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魯迅是中國近代史上的文化巨人，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這個評價突出了魯迅的革命性，強調他與封建傳統的決裂和對新文化的開拓。社會大眾熟悉他的小說、散文等現代文學創作和翻譯作品，這些成就側重于與傳統相對的現代性。然而，魯迅之所以取得如此豐碩的文化成果，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其對傳統文化所下的“暗功夫”上。正如海面上的冰山，露出的部分是魯迅對現代文明的追求和創造，水下的部分則是他對傳統文化的厚重積淀和深刻反思。

魯迅研究專家孫郁撰寫的《魯迅與國學》，集中探討了魯迅與中國古代文化遺產的關系，從傳統文化切入魯迅思想，別開生面。談及此書的寫作，作者說是緣起于20年前一次關于魯迅的訪談，主題便是“魯迅與國學”。那次訪談讓他注意到學界大多關注魯迅的現代文學創作和翻譯，而少涉及魯迅的傳統文化底蘊。自此，他留意搜集相關資料，系統梳理魯迅與傳統文化的關系，研究成果便是《魯迅與國學》一書。該書涉及魯迅對儒、道、佛三家思想的批判轉化，對戲曲、野史、魏晉文學、古代小說的研究評價，并圍繞“國故”與章太炎、“學衡”派的糾葛，展示了魯迅知識結構中隱蔽的一面。

魯迅的文筆犀利、思想敏銳，如鋒利的匕首閃著耀眼的白光，背面襯托這白光的底色卻大半來自中國傳統文化的滋養。魯迅對傳統文化的浸潤與汲取，遠不同于傳統士大夫的沉迷與陶醉，而是在新舊時代轉換的背景下，以全新視野反思中華古老文明的時代價值。此書首章“從新知到國故”，探討了魯迅“由舊學而得以染習新知，后由新知而反觀國故”的學思歷程。魯迅早年閱讀大量翻譯作品，特別是嚴復所譯赫胥黎《天演論》、亞當·斯密《原富》，大大開闊眼界，而留學日本更讓他了解到古印度、古希臘與古希伯來文明，使其得以從文明比較和演進的角度，思考中華文明在世界的獨特地位以及與各文明相比的異同。

魯迅對傳統文化資源的汲取大抵是站在反正統的立場上。書中討論魯迅“非儒與非孔的理由”，指出魯迅從日常生活經驗，特別是童年記憶出發，認為封建社會的儒家教育配合封建統治，戕害了好奇心和想象力，遏制了文明的活力。因此，魯迅轉求于與正統有別的“小傳統”或民間資源，如拋棄儒家經學一統的權威，而去尋找莊子個性意識的萌動（“對莊子的另類敘述”章）；有意回避漢賦、唐宋詩文等文學典范，轉而考察魏晉時期離經叛道者的文風（“魏晉文脈之考察”章），還為歷來被視為“小道”的小說著史立傳（“《中國小說史略》的微言大義”章）；批判“臺閣化”舊戲，看重民間劇種中的野趣與活力（“批判舊戲的幾種理由”章）。魯迅以其極強的現實感和思想穿透力挖掘出了傳統文化中的豐富面向。

《魯迅與國學》不僅從思想角度探究魯迅與傳統文化的關系，還特別注意到魯迅從審美角度開拓國故的現代價值。如對金石學與考古學的興趣，潤澤了魯迅的藝術品位，他喜愛秦漢瓦當、畫像石、碑刻等，其書法風格無疑受到這些古物影響，而對秦漢藝術的重視，又反映出他力求超越近世文明的軟弱和狹窄，重回元氣淋漓的上古的雄心。又如魯迅對佛教、莊子、魏晉文章的欣賞，很大程度上是要尋求固化的文人趣味之外的生命力。面對殘酷現實和人生重壓時，這種審美趣味也給予魯迅莫大的精神慰藉和力量。

《魯迅與國學》以魯迅晚年對墨子的關注作結，點出他欣賞的是墨子的苦行之思、民本意識，同時還有墨子忘我的犧牲意識，這是魯迅從古人世界發現到的可為今人所用的思想資源。而墨子的形象也正契合魯迅的自我想象——“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魯迅與國學》為我們展現的，是一個處在傳統與現代、過去與未來之間，置身于時代的斑駁光影下，立體又厚重的“文化魯迅”。

（作者單位：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機關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