早期的批評實踐，意在激活現代文學學科的現實感與回應時代命題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