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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蒼生大醫》的作品開篇寫道，“與人類糾纏三千余年的麻風病，遇到了57歲的李桓英。”這是一句文學化的表達，它所要帶出的是本書的主人公李桓英此生最重要的成就——她在57歲——一般人已經或準備退休的年紀，選擇迎難而上去攻克已經困擾了人類3000余年的麻風病，于是有了這位“最美奮斗者”“時代楷模”非凡的后半生，盡管她的前半生也已足夠精彩。

2022年6月，34歲的李琭璐終于在友誼醫院的病房里見到了101歲的李桓英，此時，距離后者離世不足半年。寫作者需要攻克他的書寫對象，對于傳記紀實作品，“攻克”指的是接近、熟悉、理解傳主并在文字中再現其形象，使人物的精神生命憑借文字得以延續，甚至永存。所以，這次會面無疑是珍貴且重要的，李琭璐與她的書寫對象有了近距離的親密接觸，一些從案頭材料中獲知的信息有了真切的實感。當然，這還遠遠不夠，對于年輕的李琭璐而言，李桓英的人生是一本深奧的大書，想要讀懂并非易事，非醫學專業出身的她需要同時跨越專業的壁壘和時空的距離——兩人的年齡代際差距甚至超過了三代。

李琭璐是帶著疑問走近李桓英的世界的——她為何放棄了待遇優渥的世界衛生組織專家的工作，毅然辭別了定居美國的家人而選擇回到中國？她是如何走上麻風病防治這條艱難之路，又如何在這一領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的？她為何在90多歲高齡遞交入黨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生活中的李桓英是什么樣女性，她為何終身未婚……李琭璐恪守紀實作品的寫作倫理，行文中沒有主觀臆斷或揣測，也放棄了所謂“合理的想象”，她嚴格憑借扎實的案頭工作和大量采訪，通過個人的理解，深入把握書寫對象——有豐功偉業，也有日常工作；有重大人生與事業選擇，也有做出選擇后日復一日的努力與堅持；有可寫入人物年表的大事記，也有從采訪中捕捉到的蛛絲馬跡。通過這些，她試圖為疑問找到答案，也引導讀者去閱讀李桓英的人生答卷。

如書名所示，李桓英無愧“蒼生大醫”之名，在我讀來，本書至少從三個方面把握住了這位“大醫”之大。

其一，懷救苦之心，醫術精湛，醫德崇高。20世紀50年代，醫療衛生條件相對落后，李桓英回國后便參與到當時尚屬起步階段的麻風病防治研究組，并且不惜以身犯險，在自己身上進行抗原效果試驗。20世紀80年代初，她到麻風病較為嚴重的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勐臘縣，創造了用兩年時間治愈麻風病的醫療先例。由此，她把云南作為自己長期工作的重點，通過逐個調查和仔細診斷，進行藥物試驗和快速治療，助力云南消滅麻風病的工作。有兩個細節令人印象深刻，一是她與麻風病人的“親密接觸”。李桓英不穿防護設備進入麻風病村，走進麻風病人家中，與他們握手，甚至擁抱。在檢查中，李桓英會把病人的鞋子脫下來，幫他們看腳，還仔細檢查鞋子里是否有異物。有一次，她甚至鼓勵考察工作的官員也摸摸患者的鞋子，與患者握手。她的親身示范是為了破除社會對麻風病人的恐懼，因為麻風病人的痛苦最主要不在于疾病，而是社會的偏見。因此，李桓英不僅要醫治病人身上的疾病，而且要醫治他們精神上的創傷，讓他們重新感受人間的溫暖，并且創造條件讓他們能自食其力，重新回歸社會。二是麻風村往往山高路險，李桓英卻不顧危險和辛苦，常年跋涉在救死扶傷的路途，直至高齡仍未停歇。為了掌握第一手資料，李桓英直接把實驗室搬到了麻風村里。在崇山峻嶺中穿梭，她經歷了雙側鎖骨斷裂、四根肋條骨折、多次翻車翻船，近70歲時遭遇嚴重車禍，她卻開玩笑說：“按我坐車的概率，也該翻了。”這句玩笑背后是李桓英一心為了患者而不顧自身安危的大醫之德、大愛情懷，是把科研論文寫在中國大地上的科學實踐精神。

其二，大時代中的愛國主義情懷。李桓英百年傳奇人生跨越了特殊的歷史時期，即從舊中國到新中國、從近現代到當代的歷史變遷，中華民族從積貧積弱、落后挨打到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這一過程中，涌現出了無數能人志士，他們前赴后繼，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接續奮斗，犧牲奉獻。李桓英是他們之中的一員，是愛國知識分子的杰出代表。“遇到這個時代，也是李桓英的幸運。”在《蒼生大醫》書中，作者始終將人物置于她所處的時代中，將其作為一位大時代中的典型人物來塑造。比如作者并不是一般性地介紹李桓英的家庭出身，而是特別寫了其祖父山西名宿李慶芳的事跡。李慶芳生前經常給李桓英講起中國近代屈辱的歷史，將一顆愛國的種子埋在她幼小的心中。1940年，李慶芳被日寇擄走軟禁40余天而病逝，至死不屈。這國仇家恨與祖父堅貞的民族氣節、高尚的愛國情懷一同深深刻印在李桓英心中。后來，她受錢學森的感召回國，也銘記著祖父的教誨，背后是受同一種愛國心的驅使，“我深深地感到，百廢待興的新中國需要我。”她回國后參與了消滅性病、消滅頭癬、防治麻風病等工作，其“做萬人醫”的志向與新中國曾經落后的公共衛生狀況和人民醫療水平具有很大的相關性。“俠之大者，為國為民。”同樣的，醫之大者，為國為民。李桓英將自己全情投入一份為國為民的偉大事業，至死不渝。

其三，一個偉大的女性。新時期的報告文學，為了糾正一度書寫英模人物的“高大全”“完美”化之弊，開始注意寫人物在非凡中的平凡，在美好之外的缺憾，以使人物更加真實可信。但這一寫作趨向習以為常，走向極端，也容易把“大人物”寫“小”了，把人物的境界寫低了。為讓讀者了解到一個較為全面的、血肉豐滿的李桓英，《蒼生大醫》一書在細節上下功夫，如寫李桓英休息時喜歡關在家里聽音樂唱片，習慣自己到小區超市買水果，每天吃一只蘋果；寫工作中的李桓英性子急，容易發脾氣，對身邊的人要求嚴厲，讓同事特別是年輕人有些心里發怵；在生活中李桓英也有體貼的一面，很喜歡小孩子……這些細節旨在挖掘李桓英作為“常人”的一面。但可喜的是，作者最終仍將李桓英呈現、塑造為一個非凡的女性——她獨立自強，絕不依賴他人；她事業心強，慣于主動出擊，她對工作有如火的熱情，感染和帶動著身邊的人；她直言快語、特立獨行，即使在特殊年代，也沒有絲毫的偽飾。她是有著遠大抱負和強大生命力的現代知識女性，她身上那些不同常人的行為、性情、選擇，皆圍繞著她對科學、真理、理想的執著追求，并且最終成就了一位偉大的女醫學家的精彩人生。我想在李琭璐的傾情書寫中，也有著同為女性的她對現代知識女性價值追求的理解與認同。

（作者系《光明日報》高級編輯）